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尔纳的故乡,大海不再仅仅象征着伤痛

稿源: | 作者: 特约撰稿  陈又礼 日期: 2021-11-05

桑给巴尔,一个曾因贩奴、殖民而充满伤痛的地方。过去,这里有无数古尔纳笔下的“破碎的心”,也有它“骨子里的慷慨、高贵和触手可及的热情”。人们终将从历史中汲取教训,让大海再次成为他们的希望

桑给巴尔,一名女子在退潮时捡拾海藻

2016年的新年之际,我第一次来到桑给巴尔——由南大岛“温古贾岛”(又称“桑给巴尔岛”)、北小岛“奔巴岛”及其余小小岛组成,下称“桑岛”——的首府石头城(“Stone Town”),在某个日出朦胧的清晨,走到礁石参差的印度洋边,看出海归来的渔民们上岸。他们光着膀子,一脸疲惫地用斯瓦希里语嬉笑怒骂,扯不太满的网子上岸,挑出龙虾、大只的章鱼和金枪鱼,并把剩下的次货甩到一旁。

几个小时之后,这些优质而新鲜的海货会被送到一众西式、印度式、阿拉伯式或斯瓦希里式的高档餐馆里,再被摆到来自世界各国的游客的盘中。那些成色不怎么样的,则会被运进本地的鱼市,再以二十分之一不到的价格卖给无数头顶竹篮、身裹艳丽康嘎(斯瓦西里地区女性的传统服饰)、热情地叽叽喳喳不停的本地妇女。

我想,假如读过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的小说,那一刻,我或许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他不同的故事里那些大段关于桑岛的只言片语,并感同身受,比如说:

“……水草被浪无止尽地冲刷着,躺在沙滩上,就像是被日头晒伤的梦。还有海盐的味道,随空气飘散在每一个角落里,鼻孔里、耳蜗里,就像从大海和港口吹来的季风一样。”(《离别的记忆(Memory of Departure)》,1987)

可惜的是,虽然我在坦桑尼亚住了六年,桑岛也去过三次,但在2021年10月7日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古尔纳前,我都对这位在桑岛生长到18岁的作者一无所知。

 

 

1955, 石头城

在东非群岛,占统治地位的始终是大海,以及离岸更远的大洋。每年的11月,西南季风和洋流都会经印度南部、南阿拉伯和索马里海岸,直刮到桑岛,再往更南的科摩罗群岛和马达加斯加。在旅游业还没有成为桑岛支柱产业之前,石头城里的绝大多数人靠海为生,渔夫、水手和随风来去的商人——一度有贩卖象牙、香料及奴隶的危险商人。

如今的石头城,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房子缀满了整条海岸线,许多是伊斯兰式建筑,少数装饰着繁复的欧式花纹,被改建成邮局、办公楼、咖啡馆餐吧以及私人住宅,其中夹杂着许多本地渔民简陋的破瓦铁皮棚子。

2019年初,我第三次来到石头城,趁着新年假,闲晃了近一个礼拜,看七八个世纪以前古老的贝壳城墙残迹、看奴隶贩卖市场旧址的地牢和锁链、看1964年桑岛起义的纪念碑(桑给巴尔为推翻苏丹的统治而起义,4年后,古尔纳离桑赴英)、看湛蓝可爱的海水如何一点点舔舐这层层历史的礁石。

一天傍晚,我在旧城里漫步,走到一幢四方的老屋前,只见门虚掩着,里头空荡荡的。屋子看不出是私用还是公用。顺着屋旁的小巷绕到后院,能看见一群身穿长袍头戴方帽的小男孩,他们半蹲着,正玩弹珠和汽水瓶盖玩得起劲。院子的另一侧,有几个靠墙的男人,他们抱着胳膊,有一搭没一搭地谈论着雨季、风向和收购丁香的底价。他们身后有几个摆小摊卖蔬果的妇女,看似卖着零星的鱼干、小番茄和洋葱,其实她们更热衷于闲聊,东西卖不卖得出去并不怎么重要。

那时正值夕阳西下,光线恰到好处地洒在院子里、屋顶上,最后短暂地定格在男女老少汗津津的眉眼间和脸颊旁。

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 图/视觉中国

走出院子之后,我来到对街的一家咖啡馆,点了一杯带丁香风味的美式,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旧书。书名叫《丁香之眼》(《Eye of Cloves》,F·D·奥玛尼),出版于1955年。翻开时,我没有报任何期望,纯碎为了打发时间。桑岛被称为“丁香之岛”,所以从这个书名看,它和绝大多数关于桑岛的旅游丛书并无太大不同。

