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们的孤独赛道 | 封面人物

稿源: | 作者: 王佳薇 日期: 2021-10-08

并非每一个选择读博的人都能等到完满结局,获得博士头衔。这是一条看似光环无数、实则异常孤独的赛道,往下走,很难望到头。除却精神层面的孤独,博士们需要对抗的还有年龄焦虑与同辈压力、漫长的未知、科研的无果、对学术体系的怀疑、追索意义感的失落,以及情绪问题,等等。懒惰,是其中最容易对付的

读博第四年,赵四仍觉得自己的博士身份有些难以启齿。在社交场合中,需要向陌生人介绍自己时,她都支支吾吾,犹豫不决。

她惧怕说出自己“在读博”后迎来的“哇”、“啊呀”等语气词。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形,她都尴尬地用“脚趾抠地”。她更喜欢别人喊她赵四,这是她起的笔名,有“无名之辈的意思”。

博士生赵四内心觉得读博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也没有很厉害”。博士与其他人的区别只在于,这个人写了一本论文,获得了点知识。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意义。“这不代表你更聪明,更有智慧,也不代表你道德更高。”反而可能是,“这个人路径依赖比较严重,没什么自我,(利用读博)逃避至今。”在赵四眼里,她属于后者。

也许,更直接的问题是,决定读博的人究竟在追逐什么?答案不尽相同。有人将博士学位作为进入高校的跳板;有人视之为唯一志趣,甚至是“活下去”的理由;还有人觉得自己的专业足够浪漫,却又下了不再从事学术工作的决心……

一个博士学位的完成,短则三四年,长则七八年。当一位博士研究生被授予博士学位、走向劳动市场时,很有可能的情况是,他/她儿时的同学早已结婚生子,工作十年有余。选择学术道路就意味着选择了一条不同于多数人的赛道,人生的时间轴、自我评价得另当别论。

这是一条看似光环无数、实则异常孤独的赛道,往下走,很难望到头。除却精神层面的孤独,博士们需要对抗的还有年龄焦虑与同辈压力、漫长的未知、科研的无果、对学术体系的怀疑、追索意义感的失落,以及情绪问题,等等。懒惰,是其中最容易对付的。

当互联网上有关“996”工作制的讨论正酣时,这群人正独自穿梭于实验室、图书馆,循着“796”或是“10106”的时间表生活。但不同于别的岗位,许多受访者强调,这是一类“只为自己打工的工作”——“做得多就收获得多”。

近日,我们采访了近10位博士,从他们的讲述里,或许更能帮助我们理解,博士们的挣扎与坚持,孤独与困惑,那些留下的人也未必比离开的人更勇敢。

 

 

一个音乐学博士的思考

中央音乐学院录取通知书的封皮是暗红色的,经烫金工艺处理过的三行字妥帖地居于中央,上面写着,“中央音乐学院的光芒将永远照耀你的前程”。

收到录取通知时,赵四意外地平静。她14岁到北京,先后就读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和中央音乐学院。很多时候,她出入的不是音乐厅,就是国家大剧院,身边相处的同学和老师很多曾在国际音乐比赛中演出成名。在这样的环境里待久了,赵四有时感觉,“是不是我也还行?”但更多时候,她觉得自己活在名师、大家的阴影下。

她发现,身边不乏沉迷于名校光环、精英氛围的同学,许多人的巅峰时刻就是上了这样一所学校,每逢校庆,“发几张过去的校园照片,写上‘母校’二字,再配两个哭泣的表情。”那些文字里没提到的,可能是之后略显平庸的人生。


▲赵四 图/受访者提供

赵四5岁开始学钢琴时,父母便为她规划好了以后要走的路,他们希望赵四学艺术。两人没想到,其实钢琴对赵四的“摧残也非常大”。

赵四讨厌练琴。考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前,专业课老师告诉她,以她的水平去考附中钢琴专业,一定考不上。折衷考虑,她选了“需要看很多书,文章也要写得好”的音乐学。后来升学也没再换过专业。

