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古城摆摊图鉴

稿源: | 作者: 南方人物记者  聂阳欣 日期: 2022-07-21

在大理古城摆摊的人经历过一个文艺而“蛮荒”的时代,近些年来摆摊逐渐商业化,很多不追求经济利益的摆摊者难以生存,只能寻求改变或离开。

从古城洱海门上看到的人民路景象

有人把来大理的人笼统地分为以下几类:生意失败破产了,感情受挫离异了,工作压抑得病了,不想奋斗躺平了。人们来到这里清净避世,疗养身心。

而长期生活在大理的一些人,在苍山、洱海和风花雪月的想象外,看见了更加充满烟火气的大理。新式教育、有机农场、文艺聚会、社区营造……这些词对他们来说过于“矫情”。他们保持着低消费的日常,走上街头,支起摊位,赚取生活费的同时,也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喜好摆了出来。

很难找出一个定义来涵盖这些摆摊者,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自洽于自己的生活。有情怀就去追,想混日子就躺平,想赚钱也可以认真赚钱。

 

 

非雇佣关系

6月,大理的天黑得晚,晚上七八点钟,城楼上亮起灯时,天空还是明亮的蓝色。通常,游客们在白天游览苍山、洱海,傍晚聚集于古城,人气、烟火气跟着街灯一同喧腾起来。

再晚一些,店铺门口不知不觉就出现了很多地摊,一张桌板、一个LED台灯就能张罗起一个摊位。摆摊文化是大理的一张名片,三月街是传统集市的代表,卖农产品和日用品居多,古城则聚集了各式各样的文艺地摊。

制图:卢俊杰

阿烧的地摊在人民路中段是热门摊位,他做喷绘文身,用一种叫海娜的植物汁液做染料,颜色能维持两个星期左右。相比于旁边的摊主,他的地摊面积大上一倍,两张拼起来的塑料矮桌摆着各种文身图案,另有一张作为操作台。根据大小不同,纹一个图案的价格10元至上百元,有时候客人接踵而至,他会连续忙上半小时。

政策上,古城不允许摆摊,所以摊主们大多轻装简行,方便随时收拾东西躲避城管的巡查。阿烧不担心,他的摊位后方是朋友的门面,店铺前的空地属于他们的经营范围。摆摊时,他的朋友们就围坐在摊位旁边,聊天、喝酒。

城管每天晚上在古城里值班、巡查,他们的工作室位于古城博爱路上

喷绘文身摊是阿烧2022年6月下旬刚刚从朋友手中接下来的,这项生意没有技术门槛,一学就会。2021年,阿烧在古城的叶榆路上摆摊卖饰品,诸如扎染手绳、串珠手链,叶榆路经常出现摊主之间争抢位置的情况,严重时双方大打出手。引来城管更加严格的管理,阿烧不愿在叶榆路摆摊了,2022年上半年是旅游淡季,他索性没有出摊,跟着朋友在云南四处出游。

他今年20岁,戴着大框眼镜,短发柔顺地贴在前额,面孔稚嫩。他刚来大理的时候还未成年,2020年的高考因为疫情推迟了一个月,他在这期间离家出走,来到大理古城,先在酒吧做跑场歌手,2020年12月,许多酒吧接连倒闭,他试着摆摊玩一玩,发现自由时间更多了,而且“赚的至少不会比打工少”。

古城几乎每一间酒吧都有驻场的乐队和歌手

“每个刚来大理的人,一开始摆摊都是为了玩儿。”因为“玩”的心态,阿烧不认为他和摊贩之间有很强的竞争关系,“有的人没位置摆摊了,大家就挪一挪,腾出一个位置,谁上厕所旁边的人就帮忙看个摊儿,很自然,大家都能赚到钱。”收入高低则各凭本事,“一个姐姐卖绢花耳环,旺季一天卖一两千块很正常,但是她需要不停地说话。”

阿烧的文身摊,在没有生意的时候,他自己弹吉他

阿烧一般下午五六点来人民路,7点以后出摊,往往到8点才能开张(完成当天的第一笔买卖)。2021年夏季,他平均一天收入七八百元,利润在四五百元左右。但收入是不稳定的,淡季和雨季都没什么生意,阿烧就自己练口琴、弹吉他,“在酒吧唱歌时,我每天只能唱同样的歌。”

对阿烧来说,摆摊是一个能赚点钱的兼职,他不会长期干,对未来他暂时还没有计划。他太年轻了,拥有大把的时间,就像手握巨额财富的富翁一样,还不到要去节省的时候。但他确定一件事:“我不会再做任何有雇佣关系的工作,我想一直做自由职业者。”

 

 

流动的糖葫芦

“每个来大理的人都有故事。”林逸喜欢和人说这句话。他27岁,比阿烧早来大理两个月,尝试过多种工作,在大理摆摊算是最久的一段工作经历。与阿烧这样玩一玩的心态不同,林逸属于认真赚钱的那一类。

