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学芸 故乡是一枚爱人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张紫微 日期: 2021-08-16

在单位里,人总要面对很多不同的人,处理很多不同的关系,在这样复杂又温吞的日常生活里,她拓展着人灵魂自省的深度

实习记者  张紫微  编辑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初读尹学芸的《寻隐者不遇》,读者可能会感到些许茫然,她的小说总是“上来就说,不拉架势”,像地里长出来的青苗,朴实、俏拔,带着清新的土腥味,一个写惯了乡村、县城、官场、酒局的作家,怎么会想到写一部雾里看花的都市情爱小说?2021年同名小说集收录了《寻隐者不遇》《望湖楼》《喂鬼》《苹果树》《比风还快》等几部中篇,继续往后读,这部“蹊跷”的小说才渐露来历,一个让老读者熟悉的尹学芸也慢慢浮现。

尹学芸文字的源头在天津市最北部的蓟州(2016年以前为蓟县)。小城里有一片人工湖,曾是天津重要的水源地。过去,人们常在湖里钓鱼、坐船、游泳,但为了保护水源,这些项目都取消了,湖边的许多建筑也一一拆迁,她闲来无事就沿湖走走。

《寻隐者不遇》讲述了薛小梨、苏梅这两个女人和一个年轻男人寒武几次“两两组合”,去一座废弃庄园寻找隐居高人的故事。小说缘起于尹学芸本人的一次偶遇。一次闲逛中,她走进了一座废弃的庄园,在里面看到不同的花花草草,还有秋千、体育场、养鱼池、望湖亭,旧日的奢华清晰可见,她甚至还看到了自己熟悉的人的题字。小城从前有很多家装潢讲究的疗养院,都是各个部门在依山傍水的地方建造的,普通人平时难以进来,后来纷纷拆除。这样一个庄园竟然能藏身在小小的蓟州,连本地人都很难发现,她猜想,这个园子也是那些疗养院之一。

小城只有几处场景,一个场景可以被来回打量、猜测、使用,这个隐秘的庄园先后被尹学芸写进了《望湖楼》和《寻隐者不遇》。繁华的时候,园子是县城的退休工人掏空腰包也要请客吃一次的望湖楼;萧瑟的时候,园子又成了背着手、迈着官步的老干部神出鬼没的地方。

反复打捞、淘洗、咀嚼自己的生活,不肯浪费一粒灵感,似乎是她写作的本能。

从罕村到埙城

蓟州是天津唯一一个半山区,北高南低,高山、平原、大洼、库区在这里汇聚。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明代有诗云:“西来山尽处,始见蓟州城。”山区里的生活少变动,人也不善变通,尹学芸笔下的人物都有执着的底色:《岁月风尘》中在战乱年代坚守爱情、追寻光明的李勋李荃姐妹,《菜根谣》中不顾反对坚持寻找失踪小伙伴的冯诺,《苹果树》中对苹果树的神力坚信不疑的刘苹……有历史学者告诉尹学芸,清军入关时蓟县人至死不降,以致被三次屠城,这里人的性格就是横、楞、拧。

蓟州是产生执念的地方,尹学芸的文学也是执着结下的果实。

有人读完尹学芸的作品去寻访她的村庄,却失望地发现河水没有那样清、街巷没有那么长,进村也不是总有牛叫和炒蚂蚱香。尹学芸真实见过这些美丽,但她笔下的罕村既不是一个桃花源,也不是诞生诡奇传说的化外之地,而是一个生活的地方,其间穿梭着形形色色的乡里乡亲,为一日三餐奔波、算计,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千丝万缕。

准确说来,尹学芸出生成长的村子在蓟州南部最低的洼处,三面环水,只有南边有一条公路。让她获鲁迅文学奖的“李海叔叔”,每年就是沿着这条路,两手空空来到“我”家,给一家人带来只存在于想象中的荣光,然后满载着东拼西凑的粮食、物资回去。有去无回的友情坚持了二十多年终于透支,家里人对李海叔叔讳莫如深,“我”才知道叔叔屈辱的生存史,他不是住在有花园、高楼的城市小区里,而是偏僻贫瘠的苦梨峪,家中一贫如洗,好几口人每年都等着李海叔叔从“我”家带回面粉才能包饺子过年。两家人相互仰望又暗自攀比着,度过艰难的时期。