我走马观花地翻动着书页,直到看见其间一张老旧的黑白照片。

照片里那栋方屋和院子,不正是我刚才路过的那个地方吗?五十多年过去,一切好像没什么变化,似乎连人们的状态和打扮都凝固在那一刻,大人们百无聊赖地或坐或站,孩子们无忧无虑地或跑或跳。

照片的说明写着:阿拉伯人居住区。

这个说明几乎可以用来归纳今天我所经过的任意一个街区,但换个更准确的说法,绝大多数街区都可以称作“印度阿拉伯斯瓦西里混住区”。因为在如今的石头城,绝大多数本地人都对跨种族的贸易、混居、通婚习以为常,光通过肤色和打扮,很难准确辨出这人究竟是阿拉伯血统、印度血统、东南亚血统、斯瓦西里血统或是其中二者甚至三者的混搭,所有人几乎都成了“桑给巴尔人”。

俯瞰石头城 图/视觉中国

2015年,古尔纳在他任教的肯特大学的一次授课中提到过这片居住区,他出生并成长于石头城的那片被笼统称为“阿拉伯人居住区”的区域。他在课堂上投影了一张与之相关的黑白照片,照片里是方屋小院,左边立着一栋简单的二层小楼。

“我就出生在左边的那座小楼里,小时候,我们总是站在二楼的露台上看离港或出海归来的帆船,一艘接一艘,满载着各种货物。要是下楼的话,穿过楼下的这个院子,你会看见一个工作场所,仓库,以及它背后的菜市场。

但你从照片里看不见的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住在这个地方。如果你能看见他们,你说不定会像我一样,感觉到无依无靠。为什么呢?因为当外界谈论起我们、谈论起这个地方,他们总是会野蛮地把这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给总结成这七个不带任何色彩的字(指“阿拉伯人居住区”)……但其实在后面的那座房子里,住的是一家印度人;他们的旁边,住着丁香种植协会的会长,一个英国人;最边上的那座房子是本地警察局,局长是索马里血统的桑岛人;警察局的背面有一家咖啡馆,由一个也门商人经营……但按照惯例,这里只是阿拉伯人居住区。”

古尔纳对台下若有所思的大学生们平缓地叙述着这一切,除了轻微皱起的眉峰,看不出任何情绪。

我想起那张摄于1955年的照片。那一年古尔纳才7岁左右,说不定照片背景那群玩耍的孩子里就有他。打那时起直到他18岁背井离乡,其间,是桑岛有史以来变动极大的十年。

石头城码头附近跳水的男孩 图/IC photo

 

 

1964,桑岛革命

在《丁香之眼》里,我还翻到另一张上了年份的黑白照片,它的说明写着:欧洲人居住区——尽管照片上的阿拉伯式大平顶建筑看起来没有一点“欧洲”的影子。

隔天,我打听到那幢建筑的具体位置。到了之后我才发现,那一片建筑群都是在两至三个世纪前由阿拉伯商人陆续建成的。到了19世纪,英国人越来越频繁地活跃于桑岛,直至19世纪末,桑岛成为英国的保护国,这个片区正式被英国人占据。

1872年,理查德·贝尔登发表了两期关于桑岛的旅行日志《桑给巴尔:城市,岛屿与海滨》,后来的不少评论都认为,他也许想借此暗示欧洲的读者已于1856年便开始探寻尼罗河的源头,比李文斯顿还要早不少。但出人意料的是,这本日志所发挥的影响力,却更多地显现于他不经意间对桑岛奴隶贩卖体系的描述,这提醒人们:东非奴隶贩卖之猖獗,并不比西非逊色。

作为阿拉伯人、印度人、欧洲人和非洲人的交汇地,桑岛就像一条连接各房各厅的走廊,同时给阿拉伯地区的甜枣种植园、印度的茶田和东南亚(甚至美洲)的制糖业提供着劳动力。最凄惨的是那些被奥斯曼帝国选去当太监的男奴,因为阉割条件不卫生,通常十个人里只有一个能够活下来。

贝尔登提到:调查表明,在英国软硬兼施地要求那一时期桑岛当政的苏丹废除奴隶制度的1897年之前,桑岛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属于奴隶阶层。贝尔登还写道,尽管如此,于他而言,要区分黑人和棕人以及他们究竟是什么血统,实在是太难了。“斯瓦西里、波斯(后发展成为“设拉子族群”)、阿拉伯和印度的……全部混在一起,我觉得这里(指桑岛)的人简直就像是一个全新的种族。”

