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年轻时把文学当匕首,年老时当拐棍

稿源: |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邓郁 日期: 2022-04-22

“攻击性和批判性体现了文学的主体性和人类自我反省的本性。这是人类进步的基石之一。当然,首要的是自我攻击和自我批判,向自身的缺点开刀。” “还讲那些四平八稳的故事,似曾相识的故事,或者是不疼不痒的主题,你写它干什么?”

枪声。争吵声。忧伤转而欢快的口琴旋律。新生儿的啼哭。

3月,北京二环的一处排练厅,德云社成员为主的班底正排练话剧《窝头会馆》。为了第三幕中枪的重头戏,演员们在导演张国立的指导下,一遍一遍地抠细节。扮演苑国钟的郭德纲看起来略有些疲惫,但每次大段的独白,声线都给得足足的,眼里不时泛起一点泪花。

对情绪没有那么饱满的演员,张国立强调:“得让角色在心里生根。要去理解台词深刻的寓意。戏剧中废话很少,这个本子尤其如此。”

《窝头会馆》共三幕,聚焦解放战争末期,展现了以四合院房东苑国钟为代表的一群北平小市民,在极度匮乏的环境里如何挣扎于苛捐杂税、恶人欺诈,又如何面对命运、情感和人心的拷问。极度生活化的台词和鲜明的人物个性,充分展现了编剧刘恒的功力。

2009年,北京人艺版的《窝头会馆》集结了导演林兆华和一众名角,成了一部现象级的口碑大戏。此后,刘恒找过濮存昕、杨立新等人,希望能重排这部戏,也想过自己来导,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直到去年,(戏剧社)龙马社姚怡提议,何不找德云社来演。刘恒方觉得:有门儿了。从围读会到联排,他眼见张国立调度自如,剧本文案做得细致入微,“每个细节怎么处理,逻辑是什么,标得清清楚楚,想得明明白白。”

写作,做影视和话剧编剧,与邹静之、万方合作创立龙马社,到近年担任电影监制,刘恒说自己生命里总有那么一只看不见的手,把一次次偶然契机推为现实。

朋友评价刘恒“笔很硬,人很软”。大抵因为他年轻时的不善言辞,与世无争。但对待文学,他早早就有种要豁出命来的生猛。

他曾形容自己:15岁读小说,上瘾。20岁偷偷写东西,又上了瘾。23岁发表处女作,瘾越来越大,到四十多岁,“病入膏肓”。

“膏肓期”也正是他的写作旺盛季。早年的《狗日的粮食》(1986)《力气》(1988)和《伏羲伏羲》(1988),刘恒道尽他熟悉的农村人对生存、力量和性的渴望,语言充满元气;《苍河白日梦》(1993)书写清末阴翳乱世中人性的压抑;《黑的雪》(1988)和《虚证》(1988)看似转向当代都市,目光变得审视和冷峻,实则还是在描写内心孤独、和外界无法产生连接的个体。文学评论家孙郁评价,刘恒不是趋时的作家,他始终在苦苦寻找人的生命与周围世界不和谐的根源。

到《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1997),则进入了另一重生活哲学和世俗乐观的天地。有人担心刘恒风格不稳,或以为他就此转型,他只道文学的锻炼就没有止境,至少不应该给自己多绑一条绳索。底色悲凉的他早早意识到,不幸福是必然的,“我的悲观主义也源自人和人的不理解。”

《黑的雪》是刘恒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描写内心自卑又渴求温暖的青年李慧泉劳改出狱后,与改革初期社会的逐利氛围格格不入,寻找友谊、爱情、自我,皆不可得,始终无法掌控命运。这部小说促成了谢飞导演的《本命年》。有报道称,姜文曾言他饰演的主角李慧泉是自己那些年最满意的一个角色,但刘恒表露过,李慧泉貌不惊人、生活委顿,姜文却“实在太帅了”。自那时起,刘恒和影视界有了延续至今的紧密联系。由小说《伏羲伏羲》改编的电影《菊豆》获得奥斯卡提名,《苍河白日梦》改编的《中国往事》被称为国剧“遗珠”,《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口碑和收视都堪称爆棚,连刘恒自己也觉惊讶。

