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卫东 那个喝着白牛二谈摄影史的人走了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海杰 日期: 2021-08-16

也许是大家都活得比以前累,所以遇见严肃的话题就不如之前有那么高的兴致,但毛卫东一如既往,谈纽霍尔的家族史,谈摄影史上的一些著名老太太,实在没人愿意听了,他就谈连州的菜心,或者某个街角的大排档

特约撰稿  海杰  编辑  雨僧  rwyzz@126.com

 

毛卫东

1968 年出生于陕西西安,2021年7月31日因病在京去世,摄影理论翻译家、基督教文献翻译者。1995 年开始从事艺术文献翻译工作,2009年至2014年任职于北京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曾担任连州国际摄影年展、丽水国际摄影节策展人、学术主持,西双版纳国际影像展学术支持。专门从事摄影理论和史论书籍翻译出版工作,并创办独立摄影文论期刊 《摄影文论丛刊》。摄影译著: 《历史照片的解读》、《为什么是艺术摄影》、《作为当代艺术的照片》、《摄影哲学的思考》、《更多疯狂的念头 历史、摄影、书写》、《如何判断摄影作品的真实性》、《热切的渴望 摄影概念的诞生》、《黑白摄影的理论 黑白摄影在中国》 等二十多部。

 

 

7月31日下午3点,平淡无奇。北京艳阳高照,蝉鸣密集而急促,我坐在家里的阳台上发呆,微信上跳出几个字:老毛走了。像个玩笑,但接下来我从不同的朋友那里打听到,这是真的。

一时间,还谈不到悲伤——震惊的力量太大。半年前,我看到他的身体状态,脑子里曾经闪过这一刻,但真的来了,就觉得太突然,甚至让我有些慌乱。

聊高兴了,什么都可以送人

我认识毛卫东,是在2010年的三影堂摄影奖。颁奖结束后,艺术家卢彦鹏带我去了望京的一家酒吧,毛卫东后来加入,落座相互介绍之后,他毫无违和感地给我看手里的一本珂勒惠支的画册。我翻得投入,也没过多听他说什么。那晚他很开心,抽着红梅烟,喝着白瓶牛二,看我翻到最后一页,合上,就果断地把那本画册送给了我,这本书至今还在我的书架上。那时候,他已经在三影堂工作三年了。

摄影界的人最早跟他熟悉,也是他在三影堂工作期间,那时,以三影堂为中心的草场地活动频繁,简直就像过节。白天,他在三影堂组织走完各种体面的流程,到了晚上,总会有一拨摄影师和他聚在草场地的草料场、岔路口的牛肉面馆,或者小巷子的路边摊,一瓶白瓶牛二就可以搞定他几个小时的摄影生态、制作工艺及中国当代艺术圈的花边。他不怎么吃晚饭,光顾着喝酒聊天。我们都觉得他酒量大,每天一斤不醉,还能思路清楚,口齿利索,所以对于他喝酒一事,也就不好意思多劝。

来北京之前,毛卫东在设于陕西阎良的中航工业集团一家下属单位供职,行政级别正处,期间于1995年开始接触艺术文献的翻译,1998年冬天转职来到中航工业集团旗下北京某单位,业余时间顺便做一些宗教经典的翻译工作,住在单位给他分配的一间小平房里,“很暗,很潮湿”,艺术家卢彦锦常找他去玩,屋子里有简易的录音棚,但录音设备很专业,他们一起常听一些哥特音乐,比如Lacrimosa(以泪洗面)乐队的黑胶唱片。那个平房里有暗房,当时毛卫东拍完照就在那里和卢彦锦一起冲洗照片,他喝茶和放显影液用的是同款的杯子,常常搞错,把显影液当茶喝掉。

没过多久,他和艺术家荣荣认识,开始合作。2003年,他们在荣荣位于北京康城的小房子里和荣荣映里等人一起商讨《东村》那本书的相关工作。在一张荣荣拍摄的照片里,毛卫东嘴里叼根烟,望着镜头,年轻、阳光。随着三影堂2007年在北京草场地创办,毛卫东于2009年彻底离开稳定的体制内工作,离开时,签了保密协议,护照不在自己身边,所以连出国的机会都没有。我们经常拿这事开他的玩笑,一个做翻译的人,却没机会到那个语言的故乡。有一年,他开心地说,自己的保密协议到期了,但从此之后,也没见他提出国的事,即便是漂亮高挑的女儿在英国留学,他也没有出去看过她,他们的相聚,都是在她回国期间。

我后来从媒体离开,做了策展,对于摄影作品的制作和展呈最初的认知多半来自于他,摄影作品怎么看、装裱材料用得匹配不匹配,以及卡纸和有机玻璃怎么挑选、白边留多少,他会说得具体细碎,相信很多摄影师在这些问题上,也曾受益于他。