林逸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下辖的一个彝族自治县,他发过小广告、卖过鸭脖,在房地产公司和健身房上过班,在汽修店当过半年学徒。学汽修时,他问工作了十年的师傅工资是多少,师傅说五千块,他下了要离开县城的决心。去哪里呢?他看过一本书,《我是一朵飘零的花》讲一个四川姑娘去东莞打工的经历,他对工厂产生了好奇。

“我一张机票干到深圳,导航去富士康,真搜到了,过去一看工厂门口好多人在排队,我就进厂了。”林逸发现自己就像一只跳进跑轮的仓鼠,每天在流水线上拿着电钻钉螺丝,一天工作10小时,“上班很累,回到宿舍就想睡觉,一觉睡到上班,起来吃点东西接着干,干完又睡。”连轴转一个月,林逸只能拿到3000块钱。

他不想继续过像“人肉机器”的生活,“浪费青春,浪费人力”,又去尝试了几份其他的工作,但工厂刻下的疲惫感始终追随着他,他想给自己一段“净化心灵”的时间,萌生了骑自行车环游中国的想法。

自行车、帐篷、冲锋衣、维修工具、压缩饼干等等装备加起来花了林逸小一万块钱,远远超出预期。就这样,背着五六十公斤的包,林逸从深圳出发,一路西行,由川入藏,再从滇藏线去云南。2020年10月,他在西藏一个空无一人的临时放牧点借宿,在牛棚里吃泡面,度过了他的25岁生日。

2020年4月,云南疫情缓和以后,林逸骑行到大理,原本只是游玩,待了一个半月后,他开始想怎么做生意。受到一个卖冰糖葫芦的老人家启发,他用稻草扎了一个草垛子,照着网上的教程学做冰糖葫芦,推着自行车去古城、洱海边和各个村子里卖。因为山地自行车和冰糖葫芦的反差,很多游客跟他合影,他就给他们讲骑行的故事。

林逸的糖画摊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聂阳欣

林逸觉得,摆摊能留下的都是找到了生存之道的人,他的生存之道是“产品多元化”。只卖糖葫芦时,他辛苦一天只能赚一两百,他开始在中午炎热的时候卖冰棍,在晚上卖棉花糖,逢年过节则卖自制花灯,慢慢地,他觉得能攒下点钱了。

他也掌握了寻找摊位的经验,大理很多村子有固定的传统集市,他知道每个集市的日子,知道哪个村子生意好,知道古城哪里能摆摊,哪里会被赶走。但他的经验也有失效的时候,2022年“五一”,他在人民路租了某店铺门口的一个摊位,一天两百元,他觉得“再怎么挣也可以回本”,结果连日阴雨,游客数量锐减,他连租金都没收回来。

他付摊位费的店铺也亏损了。那是一间奶茶店,一年租金19万,加上装修、机器,开业时一共花费了近30万。两个月后发现生意不行,开店还要搭上人工和水电费,老板选择关门歇业,转租店铺,可是没有人接手。“五一”过后,奶茶店租期到了,林逸从老板手中回收了机器,大理的人来来走走,他也做一些二手生意。“那堆机器的价格我不知道,我收才花了几千块,搬了两天才搬完。这个店完全是钱砸出来的血泪教训,而我摆地摊,小本生意,再不济也亏不了多少。”

“疫情期间生意一年比一年难做,第一年每个人都有点存款,觉得疫情很快会过去,第二年存款花得差不多了,第三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人们赚得少,舍不得花钱,别人就挣不到钱了。”林逸说,“现在在大理摆摊就两个字:很难。”

 

 

低消费指南

林逸决定结束自己在大理的故事,他花一万块买了辆二手面包车,自己改装成床车,打算去别的地方摆摊。而正如他所说,大理的人来来走走,旧的人离去,又不停地有新人进来,因为它足够包容,也足够便宜。

2019年,结束了一场惨淡的签售会后,陈小琛开始了没有计划的旅行,他是一名“鸡汤文学”作者,简介上写着“文章朴素又让人心疼”。他离开燕郊的独居房,坐绿皮火车和公交车,住二三十元的青旅,满中国地跑。2020年4月,他借着帮朋友看客栈的机会来到了大理古城。

陈小琛觉得自己不具有大理的代表性,“在大理很多人都很酷,没人去注意我这种人,因为我一点都不酷。”但是他完全融入了大理的生活,从朋友的客栈搬出来后,他找了一个月租650元的房间,有被褥,有公共厨房,包水电燃气。吃饭去5块钱一顿的素食堂、9块钱的快餐馆,或者在菜市场买便宜的菜。这里还有很多免费书店、图书馆和文化空间,陈小琛每月花销只需一千多元。