电视剧《中国往事》根据刘恒的小说《苍河白日梦》改编而成

太多人问过他做编剧的动因,以及和文学创作的不同。他把这看成一种自然转向,无非是探讨生命意义换了一个轨道。只不过,这个角色的话语权大大渐弱。但他尊重合作者,也了解游戏规则。拍《少年天子》(2003)时他首次做导演,说起其中的演员赞不绝口。全剧拍完赶上“非典”,剧组都散了,他戴着口罩窝在房间里一个月,剪片子兴奋得两眼放光,“好像一大堆形容词、动词、名词在那儿堆着随你挑,一个句子,一个段落,一个章节,一直向下编,真是乐趣无穷。”

刘恒导演的电视剧《少年天子》

但那样的机缘,不可多得。

采访时,他极为坦诚地强调,自己不再有写作小说的欲望。王安忆见他一次说他一次:“太可惜了。你为什么不写?”采访时,刘恒把老友的诘问当段子说笑。但说到不写,却是严肃而令人服膺的口吻:生理和心理的衰老,对创作激情以及拓展文体和题材边界的能力不再自信。

儿时在门头沟农村,刘恒过早地目睹了死亡并被迫开启对生死的体悟。文学成为他和时间、和外界对抗的工具。他把文学当作“敌人的替身,同谋”,把自己变身为抓文学这只“耗子”的猫。“只想胡来,哪怕像疯子,像流氓,痛快就行。”

那个顽壮如秋菊,发愿一条道生气勃勃走到底的刘恒,就这样老老实实地向岁月缴了械。

在这点上,他似乎有些道家所讲的“顺势而为”。

面色依然红润,工作室里的健身器他每天都用,也时常徒手练俯卧撑。缓慢如常的语调里包含一分波澜不惊的从容。但在不经意间的来去里,他发现人力终究不敌自然之道。“这大半年出去开会,看所有人的脸都松弛了,皱纹增多,皮肤暗淡。我和他们开玩笑是戴口罩捂的,把二氧化碳给捂到皮肤里去了。”

记忆力减退亦是不争的事实。中年之后的会议发言,他需要提前写下关键词。从四五年前开始,光记中心词已不管用,得告诉自己中心词是什么意思,想说什么。到最后一个句子不行,得写两三个句子心里才踏实。

关于这种不可抵挡的暮年之势,青春在握者浑然不觉。几次和年轻学子、编剧们交流的公开场合,他不断强调要善待生命资源,“最重要的资源是生命本身。”在香港地铁上,他注意到路人多半在玩手机游戏,于是提醒还有文学梦的听众:持久地注意一个自己愿意注意的事物(比如阅读),也是产生灵感的办法。

有大学生问他,和身边人有精神上的隔膜怎么办?看到别人有缺陷要不要讲?他答:不要埋怨环境,不要在意自己竞争的姿势,不要关注别人的缺点。

“我已经未老先衰了,喜欢静,喜欢独处,以为读书写字是人生一大乐事和善事。这种散淡的文人心态可能会削弱写作的内在动力,但是我已经过了靠激情泼墨的好时光了。我必须在自得其乐之中惨淡经营,并将(同道中的)优秀者视为镜子,在彼此微光的映照中一步一步地走下去,直到完蛋。除此之外,不指望什么别的了。”

这是1997年时四十多岁的刘恒刊发在《花城》上的文字。那时的我们尚不曾料到,刘恒与文学作别会如此决然。对这样一份自觉自知和对文学的郑重,与其叹息,不如尊重,并且依然期待。

 

 

我对我的局限性有充分的认识,等于是饶过自己了
对话刘恒
人:南方人物周刊 刘:刘恒

替身

人:上一版《窝头会馆》,你曾表达过,希望观众能够明白作品想要表达的东西,但有一些观众似乎没有接收到。

刘:观众有的时候看热闹。比如剧的最后,一个人(主角苑国钟)将死的时候,一个小孩生出来,它是一种象征。结果上回有很多人很不高兴。认为这是概念化,刻意要搞一个光明的结尾。可是戏剧逻辑到那了,就得哭出来。还有人觉得你不就是想写个献礼剧吗?他们还是把这东西简单化了。