读硕士时,赵四的研究兴趣是观念史。简单点说,就是研究“大家为什么没完没了地在演奏死去的人的音乐”。她当时想:“如果我读博的时候继续研究它,应该挺快乐的。”她不排斥做研究,知识的艰涩与追求知识时的狂喜令她着迷,她觉得这是逼自己读晦涩理论的好机会。同时,她也被另一种念头拉扯着。

这是一种迫切地想要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的念头。这股冲动牵引着她与过去乖巧、懵懂的自己决裂。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仰赖音乐学院的高雅与“离地”,赵四能做个不闻窗外事的乖学生,过着一种可预期的生活。对于音乐学以外的专业,她一无所知。实际上,她很早就迎来自己的迷茫期。由于对专业前景感到迷茫,她曾在“豆瓣”上认真提问:“高二,音乐学,毕业后除了在象牙塔搞搞学术,都能干啥?”

赵四的确做过一些尝试。比如说,在古典艺术经纪公司的格子间做PPT,在二手奢侈品公司做新媒体编辑,或是给一家新媒体写专栏。她的导师不理解,“你明明拥有不上班的机会,为什么要每天早上赶早高峰去挤地铁?”其实,她只是想试试别的可能。

音乐学院硕士毕业后的去向无非两种:一种是进入大剧院、出版社或其他解决北京户口的“体面单位”;另一种则是继续读下去。后者也是父母对赵四的期许。

在学校行政处工作了半年,赵四没怎么复习就坐进了考场。尽管不愿承认,她在考试方面的确运气颇佳。意外考上后,她重返课堂读博士。

她不排斥读博,却充满怀疑。“除了我们赋予学术工作的意志外,可能它本身也有问题。我们把学术体制化,然后它变成一个像《文凭社会》里面的区隔时,就已经失去了本来的功能。”

在兰德尔·柯林斯所著的《文凭社会》一书中,教育的基本功能是作为文化证书和社会流动的障碍。柯林斯的研究以美国为样本展开,在他看来,教育虽然不能增加社会流动的机会,但文凭却实在地成为换取较优受雇机会和挑选较优职业条件的同伙。它对一些人来说,是获得闲职的凭证,而使另一些人不得不从事生产性劳动。

赵四想,“读博是不是一个已经被异化的东西?它成为一种手段,而非目的。”也就是说,“是不是就要通过读到最高文凭,我们才能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

她没有答案。早在读博以前,她和正犹豫要不要继续申请海外博士的朋友聊天,两人谈到对工作的理解与想法时,达成共识:“我们不要为资本家去卖力,要让我们的剩余价值流向一个更精神性、更纯粹、更有智识的空间。”

但是,赵四的朋友并没有去读博,而是换了工作,搬去上海,继续“为资本家去卖力”。朋友更现实的考虑是,在文科类博士项目经费年年收紧,竞争愈发激烈的当下,“有必要自费去读一个博士吗?”

 

 

“更有创造性的”

因为费用问题,林安起初申请博士的时候,没考虑英国。尽管她认真想过经费不足的情况,打算一边打工一边读书,但“不给钱的地方是不会去的”。

她是一边工作、一边申请学校的。很长一段时间,她习惯了工作日工作,周末飞到另一个城市参加学术会议,有时去东京,有时去香港。

离开校园后,林安时常觉得自己是“孤立于(isolated)”学术圈的。“如果没有一直在海外学术圈呆着,申请其实非常吃力和吃亏,”难以获悉招生信息。

林安目前就读于美国东部一所公立学校,刚进入博士二年级。她每月津贴(奖学金)1500美元(税前)。学校发津贴时会特别说明,“这是你9个月的津贴,而不是你全年的津贴。”剩下三个月是暑假与寒假,没有津贴,但房租还是要缴。“读博士有很多额外的压力,还要考虑自己的生计问题。”她经常接一些翻译和撰写项目报告的兼职来赚生活费。

早上7点起床,凌晨2点睡觉。这种作息贯穿于林安的期末考试周。那段时间,她不是在写期末报告,就是在做兼职。

林安自觉是个物欲很低的人。她的花销集中于房租、饮食、车险、油费(因为去学校的交通不便,她刚买了车),剩下的“一点点钱”,“肯定不会花出去的”,还要提前为寒暑假打算。每学期开始,她还要交800到1000美元不等的学杂费。“学校用得着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教职工,需要我们交钱的时候,我们就是学生。”奖学金缩水的情况也不罕见,“人文社科类多少都会有这种问题。”

