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的社会不应该“内卷” | 纪念罗尔斯诞辰百年

稿源: | 作者: 特约撰稿 惠春寿 日期: 2021-10-21

正义的社会还会“内卷”吗?如果人们不再仅仅迎合社会需求,可以真正致力于发掘自己擅长和喜欢的特质,如果人们的努力不是相互为敌,而是相互促进,那么答案是否定的。两个“如果”必须同时实现:自我的解放只有在同时也服务于他人的解放时,才能真正得到解放。

1971年,50岁的约翰·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1921-2002)出版了个人学术生涯的第一部著作《正义论》。拿到打印出来的书稿,他被这本厚达六百页的书吓了一跳——他最开始交给秘书的打印稿只有两百多页,多出来的部分,都是他自己之后不断完善和填补进去的。

和他许多才思敏捷、口才一流、在讲坛和公共场合光彩夺目的哈佛大学同仁不同,罗尔斯个性严肃、不善言辞、为人谦和,总是在认真听取同行对他的学术批评。他思想深刻、学术地位崇高,为人却如此谦卑,一些熟悉罗尔斯的人甚至认为他是一个典型的impostor syndrome患者(“冒充者综合征”,一种个体心理特征,是指个体按社会客观标准评价已功成名就,但本人内心却怀疑自己的能力,认为自己的成功只是碰上好运气、好机遇而已,总觉得自己配不上所处的地位)。事实上,他这种极为特殊的心理,和他童年至青年的经历、学术思想有着莫大相关性。

这本包裹在绿色封皮里的《正义论》一经出版,可谓“横空出世”——“绿魔”风靡哈佛校园,迅速成为经典,被誉为复兴西方政治哲学的扛鼎之作。当时,罗尔斯最重要的思想论敌之一、现代国际哲学界标杆人物罗伯特·诺齐克如此预言道:“从今以后,政治哲学要么在罗尔斯的理论内里做,要么必须解释为什么不这样做。”

之后发展的一切确实印证了诺齐克这一预言——自1971到2021年整整半个世纪,在思潮涌动、群星璀璨的全球思想学术界,无论是诺齐克、法学大家罗纳德·德沃金,还是以“公共交往理论”扬名天下的尤尔根·哈贝马斯等一干重量级思想人物,都紧紧围绕着罗尔斯的议题展开讨论,提出质疑和挑战。罗尔斯的另一位哈佛同事、以公开课《公正》火爆全球的“超级学术明星” 迈克尔·桑德尔,在1980年代初正是因为提出对罗尔斯正义论的批评,而完成个人的巅峰之作《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此后在学术创见上再无真正突破。

曾有人统计:自1971年,全球共有约五千余部论著专门对罗尔斯的学说进行研究讨论。大部分学者都认可一个结论——约翰·罗尔斯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有评论家甚至把他与柏拉图、阿奎那和黑格尔这些西方2500年来思想史上的泰斗相提并论。

在东方,罗尔斯和他的《正义论》也同样深刻影响着中国思想界和公共领域。只要稍稍对思想、文化议题有关注的读者,大多听说过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差别原则”,乃至正义的“两个原则”等思想概念。

作为一名业余学术爱好者,我仍记得第一次阅读绍介罗尔斯思想的书籍时,那种触电般的震撼——譬如,罗尔斯认为:在家庭出身、教育之外,人们的天赋、努力也都属于命运的“彩票”,由此获得的奖赏和成就,也非个人的“应得之物”;以及从著名的“无知之幕”推导出的结论——一个社会的公平状况,取决于这个社会中生活处境最差的那个人……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横空出世,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时代背景:20世纪上半叶是一个喧嚣、混乱而又残酷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资本主义世界内部顽症和国际问题的激化,表明一个旧世界的秩序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

在这种动荡和混乱中,发生了一个被称为“资本主义文明化”的重大转折,从经济思想、公共政策、国际政治,到哲学、政治哲学等,西方世界出现了全面的变革,这种变革带来的影响和后果也溢出、扩散至全球范围。

近十年来,西方“硬政治”和新保守主义强势崛起,社会日益撕裂,特朗普等极右翼强硬派政治人物上台,并在其本国收获不少于50%的民众支持率。在如此大环境下,罗尔斯关于“正义”的言说,被一部分极右翼人士抨击为“白左”观念,一种要被无情丢弃的虚幻道德理想主义。事实果真如此吗?在引领全球思想界、尤其政治哲学界半个世纪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真的已经失去往日光辉、成为明日黄花么?

