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隆迪得肺炎

稿源: | 作者: 特约撰稿  陈又礼  日期: 2022-03-18

在扎进水里的那一刻,我终于开始相信并感受到了这一切,相信我十天前在原始丛林里发过的那一场出处不明的高烧,相信之后那一个礼拜中断断续续的咳嗽,相信试剂盒上显示出的那两道若隐若现、毫不明显的细线,相信尽管看似什么也没有发生、其实已经发生过了。

从国立大学俯瞰布琼布拉市中心与坦噶尼喀湖 图/视觉中国

“Chen,不幸的是,你得肺炎了。”

2021年12月31日,早晨9点半,从坦桑尼亚最西部基戈马市过境前往布隆迪时,一个瘦干干、穿白大褂、戴着医用口罩的非洲小伙面无表情地告诉我。

因为休假,我们机构一行五人来到了基戈马,想着布隆迪近得很,干脆跨境过去走一圈。到边境时,我们一小巴三四十个乘客陆续被叫进由移民局搭起的移动板房里,接受“rapid test(快速检测)”。

所谓快速检测,是用长15厘米左右的纤细试纸飞快地捅进鼻腔里,再迅速抽出,10分钟左右,试剂盒会显示一道(阴性)或两道(阳性)红线。

“你不要开玩笑了,我每天吃喝都跟我们其他那四个人在一起,他们都没事,怎么会只有我一个人得?”我问白大褂。

白大褂从一堆试剂盒里抬起眼来看我,“到这栋房子后头的隔离等候区去等指示,已经有两个人在那里了。”

我只好迈开腿,去了“隔离区”。

 

 

“自由活动”

所谓隔离区,之前是室外盥洗区,现在却被随意支起的一根根短木棍和由木棍拉起的尼龙绳子围起来,显得潦草又散漫。尼龙绳子上每隔十几二十厘米,就扎了一段从塑料袋上撕出来的、长十几二十厘米不等的黑塑料条,大概是为了让此地看上去显得更加“行人勿近”。

一个中年男人插着手站在“隔离区”的外侧,边打电话边来回踱步。一个带着三四岁小男孩和几个月大女婴的妇人坐在其中一张板凳上,正在给婴儿喂奶。他们扫了我一眼,几乎没有显出任何惊讶。

我跟他们打过招呼,找了张板凳坐下,看着周围的青山薄雾,脑袋里也是雾茫茫一片。我的四个朋友也会因此被送去隔离吗?还是整个巴士上的人呢?毕竟三十几人里被查出三个,也算是非常大的概率了。如果隔离的话,会在坦桑尼亚还是布隆迪呢?

毫无头绪。

满脑子的投影里只剩下一张幻灯片:我怎么就得了?

这显而易见是个愚蠢至极且无用无解的问题。怎么得的,几时得的,哪里得的,在没有人防疫、也没有防疫的可能性的东非,有可能是在搭巴士的时候、去菜场买菜的时候、和渔夫们出海的时候、坐在本地餐厅里吃尼罗河鲈鱼的时候、在教会和几百个来自各村的信徒一同闭着眼睛祷告的时候……一切皆有可能。

这时,另一个白大褂从简易板房里走出来,没有戴口罩。他叉着腰,不耐烦地质问我们:你们三个商量好了没有?要怎么办?

那个打电话的男人终于掐断了电话,半生气但又软绵绵地对白大褂说:“30万去布琼布拉(布隆迪首都),这也太贵了吧,就不能减点么?……”

“30万让你们三个人拼车,这是天上掉馅饼让你们捡到了,我们一般都是硬性规定必须一人一车的!你们自己跟司机讨价还价去吧,我们就只管做检测和出结果。”说完,白大褂伸手一指我们身后一个静悄悄站着的、矮个子塌鼻梁的男人,随后一转身,回到了板房里。

司机先生嘴里咬了根牙签,用一根哈尔滨红肠似的短粗食指转着车钥匙,半眯缝着眼睛问我们:“走不走?送你们去布琼布拉的医院拿药,不想跟我去的话,就等救护车吧。”

“跟你去到布琼布拉、拿完药之后我们就能自由活动了吗?还有,一人10万也真的太多了,减点吧你就!”年轻妈妈道。

“25万布隆迪法郎,不能再少了!钱一付清,在自由快乐又和平的布琼布拉,你们立刻自由活动,谁也不拦谁。这么一点钱(25万布隆迪法郎约合人民币470元)就能买一个不用隔离的布隆迪之行,你们还不知足?”司机皮笑肉不笑地对我们说。

这下轮到年轻妈妈看向我们,她一边给那个大一点的男孩换纸尿裤,一边问我们:“怎么样?反正这些人搞这么一出也是为了赚钱,一人8万,自由活动,走不走?”

