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翠梅:一个人怎么去讲自己的故事

稿源: | 作者: 杨楠 日期: 2021-08-13

陈翠梅 导演、作家。1978年10月9日出生于马来西亚彭亨州关丹,马来西亚电影新浪潮代表人物。2006年执导个人首部长片《爱情征服一切》 ,获第11届釜山电影节新浪潮奖;2021年6月,其第三部长片 《野蛮人入侵》 获第24届上海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其短片作品 《丹绒马林有棵树》

一位正闭关写剧本的新锐女导演,马来西亚电影新浪潮的重要一员,突然怀孕生子。身体变成了一片废墟,健忘又疲惫,工作被小孩干扰,电影计划不断延后,最终取消。

她心里委屈,觉得小孩三岁前,自己都活得狼狈不堪。好像电影《异形》,身体被一个异形侵占,吸食养分,最后破体而出。她又反复想到汉娜·阿伦特那句话:“每一个小孩的诞生,都是一次野蛮人对这个文明社会的入侵。”

为了抢救自己的人生,这位女导演精心制定了一个计划:自导自演一部武打片,去习武,去搏击,重塑自己的身体。

以上,是陈翠梅过往五年的经历。最终,她以一部名为《野蛮人入侵》的电影,夺回了自己对生活的控制。这部影片获得了今年上海电影节的“评委会大奖”,并被选为今年First青年影展的开幕影片,被视为今年华语片最大黑马。

颁奖那天,陈翠梅录了四遍致谢视频,每次都在开始录制十秒钟后,被儿子打断。她放弃了,继续去陪儿子玩。在接受本刊视频采访前,陈翠梅说,“如果采访那天我孩子来捣乱,我们可以换一天继续聊。”她有个比多数小孩都要调皮的儿子,调皮到影片的武术指导恼火地说:“不要带你小孩来片场了,太吵了,大家都会被干扰。”

《野蛮人入侵》是一部半自传电影,鲜活又生机勃勃。热爱自由的陈翠梅经历了人生中最大的困境:一个女性创作者如何在生育之后继续自己的事业。陈翠梅决定用一个讲故事的计划改变自己:讲故事能理解生活,讲故事也能建设生活。

拍电影不是目的,拍电影是一种修行方式。

以下是她的讲述:

 

《野蛮人入侵》

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应该要拍《状元图》,贾樟柯是监制,我还欠着他剧本。我计划把自己关在公寓里写一个月剧本,不上网,不和外界联络。因为生理期推迟了,有天我就去测了一下,发现怀孕了。然后打开手机,告诉丈夫。因为开机我知道了贾樟柯在找我,打电话回去,贾导说《状元图》的立项已经快过期了,我很直接的反应就是:我应该拍不了了,我要生小孩了。

我发现怀孕之后,别人对你的态度会不一样,更友善一些,或者跑来帮忙。但有些人会情不自禁地去摸你的肚子,哪怕是陌生人。我没有抗拒,我是觉得很有趣,怀孕之后身体好像变成了一个公共领域,突然大家都可以跑来摸一摸。

怀孕的时候我38岁,医生说你年纪比较大,生完小孩需要休养6个月。我运动量一直很大,身体也很好,所以我觉得生完小孩坐完月子,我就可以开始工作。出了月子身体不行,我想可能要三个月,三个月还是不行,真的彻底休养了六个月,每天都很累,只想躺着。

怀孕之后会忘记事情,或者是想事情变得很慢,经常很累。觉得自己从一个很聪明的人变成了一个喂奶机器,整个身体变得很弱。六个月后,我挣扎着开始做一些事情,但都不是创作。

实际上,我有三年时间都非常焦虑和沮丧,觉得身体是一片废墟,觉得电影事业完蛋,觉得已经没可能做导演了,也不太敢再接新的计划。

怀孕的时候,我真的很期待,想要个可以一起玩的小孩,我希望他是个淘气的小男孩。结果他真的是一个特别淘气的小男孩,不是一般的小孩。刚开始,朋友们会说你把小孩带来聚餐没什么问题,我们一起帮你看孩子。我带小孩去了之后,他会大闹,或者跑来跑去,我要一直追着他。后来我朋友们就说下次出来不要带你小孩了,大家会觉得烦。

我常被小孩弄得狼狈不堪,忍不住哭起来。我出国工作要带着他,一边拉着他一边拿着行李,但他会在过海关的时候突然跑掉,工作人员也很生气,问我为什么不拉住他。每次飞机起飞前是我最紧张的时候,小孩会哭闹,不肯坐下,还从安全带中爬出来。有时候我的力气制服不了他,空姐也不能帮忙,我感觉全飞机的人都很讨厌我。