尹学芸小时候,村子里的日子以几近凝固的速度流动着,唯一的变化是谁死了、谁出嫁了。有些人家冬天和夏天穿一套衣服,只不过,夏天把棉絮掏出来,冬天再塞进去。村子的外号叫“唠叨村”,有的是不务正业、好吃好喝的人,在别的村子里卖不出去的肉,在这里准卖完。她的父母都是农民,身边没有一个跟文字工作打交道的人。她寻找自己文学基因的源头,那是会看话本、会唱戏文、会喊夯号的爷爷。

很多作家都记得自己的阅读史,她也在小本子上记:《野火春风斗古城》《战斗的青春》《金光大道》……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毕业读的书名,记了147个,这个数字让她自己也怀疑,是不是记错了?但这些书用她的话概括,都是讲打仗的,对文学来说可能没有太多营养。十多岁时,她还不知道世界上有杂志这回事,更别提接触外国文学。

即便这样也要读书,一本一本地读,一点一点地走出来。由于稀缺,对书的记忆反而牢固。

乡下孩子接触书籍并不容易,有时候还需要跟哥哥姐姐“斗智斗勇”。小时候,比她大七岁的姐姐爱看书,经常往家里拿书,却不给她看。有一次姐姐藏了一本说是“少儿不宜”的书,她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最后在一只旧棉鞋里找到了,把书掏出来,只闻到一股脚丫子味,姐姐不在家时她掏出来看,看完再塞回去,偷偷摸摸地看完了那本“搞对象”的书(后来知道是《青春之歌》)。

不上学的时候,她一边放羊一边看书,身旁一只小羊,膝上放一本没有书皮的《红楼梦》,书是繁体字写的,她基本看不懂,但还是能记得“尤二姐吞生金自逝”这样的情节,书里的故事在她脑子里扎下根。去镇子里上学的路上,她和村里的孩子走在麦子地里,孩子们都争先恐后挤到她身边,她手上拿着纺锤,把棉花田里随手扯来的棉花纺成线,嘴里则把书籍、记忆混上想象编成故事,又讲给小伙伴们听。她开始幻想有朝一日自己写的字能变成铅字。

高中毕业后,尹学芸去村办服装厂当了一名缝纫女工。只要有一天假,她就跑到县城买上十本杂志,彻夜翻完,工作之余也开始给刊物投稿。最开始的时候她没留心不同刊物之间的区别,记不得自己读过的作家的名字,什么也不懂,屡被退稿。有时,编辑在退稿信里批评她不该一味模仿某个作家,她很困惑,不知道自己“模仿”的这位作家是谁。

她骨子里仍然是个靠天吃饭的农民,雨下得多,秧苗就疯长,大旱则颗粒无收,写作也是这样,不存拿奖、出名的野心,只是按部就班地耕耘,想到哪就写到哪。这一时期她靠着与生俱来的灵性和情分,写乡里的生活、村野的生态,表现周围那些“想着法儿活着的人”,发表的刊物从《蓟县文艺》到《天津文学》《天津日报》,付出慢慢地有了回报。

1980年代末,尹学芸的小说《一个叫素月的女人》被改编成电视剧在央视播出,这部电视剧的背景音乐由一种叫“埙”的乐器演奏,尹学芸被埙的声音深深感动,决定用“埙”给今后作品中的城市命名,从此“埙城”成了她的另一个文学地标。当时她正在帮县里写县志,由于央视的影响力,县委特地给了她一个名额,从临时工直接转成了国家干部。谈到这里,尹学芸不住感叹:“文学改变命运,真的是文学改变命运。”

 