2014年,他离开三影堂,但依然住在草场地和798之间那块中间地带,大家聚会更加频繁。那时候,金酉鸣和博尚两人租了一块地方,成立了得色空间,一个是银行职员,一个是广告公司老板,都喜欢做摄影,常常邀请艺术家或策展人来做分享,那儿就成了我们的据点。听讲座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和毛卫东聊天,所以,别人的讲座之后,我们赖着不走,空间主理人管饭,毛卫东管摄影史和相关信息,即便是看着世界杯比赛,他也不忘穿插一些零碎的摄影边角料。

不聚会的时候,他会通过微信发各种资料给大家,这些资料在别人那里,不见得舍得拿出来,他毫不避讳,连刚刚翻译完、自己排好版还没有出版的书稿PDF也传给我们看。

得色空间解散后,黑桥艺术区夷为平地,变成了公园,草场地也在萎缩,没多久,他就搬去了双桥自己的住所,因而我们在北京的聚会就少得可怜,我跟他见面,很多时候都是在外地的摄影节。他享受和朋友们聚会的时光,甚至偶尔表现出一些对小地方饮食的研究与尝试,有一年连州摄影节,在段煜婷给工作人员租的宿舍里,他每天都从附近的菜市场买些新鲜的鸡肉和鱼回来,做给我们吃。吃完饭,他还不厌其烦地劝我到连州租个房子,一起干活,我写书,他翻译书,对此我只是听听,觉得不大有可操作性。有段时间,他电话里又几次劝我,到王新妹位于嘉兴的著名的影上书房做一个月的研究,那里书多。这事我很上心,却不见他有下文。后来听说,他去住了一段时间,但频繁的腹泻让他什么也没干成,“还叨扰了别人”,老是跟我说,对王新妹心怀愧疚。

他需要一些疯狂,只是缺少合适的机会。有年冬天在阿尔山,室外零下36度,在大门和几个摄影师的撺掇下,他们脱掉上衣,站在刺骨的室外撒野,合影里,有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社长殷德俭。毛卫东最瘦,显得有些尴尬。那事后来就成了他说起来为数不多的不掩饰快乐的时刻。

唯一重视并实现他价值的人提前走了

在翻译巨制“影像文丛”之前,毛卫东主要为画廊和美术馆翻译各种学术文章,有些机构甚至至今没付翻译费。说起这事,他也怨,但很快就转移话题。2014年离开三影堂后,他有大量的时间从事翻译,有段时间,手头有三本书稿带给各种人看,但没有出版社对这种纯理论的书籍感兴趣,无奈之下,他自掏腰包,印刷了其中的一本《摄影对话录》,保罗·希尔和托马斯·库珀的著作。

“影像文丛”已翻译出版的书目

毛卫东 (左一) 和映里、卢彦锦

图/卢彦锦提供

一直担任“影像文丛”全套书责编的张宇回忆,他最早和毛卫东结识是在2013年底。一天,毛卫东和高初来找他,在和平里附近一家茶馆聊了一下午。就是在那天下午,毛卫东说起他有意翻译一系列摄影理论图书的计划。晚上,张宇请二人吃饭,或许是高兴,毛卫东把小吊梨汤餐馆喝梨汤的杯子拿来当酒杯,高初基本上不喝,毛卫东就反复劝张宇,你喝你的,我喝酒不用陪。自诩酒量还行的张宇称,他那一次是真正见识了酒量高是什么概念。他们喝了一瓶白牛二,毛卫东又拿了一瓶,迷迷登登又喝完了,还要拿酒,张宇吓住了,拗不过,只好拿了一个半斤装的,喝了几口。毛卫东开始有些酒力不支。张宇果断结账,扶他上了出租车。这一顿,毛卫东至少喝了一斤半白酒。“正值午夜,出租车一路疾驰,前方一路平顺,好似前程,毛卫东一路借着酒力唱歌,那是我唯一一次听他酒后唱歌,”张宇说,“他那时恰好四十出头,正如我现在的年龄。”