我很爱我的小孩,看到他也会很开心,希望他快乐,但他就像一个黑洞,会把我的精力全部消耗掉。有时候我会想我是不是抱怨太多,因为妈妈们都有各种各样的困境,我可能也没有那么糟。我的抱怨是因为我是一个创作者,会觉得我明明是个导演,明明可以去创作,我为什么要24小时在看这个小孩。比如我想要写剧本,我想要闭关一个月,大量地看书看电影,但这些都没有办法完成。

我很喜欢运动,运动时身心合一,整个人很平和,想法会很清楚,充满活力;但如果不运动,我就会不想起床,不想做事,有点轻度忧郁的样子。因为有小孩,我很难规律地运动,就时不时会陷入忧郁。

在生小孩之前,我都不会有男女不平等的感觉,我甚至觉得女导演占到了优势。以前我接受采访时说过,我会很担心我得奖是需要一个女导演在获奖名单里,因为我是少数群体,所以才颁给了我。我觉得不应该这样来对待我,这是不尊重我的才华。

但从怀孕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抱怨了。到了定期产检的日子,我跟我丈夫说,你能不能代替我去。但这不可能的,因为这个小孩在你的身体里。

我问过印尼的女导演莫莉·苏亚,她拍戏的时候小孩怎么办。她说片场就是一个对小孩不太友好的环境,女导演还是挺困难的。她还会被小孩的老师说,为什么不能多点时间陪小孩,她听到之后很生气,但也没有办法。

《状元图》被一再延迟,最终只能放弃。我老是想到汉娜·阿伦特这句话:“每一个小孩的诞生,都是一次野蛮人对这个文明社会的入侵。”这是很真实的感受。你的所有空间和注意力都在被侵略,你没有办法思考,没有孤独,没有办法一个人去做什么。我会觉得很沮丧,觉得好浪费我的才华。

类似这样的经历,我拍在《野蛮人入侵》里了。我想用我的小孩来演阿满(女主角名)的儿子,但我的监制说,不能让你的小孩演,他太难控制了,大家在片场必须用所有的精神来看管他。拍这部电影有很多遗憾,但最大的遗憾就是出演儿子的那个小孩太乖了,跟我想象的相差太远。


▲《野蛮人入侵》剧照


《仪式之必要》

《野蛮人入侵》是一个计划。我要通过这个计划,把自己变成我想要的样子。

长期以来,无论是拍电影还是写作,我都对个人叙事最感兴趣。当一个人要讲自己是谁的时候,大概就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有因有果的。就像电影,有时候就是人生的一个说明书。

现在回头看,我是给自己写了一个故事,但当时我是想用叙事去改变自己。我写的故事是这样的:一个女演员怀孕了,身体变成了废墟,她接到了一个新的武打片机会,通过习武重新打造身体,找回了自己的生活。然后我自己去经历这个故事,我把这件事完成。

电影是其次的,自我塑造的计划才是真的。当然,这一切是在电影里完成的,这或许也不是真实的。但如果我拍电影还不是为了我自己,我为了什么?我觉得拍电影不一定要达成想要的结果,但一定必须与我有关。

《野蛮人入侵》起源于2019年3月,我在香港电影节遇到杨谨导演,他突然感慨说,很怀念以前拍独立电影的时候。那是十多年前吧,我们十万块就能拍一部电影,那都是我们拍电影的起点。然后杨谨没头没脑问我,“60万人民币你能拍一部电影吗?”我说没问题。过几天他约了我在酒店早餐,就把这个项目决定了,6个导演,每个人100万的预算来拍一部电影。

三个月后,“天画画天”电影公司在上海发布了这个计划,主题是“爱情征服一切”,这也是我首部长片的名字。我怀疑杨谨是自己遇到爱情了,所以特别想拍“爱情征服一切”。我跟他说我拍不了,我当时整个人都在跟小孩挣扎,我对爱情已经没什么想法了,非要我拍我只能拍一个跟人工智能的爱情故事——人跟人之间的爱情已经没什么可想象的。

离开上海后,我去了趟北京,在宋庄约了王宏伟(演员,编者注)吃饭,他突然说他要拍一部谍片,让我演女间谍,我开玩笑说那你送我去做三个月的武术训练吧。然后我突发奇想,反转局面,“不如我来拍一个伪纪录片,关于一个中国独立导演,转型拍动作片,找了合作多次的过气女演员,把她送去泰国普吉岛受训三个月。后来项目黄了。女主角却通过练武找到自我,最后还参加了自由搏击赛。”