《窝头会馆》不仅仅只是写社会动荡期的底层命运。写它的时候,我会不停想到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改朝换代,总会有一些缺陷,这些缺陷造成特别大的不满,有的时候可能会产生暴力。那一个旧社会的覆灭和一个新社会的诞生,它所涵盖的那些内容到底是什么?实际上就是资源初期分配严重的不平衡,对资源的争夺造成了新的贫富不均,就像钟摆一样,稳定一段时间之后又把它摧毁重来。

2022年春,德云社《窝头会馆》演出团队在排练中,郭德纲饰演男主角苑国钟

 

人:苑国钟是其中你写得最投入、最饱满的一个人物。

刘:苑国钟是我的替身。但古月宗(编者注:《窝头会馆》中的另一个重要角色)的一些话,也是我想说的。比如他讲,“关公手里一手拿刀,一手拿元宝,你得等着皇上赏。皇上没赏你千万不能上去拿,你上去拿他就给你一刀。”实际上他说的是君臣关系,在一个系统和制度里掌握权力的人,他的生杀予夺。还有古月宗说,“你瞧见小达子那脚踏车了没有?前轱辘都笼了,后轱辘还不定得歪到哪个姥姥家去呢……”观众他不知道“笼”是什么意思,是自行车圈扭了,拧麻花了,修车的把校正叫“拿笼”,这个说的也是统治者的事。但观众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像周玉浦(编者注:《窝头会馆》中的角色)说他老婆在看圣经“吧嗒”掉眼泪,他问他老婆哭什么,老婆说“摩西领着人出埃及了”。他说这么一句话,下边呼呼就笑了,好像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但戏里展示的现实就是,一个旧社会要完蛋了,有人领着大伙奔向了新社会,要带着头把自己的同类引到一个更好的境界去。观众可能不知道你让人物说这些干什么,他觉得你是在开玩笑。所以不能强求所有的观众都跟你同步,完全不可能的。

 

人:邹静之说,小淼子(注:苑国钟的儿子苑江淼,长期患病、默默印制传单的革命青年,对父亲怀有多年积怨)这个角色写得不太舒服。

刘:他第一次看完之后就跟我说了,他觉得小淼子对他爸爸太苛刻了,弄不好让观众讨厌。静之是我朋友,他的直言一下子提醒了我!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考虑过。他觉得,不管小淼子你怀疑你父亲这个钱(用革命党留下的资金买下四合院)来得干净还是不干净,但是你父亲对你的关爱,你是时时在领受的。后来我仔细分析,这么写正是我自己家里父子关系的写照:我是我父亲的独生子,但跟我父亲没话说。他心眼好却脾气大,每每一说狠话,我扭头就走了。这种潜意识影响到小淼子的塑造了,也算是一种报应吧。

 

人:观众对于新版德云社的班底,可能会有先入为主的一些判断。你怎么看他们的优势和劣势?

刘:人艺那版的演员非常棒。重排找其他演员的话,观众都会认为是巨大的障碍。超越不了前面版本的话,在演员的职业评价上就会出问题。所以一般势均力敌的演员不会轻易“趟这浑水”,但没有名和实力的演员又撑不起表演需求的能力。

德云社对舞台跟观众之间关系的控制是一流的。但我的观察,最大的差别可能是,相声演员在台上是演自己。所有著名的相声演员在塑造了强大生动的自我形象之后,观众都不能容忍他有丝毫改变,他必须得演一个聪明的、伶牙俐齿的、搞笑的、让人亲近的角色。所以他会竭尽全力去塑造这一形象,不停地调动观众的情绪,包袱的频率非常高。而话剧演员必须得把自己的本色抹掉,让人认不出原来那个人才行。一旦掌握了这个开关之后,我相信他们凭借自身的功力会进入非常美妙的状态。

 

 

少年时代

人:不管是窝头会馆,还是张大民家在的小院儿,你都写出了底层生活的鲜活劲儿。这些环境和你自己的生活很近?

