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不只有内卷 ——“打工人”的2020年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陈洋 日期: 2021-03-14

“跨年那晚我在病房,我没有觉得跨过零点后会有什么明显的改观。但人有意思的一点或许就在于对未来的希望,觉得未来一定会好,即便不是立刻”

本刊记者  陈洋  实习记者  郭婉盈  编辑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跨年那晚我在病房,我没有觉得跨过零点后会有什么明显的改观。但人有意思的一点或许就在于对未来的希望,觉得未来一定会好,即便不是立刻”

 

2021年1月中旬,编辑找我讨论关于“我们这一年”的专题报道。这是我们每年年终的固定策划,记者们会写一篇短文,回顾自己一年的报道工作。过去一年,几乎每一天,我都在倾听和记录别人的故事。对他者的观察和思考帮助我更好地认知世界和自我。

今年,编辑希望我能把回顾的镜头重新对准他人,对准“全年HARD模式”下的“打工人”。之后的一周里,我采访了十位不同行业的“打工人”,在相对狭促的时光里穿行了十个不同的人生阶段。篇幅所限,我将讲述其中七个人的故事。

曾在一本百科全书上读到,每天有超过100吨宇宙尘埃和岩石碎片从太空燃烧着落到地球,它们在穿过地球大气层的过程中受热,大部分会燃烧殆尽,发出一道光。某种程度上,记者是在追光。能记录下来的几道光茫终究渺小,他们或许不是最亮的,或许不是最有代表性的,但我依然感恩能在浩渺星河中与他们偶然擦身,有幸记录下光芒背后的曲折旅途,照亮认知星河的切口。

2020不易,但正如中岛美雪在歌里唱到的,“把悲伤变成翅膀”,“把伤痕变成罗盘”,希望在2021,我们能继续互相陪伴,“穿过云雨的漩涡”。

折腾

35岁的上海姑娘沈星是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2020年,她换了三份工作。

第一次离职发生在2020年1月。那是一家初创公司,包括沈星在内有15名员工,她负责新媒体运营。公司开发了一套配套学习软件,意在以游戏化的方式帮助孩子学习架子鼓,盈利主要通过收取琴行加盟费以及销售乐器、软件。2019年11月,沈星和同事们只领到了一半工资,但大家对公司有信心——12月公司将举办第一次招商大会,“大家都觉得,我们努力了这么久,待招商成功,就会有一拨钱进来,工资就都能解决了。”

招商大会后,不少意向客户前来咨询。临近年关,客户大多选择在年后下单。没想到开年疫情暴发后,线下琴行无法开业,经营困难,订单悉数蒸发。“老板一直说,让员工理解他,他很难,发不出工资,很抱歉。”

2020年1月,在朋友介绍下,沈星加盟了另一家创业公司,做的是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全品类电商平台。公司成立于2019年,主张“消费即投资”,“用户在平台上的购物金额会被折算成相应价值的平台币,平台币作为虚拟货币,可交易和流通,有币值涨跌”,沈星解释说。

去之前,沈星只看到平台的数据“非常漂亮”,加入后她才明白,漂亮的数据是“烧钱烧出来”的:融资被用于导入新用户、促进用户的活跃度。比如,平台推‘0元换购’活动,换购商品的价格在10元左右,补贴吸引了新用户涌入,新用户每人至少消费10元,又可以进一步拉升网站成交金额,之后凭借这些数据继续融资。靠烧钱赚取流量曾是平台经济的惯用套路,但在目前的行业格局下,单靠烧钱难以为继,疫情让投融资环境愈发收紧。

1、2月的工资未能足额发放,3月,公司开始裁员。人事的一封邮件直接裁掉了过半员工,以技术类为主。裁员后,近20人的技术部只剩一人。

不满的技术类员工结伴去找老板讨说法,一度报警,警察建议大家走劳动仲裁途径。此前,有几名技术员工将办公电脑带回家,希望借此要回被拖欠的工资,最不济也能挽回些损失。警察到场后,老板当着警察的面警告,要么归还电脑,要么追责。员工们害怕了,只能将电脑搬回。处理完这轮裁退事务,负责人事的同事也很快被裁掉。时隔大半年,沈星依然对老板的老辣记忆犹新。