紧接着我就去普吉岛考察、写剧本。很不幸,我没办法安排家人照顾我小孩,所以要把他带去普吉岛。《野蛮人入侵》的剧本写完后,故事的发展已经离题了,开始在讲小孩和身体,后来讲爱情,讲人对自己的认定,讲武术和修行。

我从2014年开始学武,最开始是因为在泰国待了两个月写剧本,上午写东西,下午就去学泰拳。后来回到马来西亚开始学自由搏击和巴西柔术。学武的过程就是了解自己身体、掌握自己身体的过程,就像《野蛮人入侵》里面拍的那样,你必须集中精神去运用你的身体,意识到你的身体在做什么,你在和人对打的过程中,不断地反应,正确地反应。这有点像进入静坐,扩展了身体的感知和运用。

我特别喜欢《庄子》里面讲庖丁解牛,在骨节缝中寻找一个空隙,游刃有余,物我合一。巴西柔术有很多扭打,在这种扭打之中,你要忽然找到一个空隙闯进去。这种感觉让我有点上瘾,有点像在用身体下棋。

阿满在片子里学会了武术,在影片中途就已经成功重塑了身体。影片的结局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想,有点“无为有处有还无”的意思。剧本最开始真的就是在思考怎么去找到自己,希望能找到答案。拍到最后,我也没有找到这个答案,但有了一点觉悟,就是寻找自己或者塑造自己不是一个结果,它就是一个道路,拍电影也是一个道路,一种修行。

我讲“修行”这个词是不是很好笑?我自己都会笑,但我是真的这样认为。蔡明亮说他拍电影是修行,修行自己,用一个方法看自己的状态,然后一点点去改变。

每个人对自己还是有一些想象的,比如身体好一些,或者更有智慧一些,修行是要让自己变好。在现代社会的修行就是找到一个方法,静坐或者写书法,或者看花、闻香,反正就是找一件事,全心全意去做。

我小时候看过赖声川的一部电影,叫《飞侠阿达》,是说90年代的一个年轻人,很想练轻功,到处找师父。然后他在公园里认识了很多老人家,有很神奇的人,然后他真的就飞起来了。

赖声川讲的其实是一个在城市里修行的故事,也讲了人跟物质的挣扎。因为这部电影,我很喜欢现代武侠的概念,但现在我很少看到有人谈这个了。

很多年前我问过导演布鲁诺·杜蒙,“什么是电影?”他认真地想了一下,很郑重地回答我:“那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那就跟你问‘什么是生活’是一样的。”我还在想着这个问题。在《野蛮人入侵》中,我给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以前,电影就是一切。到了现在,一切都是电影。”


《丹绒马林有棵树》

我基本上是用中文创作,虽然我只在小学时接受过六年的中文教育,没有真正地学过中国文学。

我是移民后裔,上小学之前就在家里看香港无线的武侠电视剧,最喜欢的是《越女剑》:一个不知来历的女孩,剑法高明,忽然出现,又伤心地走了。我一直记得女演员叫李赛凤,Moon Lee,我把Moon Lee作为《野蛮人入侵》里面阿满饰演的角色名了。

上了小学之后开始看书,看金庸、古龙、岑凯伦,也读《红楼梦》《浮生六记》等等,中学时候我就读了三遍《红楼梦》。我至今觉得,是《红楼梦》教会了我怎么写人物,是金圣叹真正教会了我写剧本。我从《金圣叹批本西厢记》中学会了怎么写对白,看似在讲风景,其实在讲人。

来中国之前,我对中国的想象都是武侠世界或者《红楼梦》里的那种江南美景,非常浪漫。2004年我到了北京,这和想象的太不一样了,我都有点文化震惊。我很兴奋地和人聊金圣叹,说我是从金圣叹那儿学的写剧本,人家觉得我莫名其妙,也没什么人要和我聊庄子。

我就会想到黄锦树(马来华语作家)说辜鸿铭。辜鸿铭是马来西亚人,接受西方教育长大,21岁之前根本不会中文,然后他想去中国做点什么,去到中国,就一直不肯放弃他的辫子。他就是我们典型的接受西方教育、然后突然对中国充满浪漫想象的人。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我就想,难道我是扎着辫子的辜鸿铭吗?我发觉我完全不接地气,我对中国文学的想象,跟当时中国写作圈子里对文学的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

《野蛮人入侵》中阿满失忆后,她说了很多语言去辨识自己是哪个国家的人,马来语、汉语、英语、缅甸语、泰语等等。其实马来人都会几种语言,我们家都会说汉语、马来语、英语和闽南语。这一部分不仅是东南亚华人对自己身份认同的思考,也关于一个人如果失去记忆,该怎么认定自己。本来我的设计是阿满醒来后,因为和缅甸难民在一起,也会说缅甸语,所以认为自己是缅甸人。但实际拍摄的时候我改了,变成了失去了全部记忆我们会不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所谓的“自己”是不是就是一个记忆?