刘:我今天还跟我爱人经过北京北站边上拐弯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就是北京城的一处墙角。人在城墙下面掏了个洞,洞不到一人高,人进去猫里头,就跟钻窑洞一样,外头人从那儿钻过去到城里去,城里人从那儿钻出来。要走正门的话,得再往边上绕。1965年前靠着城墙,有大量是人们自己盖的房子,算违章建筑。

 

人:用什么盖?

刘:就用城墙砖盖,你们都想不到。好多城墙砖都被拆掉了,有的地方城墙里边黄土全露出来了,他们把下边的砖全扒走,扒了土自己盖小房。

我小的时候在西直门住着,跟城里多近。吃过柳树叶,吃过杨树的毛,吃过野菜的根,吃过护城河里的水草。用铁丝弯了钩拴上绳子,“啪”扔到河里去,拿那钩子把水草钩上来,掺上点玉米面,放在饼铛里。我到现在还记着水草到嘴里的腥味儿,柳树芽子弄完之后的苦,你能想吗?

 

人:你讲过十几岁的时候经常目睹农民死亡,都是什么缘故?

刘:“文革”学校停课之后,我就被送到门头沟山村里,待了三年。农村里也有派系之间的斗争,相互伤害。

那时候我一个朋友给我剃头,他奶奶住在边上小厢房里。朋友妹妹端着饭给奶奶送过去,“啪”一声碗摔地上碎了,小孩红着脸出来,说奶奶上吊了。给我剃头的小孩扔了推子就冲进去了,我也就跟着进去。

老太太年纪很大,平时走路都困难,她棺材放在床炕边。她是踩着炕把那个腰带塞在房顶上,自己给吊在上头,按常理她根本爬不上去,爬上去她也站不直,可她就楞把自己给吊死了。

我眼睁睁地看人死掉,完了当场全家人就通知亲戚开始做饭,开始撕白布,弄孝帽、孝带。然后大家抬着棺材,她大儿子拿着一个砂锅装点炉灰渣子,出门的时候“哗”往地上一摔,大家开始哭。

他们抬着棺材到坟地去,要路过玉米地。玉米地刚长了一人多高,棺材就跟浪一样把玉米给压倒了,压过去之后,玉米腰又直起来,印象特别深。过去之后,就在她丈夫坟头边上挖,挖到一半的时候小伙子的镐都偏了,把他丈夫棺材都给打漏了,“咣”一个大黑洞出来。

 

人:外祖父的死,为什么那样震撼到你?

刘:主要是他那个状态。他在村子里比较有文化,经常有人向他来请教,包括后来写大字报,别人想控诉谁,就在那屋里说,他就在那给人家写。通常都是相互谴责,把抗日战争时候的事儿,祖辈上的事儿,他怎么样坑我了之类的,陈芝麻烂谷子全翻出来,我印象特别深。

外祖父身体不好,肺病。后来一直喘得厉害,要把农村那种方枕头,两三个枕头摞上,把脸贴在枕头上面,盘腿坐在席子上睡觉。能听到他的痰在嗓子里堵着。

我经常看他看着山发呆,说一些挺伤感的话。他对自己的人生不是太满意,因为唯一的儿子是个军人,在从新疆到西藏的路上出车祸死了,他算烈属,他对这事儿始终耿耿于怀。

我小的时候接触的都是这样的细节。那时候特别不理解,比如老太太走了,人就躺在门板上,大家却在边上欢天喜地地吃饭。我的文学作品跟少年时代的记忆有极大的关系。所以我从莫言的小说里能感受到他童年的烙印有多深。他就是在村里长大的,更纯粹,我只是住了那几年而已。

 