当认真审视当下现实世界里的诸多冲突、对立和撕扯时,我们看到的是美国铁锈地带“红脖子”阶层的愤怒、有色种族的骚动、各国贫富悬殊继续扩大,以及在新冠疫情背景下,疫苗在富、穷国之间的分配不均,民粹主义的极速蔓延。

在一片喧嚣和混乱之中,“公平”和“正义”仍是最牵动普罗大众心理的重大社会议题。正如罗尔斯早年所指出的:政治哲学的角色之一,乃是化解撕裂性的政治冲突,解决秩序的问题。

2021年正值罗尔斯诞辰百年之际,本刊邀请青年政治学者、罗尔斯思想的研究者、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惠春寿撰文,带领我们廓清、深入这位现代思想巨子的正义论内核,以及在“拒绝内卷”、“消灭贫困”、“共同富裕”等时代关键词之下,它将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

(本刊记者 徐琳玲)

 

2021年的春天,恰好就在罗尔斯诞辰一百周年之时,我开始要讲授一门名为《<正义论>导读》的课程。课上课下,学生们问得最多的就是:罗尔斯有没有想到今天中国的年轻人正在面临“内卷”?《正义论》能不能解决“内卷”的问题?于是,带着他们的疑惑,我开始了重读罗尔斯之旅。

20世纪曾经被认为是一个缺乏伦理反思的时代——在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残酷的两次世界大战后,绝大多数哲学家却依然只醉心于抽象的概念分析,对真实的社会生活无动于衷。很多学者甚至惊呼:政治哲学已经死了!但密涅瓦的猫头鹰总是要到黄昏的时候才起飞。1971年,50岁的约翰·罗尔斯力挽狂澜,用一部《正义论》开启了政治哲学的复兴之旅。在之后的50年里,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政治哲学都已经成为一门显学。人们或沿着罗尔斯的路径继续思考各种社会问题,或反思和批判罗尔斯的方法和主张,就像有学者在《正义论》出版没多久时所预言的:“现在,政治哲学家要么必须在罗尔斯的框架内进行思考,要么必须解释为什么可以跳出这种框架(诺齐克语)。”还有人甚至套用一首童谣来描述罗尔斯的巨大影响,说《正义论》把政治哲学变成了“杰克建造的房子”(罗尔斯的昵称是“杰克”)。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有人开始想要走出“杰克建造的房子”。他们怀疑《正义论》已经变成了一个没有附体的幽灵故事,担心罗尔斯在二战的阴影下提出的观点可能无法解决当前社会存在的各种正义问题。



“公平地对待命运中的偶然因素”

罗尔斯1921年出生在美国东海岸的一个港口城市巴尔的摩。巴尔的摩现在经常因为两个原因出现在新闻头条:它是霍普金斯大学所在地,霍普金斯拥有美国最好的公共卫生专业,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世界各大媒体采纳的主要疫情统计数据都是由这个学校的研究团队发布的;它也是美国种族冲突最为尖锐和社会治安最为混乱的城市之一,各种骚乱时有发生。这看起来很像今天美国社会的缩影:一方面是顶尖的科技研发能力,另一方面则是严重撕裂的底层社会。