后来,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社长殷德俭将“影像文丛”纳入该社出版计划,作为重要品牌强力推进,出版社委托毛卫东以副总编辑名义组织翻译工作,除翻译费外,每月给他五六千元活动经费,这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他的生活压力。这几年里,陆续有毛卫东的译作出版,灰色布面封皮,识别性很强。尽管销售不见得会持平,但这套“影像文丛”成为一个理论著作出版的热点,一时间“摄影理论出版看民族摄影社”,蔚为壮观。我的两本书也在殷德俭的果断决策中出版。理论书籍不讨好,我深有体会,更何况毛卫东翻译的纯文字书,摄影界近几年爱读书的人越来越多,但大多数还是追求上升路线和成功学,买了不读是常态。毛卫东的翻译一方面是和其他出版社合作一些看起来有卖相的,比如《如何阅读照片》,图文并茂,比如《摄影展览指南》,几乎是做展览的工具书。剩下的就交给殷德俭。这些理论书的价值在于,毛卫东作为译者打破了英美摄影学者的话语霸权,耙梳了一些不被国内译者关注的著作,比如新西兰摄影史学家乔弗里·巴钦的《热切的渴望:摄影概念的诞生》,就是提出摄影的诞生是基于一种渴望,而不仅仅是技术的助推,他通过对摄影发明者的著作和信件进行分析,最后推导出拍照片的渴望是如何形成的;比如他翻译的《摄影理论:历史脉络与案例分析》,来自于比利时学者希尔达·凡·吉尔德和荷兰学者海伦·维斯特杰斯特合著;《摄影哲学的思考》来自于巴西籍哲学家威廉·弗卢塞尔。这很大程度上阻断了我们对于摄影媒介及其内核的认知惯性和话语崇拜。丛书规模庞大,已经出版的,包括他的遗作《历史照片的解读》在内共有12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原编辑董良参与过其中的部分工作,“那段时间大家斗志很高,铆足了劲做影像文丛,老毛的引进计划一度高达四五十本,有哲学思辨的,有探讨文化现象的,有单就某细分领域进行研究的……林林总总精彩异常。但是资金、人力自始至终都很匮乏。”

正当这一切让我们看到了摄影理论出版的美好前景时,殷德俭因突发疾病于 2018年6月猝然离世,之后该社经历了改制、更名,由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更名为中国民族文化出版社,公司化运作,囿于出版整体环境,理论出版急剧放缓。“影像文丛”翻译好的部分书稿迟迟未能推出,一直担任全套影像文丛责编的原编辑部主任张宇升任副社长后,独力护持“影像文丛”,继续艰难推进后面的各种繁琐工作。前几天由毛卫东翻译、出版社前后做了近5年的《历史照片的解读》出版,现在却变成他的遗作。

殷德俭去世对毛卫东造成的创伤极大,他的价值本来就没有多少人看到并重视,殷德俭恰好是那个看到并帮他实现的人,罕见的知遇之恩,让他无法释怀。细数他这些年翻译出版的书籍,竟有21部之多。

毛卫东离世的消息,引起了摄影圈的巨大震动。策展人刘钢在电话里毫不客气地说“你们摄影圈太不重视这样的学者了”,我没有辩驳的理由。用策展人冯博一的话说,“毛卫东多舛的一生,好像是我们不断所听、所见的轮回,而功利、鸡贼的人却还活着。”毛卫东一去世,就有人将他的专业批评说成“摧残”,也有人制作了惊悚的文章标题,刷流量。

毛卫东 (右一) 和殷德俭 (后排左二) 等一帮朋友在阿尔山零下36

度的冰天雪地里 图/大门提供

“不再发纸质的了,太贵,也没人看”

在我的印象里,真正在理论上跟他聊得开心的,策展人董冰峰算一个。毛卫东有一段时间住在798附近的银枫家园,小区里艺术圈从业者多,策展人、影像研究者董冰峰就是其中一个,楼下有露天餐厅,他经常约着和老毛喝酒,一来二去,成了无话不说的好邻居。

“不再发纸质的了,太贵,也没人看。”这是毛卫东有次给董冰峰的留言,是说他自己编译的《摄影文论丛刊》。目的当然是推动业内重视和系统讨论摄影理论,而非只聊拍照。但是两辑过后,无甚反响。所以从第三辑开始,只发送PDF给大家。董冰峰整理了下手边的,共收到8辑。

在纪念短文《邻居老毛》里,董冰峰从行业高度来看毛卫东的工作,或者说,他从毛卫东的工作里看出了跨学科的重要性,“事实上摄影圈和艺术圈的区隔并不像很多人形容的水火不容。摄影从90年代起就在中国艺术生态中占有重要位置。可以说老毛的工作正好跨/超越了两端。从他翻译的大量西方摄影理论就可以看出,摄影、艺术、理论互为关系和发展的历史至今己快百年,尽管中国当代艺术体制非常的不稳定且受政治和商业影响很大,但是每一个时段的创新潮流总是表现为跨学科和跨媒介的,摄影&影像艺术正及时地映射出这一时代的文化症候和理论思考。等到老毛译出《摄影哲学的思考》,他应该松了一大口气吧。”