人:住到胡同,就回到城市了。

刘:我们从西直门搬来的时候,还很少有人在大杂院里盖房子,后来随着孩子长大,不得不盖,因为实在是没有地方住了。

我们刚搬来的时候,跟邻居中间有挺大的一个院子。他们家已经盖了一个小厨房了,我们这边院子比较大,他还主动帮我们盖厨房。而且经常是家里做了什么,我拿到你那儿去吃,你拿到我这儿吃。有人家里装了电话座机,基本上周围邻居共同使用,甚至可以上人家里用卫生间,都不当回事儿。

但后来就越来越不行了,人的想法有变化了。我写张大民和邻居为墙吵架,那就是我自己家的事。四合院里这种磕磕碰碰的特别多。一旦差别出来,为了争夺某种利益,就开始不谦让了。但我还是觉得,邻里相互之间分得比较清楚,才正常。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2000)

 

 

宿命感

人:这些年,你是尝试过一些文学创作,觉得不够理想,还是基本上就不写了?

刘:基本上不写了。人衰老之后,他是全面的衰老,创造力会衰退。我对自己的能力没有青年时代那么自负了,我觉得我的经验够,但我不敢肯定我的理性够不够。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还是支配语言的能力。有的作家是用一套语言用到死,永远是同样的口吻;有的作家会不停地变换语言方式,文风也会发生变化,通常是走下坡路的比较多。这就是语感丧失,搞不好就像挤牙膏一样。而且一旦写小说的话,还讲那些四平八稳的故事,似曾相识的故事,或者是不疼不痒的主题,你写它干什么?毫无意义。

 

人:好的文学必须具有攻击性或者说批判性?

刘:是的!攻击性和批判性体现了文学的主体性和人类自我反省的本性。这是人类进步的基石之一,也是追求精神升华的必要手段。当然,首要的是自我攻击和自我批判,向自身的缺点开刀!这取决于我还有没有这个力量。老人的肌肉会流失,毫无办法。

年轻的时候,你可能拿文学当匕首,老年了,可以拿它当拐棍。进取心强度降低之后,那个事情本身对你的吸引力也有所降低。

 

人:怎么理解你说的“世界观中庸化”?

刘:锋芒会收敛,会高度怀疑自己的观点是否正确。这个时候对跟自己不同的意见,不论是来自左边右边,上面下边,就比原来宽容多了。这种中庸在别人眼里可能会有不同的评价,但我觉得这样对其他人比较公平,对我也是,一切都可以忍受。

 

人:也不会有“自己想说话,说不出来”的憋闷?

刘:还是那句话,我对我的局限性有充分的认识,而且我是怀着中庸的态度,等于是饶过自己了。

 

人:你的小说《黑的雪》和《虚证》,到今天在网上还陆续有读者阅读和给予好评。怎么看待自己那时的创作?

刘:写《黑的雪》是当时住的院里有一个小伙子是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原本是少年宫的体操运动员,因为偷东西“进去了”。最后给放出来,精神分裂了。那种自卑的状态,在底层挣扎的一个状态,跟我当时自己的情绪也有点关系。现在看,那时对人物的理解和塑造还是有简单化的地方。包括《虚证》也是这样,虽然写得非常顺,也能代表我当时对社会对生活的一些看法,但还是青年人的眼光,要是现在写,我不会写得那么激昂。那小说有好多语言都是自己奔涌出来的,都没费什么事。

 

人:你和谢飞导演说过,其实李慧泉的命运也有他性格的因素。谢飞认为你身上还是有很重的宿命感。

刘:当时起《黑的雪》这个名字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这么考虑的。你看这雪,如果落在一个平坦的、优美的东西上面,一直到它化掉,它都是洁白的。但如果落在路上被人践踏,就变成黑泥了,就会沦落到那么卑贱的地步。它还是有一些不可知的东西、命运的东西在里面。

《本命年》(1990)

 

 

孤独感

人:前几年你曾经忧虑过资本介入影视行业,导致“电影生命被抽空”的现象。这些年行业生态又有了一些变化,还忧虑吗?