沈星所在的商务组虽被保留,但工资越发越少,到后来每个月只能拿到4000元。8月,部门领导离职,沈星也选择离开,那时公司所剩不足10人。

入职时承诺的工资只拿到了1/5,她没有选择劳动仲裁,“仲裁、打官司,来来回回折腾一年也拿不到赔偿。公司总能找到各种方式规避追责。渐渐地,大家就都算了,认命了。”

8月,沈星寻得了一份新工作,公司做小程序创业。可4个月后,产品没能做起来,团队再度解散。

短短一年间,沈星被迫换了三家公司,“工作看起来一个接一个,好像一直有着落,但发不出工资,都是白搭。”她的丈夫在2020年同样经历了多次工作变动。间隔最短的一次,夫妻俩在一个月内相继辞职。

2021年初,沈星决定开启自由职业,她成为几家公众号的签约写手,开始经营自己的频道,并积累了一些粉丝,内容是她一直爱好的神秘学领域,比如塔罗、阿尔法脑波音乐、冥想等等。“收入不算稳定,但在这里,我能充分展示自己真实的内心,我不再以工资或者老板的认可来评判自己的价值。”

我问沈星,去年最纠结的那段时间,神秘学会给她带来启发或指引么?她一笑,“如果真的有,那当然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故事,但生活恰恰不是这样。”

2020年3月2日,北京,818路公交车行驶在京冀交界的潮白河大桥上。受疫情影响,燕郊到北京的15条跨省公交线路只剩818路一条 图/杨登峰

“路子”

投身自由职业的沈星让我想到微信好友白露。天津姑娘白露居住在北京,原本是我的同行,后来辗转多处,于三年前成为自由职业者。我好奇2020年给自由职业者带来了哪些挑战和机遇。

疫情之前,白露刚刚获得一份新职业——剧本杀主持人,这是她的众多职业之一。在剧本杀游戏中,玩家会分饰角色,围绕剧本中的案件展开推理,还原人物关系、挖掘证据,最后找出凶手。剧本杀是2019年发展最迅猛的行业之一。据公开数据,2019年我国剧本杀行业市场规模突破百亿元。

疫情暴发,这一曾经的风口遭遇冲击。“很多店被关停,一些老店因为客户群固定,还有房租、工资等固定支出,成本压力比较大。”剧本有时效性,白露当时工作的店开在地下,因防疫政策长期无法营业,贻误了很多商机。但也有商家转危为机,“那时参加剧本杀展会的人大大减少,一些新店得以囤到一些好剧本,被‘养’起来。”

疫情前,剧本杀主持人的工资就不高。以白露所在圈子为例,每场通常有4到10名玩家,单局时长4到10小时,玩家每人收费100到300元不等。主持人底薪很低,每场在200元内,大多数月薪不足7000元。疫情后,很多店自身难保,白露只能拿到“底薪的80%”。

除了做剧本杀主持人,她平日还有两到三份其他工作。疫情期间,收入更是多元,以“金融行业”为主,她做过保险销售、贷款代理,还会帮人处理征信记录。“我做自由职业三年了,赚钱的路子还是很多的。有心思的话,疫情期间反而比平日赚钱更容易。”为了让喜欢的剧本杀店不至于倒闭,她还带老板一起卖过口罩。

疫情期间,各种金融需求暴增。服务的客户多了,白露能直观感知到疫情对普通人的一些影响:比如客户决策时间更长,掏钱也没之前那么痛快了;比如许多人开始意识到保险的重要性,但更倾向于选择成本更低的“住院保”;比如很多人买保险是为了数月后能用保单贷款,以弥补资金缺口;比如一些实体行业的老板想贷款周转,但最终没能挺过去,只能关停公司,回去上班;比如有人长期有出没入,贷款无法偿还,只有通过“养”信用卡来补窟窿……

2020年底,白露萌生了自己开一家剧本杀店的想法。开店是为了缓解房租压力。6个月前,她从劲松搬到内环一间胡同房,五十多平米的面积,月租过万。临近搬家,约定一起合租的朋友“突然跳车”,新寻的室友不久后也因为换工作搬走。她为开店筹备了一个多月,添桌椅、贴壁纸、买剧本,已投入一万多元。“那间房租出去也就三千多元,如果开剧本杀,五场就能赚回来。”