和老毛喝酒次数多了,董冰峰完全不觉得在浪费时间。他们的话题总是围绕着艺术、生态、职业计划、可以一起协作的项目。他送自己编的“当代艺术理论丛书”给毛卫东,对方反过来送了更多的摄影画册和理论书。有时候他还经常收到老毛的短信,讨论一个理论概念的翻译问题,不厌其烦。“我也打起精神,深知老毛在建立行业的重要专业基础。”想想董冰峰的话,有些遗憾,在跟老毛聊天的时候,我自己虽然打起了精神,却没有消化多少,也没有录音,留下那些资料。

最近一次董冰峰约老毛参加广州影像三年展2021的开幕,不巧又和他的工作安排重合。董冰峰唏嘘的是,听到毛卫东去世的消息,突然间忘了这个人,眼前只看到他花了多年心血的累累硕果,“转给我们的压力是,接下来怎么继承?”

“我今天听你的话走了一圈,有些吃不消”

学术翻译是个穷苦活,在中国摄影界更是如此,但毛卫东毅然决然坚持做,而且还是手写翻译,然后自己电脑录入,我常常说他没用好人工智能,但对于排版和字体字号,他都亲自上手,力求舒服和精致的阅读体验。这几年他的日子过得不好,情感上也经受不住颠簸,有次喝醉酒砸碎了酒瓶,不慎割断手筋,被张宇送进了医院。伤的是右手,他翻译写字用的手。后来看着他有些窘迫,我给几家摄影机构推荐他去做讲座,希望他赚点钱,也顺便出去散散心,但不知道为什么都没成行。

他的境况还不至于像朋友圈部分人说的那么凄惨。殷德俭去世后,张宇个人对他时有补贴,他父母也有固定的接济,他的钱大多用来买书,那些书都不便宜。在我看来,他对个人饮食的潦草应付和对翻译的执着,以及对情感世界的投入和想象,最终将他耗尽,没有来得及回复元气。

每次见他,他包里总是背着几本书稿,有次他约我和张宇在双桥他家楼下的新疆餐馆吃饭,菜点好,他却不吃,一直在说他最近的工作,以及摄影史里的很多误解和最新发现的理论观点,走时送了我一本他翻译的博蒙特·纽霍尔的《摄影的历史》,内页无图,封面下方没出版社,写着“非卖品”。他最大的心愿是把这本《摄影的历史》引进来,可惜纽霍尔后人版权费要得太高,只能自己掏钱印了25本纯文字译本,送朋友。

疫情之后,他跟圈内的朋友见面很少,逢节日,别人都是微信客套文字,他必须要打电话问候。草场地的那种兴奋的海聊,到后来变得有些冷场,因为他爱聊,遇到不爱聊的搞笑话题,他笑着,什么也不说,抽他的红梅烟,眼镜片上的手印随着光线显现。也许是大家都活得比以前累,所以遇见严肃的话题就不如之前有那么高的兴致,但毛卫东一如既往,谈纽霍尔的家族史,谈摄影史上的一些著名老太太,实在没人愿意听了,他就谈连州的菜心,或者某个街角的大排档,那几乎是他最后的群聊调剂品。很多人说他是“话痨”。我想,如果他遇见对摄影史感兴趣的人,那些话可以说得上是兴奋剂,但这样的情况何其少。他的“话痨”声名慢慢扩散,以至于身边的朋友们都忙于生计,与他少了联系。

我们都是西双版纳国际影像展的学术支持,所以每年,我们都会受邀在西南边陲的冬天见一面,开开会,享受一下雨林、普洱茶和恰到好处的阳光。2020年底一起去西双版纳,机场值机时发现他瘦成一把骨头,走路都吃力,腰椎很不好。上下飞机,那日松、杜子和我轮换着帮他拎包,就着他的节奏往前缓慢走。他说机场走的那段路,几乎是疫情期间在家走路的总和。在西双版纳勐海的一个度假村里,聊起他疫情期间的生活,由于腰椎问题,下楼不方便,他每天靠吃外卖生活,外卖的盒子在家里堆得都快挪不开脚了。没想到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回来后,隔几天一次电话,有时候会打一个小时,已经很晚了,我只好说要哄孩子睡觉了,才挂掉。我建议他多走走,要不然肌肉会萎缩。有一天他下楼转了转,就打电话跟我汇报“我今天听你的话走了一圈,有些吃不消”。那是我们最后的通话。翻了翻手机通话记录,那是2021年1月。昨天还在和朋友说不知道他怎样了,要不要联系一下他。谁想到,他已经走了。

最早发现他去世的朋友是因为几天联系不上,索性去找他,门打不开,找警察来开门,发现他早已没了呼吸,门外还放着他订的外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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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1 第27期 总第685期
出版时间:2021年09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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