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三位女性的婚育选择

稿源: |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特约撰稿  何豆豆 日期: 2022-06-29

在她们的经验里,日本根深蒂固的传统性别观念,反而成为女性婚育的障碍。

2022年5月10日,一名女子佩戴口罩走在东京街头  图/新华社

理想的婚恋

2009年,方大秋因工作原因到日本定居,至今已经13年了。她拿到了日本永久居住权。回想起初到日本的时候,她感受到周边的一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很大一部分原因跟自己工作的变动有关,随着公司的变化,交际的人群也在变化。刚来日本时,她的社交范围大多是留学生,第一家公司是非常传统的日本公司三丽鸥(该公司设计及生产Hello Kitty等卡通形象精品),同事也相对固化。随后她进入IT行业,同事们整体变年轻,对生活的态度也相对轻松,跟第一家公司完全不同。如今她在谷歌工作,周围的人对工作、恋爱的态度都非常开放。“从这三个公司接触到非常不同的人群,这些人的想法是非常不一样的。”

她的情感阶段也随着这三段职业的变化而变化。

初到日本时,由于在公司接触的都是日本人,方大秋的交往对象也是日本人。据她观察,日本人的婚恋观较传统,某种意义上跟中国人相似。很多人在恋爱的时候,会非常明确双方处于恋爱关系,是奔着结婚去的关系、是长期的恋爱关系,抑或短暂的感情。方大秋觉得日本人需要很明确这件事,只有一开始就设定期待值才会继续交往。在第二阶段,方大秋因为工作接触到很多欧美人或有海外学习经历的人,她感觉到这些人的恋爱观比较开放,约会就是约会,不会去谈论未来,“一开始没有非常明确的目的,不是以结婚或者一个长期的关系作为目的去做这个事情(约会)”,到了一定程度如果双方都很认可,就再确认下一步的关系。

那个阶段方大秋三十出头,恰逢“适婚年龄”,她经历了一段不成功的恋爱。现在她已经37岁,周围的朋友大多是35岁以上、事业成功的单身男女,女性相对较多,他们都不会以结婚为目的去约会,在他们的观念里,婚姻如果有则更好、没有也不会特别焦虑。

小莫是2019年开始在日本生活的,当时对工作的城市有很多选项,考虑到日本离上海很近、回家方便,就去了东京。疫情开始后,公司居家办公,她天天一个人在家,情绪抑郁。她想,如果有个男朋友一起或者已经结婚了一家人在一起还挺好的。那段时间,全球疫情严重,父母施压过猛,她的焦虑达到了顶峰。

小莫 是1988年生人,在英国留学生活过的她觉得欧洲人的婚恋观普遍自由,即使在一起生孩子也不一定要结婚。她喜欢这种状态,觉得喜欢孩子就生一个,不一定非要用婚姻来束缚对方,但这样的价值观在日本并不主流,优秀的男生大多很早结婚。

对小莫来说,年龄带来的焦虑比环境的影响更大。她想要孩子,对婚姻却无所谓,甚至觉得结婚大概是为了父母。由于想在35岁之前完成生育这件事,今年34岁的她的焦虑感骤增。她考虑过冻卵,但还是希望找一个相爱的人自然生产。在日本这三年,小莫只谈了一个中国的男友,最终由于聚少离多和对未来的规划不同而分手。

日本女性真奈美觉得自己不是典型的日本女人,可能是因为在中国生活过,所以比较积极、独立。她31岁结婚,有个5岁的可爱女儿。如今她快40岁了。她对婚姻的焦虑大概在29岁时最为强烈,在快到30岁生日的那个夏天,她因为没有男朋友而感到心情不好,便和同样单身的闺蜜去关岛旅游,两人在那儿尝试了跳伞,从3000米的高空一跃而下,算是给自己一个勇敢面对生活的证明。

她当时的理想型男友是“双眼皮、大眼睛、简单的脸”,有国际化的工作背景,两人可以一起商务差旅。如今的老公单眼皮、小眼睛,也没有很多海外经验,没太达到她理想老公的样子。她笑说:“如果我一直追求理想的话,那可能现在还单身。”

