文化|乒乓世界冠军的知青岁月

稿源: | 作者: 金大陆 吴四海 日期: 2020-08-11

“我是上海知青张德英,1966年曾荣获全国少年冠军。看了你们在31届世乒赛的电影,我很激动和难过,只能说我想打球”

口述 张德英 采写 金大陆 吴四海 编辑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在当代中国,没有其他体育运动能像乒乓那样,承载着如此多珍贵的历史记忆。这些历史常读常新,如“乒乓外交”在今天来看就有着更为丰富的意义。被徐寅生称为“乒乓球世界冠军摇篮”的上海,从1953年第20至2018年第54届世乒赛,为国家队贡献了近三分之一的主力队员。上海通志馆与中国乒乓球学院合作,为21位老中青上海乒乓名将做了口述史,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的相互印证,是这些故事的一个母题。

 

本文节选的是“知青冠军”张德英的故事。1953年生的张德英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上海知青,1974年代表黑龙江省女队夺得全国锦标赛团体冠军,并入选国家队。她是第34、35、36届世乒赛女子团体冠军主力队员,两获女双世界冠军,曾任上海乒乓球队教练,后创办张德英乒乓球培训中心。文中,张德英回顾了自己的乒乓与知青经历交集的岁月,以及其拼搏的一生如何体现她所理解的“精神与命运”的关系。

 

知青记忆

 

第26届世乒赛在北京举行的时候,我正在静安区常德路小学读书。那时学校的球台不太好,但我打球的劲头很足,一放学就去打,有时回家后还到附近小菜场的板台上打;平时则喜欢看别人打球,小学老师也指点一下,总的来说是自然学的。

 

1964年,上海市少体校招生,记得是在黄浦体育馆测试选拔的,我穿的是塑料鞋,水泥地很滑,我索性就脱了鞋子,赤脚上场了。也许招考的老师看我有股劲,打球的灵敏性也不错,就选了我。进队以后是池惠芳教练带我的,因为进行了正规训练,进步很快,成绩也蛮好。这时中国乒乓球队为国争光的事迹已为万众景仰和追捧。我就把庄则栋、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林慧卿、郑敏之、李赫男等世界冠军的照片挂在床前激励自己。我是典型的左推右攻正胶打法。1966年我14岁,池指导带队到北京参加全国少年比赛,我和徐剑琴、邵培珍组成的混合组拿了全国团体冠军。周总理给我们颁发奖状,我们真是又激动又高兴。

 

正当我打球技术上升时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市少体校也停止了训练,乒乓馆的大门关闭了,没有球打了,我很伤心。但我确实喜欢打球,就约了队友王家麟,从窗户里爬进去,那时人比较瘦小。而且我们还随身带着电灯泡的,因为球馆里面的灯泡都被卸掉了。打完后我们再从窗户翻出来。那时,我和王嘉林还骑着一辆自行车,要么他带我,要么我带他,到处约人“打野球”。记得我们曾去上海音乐学院打过一次比赛。

 

不久,“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我见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招人,还说有打乒乓球的地方,而且兵团还有工资,我便决定去了。市少体校有三十几个人报了名,乒乓球队的只有我去了黑龙江兵团,还有一个人去了江西。那天,同学帮忙弄了辆黄鱼车,把我在市少体校宿舍的行李运回家中,我还从车上摔了下来。走的时候很多人都到火车站送行,我们一帮十几岁的孩子,听着高音喇叭里 “到农村去,到边疆区去”的歌曲,踏上了赴北大荒的征途。

 

整整坐了三天的火车,我们到了兵团所在地,举目望去,没有房子,只有几顶帐篷,带队的说今天晚上行李都堆在外面,人在帐篷里休息。但没办法躺下,大家就是背靠背地凑合着睡。第二天,因为人多不够住,又搭了些帐篷,包括厨房、厕所等。我们去的时候是4月份,冰雪刚刚开始融化。第一份工作是装卸工,就是到火车站去装卸煤、木头、面粉等。工作时间不固定,有时火车是晚上来的,哨子一响,我们就集合上工。那时也没什么机械化的工具,主要靠双手搬上卸下。50斤一袋的面粉还算好的,最难搞的是煤炭,我们先要用铁锹铲到筐子里,再抬到堆场去。水也不够,每天除了刷牙一杯水外,洗脸是用冰融化的水,含有不少泥沙,毛巾、被沿都是黑乎乎的。更难受的有虱子,搞得全身发痒。冰天雪地里,只能吃馒头,菜就是大白菜加个汤。上个厕所,屁股会被冻僵。