相比自己是“被推着赶着向前走”,白露觉得很多行业在2020年发展得不错,比如微商。“你没发现朋友圈很多人开始做微商了么?真缺钱时,谁也别瞧不起谁。”

上半年一份来自职场社交平台LinkedIn(领英)的数据显示,在疫情延期复工或在家办公期间,中国有超六成职场人士计划或正在开展副业和兼职,其中近八成表示计划疫情结束后继续兼顾副业和兼职。维持多元收入来源是“打工人”对抗变数的方式。而变数仍在继续。

变数

2021年1月10日,我联系刘凯希望做采访,38岁的刘凯是一名租住在燕郊、每日往返于燕郊和北京的大巴司机。他回复说,“(我)从早上5:00到晚上8:30一直都很忙,白天我还要做兼职。”

1月8日,“燕郊进京难”话题登上微博热搜。燕郊隶属于河北省廊坊三河市,距北京市区30公里,西部与北京市通州区隔潮白河相望。许多北京上班族因市内的高房价、高房租,选择住在燕郊、跨省上班。《北京日报》的报道称,这一群体有数十万人。

1月2日,河北省报告了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之后陆续有新增确诊病例。7日,河北多地出台政策,严控进京通道,规定河北环京地区通勤人员通勤需持三证:环京地区居住证明、在京工作证明、14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8日早高峰,燕郊进京道路出现严重拥堵。

刘凯对通行困难并无太多抱怨,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生计不受影响。

五年前,刘凯遭遇婚姻变故,独自来京发展。除了养活自己,还要支付儿子的抚养费、老家的房贷、取暖费、物业费等各种费用。这几年父亲身体不好,常年住院,吃药、治疗的开销也归刘凯承担。

住在燕郊是最好的选择。“小区房租不起就租公寓,每个月500元。但总清人是个问题。”自2017年以来,燕郊不定期对出租房开展清理整治。

2019年底的一天晚上,刘凯从公司开完会已过11点,回到公寓只见行李被撇在路边。他所在的公寓要清人整改。那晚恰逢下雪,刘凯连夜在附近小区找到一处空房,价格比公寓高,要求一次性交全年房租,他只能借钱租下房子。屋内没有供暖,刘凯晚上睡觉经常被冻得腿抽筋。2020年的寒冬来临前,他还是搬回了公寓,“起码室温能到十二三度”,另一个原因是收入压力。受疫情防控影响,刘凯4月才返京、隔离期满后排队做核酸检测,真正复工已是5月。“2020年也就挣了半年的钱,工资也降了,可房贷没人给减啊。以前每月还能剩一万左右,现在不仅月光,还欠了钱,”刘凯说。

85后北京人胡可在燕郊租住一居室,月租1500元,距白庙收费站约6公里,平日通勤一个半小时左右,“在北京上班,这真不算长”,他告诉我。可疫情的反复增加了通勤的变数。

2020年4月,因收入下降,胡可与女朋友从北京市内搬到燕郊。胡可所在的部门负责维护北京市内一处重要基础设施的网络运行。2020年疫情最严重的阶段,他和同事们从未停工,三天值班一次、一次24小时。可到了5月底,公司与甲方的合同到期未能续约,胡可和同事一下无活可做。

2020年9月29日,上班高峰期的北京地铁 图/邢广利

2020年3月5日,北京一互联网公司员工在中午就餐时使用就餐防护罩防范感染风险 图/崔楠

胡可和部门同事被要求回家待岗,一周随机安排一两次公司制度培训,每月发1540元,即北京最低工资标准的70%。培训时间不固定,胡可也没法找兼职。一些年轻员工耗不住,陆续离职,部门只剩下五人,都是胡可这样的“老员工”,“我在公司13年了,公司裁员要赔偿我13个月的工资,是笔不小的数目。”

