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昕:探索向下前进 或向上后退的可能性

稿源: | 作者: 本刊记者 孙凌宇 实习记者 王彦琳 日期: 2021-11-24

“也许你会觉得航空航天跟日常生活差太远了,但十几二十年前互联网刚出来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它离我们很远。但实际上它到来得很快。我希望用一些更接地气的材料和话题,让更多人对它感兴趣,然后去思考一些这样的问题”。

艺术家刘昕在阿那亚艺术中心的个展开幕现场,身旁是部分火箭残骸作品 图/在野照物所

 

种太空土豆

上牙掉了要埋到土里,下牙掉了则要抛到屋顶,这是奶奶多年前讲的故事。不可落地的那部分,抛得越高越好。多高才算高?三年前,在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负责太空探索项目的刘昕,手里攥着两颗刚拔落的智齿,像是摇晃两颗骰子,开始思索这个问题。

时隔一年,她将其中一颗智齿放入名为EBIFA(Everything Beautiful is Far Away:一切美丽,皆遥不可及)的小型水晶机器雕塑,让它搭乘美国航天公司蓝色起源的火箭进入太空,无机的机械躯壳承载带有DNA印记的牙,越过卡门线(外太空与地球大气层分界线),进入亚太空轨道空间。

自主机械生命体升空后被激活,在漆黑幽深、失去重力的空间延展、旋转,完成一段表演。再重新进入大气层,降回到地表,直到被冲击成碎片的那一刻,宣告其生命里程的终结。

对刘昕来说,《Living Distance:脱离》源自一次不切实际的幻想,终于一项严肃的太空使命。智齿进入太空的旅程,是一个由机电系统维系生命的幼体在异空间的诞生。它成了地表人类的替身,以无机机械的形态发起对未来科技和人类宇宙经验的一份肉身与感性的提案。

《脱离》之后,刘昕想把这种机会分享给更多的艺术家,2020年,她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公开召集,最后挑选了9组(共18位)艺术家,把他们的作品放入隐形眼镜盒般大小的容器内,一起发射至近地轨道,环绕地球运行了30天。

艺术家中有跨性别女性,把一些变性需要吃的药做成小雕塑,寄意以后的世界——星际的世界里面会不会有更多性别的可能性;有的艺术家是美国的原住民(indigenous group),用故土的“神石”雕了一个很细小的雕塑,取名为falling women,女子头向后仰,长发坠下如同流星。

刘昕则和一位来自秘鲁的艺术家合作,将150颗秘鲁本土的六种土豆种子送到外太空。土豆原生于秘鲁,如今早已成为全球五大农作物之一。在她们看来,土豆的播种史与人类的殖民史息息相关甚至重合,“人类踏足另一个地方,第一件事情可能就是种植、培育”。电影《火星救援》主人公试图在火星种土豆,几年前嫦娥四号也曾将土豆、棉花等作物的种子搭载到月球背面的冯卡门环形山进行培育。

从土豆的视角重新讲述外星探索,“为什么人要去那里,有没有可能土豆去就好了?”刘昕随后在美国的一些公立学校开设工作坊,鼓励学生们为太空土豆设计它们穿的宇航服、乘坐的着陆器。

土豆种子2020年4月返回地面时,由于疫情暴发,无法按原计划跟相关机构合作,刘昕只好在位于布鲁克林的自家院子里耕种。在回归田园生活的过程中,她一方面为都市中陌生的安宁体验对这个项目心怀感激,同时也在反思,“我觉得疫情本身也是一个打破参考系的过程,在语言当中有时候会说我在漂浮、我在跌落、我在晕眩,它是身体的感觉,但其实也是一种情绪的东西,我觉得很多人在疫情之后都有这种感觉,所以这一系列作品虽然讲的是太空,但我们内心也会有这种起落的感觉。”

 

 

抓60年代卫星

疫情期间,居家隔离成了全球事件,刘昕对这种空间的强烈割裂深感触动,“作为个体,身处其中却要脱离,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反而是跟世界切断所有的联系。”她和先生开始思考“我们到底在哪里”,“世界上发生这么多事情,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位置?”