浮出深水

从农民转变成了干部,尹学芸辗转文化馆、旅游局、住建委等多个不同的部门,工作让她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她拉开一段距离,观察人在工作中怎么思考、行动,有什么样的关系需要协调,写出了一个个入木三分的基层干部形象。早些年,还有单位的人警告她,别把自己写成小说,她暗自反问:“哪个单独的人物能构成一篇小说?”她喜欢将人物放到时间的长河里冲刷,洗掉他们一时的意气风发和灰头土脸,留下平时幽微却又真实的人性,再为他们编织一个故事的框。

和乡村不一样的是,机关把人分出了很多层面,领导和非领导、年龄大的和年龄小的,甚至身后的背景都会有人刻意衡量和揣测,在单位里,人总要面对很多不同的人,处理很多不同的关系,在这样复杂又温吞的日常生活里,她拓展着人灵魂自省的深度。《士别十年》(2015年发表)是一个典型的人性在机关工作里蜕变的故事,这本小说很早就开始写,中间被搁置在电脑里长达十年,十年的时间,让“看事物总是一厢情愿,见不得任何形式主义,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文艺女青年郭缨子,学会了察言观色、收敛锋芒,成了办公室里八面玲珑、酒局上左右逢源的主任,与当初的缨子处境极像的陈丹果不堪领导骚扰和同事孤立,跳楼自杀,陈丹果的死让缨子意识到自己已沉沦为帮凶,也向读者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追问:世俗的成功是否以丧失常识和常态生活为代价?这部小说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并获得百花文学奖的认可。

小说问世之前,尹学芸在文学上也经历了一段“温水煮青蛙”的时间。

她对名利一直不敏感。用她的话来说,偏远山区的作者远离了都市,也就远离了名利场,所以人一直是潜在深水里的状态,想漂浮都难。

90年代之后,尹学芸给人的印象是写作停顿了几年。那时她年纪尚轻,时不时发表点小说、散文,办着一份小刊物,和相识的作者到处赏花、打牌、野餐,每天乐乐呵呵的。但很快她感到疲乏。虽然一直有作品发出来,但常联系的刊物只有几家,小说在一个小圈子里撞来撞去,没有向上的动力。

走出了山洼,年岁渐长之后,她想到了以前没想过的事情。“你生活在一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好处是自己比较自由,坏处也是自己比较自由,没人督促你。后来认识河北那些作家,特别羡慕人家有这样一个三五个人的小团体,写东西知道好在哪、不好在哪。但那时候我在有的地方发了也没人看见,也没人告诉你应该怎么走。”尹学芸说。

好在,基层作家之间的善意“接住”了她。在她小说写得不温不火时,有经验的作家给她指路——去更生活化、读者更多的晚报发表。于是她开始为晚报写小说,也写散文、随笔,内容更加丰富了,侃足球、忆乡村、拉家常,什么都写。那段时间,她天天傍晚去登山,一边登山一边琢磨写作,“有的时候一串题材在后面排队,总有很多可写的东西,就是这样一种感觉,让你觉得生活就是很有意思的。”尹学芸形容。

报纸的专栏发稿量大,一次要发好几篇,她想到了写自己生活的乡村中慢慢消失的词语。眼看着城镇化不断加速,农村一些具有历史意义和地方色彩的场景变得面目模糊。乡民走入城市,存于50到70年代之间的许多方言词汇退出人们的交流,有相当一部分在80年代初即已成历史。为了不让这些词语悄无声息地消失,她走遍了县境里大大小小的村庄,从本地人口中挖来那些字词。有些词传播的地域广阔,有些词在南方和北方、古代和现代的用法不一样,有的口音难以用文字模拟,遇到难以把握的部分,她也跟天南海北的网友讨论。这段在田垄上的寻访经历,留下了诸如“开圈”(队里把地里的白薯、花生或小麦都收完了,允许社员们去刨遗留下的白薯、花生或拣拾残留在地上的麦穗)、“新宿”(偶尔借宿在别人家里)、“看青”(在庄稼即将成熟、由绿转黄的时候看守庄稼,防止别人偷粮食)等百个乡村词语的记录,后来成书为《慢慢消失的乡村词语》(2009年出版)。

