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寒暑假要取消了”“暑期托管将变成第三学期”……7月13日下午，教育部举行新闻通气会，针对传言作了澄清和解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称，“这样的说法是没有依据的。”
教育部办公厅已于7月9日印发了《关于支持探索开展暑期托管服务的通知》，提出要统筹合理安排教师志愿参与托管服务的时间，依法保障教师权益，既要保障教师暑假必要的休息时间，也要给教师参与暑期教研、培训留时间。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针对学校托管恐变成变相补课，甚至成为“第三学期”的猜测、担忧，也提笔撰文称，“假期有其独特的功能”，绝非可有可无。“两千年前《学记》即阐明‘时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藏焉，修焉，息焉，游焉’的藏息相辅原理，暑期托管若演变为学生的第三学期就违背了这一基本原理，必然对学生成长造成伤害，直接影响后续的学习品质，长远损伤学生的学习兴趣、爱好和自主性。”
储朝晖呼吁各地教育管理部门在积极探索开展暑期托管服务的同时，“需要严格将假期活动与学期的就学区分开来，严密筑牢不得组织集体补课、讲授新课这道防线，不得暗中将假期托管变成复习班、补习班，尤其要防止各校之间暗中攀比造成整体恶性后果。”
“我不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言，在大力整顿治理校外培训机构的同时，让学校发挥教育主阵地的作用，这是对的，也是必须要做的。”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是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成员，也是全国普通高校就业指导委员会委员。他长期从事青少年成长与教育治理的研究，近年参与了学前教育、教育惩戒、教育评价改革、高考改革等领域的政策调研与制定。他认为，传言盛行显示出家长对这轮教育治理情绪复杂，“需要认真对待、实事求是。”
▲陈志文
目前这轮教育治理被称为“史上最强”。自2021年4月以来，多家知名教培机构被北京市教委通报，随后又被北京市场监管总局处以50万元的顶格罚款。
5月2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为“双减”），指出要全面规范管理校外培训机构，完善相关法律。
6月15日，教育部召开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成立启动会。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的主要职责包括，会同有关方面拟定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相关标准和制度并监督执行，指导、规范面向中小学生的社会竞赛等活动。
伴随着靴子落地，受罚教育机构迅速扩大到了15家，罚款金额累计达到3650万元。在线教育领域的龙头企业的股价纷纷下跌，其他围绕教育培训开展业务的上市公司如中公教育等也受此波及，股价出现了持续性下跌。大教育板块近三年来在资本市场的高歌猛进戛然而止。
陈志文接受本刊专访时简要回顾了教育治理历史，“我印象中第一次大规模治理校外辅导班是1998年，当时北京关停了所有培训班。之后在2008年、2010年、2013年、2018年，都出台过治理和减负政策。今天回头看，辅导班在一轮轮治理中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学生负担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到底为什么？”
他感叹，人们常说中国孩子是世界上教育负担最重的，“这个总体结论应该没有错”，“既然负担重，为什么还反对减负？最近二十多年来，减负是继治理应试教育之后，教育部门持续不断地强调的教育大政方针之一。但是，政府殚精竭虑的减负政策，却不断遭到一些家长反对。出力不讨好，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有必要冷静分析这其中的原因，使得这一次的‘双减’能够让老百姓满意。”