美国社科类博士的培养计划时间为五到八年不等。想要毕业,除了完成毕业论文,还要通过两门资格综合考试。学校规定博三的第一学期必须要考过第一门综合考,林安是考得非常早的那类。

两门考试都通过则意味着“你对自己专业的几个领域比较熟悉”。这对林安来说十分重要。“从更长远来看,读博意味着一段高强度积累知识的过程。”

她的日常被工作占满。如果非要以数字衡量,那就是“占据了我生活的200%”。林安觉得读博的工作量比工作时更甚。但她甘之如饴,“工作其实就是重复性劳动经验的积累,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有一定创造性知识的摄入。”

对此,和林安同年入学的陈奇很有共鸣。他没有正经在校外工作过,对外界的多数认知来自于朋友的经验分享。在他的理解中,学术工作更有创造性,对脑力强度要求更大,不用朝九晚五,时间上更自由。

当然,自由的代价是,“你每时每刻都觉得自己可以工作。”

陈奇从本科起就和老师一起发论文。刚开始做研究时,他带着一点儿虚荣心,觉得论文能发表很有成就感。但现在回头看,发现当时“并不懂怎么去做研究”。

学术研究意味着“必须要逼自己去学不同的东西,读很多不一样的东西”。陈奇喜欢阅读和思考的过程,享受探索知识的边界。他几乎没想过不做学术的可能。“如果想要继续做研究,读博是必要条件。”

香港高校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你在港校拿到一个研究型硕士的学位,可以跳到更好的学校去读博士。”

2019年,陈奇在香港读完研究型硕士后,选择回家准备申请美国的博士。他同样恐惧林安口中的“孤立状态”。幸运的是,那年导师刚好有足够的研究经费雇用他做研究助理。就这样,陈奇一边留在学校工作,一边准备GRE和博士申请材料。

第一年,申请不顺,15所学校全拒绝了陈奇,甚至被他当作保底的母校也发来拒信。他本来睡眠很好,但因沮丧常常失眠,一到凌晨三四点,就拿出手机查看邮件是否有未读通知。他去运动,每天逼自己打球,想以此消解沮丧情绪。

他把15封拒信打印下来,钉在办公室的墙上,跟自己说“明年再来一次”。

第二年,还没等美国申请季开始,陈奇就收到了两份录取通知,一封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另一封来自他目前就读的学校。再三权衡下,他选择了后者(世界大学排名不如前者)。

导师建议陈奇如果考虑回国内寻找高校教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排名更有帮助。陈奇觉得除了现实因素,体验多元的文化也很重要。作为一名中国研究者,他最终决定离开自己熟悉的东亚文化圈。

如果不是从事学术,陈奇应该不会有机会在许多地方穿梭、生活。与父辈相比,他的迁移轨迹算得上丰富。本科选专业时,父母希望他选一个“好考公务员的专业”,他却念了社会学。

偶尔,他也会想,如果真的有平行世界,他可能还呆在家乡,考了公务员,生了两个小孩。周一到周五上班,周末约爸妈出来喝个早茶——这是爸妈对他的期许。

但他从来不是听话的孩子。

 

 

幸福样本

现实世界里的陈奇在2020年入读了欧洲一所院校的人口学专业。

6个月后,子宜申请到当地一所研究院做访问学生与陈奇团聚。2020年8月,为了签证方便,两人领了结婚证。这是一项严肃的决定,但“没那么可怕”。对子宜来说,结婚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作为伴侣,她有机会申请到和陈奇一样的签证。“我们需要这种法律意义上的认可,赋予我们一些权利。所以我们就做这件事。”


▲子宜博士年度审查通过后,两人一起庆祝 图/受访者提供

他们相识于2019年的秋天。当时子宜正读博一,陈奇在同所学校做研究助理,刚经历失败的博士申请。

虽然研究方向不同,在读博的两年时间里,子宜时常觉得陈奇教给她的“比导师更多”。他比她更早开始做研究,教她用Google Scholar(学术文章搜索引擎),“还有英语写作的一些习惯”。