 

记得第一次收到上海来信,晚饭后,大家纷纷上铺打开手电,看自己的家书。不知谁看着看着“妈啊,妈啊”地哭了起来,紧接着又一个哭了起来,十多岁的姑娘哪经得起这种情绪的渲染,全屋的人哭得像个大合唱。后来连长找到我,责怪我带头哭,我是不承认的,因为确实不是我带的头。

 

要说打球,睡的都是帐篷,通铺之间的通道非常窄,连吃饭的台子都没有,怎么可能打球呢?后来逐渐好些了,砖头房子造起来了。就这么过了大半年,我爸爸生病了,我挺着急的,总觉得在这里待不下去,就想走人。我请了假,背着两个旅行袋打算回上海。巧的是同车来的一个上海小姑娘,她妈妈也生病了,我们二人就一同上路了。我们先乘车到哈尔滨,再乘车到大连,那时知青基本上都不买票,我也如此,遇到查票的就躲到厕所,把门插上,或是开始查票时,车正好进站了,我就从一扇门下车,再从他们身后的门上来,跟查票的人兜起了圈子。哈尔滨是大站,查得严,我就在前面的一个小站下车。同行的小姑娘是小业主出身,比较怕事,到了哈尔滨就不敢再走了。我反正一门心思要走的,在大连买了张9块钱五等舱的船票回到了上海。

 

此时父亲已经去世了,我又不想再回去。听说崇明有农场,我就过去打听,但因自己的关系已转到外地,人家怎么能收呢?实在没办法,只得硬着头皮又回到了连队。这下好了,兵团战士“临阵脱逃”,连队两百多人开会批斗我,逼我做检查。我只得照当时的政治口径说犯错误的原因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扎根边疆的意志不坚定”等,最后落了个警告处分。后来连长叫我在下大田和烧炉子两个活中二选一,我选了后者,即一个人负责烧七个炉子,没想到这一烧就是一年。烧炉子就是用两个箩筐一根扁担铲煤挑煤,再加上铲煤灰清炉子,周而复始。夏天不烧炉子,就到食堂扛面粉袋,和面做饭,我包饺子的手艺还是不错的。

 

我想打球,我要打进国家队

 

第31届世乒赛在名古屋举行,师部放露天电影,我拿着小板凳,坐在冰天雪地里看完了这部纪录片。在电影里,我看到了徐寅生、李富荣等上海籍运动员,我是边看边流泪。回到照相馆的小木屋,我点亮蜡烛,拿出从上海带到黑龙江的乒乓球板。或许是感到前途渺茫,或许是出于对乒乓球的情结,我倚在窗前,情不自禁地放声大哭。之后我鼓足勇气,拿出信纸,含着热泪给徐寅生写了一封信。现在我还记得信的大意是:

 

尊敬的徐指导:

 

我是上海知青张德英,现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66年曾荣获全国少年冠军。看了你们在31届世乒赛的电影,我很激动和难过,只能说我想打球。希望您能在百忙之中关注我一下。

 

信是发出去了,但没回音。后来徐主任说他没收到,收到的话肯定是要回的。第31届世乒赛后,各项体育活动都开始逐步恢复起来,我们师部与当地县里搞了乒乓球比赛,我也报了名。当时拍的照片我还保留着,木制的乒乓台凹凸不平,尽管条件不好,但气氛非常热烈。最后我与黄浦区原少体校的一名队员决冠亚军,我获得兵团的女子第一名。男子第一名是打削球的王昉,他后来也进入黑龙江队当陪练。现场的观众起哄说让男冠军与女冠军打一场,我还赢了他。

 

给国家队徐寅生的信没有回音,我就又给省队写了封信,先自我介绍是上海知青,现在在建设兵团一师,原来得过全国女子少年比赛团体冠军。省里接到我的信后就来联系了。因妈妈生病要回家一趟,我就顺道去了哈尔滨,跑到省队的训练馆。记得我是穿着北方的那种大皮靴进去的,而且当场试打了,省队教练一看不错,就决定要我,让我回去等消息。其实,此刻心里蛮慌的,因为有过想回上海农场的“前科”。兵团是属于沈阳军区管的,当时沈阳部队也有球队,但不是十分专业,当知道省队要调我后,是否会放我走呢?