8日,在“燕郊进京难”的话题下,胡可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当日他早上6点半出门,到单位已经10点半,大量时间耗费在了检查站排队上。“7日出台政策后,8日进京的人大概比平时多了一两倍。”当晚下班回家,胡可和女朋友一直在预约周末的核酸检测,以保证下周一(11日)能顺利通勤。可燕郊当地核酸检测需求猛增,一号难求。到周末,燕郊陆续增设多处临时核酸采样点,压力才得以缓解。

11日将近12点,刘凯在午饭时间抽空回复我的微信。受愈加严格的防疫政策影响,当日早高峰他的车上只有十几名乘客。要顺利进京,每位乘客都需下车排队,刷身份证并出示三证。他给我发来一张照片——塑料袋里装着三个馒头,旁边是小半罐腌萝卜。“疫情前,午饭还能出去吃一顿热乎面条,现在就惨啦,舍不得。”

11日下班后,胡可的女朋友没有返回燕郊。她在一所幼儿园工作,因为担心政策变化影响上班,决定回市内父母家暂住。胡可所在的几个燕郊微信群里,一些上班族则选择留宿办公室。家有猫狗需要照顾,胡可还是回到了燕郊。公司的培训他无法随叫随到,只能请假。他原本计划年后仲裁,可疫情的变数让他有些担心,“公司可不管你住在哪里,不来就是旷工,旷工三次就可以无薪开除。”

他决定等进京稍微方便点就马上搬家。“疫情估计还会持续很久,我回不去家,这是最大的原因,”胡可说。

12日上午,和燕郊同属河北廊坊市的固安县通报了一例本地确诊病例。廊坊宣布即日起免费为全体市民做核酸检测,请市民自觉进行为期7天的居家观察。三河市防控办亦发布通告,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并实施居家7天隔离观察。突然的变数让刘凯措手不及,“大巴要停运,饭店都不开了,我的兼职也没了。”此后一周,他不再回复我的留言。

过去一年,因为疫情,很多家庭的悲欢被放大。眼下,外出的打工人也将迎来一次特殊的春节。2021年1月中旬起,全国多个地区陆续出台返乡隔离政策,超20个省份倡导“就地过年”。1月15日,国家铁路集团的数据显示,春运节前车票的预售较往年同期下降近6成。

数据发布次日,我采访了石家庄人林西。他今年不打算回家过年。那时距离石家庄全市社区、农村实行闭环管理已过去10天。“石家庄人大都很传统,这是我第一次春节在国内却没回家过年,”林西说。

28岁的林西在上海一家建筑咨询公司工作。受疫情影响,2020年地产行业跌宕起伏。林西的工作偏研究方向,直接冲击仅发生在2020年2、3月。那时,因地产公司停工,设计公司无事可做,咨询业务大幅缩水。进入4月,随着复工复产、国家大力推进“新基建”战略、线上办公需求高涨等等,林西所在的咨询部门顺势而为,将研究重点从之前的“生态城区”、“绿色建筑”转向“智慧建筑”,迅速切中市场痛点。

进入9月,行业迎来另一波新政。9月底,我国首次提出“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为实现这一减排承诺,各地陆续出台相关政策。12月,林西所在的上海市又发布了《关于推进本市超低能耗建筑发展的实施意见》。“5月开始就非常忙碌,有大量的研究需求。5、6月是一个高峰,10月到年底又是一个高峰。”

对林西来说,疫情的影响并非全是坏事。但在老家石家庄,疫情还在持续影响着他的家人。2021年1月6日至22日,石家庄已连续开展三轮全员核酸检测。前两轮检测出的阳性样本主要集中在藁城区。林西堂哥的岳父家就在藁城区。1月15日,堂哥一家被安排住进了隔离宾馆。除了堂哥,林西也担心姑姑一家,“不久前她儿子所在的小学有孩子确诊。”

肖齐和林西同岁。这个春节,他会在四川老家陪父母一起度过。肖齐就职于北京一家知名互联网公司。作为一名开发工程师,疫情没有明显影响他的工作。相比疫情,生活本身带来的打击要猛烈得多。