两人都对骇客文化感兴趣,拎起家中的无印良品扫帚,接上两根晾衣架的铜丝当作天线,就置办成了一台小的无线电,像许多热衷“抓卫星”的骇客一样去捕获划过天空的气象卫星的信号。

他们的捕获对象是美国航天局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发送到太空当中的NOAA气象卫星系列,据刘昕介绍,这一系列卫星的工作原理比较简单,“它划过地球一圈一圈,然后不断地拍照片,拍完以后广播回来,地上谁能接到它的信息,谁就能看到这张照片。90年代前卫星的安全系数比较低,但当时会解码的人也比较少,能接收到信息的只有政府机构以及大的气象台。现在就不一样了,科技时间到了2020年,骇客都能以个人的方式去接收到这些信号并转译,看到它们拍摄的照片。”

在欧美,“抓卫星”已然成了一项普及的活动,许多大学生或高中生都会用这种方式进行一些关于气象、环保的工作坊,NASA也曾公开一份白皮书教授方法,如今还可以通过手机软件观察卫星划过地球的轨道,预测到卫星划过的时间后,刘昕便举着扫帚在屋顶、阳台、后院等着。疫情稍放开后,她又跑到沙滩等空旷的地方,确保视野较好。

“抓卫星”的过程需要举着天线跟卫星一起从地平线的一侧一直划到另外一侧,到它再次离开视野,每次需要约10分钟,才能得到一张清晰的照片。其间一旦手抖偏离、碰上树等障碍物,或是稍一走神,都会出现噪音,继而影响成像。

原本更多是出于好玩而做的尝试逐渐带给她丰富的体感,“到了后期你会感受到一个很大尺度上的很小的点跟你的联系。的确手一动,我还真的失去信号,感受不到100公里之外、在太阳同步轨道上的这个卫星了,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物理的过程,当时的体验是非常身体的。”

这也进而引发了她的艺术创作。2013年她读完了清华大学测量、控制技术与仪器学士学位,2015年获罗德岛设计学院数字媒体艺术硕士,自此身份中的工程师与艺术家总是被同时提及。“作为艺术家来说,就觉得很有意思,越来越感兴趣,然后变得开始对气象卫星、气象云图这个科技里程更加感兴趣,开始做一些关于轨道摄影的研究和阅读,慢慢形成了一系列的作品。”

2021年9月中旬,由这套系统延伸出来的《地表之下,别无他物》在香港上线,放置于西九龙的天线每天拍摄四次香港的天空,在三颗退役的NOAA气象卫星绕过城市上空时接收其讯号,调频电波讯号和气象图像会在网上实时直播,化成飘渺梦幻的云图,配以富节奏感的电波声效,形成一场具象的视听体验。

2020年7月,刘昕在纽约的Riis beach“抓卫星” 图/受访者提供

为回应这件数码作品,一场卫星与人类之间的天人对话也徐徐展开,述说滞留在八百公里高空的金属之身不断环绕太空轨道运行的故事。当卫星离开天线接收讯号的范围,刘昕的作品会追踪记录其运动轨迹,展示它们的离地高度和坐标。

“这个作品其实在卫星信号、太空信号之外,还有一个讨论的方向是关于我们如何看到了地球这件事情。我之前看到一句话:人类纪开端的那一刻,就是我们看到蓝色星球影像的那一刻。你才第一次离开了地球。那个瞬间是反上帝的,除了宇航员,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真的在那个视角看过这个世界,但它是我们对世界的一个认知,我们个人的身体经验和我们的这种质性体验有些脱节,但同时我们可以理解它,那个作品为什么叫‘地表之下别无它物’,就是地球本身变成了一个图像,我觉得那张照片是地球第一次被以整体的方式看到的那一刻,它其实也标记着人类纪的开始,我们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有了一个完全实在但又抽象的感官体验。我觉得作为艺术家尤其视觉艺术家来讲,那种视觉的震撼力是很强的。”

《脱离》项目(将智齿发射到太空)的纪录片 图/在野照物所

 