刘:我觉得环境还是比人强,而且环境的变化肯定是整体的变化,这个难以靠人的力量去扭转它。作为在这个环境里生存的植物,只能选择自己咬牙挣扎着生长,旱了你就把根扎得深一些,是吧?涝了你就想办法把叶子弄大一些,光合作用强一些,把它消耗掉。而最有智慧的人或者最幸运的人,总能够找到自己最好的位置。像一些有个性、有创造性的片子,它总会冒出来。但还有片子可能被埋没掉,可能因为没有找到好的演员,或者哪个环节出问题了,从队伍里掉下去,我觉得这都是正常的。

 

人:刚才谈及人生经历时,你说到这几十年我们的生活处于一个向上的曲线上,那精神上呢?

刘:就说房子,至少在这二三十年好像成了一个新的度量衡,衡量你的能力和幸福的指数,甚至衡量你孩子的未来是吧?但是很显然,房地产把你的钱吸走了,互联网把你的时间吸走了,操盘手他要获取巨大的利益是吧?这没办法。但是我觉得同时他也让渡给你一些东西,有好多人通过房产获得了财富上升。互联网虽然占有你的时间,也给了你大量的快乐,哪怕即时的快乐,它也是快乐。

所以我觉得沮丧感可能会有,因为被一个强有力的东西在推着,牵拉着,对自己的支配能力越来越弱。社会对人的竞争力增加了一个淘汰的指数。但还是有可为和可不为的。如果你无法用智慧从互联网里获取资源和知识,而只是把做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情的时间去给了人家(互联网),那你就被淘汰掉。

 

人:三年前在香港城市大学做文化讲座时,你提到一个二十出头的大学生跟你说,他长这么大从没体会过孤独,你说自己被吸引了,他吸引你的点在哪?

刘:我觉得没有孤独感的孩子简直是太幸运了,但或者是他心理素质跟别人不一样,或者是他的表述有问题,他认为的孤独感可能是很特别的,孤独指数不一样。你说他的所有愿望都能满足?所有的想法都会被别人理解?我觉得都不太可能。

 

人:适当的孤独感也并非坏事。

刘:看对谁,孤独感在某些人那里会成为动力源,越孤独,越能激起他的斗志。(叹息)但没有孤独感还是好。孤独感多少还是一种伤害。能够挺住孤独感的,只不过是他对这种伤害进行了一种补偿而已,但伤害肯定是伤害。

 

人:那对于你,孤独感是成就了你,还是也造成了某种伤害?

刘:不能说孤独感成就了我,只能说它伴随了我。成就了我的主要还是功利心和羞耻心,想让自己活得更体面更实在一些。孤独感对我的伤害有限,对自己伤害最大的还是愚蠢和自以为是。我估计别人也差不多。只有抑郁症患者才是被孤独感害惨了的人。他们失去了对生活甚至对生命的准确算计。我们跟他们相比,精得很呢!

2019乌镇戏剧节,刘恒在白日梦朗读会  图/受访者提供

人:死亡是你作品里几乎恒定的主题,这些年目睹身边的亲友离开,对死亡的态度和年轻时会有怎样的不同了?

刘:对我来说最明显的就是我母亲前年走的时候,我感觉我马上也要到这个关口了。因为我现在快70岁了,就是再长寿,身体再好,再没有疾病来骚扰你,离最后关门的时间也不远了,那太多的悲伤没有意义。唯一剩下的就是抓紧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对身边的人要更好一些。

 

人:你提到一些人会从虚无感里走向宗教。但也许宗教也没办法消除虚无感。

刘:我觉得虚无比恐惧感还稍好一些。对死亡的感受,如果是伴随恐惧的话,可能会比较麻烦。

我相信死亡这个事虽然在有人那里是能够造成恐惧的,但是大部分人可以通过理性,通过经验的磨练,慢慢会很恰当地看这个事儿,不会把它扩大到把自己压垮的地步。但还是有人会始终凝视它。你老盯着它还有完吗?就没完了。

(参考资料:刘恒《乱弹集》,澎湃新闻《剧匠访谈录之刘恒》,中华读书报《我是怎样从纯文学作家到顶级编剧的?》,2019年浙江国际青年电影周刘恒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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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2 第13期 总第711期
出版时间:2022年05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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