2020年5月,肖齐的父亲被查出癌症晚期。他很快将父亲接来北京治疗。疫情让一些紧缺号源相对容易约上了,然而为避免交叉感染,病房人数被严格限制。以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为例,当时每间病房只允许住一名病人。住院部接收能力有限,肖齐辗转多家医院,奔波了近半个月,才办好了父亲的住院手续。

到了6月初,北京新发地疫情暴发。父亲住的医院在五环外,住院部启动封闭管理,不允许陪护的母亲外出,也不允许肖齐探望,一日三餐都由食堂送到病房门口。那段时间,他每天刷好几遍新闻,担心疫情蔓延会影响父亲的治疗,也记挂被“困”在病房的父母。

父亲的治疗一度很顺利,后来经历了一次复发,癌细胞没能被抑制住。2021年1月中下旬,北京新增数个中高风险地区。肖齐向部门领导申请远程办公,陪父母一起回川,父亲直接住进当地医院的隔离病房。

“有那么几个瞬间,感觉自己沉稳了很多,成年人都是硬扛。”在2020年之前,二十来岁的肖齐从未认真思考过生命的长度,“大多数人都能活到七八十岁吧”,他这么想当然地以为。父亲的病让他恍悟,只要一点小小的转折,就能让生命终结。

对生命长度和宽度的思考也影响了他的目标规划。原本他觉得人生刚刚走过三分之一,应以事业为先。走过2020,他突然特别想要一个孩子。他和妻子已经做完孕前检查,期待在2021年迎来一个新的生命。

目标

我的最后一位采访对象Yorkie将“目标感”视作他远离“内卷”漩涡的原因。31岁的Yorkie是肖齐的同行,在一家互联网大厂做开发。他认为只要有忠于内心的目标,就不容易被“内卷”体系裹挟。“内卷”原是人类学术语,表示社会或组织在达到某种确定形式后停滞不前,只在一个简单层次上自我重复。2020年“内卷”意义泛化,用于指代非理性的内部竞争或“被自愿”竞争。

作家陈楸帆认为,“内卷”的流行反映了深刻的国民心态,人们不断地被认知框架所束缚,不断地陷入各种价值观的陷阱,往往忘记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万物皆可内卷”表达了一种普遍的焦虑,在互联网语境下浓度更高。截至2020年底,中国互联网上市公司中,市值超百亿美元的有20家,其中16家在2020年股价上涨,平均涨幅达到185.9%。逆势增长的另一面,互联网大厂也成为打工人口中“主动内卷”的重灾区。新冠暴发之年恰逢“内卷”风潮,其中除了自嘲也有反思。

2020年1月,Yorkie加入他如今所在的这家知名大厂。Yorkie不排斥加班。他觉得工作状态会影响对加班的态度。“举个例子,上级给你分配任务,就像画一个饼:有的饼很小且有很多重复性工作,作为螺丝钉,你跟流水线工人没有太大差别,你疲于加班,只为完成任务;有的饼并不完整,有很多创造和想象空间,那么你可能不太会在意加班的时间,比如在回家的路上或者睡觉前都在思考。”

前段时间,Yorkie在朋友圈看到一场技术圈的活动。一位嘉宾的演讲备受关注,主题是“如何在BAT快速晋升”,谈到“如何三年升P6,5年升P7”的经验。Yorkie能感受到话题背后反映的职场焦虑。

“薪酬我老婆满意就行,我不在乎这些,我会做我喜欢并认可的事情。”Yorkie觉得,破解焦虑的关键在于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目标。他在乎的是“创造和想象空间”,目标与之相关且非常明确。也许这让他不容易陷入“被自愿”的竞争,或误将“三年升P6,5年升P7”作为自己的目标。

我和肖齐也聊到“目标”的话题。每年初,他都会为自己设定几个小目标。2020年的目标包括升职加薪、在北京首付一套房、完成一次旅行等等。到2020年结束,后面两个没有实现。

我问他告别2020年的心情。“怎么说呢?”他略微停顿,“跨年那晚我在病房,我并没有觉得跨过零点后会有什么明显的改观。但人有意思的一点或许就在于对未来的希望,觉得未来一定会好,即便不是立刻。”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沈星、白露、刘凯、胡可、林西、肖齐、Yorkie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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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2 第13期 总第711期
出版时间:2022年05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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