不过,100年前的北美大陆还算太平,罗尔斯在那里度过了平静的童年。父亲是一个成功的律师,罗尔斯的早年生活因此也和大多数中产阶级子弟一样单调、乏味。唯有他两个兄弟的夭折值得一提。罗尔斯的两个弟弟分别因为感染白喉和肺炎去世,而传染给他们的恰恰是罗尔斯自己,特别是他的大弟弟,是因为去陪护病中的罗尔斯而被传染的。这种死里逃生的经历在罗尔斯后来的人生中还发生过一次。那是在他应征入伍、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和同住一顶帐篷的战友被选中去分别执行两个任务:给伤员输血和外出执勤。罗尔斯因为血型相符被送去了战地医院,他的战友则在执勤路上遭遇日军袭击而牺牲。

这样的经历使罗尔斯意识到“运气”对人生有多么大的影响。于是,在他开始研究“社会应该如何分配收入、财富”时,运气的因素很自然地落入了他的思考范围。

罗尔斯相信,正义的社会不应该让运气决定人们的收入和财富。但究竟哪些因素算运气?他的回答有点让人意外:不仅性别、种族、家庭出身和社会地位是运气,人们的天赋也是运气。所以,一个继承了大笔遗产的富二代和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在本质上其实是一样的,都是命运女神的宠儿。罗尔斯说,我们每个人都好像是在出生之前就经历了一次抓阄,被偶然地分配了不同的天赋和家庭,并因此有了不同的人生起点。正义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去矫正这种自然博彩的影响,它试图“公平地对待命运中的偶然因素”。

为此,罗尔斯设计了一个思想实验:假设人们被剥夺了关于性别、种族、家庭出身、社会地位、个人天赋、性格偏好等一切私人性的知识,他们会怎么分配社会财富(编者注:参见《正义论》中关于“无知之幕”的思想实验)?显然,这些人都会想要更多的财富,但由于他们无法推测自己会处于什么样的境地,所以最好的选择就是最保守的选择:让自己就算不幸落入最糟糕的境地,也能尽可能获得更多的财富。这就是“差别原则”:应该平等地分配社会财富,除非不平等的分配能让最不利群体的财富得到最大程度的增加。

简单说,罗尔斯认为正义意味着有差别地对待不同群体,优待最不利的群体,尽可能地改善他们的生活前景。他说,这是一种公平地对待人类命运中偶然因素的方式,它使我们共同分享各自的命运。



“在思考正义问题时,应得是无关的”

有人说,政治哲学主要处理两个问题:“谁应该得到多少”和“谁应该说了算”,其中第一个就是正义要回答的问题。按照这种说法,罗尔斯的观点可以被简化成“让处于不利境地的人得到更多”。很多人认为,这种观点给许多社会福利政策提供了基础,解释了政府为什么应该向高收入人群征税去补贴低收入人群。

但就像福利政策会产生“养懒汉”和“劫富济贫”的困境一样,罗尔斯的理论也遭受到类似的批评。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的法学家之一”的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就很奇怪,罗尔斯居然没想过区分人们陷入不利境地的不同原因。他承认,家庭出身、天赋能力这些属于人们无法控制的偶然因素,不应该用来决定他们的财富多寡。但假如有些人就是好逸恶劳和喜欢挥霍,政府还应该不断推进他们的利益,让他们的生活得到最大程度的改善吗?

德沃金觉得,正义要求我们差别对待的其实不是不同的社会群体,而是造成社会分层的不同原因。如果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是家庭出身、天赋能力等偶然因素造成的,那么就应该被消除;如果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是他们自由选择和个人努力的结果,那么就应该予以承认。总之,正义不是无条件地照顾不利群体,而是让社会财富的分配只体现个人选择和努力的不同。