运营着一家青少年户外运动平台的张女士有两个儿子在校学习，既是户外教育产品的供应方，又是学校教育产品的体验者。她道出了教育需求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张女士笑言，自己的工作就是带着孩子出去“野”，但要玩出名堂家长才乐意买单。“很多家长是两手抓的，既重视应试，也利用一切时间在素质教育上投入。如果你提供的内容不符合家长的要求，他们会非常生气，因为耽误了孩子宝贵的时间。”
“大家对海淀家长有很深的误解，好像他们只关心孩子的学习。其实，北京最酷的青少年户外运动项目，很多都是从海淀妈妈群里开始热起来的，比如科学探洞、飞拉达攀岩、扎筏泅渡等等。”“海淀妈妈”在张女士的客户群体中是最令她尊敬的，她们大多衣着朴素，“但购买项目的时候，只要内容过硬，孩子真能学到东西、玩出名堂，她们非常舍得。”令她印象深刻的是一次外地科考，“那个项目带队老师是一位国家级地质专家，尽管吃住都非常简单，酒店只有三星级，价格却比同路线的高品质旅游团贵了三倍，但海淀家长们非常认可这个团。”
她的暑假项目都卖得很好，“孩子辛苦了一个学期，家长们非常乐意让他们到户外放松一下，还能学到一些实用技能。”她家老大念初三，上初中以来没有间断过一对一的网上补课，“我经常为他感到难过，觉得他太辛苦了，但儿子自己却说还行，说班里同学也都这样。”张女士说，她和丈夫最近一年考察了不少地方，“我们考虑给他转到国际学校，这样孩子在学校学习的深度宽度都有了，课外反而可以多发展业余爱好，多运动。”因为疫情，他们不得不暂缓送老大出国。
老二刚上小学，“学校给我们发了暑期托管的通知，30块钱一天，对于有需求的家庭来说肯定是一个好事，但我就不考虑了。”她把老二送到了一家机构的暑期英语班，一个月费用将近一万五千元，“十岁前是孩子的语言敏感期，这家都是外教教英语，有自然拼读，还有学科英语。”
陈志文认为，“减负，不只是减，还要加，比如校内这一块”，不是简单地一刀切，片面强调轻松快乐，“因为这可能就不是家长所想要的。只有切实提高校内的教育质量，才能把学校教育这个主战场做好，釜底抽薪，减少教育需求向校外培训机构溢出的空间。”
▲2021年4月29日，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太湖街道晨光社区儿童之家外，社区志愿者在课后托管时带领孩子们户外游戏 图/新华社
“增加课后服务是尊重国情”
人物周刊：教育部这次通气会上还有一个重要信息发布，“确保今年秋季开学后，实现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全覆盖。”前一段公众注意力都在主管部门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上，最近的重心感觉移到了学校。
陈志文：前段时间，人们可能感觉主管部门在做减法，而增加暑期托管服务和秋季学期的课后服务，更像是做加法。大家现在都知道“双减”这个提法——减轻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怎么减，如何能够减下来，最根本和首要的是“发挥学校教育主阵地的作用”，要提高校内教育质量，满足家长的教育需求，有很多加法要做。
我们先看课后服务，这个针对的是“3点半放学”的教育需求痛点。教育部对此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在保证时间方面，推行课后服务“5+2”模式，即公立学校每周5天都要开展课后服务，每天至少开展2小时，结束时间要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相衔接。对家长接孩子有困难的，还要求提供延时托管服务。虽然大家对具体执行还有一些顾虑，担心走形式或者走极端。但我个人觉得这些是学校应该提供的服务之一。至于如何提升服务内容、质量，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我们在“减负”这个问题上，不能只是批判校外培训乱象，还要检讨为什么校外培训会迅速扩张做大。其中一个核心的原因就是，学校教育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出让了主阵地，把教育需求推给了社会，推给了市场。
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面对中国的国情，大多数家庭都是父母都有工作，这是和西方完全不同的。下午3点半就放学，绝大多数工薪家庭在接孩子放学和放学后陪伴看顾上是有困难的。