博士入学一年,陈奇习惯了从早上8点半工作到晚上8点半的日常。比起在香港时,他已经“放宽了很多”。他记得在香港申请博士时,不仅要写申请材料,还要忙工作,总是“早上6点半就起床,干到凌晨1点左右”。即使如此,他无论何时回到办公室“都会看到人”。

但他“不会觉得特别累,是自己感兴趣去学,去读”。他习惯了“多劳多得”。“这是学术工作和别的工作不一样的地方。你不是为别人,你只是为自己而做。”

到北欧后,研究所同事觉得陈奇太拼,劝他多休息。在鼓励休息的工作文化下,他尝试把工作节奏放慢。“你会担心自己落后(于之前的同学)吗?”“我不会。”

某种程度上,陈奇也认为在香港时的工作模式不健康,“太压榨人了,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的效率不见得更高。”现在,他觉得“工作就工作,该休息时就休息”,两种模式切换自如,对工作日与周末没有强烈的区分。

子宜刚好相反,有着严格的工作时间表:上午9点到下午5点是雷打不动的工作时间,工作日是绝对“不应该玩的”。有时候,她明明已没了工作状态,仍会逼自己坐在书桌前。

最先感受到“干不动”的不是意识,而是身体。直到书桌前的自己一个字都写不出来,子宜仍不敢放心休息。陈奇劝她“放弃吧,休息吧”。

两人刚相恋时,陈奇爱拉着她去户外散步。后来察觉到她的心神不宁,也不愿再勉强。2021年5月底,子宜到欧洲访学后,他们形成默契,每周固定一天为休息日,旅行,跑步,放任自己无所事事。

陈奇几乎每天都能听到子宜“读不下去”的抱怨。子宜时常感慨,如果两人不是都从事学术,可能不会如此体谅、包容彼此。她眼里的陈奇是极乐观的人。在他的影响下,2020年底做年终总结时,她终于认可自己“也是做了不少事情的”。

陈奇自觉是“挺野的人”,单身的时候“爱干啥就干啥”。但现在不同了。结婚之后,他唯一的考虑就是妻子。“我们是一个家庭,所有的决定都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协商。”他在微信个人简介栏里写着——“Husband&Researcher”,认为自己的身份首先是丈夫,然后是研究者。

这是属于幸福的样本。另一种可能性则是,和压力一同俱增的孤独感。

 

“奢侈的事”

陈奇很少感到孤独,即使在拥有这段稳定的亲密关系之前。

但他一直记得某个时刻。几年前的感恩节假期前夕,他尚在读硕士,朋友都出门过节了。夜晚10点,他独自离开办公室时,发现整栋楼只有自己那间办公室的灯亮着。

这是陈奇为数不多感到孤独的瞬间。其他时候,“精神上的(孤独感)不太有”,他一直不是特别需要陪伴的人。

不只是孤独,读博可能面临的困难还包括科研压力、薪水低以及同辈给予的压力等。在名为“博士互助组——今天你毕业了吗”的豆瓣小组里,时常能看到“我要不要去读博?”的提问。前缀有时是“海外自费博士项目”,有时是“ 27岁读博是不是太晚了”……不变的是提问者的犹豫不决。

对年龄的犹豫往往指向两种焦虑。

一种直接关系到寻找高校教职与申请科研资助项目基金。近年来,高校教学科研岗位(博士后)的招聘要求普遍将年龄限制为“35周岁以下”。以复旦大学为例,其明确指出,申请青年副研究员和全职博士后(复旦大学大数据研究院)的人“原则上35周岁以下”。

此外,国家青年基金申请的截止年龄为男性35周岁、女性40周岁;国家优秀青年基金申请的截止年龄为男性38周岁,女性40周岁;青年千人计划申请的截止年龄为40周岁。年龄限制的背后,是收紧的试错成本与焦虑的学术工作者。

另一种焦虑则来自婚恋。在那条因年龄而纠结是否读博的提问下,钱宇豪认真地回复道:“今年29,也是27岁的时候选择了去国外读博。这条路值得,但需要慎重。感情问题确实会蛮大的,我也处于单身中。”