▲罗纳德·德沃金 图/视觉中国

德沃金是罗尔斯私交甚笃的好朋友,两个人的风格却很不一样:罗尔斯不善言谈,甚至略有口吃;德沃金则出口成章、辩才惊人。德沃金有次在讲座时,讲稿被人不小心拿走了,但他丝毫没受影响,顺利完成讲演,在结束后拿回讲稿时还幽默地说:“能有一份讲座纪录真是太好了!”罗尔斯的另外一个批评者、他在哈佛大学哲学系的同事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也同样是非常机智之人。诺齐克本来不研究政治哲学,只是因为不能认同罗尔斯的主张,索性动笔写了一本政治哲学著作。结果无心插柳柳成荫,诺奇克从此在政治哲学界也获得极高声望,成为和罗尔斯、德沃金齐名的上世纪70年代政治哲学三剑客之一。

不过,和罗尔斯、德沃金不一样,诺齐克觉得,如果一个东西是无主物,你在获得它的过程中没有伤害任何一个人,那么这个东西就是你应得的;如果一个东西是有主物,但它的主人自愿地把它赠予或交易给你,那么这个东西也是你应得的。正义只和人们获得财富的历史过程有关,与人们的财富多少无关。

诺齐克也提出过一个思想实验:假设每个人都有平等财富,比方说100美元,正义应该允许他们自由支配这100美元;假设他们都喜欢看NBA巨星张伯伦打球,也都愿意为此向张伯伦支付25美分的门票;一场球赛过后,张伯伦获得了远超100美元的巨额财富,其他人都只剩下99.75美元。诺齐克问:如果我们的起点是公平的,机会是均等的,并且交易过程也是自愿的,那为什么最后的结果会是不正义的?

以上是很多政治哲学的通俗读物会介绍的关于罗尔斯的基本知识。但不幸的是,它充满了误解和偏差。德沃金和诺齐克都以为,正义是对“谁应该得到多少”的回答,他们的分歧在于:德沃金觉得只有个人的自由选择和努力才能成为他们的应得,诺奇克却认为,家庭出身和个人天赋等偶然因素也一样是人们所应得的。然而,这些都不是罗尔斯的观点。罗尔斯要反对的不是把好运气当成个人的应得,而是这种认为“人们应得某些东西”的想法本身。他说,在思考正义问题时,个人的应得是无关的。


▲罗伯特·诺齐克 图/资料图片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

罗尔斯居然认为人们不配得到自己通过选择和努力奋斗获取的财富,这看上去多么不可思议!难道个人选择和努力也是人类不可控制的偶然因素?

当然,和家庭出身、个人天赋相比,我们肯定可以控制自己的选择和努力。但罗尔斯关心的不是微观层面的个人应得,而是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他觉得,人类的社会生活是由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规则构成的,这些规则决定了他们的应得。比如,我们相信“科研成果突出的人应该得到博士学位”,“身材壮硕的人应该成为健美冠军”。这是因为我们把某种形式的人类特质和另外一些社会荣誉、资源搭配在了一起。但为什么和“科研成果突出”搭配的是“博士学位”,而不是“健美冠军”?罗尔斯会说,这是因为教育、文化制度的影响。他说,不存在天然的应得,所有的应得都是由制度来定义的,是制度决定了我们可以凭借什么样的特质要求什么样的回报。

然而,制度有好坏之分。坏的制度同样会影响人们的判断,比如在讲求门阀出身的封建社会,大部分人都相信“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去打洞”,觉得出身高贵的人就理应得到更多的财富和资源。所以,要想真正解决“谁应该得到多少”的问题,我们得先确定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才是最合理的。正义的首要主题因此是社会制度,不是“谁应该得到什么”。

明白了“应得是由社会制度决定的”,我们就可以理解罗尔斯为什么认为人们不配得到自己通过选择和努力而获取的财富了。

罗尔斯是个体育运动的爱好者,他注意到很多比赛都是规则先行的:如果不是先有禁止越位的规则,那么处在那个位置上接球的运动员当然不应该遭到惩罚,我们甚至不能说他“越了位”。人类的社会生活也一样:如果不是先有知识产权法,盗版就不是盗版,而只是复制和传播;如果不是先有经济运行的规则,我们都不知道熬夜写代码的工程师和通宵打游戏的少年谁更努力——他们在生理层面的消耗可能是半斤八两的。同样,究竟什么样的个人特质才算天赋,也是被社会制度决定的。高老庄里猪八戒化身成膀大腰圆、干活卖力的长工去娶亲,这是农业社会才会有的故事。换到今天这个时代,恐怕高太公不会觉得猪八戒那样有什么天赋可言。