男人不开腔,也看向了我。

 

 

唯一的布隆迪

“不好意思,可能你们谈话前半部分开始时我没在场,所以还没明白过来目前的状况……但总结起来,假设我们三个真的都得了肺炎,可是现在不用接受官方治疗和隔离,只需要25万,拼车到布琼布拉的公立医院拿药,之后每个人还该干嘛就干嘛,是这个意思么?”我问。

“你说的没错。”男人说。

“Visa呢?”

“把钱给那个穿白大褂的, 他帮你弄。”司机说。

白大褂刚好也这个时候冒出来了,他问我们:“嗯哼?”

“把Visa的钱给他。”年轻妈妈对我说。

于是一人40美金,我们两人把护照和钱递给他。男人却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白大褂这次没有进板房,而是去了移民局,不到五分钟就拿着我们的护照出来了,还真的都盖了布隆迪的入境许可。而远远看去,我的那四个同伴,还都在一脸无奈地排长龙。

白大褂把我们的护照递给司机,说:他载你们去指定的医院,好好吃药,三天之后就没事了。说完环顾四周,问:还有一个呢?

“他从那边搭小巴回坦桑尼亚了,说25万太贵,不去布琼布拉了。”司机说。

“随他的便,回坦桑尼亚一样要检测,一会儿要还是这个结果,他还得跟救护车回坦桑尼亚隔离,有他受的。全世界这么好说话的国家,除了我们布隆迪以外,是不可能有第二个的。”白大褂说。

“真倒霉,现在我们两个一人得付12万5000了。你帮我抱一下小的,我给这个大的换条裤子……”年轻妈妈边说边把小孩塞给了我。

“Chen,我也算给你帮了大忙,你再怎么说也得请我喝瓶水吧?”白大褂突然话锋一转。

“你怎么就算帮我大忙了医生?”

“别硬气,问题多了,给他5000(相当于10块人民币),我们赶紧走。”年轻妈妈压低声音对我说。

说实在话,我真不是硬气,也不是故意问东问西,而是真的一头雾水……不过为了减少麻烦,我还是把钱给了他。毕竟在非洲生活了六年,我对“给点钱赶紧走”的用处和方便还是比较了解的。

布隆迪边境的新冠肺炎检测站 图/陈又礼

穿白大褂的年轻小伙接过“喝水钱”,笑得开心极了。他说:“这就对了嘛,大家都不容易。这不,找了你们3个出来,我们还得再找7个,才能完成今天的指标下班回家呢。”

说完,他便又转身进了板房。于是,我们也上了乔装打扮的“救护车”(其实是一辆典型的出租车),“赶紧走了”。

出关第一道栅栏的时候,治安队向我们“要钱喝水”,我给了两千。之后往前才开了20米的样子,第二道栅栏,一堆类似交警的人又把我们拦了下来,东瞄西瞅了一圈,最后也是“要钱喝水”。

我的零钱用完了,司机转向年轻妈妈,说:她已经给了两次了,你也给一点吧,不然可很难走出这道关啊。

年轻妈妈一边骂“一群窝囊废,真的是服了”……一边腾出一只手从包里翻出两千来,甩给司机。

司机再次启动引擎,我们终于开出了边境,和着年轻妈妈的抱怨声,正式进入布隆迪的领土。

“哎呀我说没有拉你去自费隔离,花你个一两千美金,你啊就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了,除了我们布隆迪,你在世界上哪个国家能被查出肺炎还能只给鸡屎那么点钱就能立刻直接甩手走人的?就闭嘴吧!”司机没好气地说。

年轻妈妈见司机好像真有点毛了,竟然真的闭了嘴。

车里突然彻底安静了,两个孩子估计折腾了大半天早就累坏了,眼睛一闭,沉沉地睡过去。

 

 

非洲的心脏

车已经进了山,窗外是看不见尽头的山脉,重峦叠嶂、雾气缭绕,漫山遍野长满了香蕉树和棕榈树,其间散落着一块块不规整的梯田,种着玉米、豆子、红茶和山药。偶尔能看见三三两两头顶着成筐煤炭或其他货物、正徒步去赶集的妇女,以及成群结队衣衫褴褛、在路边蹲着玩泥巴的孩子。