 

找火箭残骸

几乎同一时间,她在国内的首次个展《寰宇直下》也在阿那亚艺术中心举办。展览延续了刘昕关于“进入太空”与“太空回收”的创作脉络,结合太空工程技术、生态种植、电影拍摄、表演等多元的创作方法,展出了她的九组近期作品。

开幕式当天下午,四位舞者身着布条拼接的米色衣服,在地下的环形阶梯剧场中央缓慢扭动,像抽掉了骨头一般,花了近20分钟,才从俯身地面艰难站立,如同土壤深处的萝卜被一点点拔起。

光从圆井状开口沿着十几米高的内壁洒下,高耸的垂直空间与眼前舞者起身后大幅度上下舞动的形态交错呼应,无声地显现出火箭残骸坠落与人在社会里上升的向往,连同创作者2017年第一次体验抛物线飞行时身体往下掉却又感觉飘起来的复合失重体验。

舞者们站在墨黑的防水布上,四周环绕摆放着四件由火箭残骸与混凝土基座镶嵌的大型雕塑。这一系列作品名为《The White Stone:白石》,启蒙于拍自俄罗斯在哈萨克斯坦设立的航天发射基地拜科努尔的新闻照片——荒莽草原上一位村民站在巨大的残骸旁,身边围满了白色的蝴蝶,电影剧照般后现代而浪漫的氛围打动了她,促使她一头扎进关于国内火箭残骸的调研。

她像个耐心的侦探一样,收集、关注一切有关“掉火箭”的新闻,甚至做好表格,把从国内发射的第一枚东方红1号卫星到2018年间所有的火箭一一列出,看它们的残骸有没有被找到、在哪里被找到。

2021年夏天,她多次前往青海、贵州等地,通过跟当地村民聊天按图索骥,终于在8月份“撞上了一次”,贵州东部石阡县的村民通知她第二天晚上12点要落火箭,为安全起见,人们不能待在家中。等他们驱车赶到时,街上人头攒动,灯火通明。

她爬到山腰上边等边刷手机,看到航天爱好者发布的火箭已从甘肃成功起飞的消息后,她通过计算,7分钟后抬头望见“一个很小很小的,像彗星一样的小火箭尾巴”在天空出现,滑过整个天空后,忽然变成红色的小点往下坠,像是天的一角掉了下来。

在贵州山谷里的景区,她找到了另一个火箭残骸,记录下来用作部分的实验影片,而展览中真实可见的近十片厚4厘米、重100公斤的火箭残骸则是由国内航空公司零壹空间捐赠、从新疆运过来。刘昕花了几个星期将它们逐一抛光,单独悬挂或做成雕塑,丰富外形的同时也向内里倾注了新的意义:“火箭承载了上升的欲望,我们试图挣脱地表,但在疫情导致行动力下降的这几年,重新想象未来的运动是否只是离开,离开的过程与地表相连,会上升,但最后也会落回地面。”

她始终摒弃斩钉截铁的眼光,“对于人类的未来,很多人宁愿相信科技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我觉得这种想法很危险。与此同时,我也觉得不能躲避科技,或沉溺于一种怀旧主义,我们必须和这个世界发生联系,去处理一些现代性的问题。所以后来我就想着如何去打破二元对立的状态,不把向上和向下的运动归结成前进和后退,试图探索向下前进或向上后退的可能性。”

装在秘鲁土豆种子以及其余8组艺术家作品的装置,名为“旅者”,去年3月它曾搭乘火箭在近地轨道环绕30天后返回地球 图/在野照物所

 

人:南方人物周刊  刘:刘昕

 

人:你第一次接触到商业航天大概是什么时候?那时你的想法是怎样的?

刘:5年前。就觉得它是一个必然趋势。New Space Age从商业航天开始已经很明显,早期我们去聊航空航天的话,它主要是国家政策。但现在有了Space X、蓝色起源、Virgin Galactic以及国内的蓝箭等等,商业航天很快将进入民用。我们在一个新的航空时代,这是一个大趋势。

 

人:你想过什么时候坐民用的上太空吗?