2021年,钱宇豪正在韩国的一所学校读环境工程专业博三。韩国并非首选,他本来想去北欧,但“英语没考过”。钱宇豪并不懂韩语。学校全英文授课,钱宇豪用英文和同学交流。他所在的课题组比较特殊,三分之二是中国人,大家习惯了中英夹杂的交流方式。

这是一所以理工科见长的学校,在校学生约3000人。中国学生大概有30名,自发聚在一个群里,钱宇豪几乎都认识。休息时,他会在群里吆喝一声:“有空就聚聚。”每次总能叫来几个朋友。

钱宇豪2020年买了一台车。他喜欢开车到城市附近的海边散步。除此之外,好像也没有别的娱乐活动了。

他时常觉得孤独,但这是“没办法的事”。工科学校女生数量少,“那30个中国人里,40%是女生,都有男朋友或结婚了。”

钱宇豪最主要的焦虑来自年纪:与他同龄的同学多数已成家立业,自己却漂泊不定。

2021年,他29岁,向往爱情。但2019年博士入学后,他一直没谈过恋爱。选择读博时,父母觉得荣耀,但也希望他能早点成家。

钱宇豪觉得,成家立业后“你的生活可能是一潭死水,一眼望到了头。现在没有成家立业,你的生活可能还会有变化。但是你不确定它会怎么变”。他恐惧不确定性。既然无法解决,他提醒自己不要去想,“把能解决的问题解决好,分清主次矛盾。”

找不到合适的恋爱对象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没时间、精力。和钱宇豪不同,凌波现在觉得谈恋爱太花时间了。他身边有的同学因此不谈恋爱,也不参加研究生院组织的活动。

恋爱意味着“你要经常找那个女生聊天,周末没事就约出来一起玩”。凌波觉得这会消耗掉自己很多精力。凌波自上段恋情戛然而止于2020年11月后,一直单身。

他最近在写歌,很享受独处。虽然有时也感到孤独,“人都是社会性的动物”,但面对毕业压力,他每天要处理的事情不少,忙碌渐渐消解了孤独感。总体而言,“谈恋爱对博士生来说是奢侈的事”。

 

 

学术或工作?

《自然(Nature)》杂志2019年发布的第五次全球博士生调查报告显示,在6320个博士生中,71%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对读博的决定感到满意,与满意度密切相关的因素包括:与导师的关系、发表论文的数量、工作时长、实验室内导师的指导,与工作、生活的平衡关系。

如果重来一次,凌波还是会选择直博,读物理学。

在他看来,这是个不失浪漫的学科,它关注自然界中的定理,比如宇宙大爆炸、超行星的诞生等。“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永恒的存在”,研究它,“相当于拓宽你自己的生命一样”。

本科毕业后,凌波进入一所港校读博。随着学习逐渐深入,他更喜欢将科研比作挖煤。“一个新学科就是一座新煤矿。刚开始进入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时,你随便一锄头下去就可以挖到很多宝。但对一些比较传统的研究方向而言,你进入时已经落后很多前人。所以你只能捡到一些小的、碎的东西。”

他的研究方向属于后者。意识到这件事后,他做过一些别的尝试:了解金融、计算机等他能从事的行业。最终,在看了不少企业加班文化的报道和事件后,他计划做名中学老师。

“随着年级增加,愈临近毕业,你仍没有拿得出手的科研成果。”现实原因促使凌波放弃学术研究工作。

学术创新是困难的。读博的头两年,也许可以尝试一些有挑战性的研究项目。但到后来,如果进展不顺利,再加上毕业的压力,凌波“只能做一些相对套路的、有把握能完成的(研究项目)”。

承认自己的平庸,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毕竟,起初选择直博时,人人都心怀科研梦,想“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自己的领域有所创新。

刘美宽也是一名直博“选手”,研究方向和凌波类似。他刚开始跨专业学习流体力学时,曾抱雄心壮志,后来发现,“持续性低迷失落,间歇性看到研究希望”才是常态。最近两年,“顺利毕业”成为他的头等大事,“不然硕士毕业证也没有。”