写了几年散文、专栏,她逐渐找到了自己写作的感觉,整个城市的百姓也知道了她。

2014年对尹学芸来说是个特殊的年份,她发了五部中篇小说,写出了《李海叔叔》和《士别十年》,进入了作品的井喷期。直到现在,她和这几部作品的命运仍然让她唏嘘。当时一部中篇小说《玲珑塔》被退稿,她怎么也想不明白退稿的原因,就把稿子给了《收获》杂志,编辑不到一周就打电话来提出了修改意见。等待终审的那几个月她什么也没干,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她对自己说,终审过了再开始写,终审不过以后就不写了。那年她50岁,到了女干部离岗的年龄,如果稿子没有给《收获》、没有过审,她也许会换一个活法。

终审还是过了,《收获》发表《玲珑塔》后,陆续有编辑找尹学芸约稿。她第一个写的就是《李海叔叔》,但因为版面的问题一直搁置。她又把另一篇稿子拿给编辑提意见,被对方要走发表,这篇就是《士别十年》。“我老跟那些作家朋友说,不用着急,自己慢慢写,你自己有机会,作品有机会,来了就来了。有的时候反正你找也找不到,这又不是一部作品就怎么样的时代。”尹学芸说。

第二年尹学芸继续发力,发了10部中篇,到2016年发了14部。她至今都觉得那段时间的生产力是不可思议的。“虽然说那个时候都已经不是创作力最好的时候了,但是你会觉得文学突然给你打开了一扇窗,你可以抓住这样一个机会,其实那个时候没有任何人告诉你应该怎么样,但是自己真是有这种感觉。”她说。

 

士别三十年

近年来,尹学芸的视野从乡村跨越到城市,投向城乡之间的牵扯、纠结和疼痛。

离开故乡30年后,她写了一篇名字骇人的《喂鬼》,小说的主人公云丫为躲避故乡的干娘临终前指派她在葬礼上为其“喂鬼”的仪式,急匆匆与网友阿祥相约远赴云南旅行。一路上却不断接到来自干娘的大儿子的催促和央告,令她心神不安。结果旅行结束返回埙城,她还是按照干娘的遗愿去喂鬼,才知道喂鬼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佛教法事(“喂鬼”也叫“放焰口”,其实就是赈济鬼魂,给予法食令其饱满。)。三个多月后,云丫接到电话,她的朋友阿祥已在三个月前死于一场车祸。这是一场徒劳的出走。

尹学芸谈起这篇小说的创作时说:“很多时候故乡就是一枚爱人,有时候让你想着法地逃离,可更多的时候,又让你想着法地回归。有对比才有反差,有反差才有不同情感方式的表达。”

尽管作为基层工作者,尹学芸还是需要经常跟乡村打交道,但已经不是小时候那种生活在其中的状态,而是客居。年龄大了,和乡村的距离也在拉大,她和家乡的那些人、事之间有了一层越来越碍眼的隔膜。过去她喜欢把熟悉的人反复用在多部作品里,刻画人物不同的侧面,把故事写得满满当当,但现在她的生活里已经很难找到这样的人。在《寻隐者不遇》中,现代人的神龙见首不见尾,人与人之间感情的淡薄、疏远,通过大量留白表现出来。再也找不到《李海叔叔》里那种长达二十多年的精神连接。“再然后你就发现,其实你跟所有的故乡、所有的乡村都是隔膜的,其实变化的不是它们,是你自己,很多时候都是你的眼睛变了,或者你的心也变了,我回去得越来越少了,跟他们的交往越来越少了。”尹学芸说。

作为以乡村题材见长的作家,她不得不对这种隔膜警惕起来:“作品中的那种温度其实都在退,那种底色都在褪。我觉得是作家的通病,可能隔一段就得反思,怎么在生活中找到切口,这是很重要的。”

(参考资料:《尹学芸印象》《尹学芸:没有哪段生活是白费的》《尹学芸:我曾被这盏灯照亮也期待它照亮更多人》《专访」尹学芸:最基层的作者离文坛很遥远,发再多小说也不是著名作家》《尹学芸:乡村的秩序》,感谢译林出版社和邓郁为采访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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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1 第27期 总第685期
出版时间:2021年09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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