刘:这已经很容易,很多富豪掏钱就能去。我对斥巨资进入外太空不感兴趣,我对整个航空航天行业,它对于我们人类的历史进程的影响、本身文化产业的变化更感兴趣,就像工业革命对人类的影响,互联网对人类的影响一样,我觉得下一个应该就是航空航天,还有生物技术。

 

 人:“太空土豆”(Unearthing futures:挖掘未来)项目像是两者的结合。

刘:对,我的合作艺术家来自秘鲁,我们当时就在聊我们的共通性,想做一些跟生物有关的东西。什么生物呢?想想觉得土豆可以。

土豆对我来讲,有亲切感。我有时候挺想做一些作品,听上去没那么复杂、那么科技。土豆虽然去了太空,但谁没吃过土豆呢?土豆宝宝、土豆大帅、土豆登陆器听上去有点好笑,有点好玩,这种亲切感对我来说蛮重要的。

我的作品虽然有一个大的语境和尺度,但关心的还是跟我们日常生活相关的事物。也许你会觉得航空航天跟日常生活差太远了,但十几二十年前互联网刚出来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它离我们很远。但实际上它到来得很快。我希望用一些更接地气的材料和话题,让更多人对它感兴趣,然后去思考一些这样的问题。种植土豆跟星球殖民本身是相关的,但我们要用像以前殖民的方式一样去下一个星球吗?这是一个问题,并不是一个答案。

 

人:你说过想做一些你爸妈或者亲戚都能看懂、理解的一些东西,这次展览你父母来看过吗?他们之前有没有问过这些作品?

刘:如果要介绍太空土豆,我会说我是来种土豆;如果是火箭,我就说去找掉在山区的火箭,这些事情都是很具体的。他们不需要一下子知道我所有想的东西,而且他们感兴趣的方面,跟我可能也不一样,我觉得挺好的。这些作品像一个个小故事,我只是里面一个角色而已,故事大家都听得懂,里面所谓的更复杂的东西还是要靠作品本身,我觉得看了影片就会更好一点,如果我能讲明白了,那就没必要再去做这个作品了。

 

人:开幕的时候,阿那亚艺术中心的负责人也说,你把智齿送上去这个事情很酷,很有意思,“即便我们不知道这么做的意义是什么”。

刘:我觉得当代艺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大家希望用几句话搞明白艺术家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但尤其是time-based media(比如视频)或者一件雕塑作品,你没有看到实体之前,如果你真的只是看一些介绍,你就明白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个作品只需要介绍就可以了,艺术家也没有必要再去创作它。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要说的东西都在作品里。

 

人:我感觉你的作品中自我情绪的部分似乎很少,可能唯一跟自己相关的是把智齿送上太空,但依然是一个比较冷静的跟机械相关的处理方式,你自己会有这种感觉吗?

刘:我们对自我的认知,尤其在人文的范畴当中,有一点点固化。什么是关于我的?我的情情爱爱、我的病痛、我的伤心还是我的难过?对我来说,我去思考为什么是一个人,就是很个人的事情,但是可能在阅读上会觉得它很冷酷,因为它看似是个太大的议题。

在我创作的时候,这个大的世界和这个小的世界是一样的,因为我所认识到的整个宇宙都是绕着我转的,客观的宇宙跟主观的宇宙没什么区别,因为人活这一辈子,你其实知道的所有事情都是以你自己为中心的。我的作品看上去会更客观是因为它在一个大的尺度上,很多时候我们有点太谦虚了,会觉得这么大的事,它必须是客观的、宏观的、关于所有人的,但我觉得它就是可以关于你自己。

 

人:你对哪个作品感受最紧密,从内心情感上来讲?

刘:今年肯定还是《白石》,跑了那么多次贵州,当看到火箭掉下来那一刻,我觉得我看到了世界末日的第一刻,像在一个电影里。火箭的跌落呈现在了我的面前,当然也呈现在了很多很多人的面前。

 

人:别人看完你的作品有没有一些想法或者感受,让你印象很深刻?