所谓的“努力”也差不多。罗尔斯敏锐地注意到,努力很多时候是正向激励的结果:我们的某种特质越是得到他人的肯定,我们就越有动机开发自己的那种特质。不努力的人很多时候并不是真的缺乏毅力,而是因为他的那份特质恰巧没有得到社会的肯定而已。所以,相较于刺激人们去开发少数几种被公认为天赋的特质,罗尔斯觉得更应该通过制度设计来扩大赛道,让人们可以自由发挥自己擅长的东西。正义因此不是要“养懒汉”,而是要改变使人们沦为懒汉的社会制度。

与自然博彩相比,社会制度的存在本身也是人类命运的偶然因素,并且这种偶然因素对我们的影响更加深刻和难以察觉。我们事实上根本没有什么天赋,我们有的只是各自不同的特质而已,是社会制度选中某些特质,并且激励我们去发展这些特质。不过,虽然我们总是不得不生活在某种社会制度之下,但我们至少可以选择更公平地对待人类各种特质的制度。这才是罗尔斯对抗人类命运中偶然因素的真正方式。他在《正义论》一开篇就写道,“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



“为什么棒球是史上最佳体育项目”

正义是用来选择社会制度的,不是用来决定“谁应该得到什么”的。差别原则因此不会直接把更多的财富分配给最不利群体,它反而只要求选择那种能让最不利群体利益最大化的制度。

从这个角度来看,诺齐克对罗尔斯“劫富济贫”的批评也是错误的。罗尔斯并不要求国家干涉人们的自由选择,他恰恰觉得,社会生活最好被设计得跟赌博一样:人们在赌前根本不知道谁应该得到多少,但一旦赌局结束,每个人就得愿赌服输,不能再为自己的损失抱怨。所以,只要我们参与了社会生活,最后实际得到的财富就是自己应该得到的财富。罗尔斯只是注意到,要想让人愿赌服输,赌局的设置得先是公平的,比如它至少不能允许庄家“出老千”。怎样设置赌局才算公平?这才是正义要解决的问题。正义不是要劫富济贫,而是通过制度的设计,让国家无需通过劫富济贫就能使不利群体感到公平。

2008年,耶鲁大学的一位教授公布了他和罗尔斯生前的通信。在那封信里,罗尔斯回忆了自己和另外一个朋友关于“为什么棒球是史上最佳体育项目”的讨论。罗尔斯的理由有:棒球对球员的体形没有特别要求,高矮胖瘦的人都可以发挥得很好;棒球要求的素质是全方位的,既需要速度和灵活,也讲究策略;棒球场地大小适中,能让所有球员都看清场上的活动;棒球不按进球计分,有利于让不同位置的球员同时感受到比赛的紧张和刺激。尽管罗尔斯非常谦逊地把这些理由归功于自己的朋友,但就像柏拉图的对话一样,我们相信他也是在借别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因为这些理由同样很好地解释了他的正义原则。


▲2008年,耶鲁大学的一位教授公布了他和罗尔斯生前的通信。在那封信里,罗尔斯回忆了自己和另外一个朋友关于“为什么棒球是史上最佳体育项目”的讨论 图/视觉中国

让我们回忆下:社会生活是由制度支配运行的,这些制度决定了人们的应得,正义是用来进行制度设计的,所以,在思考正义原则时,我们不能倒果为因地说“应该让某种特质的人获得更多”——不论这些特质是血统、阶级,还是天赋或某些特殊形式的个人奋斗。在制度被确立之前,没有任何人应得任何东西。或者反过来说,在制度被确立之前,所有人都平等地应得所有东西。