1890年,英国正式接管桑岛,却并没有提供任何有效的、可持续发展的建设性机制,土地、财富以及权力仍然高度集中在亚洲(包括阿拉伯)商人阶层的手中。与此同时,就像在许多其他殖民国惯行的那样,执政者在桑岛所采用的硬性管理方法,是通过将所有平民百姓都按其种族分门别类,并强制摁进某个种族认同群体。这使得桑岛原本就复杂、微妙的多种族混居自带的张力,变得突然紧绷起来。

直到20世纪50年代,一场反殖民统治的政治风暴刮遍了整个非洲。1963年,桑岛宣布从英国独立,新的苏丹继位,英方势力仓促从桑岛撤离。

从“欧洲人居住区”出来两天后,我来到石头城的城郊,住进了一家经友人推荐的民宿,“找老板聊聊天,你会感兴趣的。”友人眨着眼睛告诉我。

民宿的老板威尔森是一位坦桑尼亚籍、英印混血的七旬老人,他在桑岛出生长大到6岁,又随父母移居至达累斯萨拉姆(坦桑尼亚第一大城市)直到20岁,接着去爱丁堡上了四年大学,学人类学。毕业后他换了三四份教学工作,“感觉在欧洲怎么呆着都不得劲儿,找不到归属感”,又回到东非。他起初想再次扎根桑岛,结果还没落好脚,便遇上1964年的革命,只好带着印度妻子和三个孩子,逃到肯尼亚沿海的内罗毕、蒙巴萨,在那里住了十几年,又换到坦桑尼亚乞力马扎罗山脚下终年常绿的摩什小镇。一直到2005年,他回到桑岛,定居至今。

一名男子绘制特色的tinga tinga画作并向游客售卖 图/IC photo

我找到威尔森,和他坐在晚风中的椰林间喝冰镇姜汁汽水。他的目光和声音一样低沉,与绝大多数桑岛人一样,光看外表,很难辨别出他究竟来自哪里。

“虽然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桑岛人,但在与许多桑岛人谈到那次革命时,我发现,他们对它的记忆、给它的定义——它究竟是正是邪、利弊何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将什么人视作挚友、常与谁分享同一壶咖啡,或者谁才是常能被他们邀至家中共进晚餐的亲戚朋友,总的来说,是极其私人的。就好比说,假如你最要好的哥们儿是一个印度人,或是一个桑岛设拉子,那么你对革命的评价也许会截然不同,因为印度人可能惨遭掠杀,设拉子则能够全身而退……”威尔森缓缓地说。

“但其实早在1964年之前,那场革命已经显出端倪,”威尔森接着道,“因为奴隶制度被废止才不过半个多世纪,社会的旧骨架被基本打碎,合理的新骨架又还没长出雏形,漏洞百出,加上英方推行了很多关于明确阶级划分的政策和条例,阿拉伯人在当时的桑岛,仍占有绝对卓越的地位。所以当英方撤离,在多数无土地的非洲劳动者和少数阿拉伯地主之间暗涌的冲突,一下就转化升级成了革命。”

威尔森还记得在1963年,独立后的石头城,警局铁门一道道打开,被关押、毒打的非洲人一下子全部涌进大街小巷,满眼愤恨和暴怒,仿佛积蓄力量、随时准备喷发的火山熔岩。

1964年1月12日凌晨3点,“非洲-设拉子党(ASP, Afro-Shirazi Party)”的成员、乌干达人约翰·奥克洛带领着600-800名装备极其简陋的“革命者”对警察总部及广播站发起了突然袭击。他们没有枪支弹药,有的只是长矛、砍刀、铁棍和短刀,却因为出其不意和拼死的决心,在短短几个钟头内全面获胜。

对此,革命的领导者奥克洛始终坚持自己及其他起义者的行动是“朝圣行为”,为的是替天行道,解放饱受迫害的桑岛人民。

 

 

2005,在海边

在《朝圣者之路》(Pilgrims Way,1988 )中,古尔纳将主人公道达设定为一个于1964年桑岛革命后逃亡到坎特伯雷(英国城市),并成为某医院护工的桑岛设拉子。

在英国住了很多年后,道达回到了石头城。在海边,想起自己和好友博西也曾像这样坐在码头,“看大海如何手脚并用、咬牙切齿地吐着泡沫”,想起在同一天,他们乘着小船划桨出海,享受那一刻“仿似无边界的自由”,看石头城在身后如何一点点地变小再变小,直到“好像变成了美丽的海市蜃楼”。那一刻,他们幻想着逃离这座小城里那些狭窄扭曲的街巷,去远方找寻那些像肥皂泡一样五彩缤纷的机遇。