2005年,布隆迪内战基本结束,这场漫长的战事耗时近15年,起因复杂,可追溯到上世纪的两次种族大屠杀(第一次发生于1972年,由图西族对胡图族展开屠杀;第二次发生于1993年,由胡图族对图西族展开屠杀,战乱延至卢旺达,1994年4月,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卢旺达种族大屠杀。据官方统计,布隆迪两次大屠杀死亡人数共计约48万),以及四五十年代的比利时殖民时期,甚至是自19世纪末起的德国殖民时期。之后,布隆迪接受了很多国外援助,城市重建听说还是做得挺不错,首都布琼布拉因为被群山环绕,风景秀丽、气候怡人、绿化到位,被称为“非洲的心脏”。

不过在2021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中,在“粮食缺乏、饥荒风险”这项调查中,布隆迪位于全球倒数第四。

一路上,我们被拦下了不下十次,司机每次都火急火燎地摇下半扇车窗对他们说:肺炎病人,要赶紧送去布琼布拉。外头的人无论是什么身份,只要一听这话,瞄一眼后座的我们,立刻挥手放行。

车沿着盘山土路左折右拐了四个小时,我们才到了布琼布拉。

布琼布拉郊外的山村 图/陈又礼

因为是要过新年,大街小巷到处熙熙攘攘车水马龙,看上去实在是过节的样子。司机把我们拉到了官方指定的卫生疾控中心,点清25万之后把护照还给了我们,最后摇下车窗说了句“新年快乐”,随即一踩油门,走了。

疾控中心里头坐了十几二十个人,都在等着“拿药”。一个戴着工牌的中年男人告诉我们:免费的药被拿完了,但可以自己拿着方子去任意一间药房买。

方子上写着:阿奇霉素500mg两盒,羟化氯喹36颗装,锌补充片20mg, 醋氨酚500mg,维他命C1000mg。

其中羟化氯喹我问了至少十家药店都被告知缺货,只好花两万布隆迪法郎(约合人民币40块)买了其他四样。

首都布琼布拉随处可见的街头流浪儿童

之后又过了整整三个钟头,傍晚6点半,我才终于和我的同伴们成功会合,大家唏嘘又欢喜地感叹了一番有惊无险,洗澡、更衣打扮,出门找餐厅吃了一顿人均20美金(放到2018年,几乎是一个布隆迪人一个月的收入)、却一点也不美味的“团圆饭”。

隔天我们在临街的一家本地小餐馆吃了烤山羊肉和乌咖力(Ugali,东非最常见的主食之一,由玉米粉加水煮开,不断搅动至其形成固体面状,再用手抓着吃),人均花了不到半美金。乌咖力像小皮球一样很大很结实一坨,配少少几片肉,肉烤得很咸很香,一片能配着吃下去很多的淀粉,我们五个人几乎撑破了肚皮,也还是没有解决掉一半的分量。

载我们游城的出租车司机费希里却吃得兴致勃勃,满嘴满手的羊油,他一边吧唧着嘴,一边说:“布隆迪没啥好的,可要论吃肉,真的是没话说啊!”

“这话怎么讲呢?”我问他。

“这还用问?这里穷山恶水的,既没港口又没铁路,人还多得挤死人……村子里农民辛辛苦苦种粮食,却因为没办法合理储存,只好全让虫子啃了;城里表面看着像那么回事儿,可除了开出租车和开小饭店,没几个人能找到像样的工作;破烂的小学里没有教室和课桌,漂亮的大学里却没有老师,有哪个国家像我们布隆迪呢?……算了算了不说了,吃肉吃肉。”

“那个漂亮的大学在哪里?能进去看吗?”

“布隆迪国立大学?可以啊,那里的门卫都好说话,一般一台车给他们点钱喝水就可以进。”费希里说。

国立大学于1964年由比利时人创建,当时布隆迪刚结束殖民统治时期(1884年至1962年先后由德国和比利时殖民),重建工作刚起步,整个国家到处都还是一副千疮百孔的样子,这时,由外资投建全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所大学,其象征意义和实质意义,都可想而知。

大学位于城外的一座小山的山顶上,无论是设计格局、建材选择、建筑风格都简约大气。由于占地面积大,俯瞰四周非岭即谷,加上植被茂盛、云烟缭绕,让人隐约产生身处欧洲某学院的错觉。

出租车司机费希里与杰夫

费希里带着我们在安静又空荡的校园里转转看看走走停停,似乎对整个校园的结构轻车熟路。他左拐右拐,带着我们进了除教堂之外最高的那栋教学楼里。

还是空无一人,奇怪的是,所有的教室和实验室门都大敞或虚掩着,课桌、没有封皮的课本、斑驳不清的窗户和黑板上被胡乱擦剩一半的医药专业笔记,甚至形单影只的人字拖,都漫无目的地散落在灰尘里。