咱们学校把这个需求推给社会之后，托管市场很快热起来了，有一个机构上市主打的就是“托管业务”。2016年，我与某上市教育公司一位副总探讨他们为什么发展这么迅速时，他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 3点半放学，家长还在上班，孩子上辅导班总比上游戏厅强，对吧？”
这句话很刺耳，但说得非常实在。是我们把孩子推出去了。
人物周刊：但学校能够承担这么多吗？
陈志文：这个核心指导思想是学校提供一种选择，对学生和家长来说是可选的。比如，暑期看护是学生自愿，强调普惠，贫困家庭还可以免费。对老师来说，也是志愿报名参加。前段时间跑出来很多妖魔化的说法，说成不放寒暑假了，没有周末了，老师们也没有假期了，等等。我奇怪这个言论怎么来的，背后是不是有推手？
当然，也可能是老师惶恐。我们也得承认，可能在执行上会存在老师被裹挟的问题，但是财力具备的地方，更多会委托第三方进校，提供假期看护和课后服务，不见得都需要本校老师。同时，学校是暑期托管的主体机构，但也鼓励街道等其他机构参与举办，核心是给家长与学生多一个选择，而不是只能去商业培训机构。
“市场仍然应该发挥调节和补充作用”
人物周刊：从你的观察来看，这一轮的减负与此前数轮教育治理有什么不同之处？
陈志文：这一轮我们俗称“双减”，就是校内校外两头都减，因为这些年出现了校内减下去、校外长出来的尴尬现状。这一轮的治理重点，首先是充实校内主阵地，因为只有校内治理好了，才能达到釜底抽薪的效果，把大部分的教育需求在校内解决了，真正让老百姓满意，就不会造成大面积的教育溢出，也可以最大程度降低或者减少家长的经济负担。
人物周刊：有一种说法，称校外培训机构已经再造了一个教育体系。
陈志文：在某种程度上是存在这个问题。就这次“双减”来说，公众舆论议论比较多的是对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的整顿与监管。其实中央文件说得很清楚，第一步是解决校内的问题，提高质量，尽量满足各种教育服务。第二才是规范治理校外教育培训机构。
今年6月15日，教育部成立了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负责承担面向中小学生 （含幼儿园儿童）的校外教育培训管理工作，会同有关方面拟定校外教育培训（含线上线下）机构设置、培训内容、培训时间、人员资质、收费监管等相关标准和制度，并监督执行。说白了，就是跟管学校一样把培训机构给管起来。过去在这方面是无序发展的，在资本过度逐利的驱动下，存在很多问题。
人物周刊：这种校内校外统一标准的管理方式，会不会使得教育市场的补充作用受到抑制？
陈志文：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总体上是支持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规范和治理的。但我觉得需要注意两点，第一就是抓重点、划红线、定原则，但不宜过细。比如，治理学前教育时明确提出禁止相关机构上市，有力地遏制了学前教育过度逐利的混乱局面。比如，有一个幼儿园，仅加盟幼儿园就有六百多家，加盟是什么概念？这套完全出于逐利的商业操作移植到教育上，是可怕的。我们目前教育类上市公司二十多家，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需要认真考虑从资本介入层面加强监管遏制了。
第二个就是服务内容的管控上，需要根据校外培训机构的定位作出合理规范，不宜像校内一刀切。校内教育是主体，保基本，校外培训机构是一个补充，尤其是针对更高教育追求的家长和学生。
我们也需要承认人是有差异的，校内教育吃不饱怎么办？中国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期望是很高的，如果合理的教育需求被抑制、被挤压出去，就会变成偷偷摸摸的上门家教，家长的成本更高，并且还有安全隐患，监管的难度也更大了。
人物周刊：像我采访的张女士那样的家庭在一二线城市非常多，他们的教育需求如果都由学校来承担，对学校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陈志文：是的。这个也涉及到校内和校外两块儿。就校内而言，如果我们只是把学生的时间抢回来了，比如说假期看护，如果只是把孩子集中起来看着，只有托管服务，肯定会有一部分要走出去，还是要去选社会上一些更有价值、更吻合个性需求的课或者项目。可是麻烦又来了，如果校外培训机构的教育服务内容也受到限制，无法满足这些个性化需求，那么，老百姓的感受不是在为他们排忧，而是添堵了。