刘美宽曾和导师聊毕业,后者建议他“出去读个博士后再回来”。他直白回绝:“我不太想搞这块了。”

在经历了诸多困难后,很多人不愿再做科研。这种决定其实就在一瞬间。从认识到“自己没那么大能力”开始,刘美宽的自我期待逐渐变成“尽力把能吃到的肉全部都吃到”。他确定至少现在不会后悔,剩下的,“以后再说吧。”

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采访时,刘美宽正积极准备秋季招聘,因为研究的领域够专业,“基本是去工业界的研究岗。”他倒不担心找工作的事。

根据BOSS直聘研究院的数据,2020年,产业界开启了“博士大战”,要求候选人具有博士学位的岗位需求规模同比增长超过71%。最显著的是制药行业,2020年第二季度对博士的需求较第一季度增长近三倍。博士缺口最大的五大职业类型分别为互联网技术、医疗健康、生产制造、市场以及产品。

当然,刘美宽也想好了后路——“如果给的钱不够,大不了再去读个博士后。”

2017年,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要适度扩大博士研究生教育规模,加强博士专业学位的论证和设置工作。根据教育部的数据,2020年我国在读博士生42.4万人,毕业博士生6.25万人,招生10.5万。

在博士学位不断扩招与就业环境、供需结构变化的背景下,一方面,博士生的质量受到质疑;另一方面,高校等用人单位的人才需求多优先倾斜于海外博士。博士就业困难、竞争日趋激烈等新闻频繁出现于大众视线内。

由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课题组撰写的“博士毕业生职业取向及就业状况”调查报告指出,为了缓冲就业和生活压力,许多博士生将博士后作为过渡性职业选择。我国博士后进站人数从2005年的5933人增长到2015年的18244人,年均增长率为11.2%。博士后成为继直接就业之外的第二大工作选择。

在刘美宽的学科里,全职博士后一年的收入至少达到40万元左右。说到这,他很快补充道:“给这么多钱是有原因的,干的活可能比博士时还要繁琐。”他现在一周七天无休。

尽管博士生就业呈多元化、向各领域分散的趋势,但从就业意愿而言,在《自然》的调查中,70%的中国博士生表示毕业后仍想留在学术界工作。相比之下,拥有类似想法的博士生在全球的占比是56%。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鲍威等人的研究中,学术从业意向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博士更倾向选择学术部门,特别是在国内高校或科研机构就业。此外,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人力资本等个体特质也会影响到博士生是否选择以学术作为职业。

赵悦的故事或许能说明这一点。2020年8月,她临近毕业,开始找工作。起初,她只盯着北京的高校,屡屡碰壁后,将目标放宽。

有的学校,她刚开始看不上,结果试讲时被校长赶下来,说“你讲这些我们学生听不懂”;有的学校,学长告诉她压根别想了,“去就是做炮灰,不如趁这个时间好好改论文”;还有的学校,她以为自己够得着的,进了面试后发现,报录比接近15比1。

赵悦电脑里有个文件夹,通过的学校会被她打个对勾,没有过的,就打个叉。兜兜转转一圈,打了勾的文件仅有3个。权衡再三,赵悦签了一所南方省属综合大学。原因很简单,“给的钱多。”

她认真反思过,尽管她的学校不错,但她署名一作的文章很少,“只有两篇C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在求职过程中不占优势。

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卿石松认为,专业化教育导致博士生的其他能力与素质不高,博士生培养已偏离就业市场的需求。因为培养单位过分关注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的提高,忽视了就业多元化趋势和环境的变化,对博士生求职以及工作中所需要的方法、技巧和能力缺乏应有的重视,以致部分学生缺少必备的择业能力,难以适应就业市场的竞争。

找工作期间,赵悦频繁地和一个同学交流经验。两人专业相同,情况类似——在求职时处于不上不下的尴尬境地。还有同学去了更好的学校做“师资博后”,这些她统统不考虑,认为在“内卷”严重的今天,“什么博后不博后,我要先占坑。”

 

 