我们跟着他一直爬到了顶层六楼。从露台眺望出去,可以清楚地看见布琼布拉热闹繁忙的市中心,以及被车流人潮包围的坦噶尼喀湖。

坦噶尼喀湖整体呈长条峡谷状,从北至南纵跨坦桑尼亚、布隆迪、刚果金和赞比亚北部,是非洲的第一深湖,最深处可达1.4千米。

在布琼布拉的市中心,湖水呈现出某种昏黄墨灰的混杂色,大太阳一照,还会臭气扑鼻,估计是因为全布琼布拉男女老少的绝大多数排泄物都不露声色地藏到了湖底。但在那一刻,我们从山顶远远看向坦噶尼喀,下午5点的阳光照在水上,整块湖面被染成了养眼的暖橘色,她突然变得可爱起来。

新年清晨中央车站兜售零食的小贩 图/陈又礼

 

幸福与否

同行的德国小伙子掏出单反,想记录下眼前的美景,却突然听见从地面传上来一声怒斥,我们低头一看,是一个穿便装的大爷。

“大叔没事,是我费希里,带几个朋友来看看以前的教室而已,别紧张……”费希里扬声向下喊话。

“原来是你啊,怎么事先不打个招呼?看看逛逛没事儿,照片就别拍了哈,这里的情况你知道的……”

大爷说完转身走后,我问费希里:“怎么?你是在这里上的大学?”

“医药系,差一年没上完。”费希里望着湖,神情稀松。

“为什么没上完?”

“布隆迪估计有一半的大学生都是大学肄业,没什么好奇怪的……加上选这个专业完全因为它是大热门、又好申请学生贷款,学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根本不喜欢,就甩手走人啦,哈哈哈。”

“离开学校的时候是哪一年呢?”

“2015年。”

2015年是我刚来东非的第一年,12月的圣诞假,我和另外一个来自瑞士的姑娘在坦桑尼亚周边各个国家游游逛逛,到了卢旺达、布隆迪边境时,找了各种门道,却怎么也进不去,只好临时改道北上,进了刚果金。

那年的布隆迪,大环境对外国人确实不怎么友好。4月,已经当了两届总统的皮埃尔·恩库伦齐扎宣布继续竞逐总统职位,被国内反对派阵营指责,最终触发布隆迪大规模骚乱。政府禁止了所有游行示威,也关闭了大学,以防止反对派在学校进行动员。4月30日起,一批大学生由于不能按时返回校园,在布琼布拉的美国大使馆旁一处工地驻扎。

“你当时也跑去美国大使馆了?”我问费希里。

“没有,我对政治不感兴趣,而且在暴乱开始之前,我其实就已经准备离校了,毕竟那种乱糟糟的环境,就算硬待在学校里,也没啥好处。结果出了社会也找不到工作,好在靠开出租车还能混口饭吃,我们当时一起离校的医药系的几个大四学生,都在开出租车……”费希里说。

据新华社2017年6月20日报道,由于布隆迪国内局势动荡,已有超过40万名布隆迪难民逃至刚果金、卢旺达、坦桑尼亚、乌干达和赞比亚等周边国家。

但恩库伦齐扎最终成功当选,布隆迪的内乱则一直持续到2018年。世界银行201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恩库伦齐扎统治下的布隆迪,人均生产总值排名全球倒数,被称为全非洲最不幸福的国家。

2020年,恩库伦齐扎去世,终年57岁。官方宣称他死于心脏病,但多家媒体指出他很可能是死于新冠肺炎。

天色渐暗,我们从顶楼开始往下走,35岁的国立大学肄业生费希里带着我们,看他曾经上课的教室和化学实验室。

自建校以来,布隆迪国立大学曾超过30次因政治动荡、运营危机、管理不善、筹款失败、人才外流等各种复杂原因而遭到关闭,其中最惨烈的一次,发生于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后。1995年6月11至12日,70名在校的胡图族学生遭到了图西族学生的报复性屠杀,就连当时已完成国立大学体育教育学院本科学习并成为同系助教的皮埃尔·恩库伦齐扎也因其胡图族的身份而被迫离校并逃离布隆迪。