 

调令下来了,果然师里不放我。但我铁了心要去省队打球,于是那晚我敲响了师长家的门,师长不在家,我就跪求他的爱人让她说服师长放我走,说我不想去当兵,只想到省里打球。师长老婆看我如此渴求,心软了,当着我的面给师长打了电话。第二天,我整理好行李,师长叫了部车,我拿了自己的档案材料,跟谁都没打招呼,只是和师长道了谢,就钻进了吉普车,车子飞也似的开走了。

 

我到了哈尔滨,进了黑龙江省队。我非常感谢看中我的那位教练,进队后他对我说,那天你穿着翻毛大皮靴,都能把我们省队的队员打败,我没有理由不要你。这样,经历了六七年的波折后,我重新开始了乒乓球的正规训练。

 

尽管我的岁数大了一点,但不久我就得了全省的冠军,接着代表黑龙江省赴京参加1972年的全国五项球类运动会,我赢了梁丽珍,进入前八名,获得单打第三名,前八名里就我一个是来自省队的。梁丽珍对别人说,这个黑龙江人,东打一个,西划一个,不知往哪里打,像个土八路。有人跟梁丽珍说,她是上海人,是上海知青。我的目标不只是在省队拿一份工资打打球,我是立志要进国家队的。目标一旦确定了,我真是万般珍惜现在的机会,训练非常自觉,绝对刻苦。我练出的正手高抛发球,至今没人超过我。早上跟篮球队一起跑步,人家跑得多快啊,但我内心里响着的声音就是“我要进国家队,我要进国家队”,信念的力量支撑着硬是不落下。黑龙江冰天雪地,一路跑下来口罩、眉毛都是白糊糊的冰碴。我还在小腿绑着沙袋做蛙跳,让自己的步法更轻灵。人家礼拜天休息,我加班打球,而且还专找男队员练。有一段时间,我的推挡不太好,此时韩玉珍主动提出帮我练,我当然求之不得,推挡是她的强项啊。谁知她凌晨四五点钟就来敲我的门,那就练吧,反正我是拼了,满脑子就是尽快提高球技,早日进国家队。这一拼就是三年。

 

“借调生”

 

1974年,我们黑龙江队在南宁得了全国冠军,我是一路横扫对手,这在黑龙江乒乓运动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后来我还到男队训练,其中有一位教练是孔令辉的父亲。我想,这下可以进国家队了吧?但好久也没有什么信息。打听后得知对我进国家队是有些争议的,主要认为我的年龄有些大了。我心想自己已经拼到这个程度,因年龄问题这个客观存在的情况进不了国家队,又不是因为主观不努力、技术水平差。这个打击是很严重的,我还有什么前途呢?你们不要我,那我就不打了!甚至做了退役的打算,因为通向最高台阶的门被一个我无法改变的原因卡住了。真没想到,此时省体委和教练找我谈话了,说是刚刚接到国家队的借调函,借我去欧洲参加斯堪的纳维亚锦标赛。我一听,霍地站起身说:机会来了!

 

1975年10月,就在出国比赛前的一两周,国家队组织集训了。人家借调是轻装简出,我索性把行李统统搬进了国家队。我想,要是成绩不过硬,国家队不要我,我就直接回老家上海,何谈再回省队呢!一同去的辽宁队的隋建莹、李明、刘新艳都是国家队队员,已经在国家队好多年了。当时国家队分一队和二队,我在二队集训。去欧洲比赛的第一站在南斯拉夫,因出国了上街穿的是高跟鞋,像我这种常年穿运动鞋的人怎么能适应呢?结果在过马路时,被路上的石头绊了一下,脚当场肿了起来,痛得直冒冷汗,鞋子也穿不进去,严重到只得去医院诊治。第二天的比赛怎么办?我深知自己已没有退路了,此时也容不得多想,我全然不顾,坚持上场,咬着牙拼尽全力把比赛打完,并且一场没输。下场后,我的嘴唇都咬出了血,腿上乌青。和我一起出访的队友隋建莹说,张德英,我算服你了!我发自内心地说,我和你们不一样啊!我打不好就要回北京拿包走人啦。此后,在斯堪的纳维亚比赛中,总共28场球,我又是全胜。大概是因为成绩显著和精神向上吧,我正式进了国家队。