心理咨询

凌波最近搬家了。由于手头项目还没做完,导师让他延期一年再毕业。他腾出一整天的时间,搬离学生宿舍。

博士们延期的原因纷繁复杂。《中国教育报》分析,博士生的科研成果或学位论文无法达到毕业要求是导致延期的首因;生师比过高是第二原因;学生的自身选择,如公派留学、完善论文质量、个人婚育等是延期的第三个原因(《延期毕业:博士生之困?》)。在每一个“迫不得已”的背后,“宿舍不再能使用”只是博士生要面临的窘境之一。

读博第五年,延期第二年,小米搬到距学校骑车十分钟路程的公寓。10平米的单间,只容得下一张床、书桌和书架。她没太多生活用品,主要是书,歪斜地躺在小书架上。

据教育部2005年出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学生在校最长学习年限由学校规定。在我国,大部分高校规定,博士生学制为3年,超过3年则视为延期,最长可延至6年。一些高校实行弹性学制。小米2016年开始读博。同一年,学校出台政策:要求博士生必须于六年内完成学位。她上一届的一个学姐“现在仍未毕业”,却不受此政策影响。

如果想要顺利毕业,博三那年,也就是2019年10月,小米要开始提交学位申请、送外审(将博士论文送外单位专家审阅)。在此之前,她还需向导师提交一份初具规模的论文成稿。实际上,当时她的研究想法还不能被完整地书写出来。

小米把原因归结为自己的拖延症与完美主义。即使认识到问题,依然迟迟难以下笔。她读教育学,试图研究“构建一个更理想的教育活动”。

小米凭直觉认为这会是个好的话题。她和导师沟通后,也获得鼓励做下去。可具体到研究层面,小米并不确定该如何去写,文献梳理到何种程度,以及使用什么研究方法。她觉得“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直到现在也跳不出来”。

延期的第一年,学校尚提供住宿。一年期满后,小米连“住的地方也没有了”。她一同失去的,还有“每月1500或2500元的奖学金补助”。因为太久没领过补助,她甚至忘了具体的数额。“医保也停了”,除了不用交学费外,“学校只提供各种设施的使用权限”。

于是,她的生活费只能靠家里。一直以来,父母每年都有给她零花钱的习惯,“过去一年给一两次”。自从她从学校搬出来,母亲小心翼翼地问了房租后,零花钱的形式变成月供,“像报销一样”。

延期毕业的现象在博士生中普遍存在。至今,仅小米知道的,同级生中还有近三分之一的人没毕业。不在宿舍住以后,大家如打散的原子,很少来往。

困在延期毕业这件事久了,小米的心理发生了一些变化。读心理学的朋友觉得她可能有什么障碍,建议试试心理咨询。她一开始觉得“没太需要”。2021年4月,和男友分手后,小米预约了学校的心理咨询。

“我觉得我把所有事情都搞砸了,分手后很容易把不顺利的事归因到自己身上。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就好像你啥事都没有做成,又没有力量改变。”小米觉得状态不好,“没办法做任何事情”,一直在哭。分手以前,尚能躲进爱情里,不理会论文写作上的困难。突然,她意识到自己“逃无可逃”,也“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究竟在哪”。

心理咨询定在每周四下午。开始前,小米跟咨询师约定好目标,希望通过咨询想清楚自己的位置。她虽然明白这并不能帮自己写论文,但仍期待发生“一些行为的矫正”。

咨询师是个中年人,很少说话,感觉“比较成熟”。50分钟的咨询时间里,多数是小米在倾诉。对方偶尔提问,言语间“不带任何态度”。小米觉得放松、愉快。

经历为期八周的咨询,她最大的收获是找回了一些遗失已久的自主性。她开始承认,自己在论文这件事上“有创伤或压力”,不再逃避与苛责。“我以前好像不能接受坏的结果,或者别人对我不好的评价。但这反而成了借口,让我停滞不前。”

情绪问题是博士生在读博过程中常会遇到的困难之一。在《自然》的调查中,40%的国内博士生(参加调查的中国学生有690人)表示,他们曾因博士学业引起的抑郁、焦虑情绪寻求过帮助,在其他国家或地区,这一比例为36%。而在寻求帮助的博士生中,只有10%的人表示他们从中受益。