▲2021年7月19日，杭州，暑托班的小学生在文龙巷小学教室里完成暑假作业 图/视觉中国
“教育改革解决不了背后的社会问题”
人物周刊：很多家长也希望孩子的童年、少年时代能够轻松快乐，但是小升初、中考分流、高考都是现实压力，家长们纠结也无奈。
陈志文：这的确是一个现实问题，家长的教育需求是从社会评价体系里倒逼过来的，归根结底是社会竞争的问题，是社会竞争前置到教育了。如果对孩子发展有高期望，还希望快乐没有负担，是不现实的，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教育理念与制度下，都是不可能的。
人物周刊：从过去的减负治理看，的确出现了每治理一轮，校外培训市场反而增生扩大的现象。
陈志文：采取各种措施，提高教师的质量，提高学校教育的效率，以最大程度在学校内满足不同能力学生的教育需求，把负担降到最低，这是最理想的。但遗憾的是，过去“减负”虽然说的是减去“多余的”学业负担、心理负担，但一些地方的减负做法，变成了“全部减”、“必须减”，必须轻松没有负担，这必然导致一部分有更高追求的家长的反对，也给了培训机构机会。
但教育需求是客观的，这边压下去了，那边就长了出来。近几年，伴随对学校的强力减负措施，学习负担大规模向课外辅导班转移，形成了所谓的课内减下来、课外加上去，客观上造成了课外辅导机构风光无限。
人物周刊：但当下学生负担过重的确是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
陈志文：造成学生负担过重的原因比较多，成因复杂。但根本原因不在教育。比如，有很多人批评说，如果要减负，高考就需要降低难度。果真如此吗？
前段时间各地分数线公布，一方面是逼近满分的高分考生比比皆是，但另一方面，各地录取分数线之低，也刷新了我的认知。黑龙江，理科本科线仅有280分，比西藏汉族理科线都低。不只黑龙江，大部分省市的本科线也只有三百多分。满分750分，三百多甚至280分就可以上本科，大学这个门槛还能更低吗？
2020年全国高考绝对录取比例已经超过了90%，考不上大学已经变成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为什么教育焦虑还如此激烈？是高考的问题吗？显然不是。
人物周刊：教育焦虑背后是社会评价，社会焦虑？
陈志文：是的，人人都是大学生，就看你是什么大学毕业的，这是所谓教育焦虑的根本原因。
2018年，某市调整落户政策，对于优秀人才不再按部就班计算积分，探索以北大清华为代表的优秀高校毕业生直接落户。但在这个落户新政中，对于北大清华应届毕业生加了一个限定词：“应届本科毕业生”。因为清华北大研究生多数本科不是清华北大，所以不算。这几乎就是用高考分数直接衡量。你是否优秀？看高考分数。
其他地方政府也一样，如果不是著名大学毕业，连参加竞争的机会都没有。比如，某省省级定向选调生严格限定了15所高校毕业生，某市限定的是10所985高校。各级政府都如此，更不要说各种企业了。上什么样的大学是不一样的，因为用人单位会在意你是什么大学毕业的。
社会评价如此。仅仅靠教育减负是不能解决深层矛盾的。相反，因为焦虑，一味减负，反而制造了校内减、校外加的窘境。
人物周刊：这个深层问题的解决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就目前而言，应该如何增加、优化校内教育供给？
陈志文：一方面是提高教育服务质量，中央文件表述得很清楚，“应教尽教”，并根据特殊国情文化，不轻易照搬别国公办学校的治理模式，尽可能提供更多的教育服务，解决老百姓的刚需，比如课后的延时服务、暑期托管之类。
其次，就是上不封顶。人是有差异的，因材施教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同时，我们也必须面对中国家长过高的教育追求这一现实，在减负上做出一定的妥协。对于天资不同、优秀爱学、有高期望的学生，需要考虑在校内给予足够的拓展空间和资源支持，比如美国普遍的天才班、AP课程（大学预修课程）等就是典型的一例，让学生在校内可以得到学习满足，而不是校外。否则，主阵地夺回来了，却发挥不了效应。最大程度上在学校内满足不同能力学生的教育需求、不同家长的教育追求，把负担降到最低，这是最理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