大学最近一次遭到非正式关闭,是在一个月前,因为校方发不出教职人员的薪水。

“听说连学校食堂的厨子都撒手不干了,附近没有市场也没有几家便宜的餐馆,学生们不得不想办法自谋生路……没想到多少年过去了,还是一点也没变啊。”费希里边说边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天色又在不知不觉中暗了几度,在它黑透之前,我们离开了国立大学,开车回到市区。

 

 

有用与否

“你们学了三年医药,这在现实生活中有用吗?”同样是学医的德国小伙子问费希里和他的朋友杰夫。杰夫当年和费希里同专业同宿舍,一同肄业离校,最后还一同当了出租车司机。

那一刻,我们正在大街小巷转来转去,试图找点吃的。仍然是因为新年,市中心的绝大多数餐馆都提早关门了。路两侧已经打烊的店铺里的各色灯光轻微打在费希里和杰夫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它取决于你要怎么用、为了什么而用,还得考虑投入的时间精力财力和收到回报的比重,才能搞清楚到底有没有用。”费希里边踢小石子边说。

“这么说吧,你看这满街的药店,觉得它们有没有用呢?”杰夫反问我们。

其实在昨天抵达布琼布拉后、到药店找“新冠特效药”时,我就已经对这座城市里遍布四处、无孔不入的药店感到极其惊讶。随便到哪条街,不出十几二十米就会冒出一家药店,数目远远超过餐馆、发廊、小超市和杂货店。在找羟化氯喹时,我飞快观察过陈列着的药品,不同药店里,药品种类其实都是大同小异、甚至一模一样的。

“在非洲国家,绝大多数情况下,药店的存在都是因为背后制药行业的利益驱使,确实很难说到底有多有用……”德国小伙子说。

布隆迪国立大学 图/陈又礼

“你说的没错,但在布隆迪、独一无二的布隆迪,情况可就又不一样了。打个比方,在2012年我们准备全国统考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针对布隆迪的医疗条件,在全国范围内做了一次随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布琼布拉的医疗卫生组织所接受的病人,有40%都是疟疾病人,其中47%因为基础药品和医疗器械缺乏而在院死亡。从那年起,我们政府便收到了高额的、只为增设药店和提供学生学习医药专业贷款的资金援助。所以……”杰夫边说边拍了拍费希里的肩膀。

“哈哈,所以,所以我们就成了瓮中之鳖啦……”费希里大笑着说,“不过又好比说这次的肺炎,拿你中午吃的那四种药来说,什么锌片、唯C,这几乎什么病都可以用,你说它没用吗?其实是有点用的。你要说它有用?对付新冠,它又没有决定性的疗效。防疫站给你开的那张单子里,唯一可能有用的羟化氯喹,因为那家垄断了布隆迪制药行业的印度药厂不产,所以在布隆迪就算跑断腿也是找不到的。所以那个针对肺炎的药方,究竟有没有用呢?”

“……你怎么知道我有药方?”我问费希里。因为不想造成恐慌,中午吃药时,我还故意藏着掖着。

“哈哈,得了吧,布隆迪没有谁害怕新冠的,因为就算得了,人们也是照常吃饭、照常睡觉、照常丢工作、照常穷得叮当响,没什么大不了的。”费希里又大笑了。

“话说回来,那你们呢?你们作为学医药的,觉得这满大街的药店对解决你们国家的健康问题,有用吗?”德国小伙子反问。

“你想改善自己的健康状况,不改变饮食习惯、居住环境、卫生条件,光靠吃药有用?”杰夫又反问道。

德国小伙子没有再接续反问下去,我们自然地换了个话题,继续嘻嘻哈哈,不再纠结有用与否。

晚饭后回到酒店才9点不到,我便去空无一人的酒店泳池游了个泳。突然天上开始下起倾盆大雨,雨点噼噼啪啪敲打在我的背脊骨上。一整天没有找到一点真实感,但在扎进水里的那一刻,我终于开始相信并感受到了这一切,相信我十天前在原始丛林里发过的那一场出处不明的高烧,相信之后那一个礼拜中断断续续的咳嗽,相信试剂盒上显示出的那两道若隐若现、毫不明显的细线,相信尽管看似什么也没有发生、其实已经发生过了。相信我极其可能也得了一次肺炎。

因为太累,所以最终我还是没能撑着眼皮熬过12点。2022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迈了进来。零点时我半梦半醒地听见大街小巷里有人群欢呼的声音。

我们总是寄希望于尚未降临的未来,告诉自己和别人:明天一定会更好的。

可明天是否真的有可能变得更好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就像“幸福与否”、“有用与否”一样,我们不得而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个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世界里,心怀盼望总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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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2 第13期 总第711期
出版时间:2022年05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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