但我们终究要进行社会合作,而社会合作肯定会鼓励某些特殊的品质。所以,最好的选择就是在赋予人们平等的自由和机会的前提下,追求一种能使所有人受益的制度安排。这才是差别原则的真正意思:在各种可能的制度里,选择能让最不利群体的利益得到最大程度改善的制度。

请注意,差别原则不是人道主义,不是像耶稣基督那样刻意偏爱弱者。它是个“兜底”的设置,是为了让人们确信,即便自己处在相对不利的境地,社会制度也是为了推进他们的利益的,因为那些有利群体的每一份收益都会最大化地反哺于他们。在这里,“最大化”一词尤为重要,它表明社会生活不是强者通过做出一点让步和妥协来收买、利用弱者的机制,而是推进所有人利益的合作机制。

罗尔斯说,差别原则的背后是“fraternity”。这个词通常被翻译成“博爱”,但它其实更应该被理解成“互爱”,它有“人与人之间怀着善意相互帮助”的意思。如果我们想到美国高校里所谓的“兄弟会”其实就是“fraternity”的话,或许我们能更好地理解罗尔斯的想法:正义不是要区分彼此,而是要通过恰当的制度让我们更友爱地生活在一起。



“共同体之外,别无独立人格”

多么奇怪,正义居然不是用来确定“谁应该得到多少”,而是用来让我们相互帮助和相互友爱的。难道哈佛公开课《正义:如何才对?》的主讲人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不是批评罗尔斯是个人主义者,忽视共同体的存在,贬低共同善吗?

桑德尔的确误解了罗尔斯。但要想澄清他的误解,我们或许需要了解下罗尔斯人生中的另外一段故事。罗尔斯出生在基督教的家庭,在一个宗教色彩浓厚的私立学校接受了中学教育,也很自然地被培养成基督徒。年轻的罗尔斯甚至想过要去神学院进修和成为神职人员。他在另外一位伟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学生马尔科姆——我们知道维特根斯坦临终遗言“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端赖此人所赐——的影响下对宗教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最后靠一篇神学论文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的学士学位。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另外一段故事:罗素问维特根斯坦正在思考什么问题,是逻辑还是罪,维特根斯坦答曰,两者皆是。不过,我们并没有发现早年罗尔斯和维特根斯坦有什么实质的思想传承,他在年轻时候关心的还是个非常典型的宗教问题:救赎是如何可能的?

2009年,哈佛大学出版社整理、公开了罗尔斯的本科毕业论文,这让我们对罗尔斯的早年思想有了更多了解。在那篇论文里,罗尔斯抨击了自我中心主义,认为最大的罪莫过于自我封闭和自我孤立,而真正的救赎则是重新生活在由基督之爱维系的共同体里。罗尔斯说,“人是为共同体而生的那种东西”,“共同体之外,别无独立人格。”青年罗尔斯还对我们从马克斯·韦伯那里知道的“新教伦理”提出了质疑。他说,那种认为可以凭借自身的某种功绩得到救赎的想法是无知和傲慢的。罗尔斯在论文里写道,“不错,你的确富有教养,但是谁支付了你的教育费用?你的确心地善良、人品正直,但是谁让你举止得当并且拥有了免于蝇营狗苟的运气?”

不过,罗尔斯的宗教信仰并没有持续很久。世界大战的经历让他彻底放弃了对上帝的信仰。按照罗尔斯晚年的回忆,他在二战即将结束的时候变成了无神论者,选择退伍和回到普林斯顿大学从事哲学研究,并于1950年获得博士学位。此后辗转多个高校,直到1962年转入哈佛大学哲学系,在那里完成了自己的主要著作。

罗尔斯的学术成就无比辉煌,他的人生经历却十分乏味。诗人海涅曾经说伟大的哲学家康德没有生活经历,因为他“既没有生活,也不曾经历过什么”。这话拿来形容罗尔斯倒也十分合适,就连他变成无神论者的经历也很少被人提及。学术界普遍认为,罗尔斯早年的信仰并没有对他的正义理论产生什么实质影响。