记忆就是故事,所以这里又回到用叙事去建立人生。我们讲述自己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我为什么是今天这样,我之前做过什么,我之后做什么。记忆有很多偏差,所以我们讲述自己,就是在讲述故事,讲述我们想象出来的故事。


▲《丹绒马林有棵树》 (2004)

说回金圣叹。金圣叹能读出作者的心思,比如王实甫写张生等待崔莺莺时是圆月,你以为是写风景,其实是说张生从午夜时分就开始等待了。你写一个东西,是希望有人能看得懂,虽然金圣叹这样的知己真的是不可能找到。

我当然希望有金圣叹这样的观众,所以我很喜欢看给我的电影的评论。我很喜欢写笑话,如果有人能听得懂我的笑话,就会特别高兴。

比如我在《野蛮人入侵》里安排了一个高僧,就像是武侠小说里没有来路的高人。但他说的话,都不是佛教的话。比如他说,灵魂才是身体的牢狱,又或者问阿满是要红药丸的真实世界还是蓝药丸的虚拟世界。前者是福柯的话,后者是《黑客帝国》的台词。

我看到豆瓣上有一些评论,说《野蛮人》里有《银翼杀手》《黑客帝国》《谍影重重》等等电影的情节。我觉得很开心,有人听懂了我的笑话。


《爱情征服一切》

2004年,我拍了《丹绒马林有棵树》。那时候我27岁,跟当时的男朋友买了房子,也打算结婚,觉得好像一辈子就这样了。我特别焦虑,就写了这个故事:一个是17岁的小女孩梦想着世界有无数可能,另外一个是34岁的中年男人好像已经放弃一切。男演员当时大概四十岁,他就觉得我对人生的想象是很天真的,我对自己也有怀疑,以为自己懂了很多,但其实可能什么都不懂。所以我在结尾加了一句台词:“陈翠梅你懂什么?”

17岁的小女孩和34岁的中年男人都是我,就像《野蛮人》里面阿满和导演都是我,一个是精神面向一个是身体面向。我的作品里,我的alter ego(第二自我)经常会是个男性,从小我就觉得自己可男可女,直到怀孕生子之后才对自己的女性身份有很强的自觉。

我很需要自由,所以被规划的人生,或者能想象到的人生,对我来说非常可怕。上小学时我逃学去山上和海边玩,上中学后我经常从小镇逃学到吉隆坡找朋友。那时候15岁,坐五个小时的夜班车,清晨5点到达吉隆坡,然后等一个小时,坐第一班公交去找朋友。

《爱情征服一切》的开头,就是一个女孩子坐着大巴背井离乡去往吉隆坡。这不是说家乡不好,要远离家乡,而是我特别需要自由,我想要去远方。我不仅会去吉隆坡,我也会去我好朋友们的家乡找他们,想看一下他们的家乡什么样子。

有一段我17岁时的经历,我一直想拍成电影。大概是我考完试,坐了四十分钟巴士去一个小镇找我的朋友,但我没有他的电话,我到了镇上开始问人。找到他之后,我们玩了一天,又坐了一小时巴士去了另一个朋友的镇。那个朋友不在家,但他姐姐特别好客,我又留了一晚上。那真是非常美好的经验,晚上我们在村子里走,走到市场里吃莲子。第二天我又去了另一个小镇找我做图书馆员的朋友,可他不在,他介绍我去找其他的图书馆员,我就去了。那个图书馆员的大姐当时要结婚了,很兴奋地对我说,你就留下来,留三天参加我的婚礼吧。

马来西亚虽然是多民族国家,但我们其实很少去别的民族家里做客,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过节的。我记得那三天,我看到了杀牛,血喷得好高;到了睡觉时候,小木屋的地板上睡满了人;我还遇到了一个男孩子,很早就喊我起来陪他去市场,我知道他是喜欢我的。

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我写下来了但没有拍出来。其中没有发生什么,但什么都发生了,想要去哪里就可以去那里。

《爱情征服一切》就是我对一段自身经历的想象。我19岁的时候,谈过一个男朋友,是身材很好的健美先生。后来我知道,他其实是给黑社会做走私的。他说的很多故事我都觉得特别可怕,比如他说他其实杀过人,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很可怕。有一天他突然消失了,然后我就写了一个短篇小说,讲的是如果突然有人出现,说我这个前男友被警察抓了,你要卖身给我才能救他,我会怎么做?