突然,风向和洋流像被搅乱,小船也开始蹒跚。道达变得警惕起来,但博西却一边微笑着告诉他,这只是东北季风“musim”正从印度和阿拉伯海岸刮向东非的征兆,一边有条不紊地将船划稳。当大海看似镇静下来之后,博西解释了自己为什么不能抛下母亲和女儿跟道达去英国、等扎稳脚跟后再回来照顾她们:

“总有一天,这些多少个世纪以来被我们看作、用作奴隶的人会团结起来并切断那些奴役他们的人的喉咙。到那时,印度人会回到印度、阿拉伯人也会逃回他们的阿拉伯,你和我呢?我们怎么办……我们会被像牲口一样地屠宰掉……有谁会在乎我们呢?他们只会告诉我们这就是非洲,属于他们的非洲,尽管我们比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更多年。”

随后博西把船交给道达,作为挑战让他划船归岸、自己跳下海游回去。但大海却忽地变了脸,激烈的飓风灌满了整片洋面,“我边挣扎边乱拍着木桨”,道达回忆着,“可当风暴终于静止下来,我放眼望去,却再不见博西的影子。”

“我找不到他了……博西,我想念你,甚至这一刻,我仍在为了你掉眼泪。我还能说什么呢?风和潮水把我打向北边的岬角、又把我扯上岸,我都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是怎么用尽了一切办法才终于回到岸上的……但博西,你错过了最糟糕的一幕,在上岸的那一刻,我被人们用棍子和石头痛揍了一顿。”

古尔纳把时间线的两个端点设置在了“某个东北季风即将照常开始、商人们即将再度造访东非的11月,那奴隶买卖马上就要又一次将桑岛贸易推向高潮的11月”,与“1964年桑岛革命爆发的1月12日”之间,并将刻度在这两点之间来回拖拽,离散聚合、周而复始。

后来,威尔森带我来到了一片距离民宿40公里的海滩,那片他和家人曾经在烈日下枯坐着等了上百个小时、期盼英方从肯尼亚发来救援信号和船只的海滩。

上午10点,这片距石头城不近且不为游客所知的无名海滩空旷安静,无人无风,唯有灿烂的日光热烈地照射着奶白色的细沙,只稍微看久一会儿, 就感到头晕眼花。

俯瞰石头城 图/视觉中国

关于海滩,在《离别的记忆》中,古尔纳写道:在过去,那些拒绝奴隶身份的奴隶,会来到石头城边的海滩上,并死在那里。他们的尸体会和枯枝烂叶、废料垃圾一块漂浮在海上,显出斗争过后的疲倦,就像他们皱褶遍布的黑色皮肤、以及皮肤之下破碎的心一样。

除此之外,不知那片道达疯狂寻找博西、又被疯狂毒打的海滩,是不是也和这一片相似?

2005年,古尔纳发表了《逃亡》,与他几乎所有小说一样,这也是关于“想逃离一个逃不开的异乡、想回到一个回不去的故乡”的移民故事。

同年,威尔森在与他内心的另一个自我斗争多年后,终于鼓起勇气,独自重回桑岛。定居下来不久后,他遇到了现任妻子哈迪佳——一个比他小差不多30岁、土生土长的桑岛姑娘。

与威尔森从海滩回来的那个下午,我和哈迪佳坐在海边的藤椅上,折摘新鲜的野生菠菜,一块准备晚餐。

哈迪佳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在渔夫之家长大,对奴隶贩卖、殖民与革命都只有笼统概念,没太多具体的感受。威尔森几乎从不对她提起自己那些封印已久、又像是发生于昨日的苦涩记忆,“我当初就是爱上了她的单纯,无忧无虑,不需要被前尘往事缠累……总而言之,经历得太多,并不是什么好事。好在如今桑岛的这一代人,因为旅游业,已经算是重新振作起来了,多少年之后,大海,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不再仅仅象征着伤痛和阴影,而再一次成为了他们的希望所在。”

威尔森的感慨犹在昨日,让我想起古尔纳书中的一段话:

“回到海边感觉就像是回到了家里,怎么说呢,就像是我能够意识到这里曾经是属于我的地方……无论你去到这里的哪一个角落,都会被人们像自家人一样款待……我终究还是能够从这个地方感受到她骨子里的慷慨、高贵和触手可及的热情。”(《在海边(By the Sea)》,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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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1 第35期 总第693期
出版时间:2021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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