然而,新近公开的一批档案却表明:晚年罗尔斯很可能记错了自己改信无神论的时间,他一直到50年代中期还在思考与基督教伦理相关的很多问题。如果我们知道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是罗尔斯积20年功力不断修改而成的话,那么这个发现很可能意味着,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和他本科期间对救赎的思考不是断裂的,而是延续的。



从救赎到解放之旅

青年罗尔斯是个基督徒,反对个人中心主义,认为救赎取决于生活在相互友爱的共同体之中。中年罗尔斯是个无神论者,关心世俗社会的分配正义问题,但他还是在《正义论》的结尾满怀深情地写道:

永恒的视角既不来自世界之外,也不源于超越的存在者,它是在世之中的理性存在者们能够采纳的某种思想和情感的模式……心灵的纯洁就在于从这种永恒的视角出发去清楚地看和去心怀感激并自发地去行动。

甚至在二十多年后,老年罗尔斯还提出了一个基督教式的问题:假如正义的社会是不可能的,人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价值?

当然,我并不是在说后来的罗尔斯是个隐匿的基督徒。我想说的其实是,罗尔斯终其一生都没有放弃过对个人中心主义的批评和对相互友爱的共同生活的追求,只是他后来找到了一条可以不诉诸信仰的道路,这就是正义。不仅如此,我也相信罗尔斯没有完全放弃对“救赎”的追求,只是在摆脱了基督教的神学框架后,他用人性的解放代替了灵魂的拯救。

让我们想想罗尔斯对新教伦理的批评:凭借自身的某种功绩要求救赎是一种无知和傲慢。这和他对“天赋”和“努力”的反思多么一致。如果我们只关注少数几种形式的人类特质,觉得凭借这些特质就配得到更多财富,那我们同样是无知和傲慢的。没有什么形式的“天赋”或“努力”可以天然成为获得财富的基础,脱离了公平的社会制度,天赋和努力带来的不是人性的解放,而是“内卷”。

“内卷”不是缺少努力,而是努力太多了。越是努力,竞争就越激烈,未来就需要更多的努力。今天的付出没有带来明天的收获,反而像滥发的钞票一样成为明天更多额外付出的借口。这一切都是因为不合理社会制度对个人行为的错误引导:它把只适用于少数几个领域(特别是经济生产领域)的规则不合理地推广到整个社会,在不需要竞争的地方也人为制造稀缺来刺激竞争;它把原本应该更加丰富的赛道给同质化,让拥有少数几种特殊品质的人赢者通吃,让缺乏那些品质的人不得不在自己不擅长的赛道上疲于奔命;它把社会合作变成一切人对一切人的存量搏杀,让不同个体的努力相互为敌,最后把今天“996”的自己也变成了明天“35岁危机”的自己的敌人。

然而,罗尔斯告诉我们,正义不是不看重天赋,而是要扩大赛道,让更多的人类特质都可以得到承认。就像分重量等级的拳击比赛要比不分的拳击比赛更加合理,因为它可以让短小精悍的运动员一样有机会成为拳王。正义也不是不鼓励个人奋斗,而是要防止一些人的奋斗被用来妨碍另外一些人的奋斗。就像差别原则所主张的,我们要选择那种让有利群体的自我奋斗也会同时并且最大程度地增加不利群体收益的社会制度。

正义的社会还会“内卷”吗?如果人们不再仅仅迎合社会需求,可以真正致力于发掘自己擅长和喜欢的特质,如果人们的努力不是相互为敌,而是相互促进,那么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只是,这里的两个“如果”必须同时得到实现:个体自我的解放只有在同时也服务于他人的解放时,他们才能真正得到解放。公平的社会制度与个人的解放原来是一体两面的。

这会不会让你想起出生在两百年前的另外两位哲学家?他们也曾经写过一个幽灵的故事,那里面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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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1 第35期 总第693期
出版时间:2021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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