我当然不会去卖身,但如果呢?如果我的人生走向另一边会怎样呢?所以《爱情征服一切》里那个女孩为了男友去卖身了,是我在想象另一种人生的可能性。90年代真的很多被骗去卖淫的女孩都是这样,被男朋友欺骗,相信爱情,认为自己可以去拯救烂仔。这种拯救心理就非常港台电影,很纯爱的那种。


▲《爱情征服一切》 (2006)

后来我在中国看到《爱情征服一切》的盗版碟,上面都写着这是社会写实影片。我从来都不是拍写实片,我讲的是很残酷的爱情,是很极端的一个人的故事。我最感兴趣就是叙事,尤其是一个人怎么去讲自己的故事。


《每一天每一天》

距离我上一部长片已经过去十年了。这十年花在电影上的时间很少,好像谈了很多场恋爱,交了很多朋友,去过很多地方:在法国学小丑,在清迈学泰拳,一两个月就会换一个城市居住,都是不务正业。2015年回到吉隆坡定居后,怀孕生子,然后办了很多年轻导演工作坊、东南亚短片电影节。

有时候我去参加电影节,做创投的评委,我喜欢选奇怪的提案,而不是成熟的提案。我的观点就是一个有趣的失败要好过一个无趣的成功——就像可以被规划的人生一样无趣。很稳很标准的提案,拍出来就是一个很像王家卫的电影,或者很像蔡明亮的电影。

这十多年来,国际上有很多青年导演培训营,教你如何不踩雷不犯错,如何写好一个提案,如何走向市场,找到资金。在接下来几年,年轻导演还是会遇到问题,但这些问题他们会有一个标准答案。会有很多导师帮你看剧本和分镜,做出来一个调调,的确是电影节会选的片子,但你不会再看到阿彼察邦那样平地惊雷的新导演:这是哪里出来的导演?居然可以这样拍电影?

就像习武。师父总有特别的招数,但你想用师父的招数去打架是不行的,你必须知道自己会怎么样去反应。所以对自己的认知很重要,但这个东西没有人可以教你。

我们还是想从电影中得到一些什么,一个意义、一个看法或者一种文化。但就算你看电影是为了娱乐,你还是想要看到一些新的东西,你完全没有料到的东西。所以对那些可能“犯错”的电影,我反而觉得有东西可看,而不是范本之下的成功。

我以前拍电影时,控制力很强,要用我那套来做东西,比如我对白是这么写的,演员一个字都不能改。但是我生了一个比我还有主见的小孩,必须按照他的意思去办,要么没办法。我也觉得很好笑,但我可能也是从他身上学到了改变。这次拍《野蛮人》,我会放得比较松,不再那么坚持。

我的小孩叫宇宙,因为我觉得每个小孩都是一个世界,一个充满可能性的世界。宇宙这么调皮,有一部分是天生的,也有一部分可能是后天我鼓励的。我最开始觉得小孩子想做什么就让他去做,因为我自己是这样子的性格,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要没有生命危险,宇宙想爬去哪里就爬去哪里。等宇宙长大些,他就到处乱跑了,能冲出学校,去追他想要的东西。

我怀孕的时候,就想跟社会反向赛跑。我们现在的世界,是先有概念,再去真实接触。我是先看了巴黎的照片再去的巴黎,我先在小说里读过爱情才经历爱情。所以我幻想的计划是,先带宇宙去看很多东西,但是不要教他那个概念,他先看到一棵树,去摸一棵树,好奇一棵树,再知道这是一棵“树”。

我七岁之前不识字,看什么东西都充满想象跟好奇,那种感觉很美好,但上学后,这种感觉就很难回去了。我常常会觉得小孩本来都是天才,但是去上学就变白痴了,因为学校有各种标准概念,不让你去想象,会把你锁定在某个模式中。

但我这种幻想很快就失败了。我周围很多人都要来告诉我怎么教宇宙,都要送宇宙去学校。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从小比较聪明,做任何事情都很少有人要跑来教我。但是做妈妈这件事,好像大家都会,都觉得自己做得比较好,都要来和你说。

于是,宇宙两岁的时候,被送去了幼儿园,学会了各种关于这个世界的各种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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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1 第29期 总第687期
出版时间:2021年0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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