 

生育焦虑与释然

方大秋的焦虑期是30岁出头的那段时间。

根据她的观察,日本人在婚恋上受到的家庭压力相对较小甚至没有。在日本,孩子成年以后,父母不会过多参与他们的生活,这点跟欧美比较像。“几乎没有听说我日本的女性朋友有提到过家里会去催你,逼你去约会相亲。当然,这个还是要看你周围的圈子。”对照三丽鸥公司,她身边那些过了三十岁的上班族女性虽然没有父母催,但是自己普遍非常焦虑。

方大秋在三丽鸥呆了很多年,公司传统严格遵守年功序列(日本企业的传统工资制度:员工的基本工资随员工本人的年龄和企业工龄的增长而增加),升职无望,她在工作上处于瓶颈期,正好觉得感情上也该谈婚论嫁,但那时并没有合适的对象,然后她做了一个在家人看起来很不明智的决定:辞职去旅游了两个多月。

她在巴厘岛待了一个多月,报了瑜伽班,那段时间她每天都在思考自己想要的生活到底是什么,什么才是生命中有价值的东西。“那一个月对我而言是挺积极的经历,我是在中国长大的孩子,从来没有机会去思考我真正想要什么,按部就班地上学、毕业找工作,想着工作几年就结婚生子,从来没想过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随后,她又去了美国旅行,去硅谷那边转了一圈。这给了她很大的冲击,一方面是感受到硅谷IT产业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觉得这个行业能够给人带来一些更平等的工作机会。她下定决心要进入这个行业,人生的方向也因此清晰了。

工作顺利前行,感情也随之而来。方大秋当时谈了一个在谷歌的男友,欧洲人,双方很合拍,后来男友因为工作调动去了纽约,两人异国恋了很久,飞行成了他们的日常。但男友是不婚主义者,也不想要孩子,而彼时的方大秋觉得自己很需要婚姻和孩子。经过数次争吵,最终男友提出分手,说给不了她想要的。“他觉得为什么非要一纸婚约,而我想要的是一个家。”

这段感情对方大秋打击很大,当时她34岁,觉得34的女生在婚恋市场几乎没什么机会了。她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是冻卵,自己的公司会资助一些相关费用,她的女性经理也非常支持她做这件事。方大秋很庆幸自己在35岁前完成了这件事。冻卵后,她觉得自己的焦虑忽然就没有了,反而想开了:“结不结婚无所谓了,能够跟自己更好地独处的话,其实婚姻没有那么重要。”因为长期在日本生活,方大秋感觉不到太多来自国内亲人的直接压力,“按照传统社会的角度来讲的话,现在我37岁没有结婚,人家会觉得你是一个怪物。”

2022年1月18日,佩戴口罩的行人走在东京一家购物中心外  图/新华社

小莫在金融行业工作,据她的观察,金融男在日本普遍吃香,大多数甚至结婚有孩子很多年了仍然在外面“花花草草”。老婆在家带娃,也基本默认这种事,这在小莫看来是完全无法接受的。她曾和日本的朋友聊过这个话题,朋友的看法是,在日本,学历或收入较高的女性反而很难找男朋友,因为男生会觉得hold不住。她身边有剑桥或者东大毕业的女生,哪哪都好,但都挺难找到合适的男友。

尽管人在日本,小莫还是会承受来自国内父母的压力。每次打电话都会被催,不管她分享自己哪方面的事情,父母都会说“先把你个人的事情处理好吧”。通过交谈,小莫知道父母其实是理解自己的,也不会太过强势地说什么,只是动辄小心翼翼地说一说。

小莫在焦虑到极点时会产生随便找个人结婚的想法,以前她也想要完美的婚姻,白首不分离,但如今她可以接受离婚,不一定必须得过一辈子。这一思维的转变来自于她国内的一些朋友。疫情期间她回国两次,和朋友聚会,发现身边一半人都离婚了,甚至有以前她觉得天造地设的也离了,对于她的焦虑,朋友们普遍的反应是:“你有多想不开才急着结婚啊。”