 

精神与命运

 

1976年,我作为国家队队员准备参加在朝鲜举行的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命运就是这么捉弄人。出发前,我骑车去北京火车站送焦志敏的姐姐回黑龙江,因下雪天路上结冰,在崇文门附近车子打滑,我被摔了下来,只能推着自行车到医院治疗。结果关节严重扭伤,韧带也坏了,手臂肿得衣服都穿不了。近期不好练球了,急也没用,我就在房间内拿板颠球。

 

我从市少体校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之前摔了一跤,打斯堪的纳维亚赛前摔了一跤,现在打亚洲锦标赛前又摔了一跤。但每次摔跤,我都没有“摔倒”,好像摔掉了坏的东西,留下的就是好的事情,反而更加向前了。人往往就靠着一股精神,这才真正叫苦尽甘来。尽管两个礼拜没上台练球,我在正式赛场上仍旧一场没输。如果说参加瑞典斯堪的纳维亚的比赛,是通过欧洲对手关,那么这次就是通过亚洲比赛关。欧亚的考验都合格了,我终于成为国家乒乓球队的主力队员。

 

1977年,我正式进入国家队团体赛的阵容,参加了在英国伯明翰举办的第34届世乒赛。在团体赛的关键场次中,我出战朝鲜队、日本队、韩国队,共打了4盘单打、3盘双打,皆以2∶0获胜,这在我的乒乓人生中是很重要的一章。颁奖仪式上,我激动得落泪了,内心非常感慨:“文革”三年,兵团三年,在省队又是三年,人生有几个九年啊!我脑海里像过电影般,闪过一连串自己在装卸、在筑路、在烧炉子的镜头,现在终于站在了世界冠军的领奖台上。

 

1975年,第33届世乒赛后,全国搞起了 “反击右倾翻案风”,乒乓队也整天开会、写大字报等。记得国家队还一度被下放到北京光华木材厂。你还别说,打球不累,倒是开会坐着屁股疼。所以通知我去开会,我就尽量敷衍,我知道进国家队不易,就是一门心思练球。训练之余,最好的休息方法就是看书。在国家队中,我是看书比较多的,尤其喜欢看历史人物传记方面的读物,如《拿破仑传》《第三帝国的兴亡》《武则天》等。晚上10点熄灯以后睡不着,就拿着手电筒看,从中提炼和领悟为我所需的思想层面的东西,以及精神与命运的关系。不是说我进国家队时岁数算大了吗?如何站住脚、如何获得世界冠军,一方面是靠刻苦训练,另一方面就是想从书中汲取知识的力量。我总觉得,人是要有股精神来支撑的,只有如此,你才会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才会时刻保持旺盛的斗志。

 

我在国家队从1975年到1981年一共待了七年,打了三届世锦赛,退役时28岁。

 

退役前,我世界排名第一,起初队里还想叫我打双打,但我毕竟已28岁了。1981年底,全国比赛在河北石家庄开战,国家队队员全部回省参赛,最后是黑龙江队与上海队争冠亚军。我跟队里说了,与上海队交手,我不上场。但教练非要我上,焦志敏是我带出来的,此时也 “拎不清”地劝我上。结果我还是让掉了,对此焦志敏一个劲地哭,其他人也怨三怨四的。我说,可以了,黑龙江队冠军拿过了,第三名也拿过了,这次拿个第二名,就全了。我说不要上,你们都不听,怎么办呢?她们不响了。赛后我就调回上海了,领队责怪我不早说。可这事怎么能早说呢?能干自己老本行我就心满意足了。这样,我就在上海队任教练,带一批小选手。人的一生总是曲曲折折,就是要在锲而不舍的努力中,实现自己每一阶段的人生规划。说实在的,我当初对自己的人生规划就是“三部曲”:第一,打进国家队;第二,入党;第三,回故乡上海。我当初的规划全都终于实现了。

 

我是喝黄浦江水长大的,我是上海的女儿。拼搏了一生,有艰难,也有辉煌,我这辈子值了。

 

 

 

(节选自上海通志馆、中国乒乓球学院合作项目《国球之摇篮——上海乒乓名将访谈录》,复旦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文章有删改。)

 

(图片来源:张德英本人,部分来自上海通志馆、中国乒乓球学院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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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0 第28期 总第646期
出版时间:2020年09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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