2021年6月底,小米结束了最后一次咨询。“外部力量能帮我解决的问题只能到这了,”剩下的路她得自己走。另一重原因是时间限制——还有不少学生在排队咨询。

但在国内不少高校,八次面谈是比较常见的心理咨询周期。何林嫱任职的学校也是如此。她在华东一所高校做辅导员,兼职心理咨询师。在她工作的那座城市,“高校咨询师基本都不够”。除了因为心理咨询师稀缺,更因为咨询人数不断上涨。“我们能做的不是让他们完完全全恢复到原来的节奏,而是稍微帮他们松一松。”何林嫱说。

在咨询室内,何林嫱听过各种各样的故事。不同于本科生问题的千奇百怪,来咨询的博士生主要聊的是科研的压力,以及实验室里和导师的相处。他们普遍对未来和组建家庭感到迷茫。

他们拥有客观意义上较好的社会支持体系,“但对此的利用度不是特别高”。在走入咨询室求助之前,“他们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独自在与孤独奋斗,觉得这不是事儿,可以自我消化。”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小米。

何林嫱曾根据自己的面访经历总结过一个奇怪的规律:春夏学期来咨询的个案多和家庭关系、失恋有关;到了秋冬学期,由于博士资格考临近,来咨询的多数与人际关系相关。

当然,这属于抑郁情绪比较轻的那一种。最紧急的情况是,来访者的行为涉及到严重的自伤或自杀倾向。碰到这类学生,何林嫱会和咨询中心负责危机处理的老师共同评估,必要时,她们需要打破双方的保密协定,联系来访者所属学院,请学生尽快就医。

 

 

 

博士,退学了?

上学期期末,因为要申请新一学年的延期,小米匆匆见了导师一面。导师觉得她“状态比原来好一点”,鼓励她加油写论文。

读博的五年里,小米似乎从没想过别的可能。有一阵子,男友极力劝她去实习,“不要总读书。”但她觉得26岁的自己找实习“蛮尴尬”,故而放弃。退学更不可能,她“必须要拿到这个学位”,否则,前面几年的挣扎便是徒劳。她没剩太多时间,也许,对小米最好的祝福是顺利毕业。

并非每一个选择读博的人都能等到完满结局,获得博士头衔。

麦麦的经验是,如果“plan A不行,那就迅速调整心态,实行plan B”。她的确是这么做的。博三那年在东北做田野调查时,她被学校告知论文的伦理审查没过,于是,飞回英国,重新提交了一份申请。上面写着:因为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了新的素材,需要再回东北做两个月的调查。

这项申请没被通过。伦理审查委员会提出的疑惑是,你如何能保证自己的安全?你为什么要给受访者一小时10英镑的访谈费?

麦麦的导师也没想到她会因此卡住,写邮件帮她求情,申请依然没过。其实,这件事是有回旋余地的。比如说,她放弃做第二次田野,根据手头已有材料,专注写博士论文。

但麦麦不肯。“我不想再花那么多时间、精力跟他们纠缠,读博这件事我已经体验过,刚好那时候有一些工作机会。我想,可能是上天要我走另一条路。”麦麦说。她很快办好退学手续,回国休整了一段时间,自费做完田野调查后,飞去日本工作。

退学一年半后,麦麦把已完成的博士论文发给导师,那是她疫情期间在家花三个月写完的。这一直是她想做的事,“现在终于完整了。”导师读完后仔细给了修改意见,并说,它如果拆开来发表,会是很优秀的文章。

麦麦心满意足。那本十万字的“博士论文”现在被她妈妈打印出来,包上封皮,摆在家中书架上。

何林嫱曾遇到过博转硕的学生,也有硕士退学的。面访时,总会有博士生告诉她,读博是父母希望的,自己对学术并不感兴趣。从这个角度看,“退学其实需要勇气。”某种程度来说,何林嫱觉得“这是一个学生真正对自己人生负责的开始”。图片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受访博士除刘美宽外均为化名;参考文献:《文凭社会》、牛津通识读本《抑郁症》;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学生情况、《自然》、Boss直聘研究院;感谢孙宇凡、苏格兰对本文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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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2 第13期 总第711期
出版时间:2022年05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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