小莫也会考虑一些未来的事情,比如养老,她有买保险,也有投资房产来收租。以她现在的工作收入,她不怎么担心以后的生活问题,大不了就去养老院。

由于越来越临近自己想要生育的年龄线,她的焦虑感急速上升。身边有的朋友年轻时不打算要孩子,四十多岁时忽然想要,但身体已经不允许,这些实例都让她不得不去考虑更多。以前的她会觉得太早生孩子会放弃掉自己很多梦想和爱好,但如今她觉得自己的个人人生体验已经足够,已经做好迎接一个孩子的准备。

2022年2月10日,东京,情侣在雪中拍摄婚纱照  图/视觉中国

结婚之前,真奈美对生孩子完全没兴趣,觉得有了孩子不幸福,要牺牲自己,放弃很多东西。她曾在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工作,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加上她觉得孩子的发展是不可控的,没法保证自己的孩子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人,这都让她感到恐惧。她形容当时觉得生孩子是“一种赌博和冒险”。

婚后她也对生育无感,但老公喜欢孩子。一次和友人的家庭旅行中,她被朋友的两个孩子触动,觉得抚养孩子是值得珍惜的事情,之后生了自己的女儿。如今,她不否认有了孩子自己也有很大的牺牲,但还是幸福大于麻烦。从中国回东京后,她原本在旅游局工作,但频繁的出差让她无法兼顾家庭,她选择了辞职,在东京埼玉县进入一家食品公司做电商,线上工作可以让她有更多时间和精力照顾孩子。

 

 

不想婚育的因素

日本的低生育率在方大秋看来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是经济,日本在经历了泡沫经济后基本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大家的收入水平没有提高,而是维持现状,大学新生毕业年收入350-400万日元(约合17.5-20万元人民币)已经算很高,但在东京的生活压力比中国各大城市都要高。加上日本企业注重年功序列,工资随年龄增长而增长,与个人能力关系不大,这对年轻人的发展来说有着巨大的局限性。“当经济成为压力,自然不会想要生小孩。”第二是越来越多的女性在职场有自己的位置,自然而然会把婚育这件事往后推。第三则如今不光在日本,全球的年轻人很多都处于一种比较“佛系”的状态,很难做出一些改变。尤其是日本年轻人,没有太大的抱负和野心,随便找一个能维持生活的工作就可以。在方大秋看来,“日本一点都不卷”,大家都是平庸为上。“所以我觉得年轻人们如果自己生活那么舒服,不想改善也不想上进的话,何必要去做一些婚姻的承诺,何必要生个小孩,对吧?”

小莫的一位日本男性朋友因为疫情收入减少,就去兼职打零工,顺便在准备考加拿大的学校,整个人很奔忙。小莫问他为什么不向家里要一些支持,借钱也好,朋友的反馈是父母从来不会在成年以后像中国父母那样给孩子钱或帮忙买房。由于没有物质上的支持,所以在婚姻问题上,日本的父母也相对管束较少。小莫的日本朋友们都很羡慕中国孩子能得到父母的支持,觉得人生都似乎轻松了很多。

方大秋在买房时要申请贷款,但是银行宁愿选择收入相对较低的日本人也不选择她这样的高收入女性,“因为他们的社会看重的是稳定性,他们不想要承担任何风险。”在日本,离婚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她自己的朋友就有离了好几年还没成功的,还在折磨对方的关系里,这在方大秋看来也是很多人不愿走入婚姻的重要原因。

小莫发现,日本人对买房子兴趣不大,零首付低利率也不会让他们产生买房的兴趣,甚至有家里有两个孩子的家庭也还是租房子生活。在她看来,这跟日本经济的固化有关,曾经的泡沫给日本人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他们不知道未来如何,因此不想冒险。“这点跟中国正好相反,买房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思想。我自己也是一样,觉得是一个安全感的保障。”