刘:这次展览昨天(9月26日)才开幕,已经有朋友给我发一些关于《白石》的感想回来。我感受到越来越多的观众理解我的世界观以及作品里处理的尺度了。比如我去聊我坐过的一个椅子的时候,这件事情是我个人的,是我可以理解的。但当我去聊世界上所有的椅子的时候,观众就觉得这个东西很陌生,有距离。但慢慢的,我的观众可以感受到所有的椅子都可以跟一个个体产生联系,我们的尺度在扩张。

这点对我来讲很欣慰,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人是可以再打开一点的,而且这种打开是有必要性的,我们在只处理自己的世界的时候,会跟大的尺度、科技的尺度、宇宙的尺度、资本的尺度对立,这样我们就会越来越弱小。我的作品如果可以让一个人觉得这个宇宙跟他有关系,那他就会有一些其他的力量,他不仅是在艺术文化当中了,他可以进入到真实世界的复杂性中。

比如气象卫星,很少会有人感兴趣。但现在很多观众觉得很有意思,他开始了解我们的世界是怎么被看到的,为什么手机地图里面会有这些照片,它们怎么拍到我的,我们不再是一个点了,我们要求整个世界对我负责,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讲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希望我的观众可以有这样的态度。

 

人:你提到过很喜欢《爱,死亡和机器人》里Zima blue那集,还有没有哪部科幻片里展现出来的一个想法或者片段令你印象深刻?

刘:《新世纪福音战士》。今年是终章,所以我感慨万千,我觉得它是对我来讲影响最大的一个文化作品,陪我走过了青春。它讲的内容很简单,就是一个有社交障碍的中二少年,在纠结人和人到底是应该相互理解,还是说我们可以求同存异生活在一起。你可以觉得他很幼稚、很青春期,但我觉得我们一辈子都在解决这些问题,整个世界都在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在冲突当中获得一种理解?那个片子对我来讲很重要的意义是它把这么大的一个话题,用一个初中生的个人经验去完成了,所以给了我创作的勇气,就是你可以去处理很大的问题。并且我觉得它把一些精神性的、宇宙的、机械的东西都融合在一起,符合我的审美。

2021年9月26日,刘昕个展的开幕式舞蹈《移步上升,降身为人》111A0252

 

人:你在美国的八年有引发你在这方面的思考吗,比如不同种族之间的新闻或是你的切身感受?

刘:肯定会有,我有个朋友跟我说过:We have to believe that we are radically different,(相信我们是不同的)。这句话听上去很简单,但其实非常难。因为我们大多数的社交体验里是在用自己的经验去评判别人,这些预置却也往往是冲突与误解的源头。我依然在努力地学习,并且知道什么叫作“我们是不同的”。

人:这几年发生了什么事情,激发了你的改变?

刘:我意识到作为艺术家要很抗拒这种固化——认为大家都跟你一样,是最容易做到的一件事,不需要思考。我的经验越多,我就活得越简单,这是小孩跟大人的一个区别,小孩看到你的第一件事情,他不会有那么多的想法猜测你做这件事情是为了什么。成年人却常常不会去问,他以为自己已经知晓了世界。不管是对人还是对世界,我希望自己保持在一个好奇的、无知的状态。为什么火箭要升上去,为什么火箭要掉下来?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一张云彩的照片?

如果我不去想这些,觉得就是可以看到一张照片,手机就是知道天气,那就没有任何可以去挖的东西。但不应该是这样,所有的事情都有意想不到的可能性。所以这几年我慢慢觉得这种敏感度是我要去培养并保持的,我也希望我的观众可以有这样的感受——为什么要把一颗智齿放到宇宙里面去?我觉得你问了这个问题之后,你可能会去看我的片子,因为它有吸引你的地方。你也许会觉得这样做很怪,但为什么不呢?

网友评论

用户名:
你的评论:

   
南方人物周刊 2022 第3期 总第701期
出版时间:2022年01月24日
 
©2004-2017 南方人物周刊 版权所有
粤ICP备13019428号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大道中289号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人物周刊杂志社
联系:南方人物周刊新媒体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