真奈美一家也没有买房子,一方面她和老公想要未来退休后回老家生活,不打算留在东京,另一方面她觉得女儿会嫁人,也不需要买房子。更值得强调的一点是,她害怕经济的不景气,担心自己高位接盘会产生亏损。

通过实际接触,真奈美发现找一个高收入的老公对日本女生来说几乎是目标般的存在。就算女儿学业有成,母亲的叮嘱还是希望她在学校尽快找个“潜力股”,未来能做有钱男人的家庭主妇。“我觉得这种文化在日本是根深蒂固的,这几百年的东西是没法改变的,他们觉得男的就应该在外面赚钱,女的就应该在家里打理好家务,他们觉得女的如果整天想着在外面工作的话,肯定不是成功的。”

对于日本长期存在的低生育率,真奈美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日本生养孩子的国家政策不够好。大多数日本人一结婚有孩子,女人基本都要辞掉工作在家带孩子,经济不太好的话妈妈还要一边打工一边看孩子,而日本的物价和教育费用都在增长,压力也随之增大。很多不愿放弃工作的妈妈选择白天把孩子送到托儿所、晚上接回来,但真奈美的切身体会是日本托儿所的数量以及能容纳孩子的数量远远不够。很多妈妈因此面临两难,生孩子和工作,似乎只能选一个,大多数女性无法做到二者兼顾。

2022年5月5日,东京,民众在鲤鱼旗前拍照  图/视觉中国

日本的父母几乎不会帮儿女带孩子。在他们的文化里,30岁以后还要麻烦父母是一件丢脸的事,周围的人也会批评。而且真奈美的老家在北海道,自己在东京附近生活,想依靠父母几乎不可能。“如果我请我的妈妈来帮忙,给父母添麻烦是不孝顺的。”真奈美说,“中国的父母会帮孩子买房娶老婆带孩子,我真的很羡慕。”

除此之外,真奈美觉得日本女性对生养孩子普遍比较消极。因为女人在这件事上的付出和投入几乎是全部的,而男人的参与度很低。她称之为日本男人的“大男子主义”,天然觉得这些事情就该女人来做,如果男人带孩子,他们会觉得丢脸。

 

 

她们的解放

对于自己的女儿,真奈美希望她以后可以去海外留学。她对日本的未来感到悲观,觉得日本的经济竞争力越来越低,如果女儿一直待在日本的话没有什么前途。女儿5岁,她已经安排了英语补习班,希望她能对此产生兴趣并且积极学习,而自己会为她做足资金准备。“我希望她长大后可以客观地看待日本这个国家,然后再决定自己的理想生活可以在哪个国家实现。”

日本很流行用约会软件交友,比如tinder,年轻人几乎就靠这些APP去认识新的人。这样的情况在疫情之后尤为明显,朋友聚餐、大型party锐减后,大家认识人的方式几乎全部依赖网络了,小莫身边有好几对就是通过这种网恋奔现的方式成功结婚的。

小莫觉得,在日本,她想要的对爱情和婚姻的忠贞是很难实现的,这也是她一直不想约会日本男人的原因。尽管离自己的目标生育年龄已经越来越近,“但是我好像还想最后struggle(挣扎)一下,我更想在这两年结婚生孩子。”

方大秋现在有一个小她很多的男友,他们有着共同滑雪爬山的爱好。由于她的心态已经发生变化,她一开始就告诉男友自己的年龄比他大很多,对婚姻看得不是很重,更享受这个过程,在她看来这是对自己和他人负责。她在东京买了房,男友居住在她的房子里,要按月付房租。男友接受这一切,尽管他是个还很渴望婚姻的人。而方大秋也不是一定不会步入婚姻,她希望他们的感情顺其自然,到了她觉得程度足够的时候还是会选择结婚。

真奈美表示,对于身边还没结婚的朋友,她不会去劝导或者阻拦,这都是个人的自由。但真心来讲,她希望每个女孩都有勇气面对自己选择的人生,就像她当年跳伞一样,奋不顾身一跃而下。

(文中人名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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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2 第27期 总第725期
出版时间:2022年0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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