“在北上广一个单间的年租金,够在大理生活两年。”陈小琛在公众号里写道,“很容易就能生存下来。”他在公众号里推出“大理古城低消费指南”咨询服务,65元一次。

陈小琛的书摊,一边卖自己的书,一边卖旧书

来大理两个月后,陈小琛开始摆摊卖自己的书,他觉得摆摊在大理是一种文化,谋生是其次,“如果你没摆过摊,仿佛你没在大理生活过一样。”他希望通过摆摊让更多的人看到他的书,哪怕他觉得有些难为情,但他安慰自己,“诗人北海这么做过,很多人都做过,没什么可羞耻的。”

北海是大理的一位白族诗人,几年前,他七十多岁,在古城摆摊卖他出版的五本诗集,偶尔还卖自己种的菜。现在他已经逝世了,但他的故事仍在摆摊的文艺青年中流传。

陈小琛觉得各式各样的地摊很有趣,“年轻人不屑于卖日常用品”,卖的是手工首饰、包包、工艺品,还有手作的寿司、咖啡、果酒,更独特的有现场绘画的画摊、卖啤酒换故事的酒摊,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20岁出头的姑娘,写了个牌子“要饭+卖诗”,旁边摆着用半张A4纸打印的她自己的诗。

床单厂市集上的首饰摊

城管一次次巡查,喊着“别摆了”。“如果你不走,他们会静静地围着你,不说话,直到你收摊走人。没人舍得就这么走掉。等城管走后,他们又从各个角落陆陆续续冒出来,张望一番后,再次把东西摆上。”

陈小琛平均每个月卖书的收入几百块,2022年6月,为了提高收入,他开始卖二手书。摆摊更像是陈小琛对外交流的窗口,在书摊的“广告牌”上,他写道:“如果你今天生日,且从没收过礼物,我愿送你一本书或一包茶或一个拥抱。”

 

 

文艺时代的余晖

诗人北海以后,古城里还出过几个卖诗的人,宋笑飞是其中之一。

他留长发,穿直裾袍,给人写定制诗歌和姓名藏头诗。“写诗是我自己想做的,而且,我觉得就算摆地摊也要跟别人不一样,没有复制性,也不像机器人一样每天重复。”周边摊贩卖的热门小商品换了一茬又一茬,从气球、指尖陀螺到王者荣耀走位神器,宋笑飞还在卖诗,一首诗30至200元。

宋笑飞学的是土木工程专业,大学毕业后在建筑工地上工作了几年。这是一份节奏稳定、社交圈封闭的工作,他偶尔会在网络上给人写诗。2017年,28岁的宋笑飞辞职后旅行至大理,看到古城满街都是摆地摊的,他把卖诗从虚拟世界搬到了现实世界。

卖诗听上去很浪漫,实则宋笑飞是抱着一种“职业”的态度去做,“只要有要求,有报酬,都会尽量按对方的要求去写,不会掺杂我个人的想法进去。”这份“职业”不能赚钱,只能供他在大理生存。“我在物质上很节省,甚至有点吝啬,就因为挣的钱少,但我不想只以挣钱为唯一目的。我在精神上和阅历上感悟到挺多,觉得还是值得。”

2019年,穷游了一圈回大理后,宋笑飞又把路上拍的照片做成明信片贩卖,买明信片送旅途故事,他现在的妻子就是通过卖明信片认识的,她是一位摆摊卖画的画手。2021年,他们有了女儿,离开了大理,但宋笑飞说他还会再回来。

Alone的画摊。Alone安静内敛,摆摊时只顾画画,不关心过往的游客

在大理古城住了七年的“老大理人”大师兄觉得,“现在的摆摊是纯摆摊,生意居多,没有什么情怀。”2015年他从原来的单位出来,闲晃到大理,因为喜欢大理的多元、包容和社区精神,他留了下来。他和朋友们觉得,国内很少有这样一个地方,农田和文艺只隔着一条马路——古城外是连片的田地,整个地区没有工业。

那时古城洱海门前后全是可以摆摊的广场,每天晚上有两三个歌手在唱歌,“歌手之间都在飙,你要唱得不好,身边都没人听。”门洞里还有一个印度人天天用萨克斯吹《回家》和《致爱丽丝》。很多摆摊人卖自己真正手工做的东西,像是编制耳环、真花项链、针织披肩,还有每个都独一无二的毛线娃娃。

“后来他们都被义乌货、淘宝货干掉了。”手作商品的售价相对贵,例如一个娃娃两三百元,以前游客可以接受,在淘宝货占领古城后,昂贵的商品很快没有了市场,大师兄认识的手工者已经不再出来摆摊了,“他们到大城市的文创市集里卖,一天收几百块钱摊位费,但在那里东西可以卖很贵,一个披肩上千块也有人买,那也是辛苦钱,可能需要一个星期编完。”

大师兄开了一间长租客栈,每天都有很多朋友去他的院子里打台球、烧烤

商业化带来的弊端是复制和欺骗,什么东西好卖,其他人都跟着卖。怎样卖得更贵,就怎样包装。大师兄举例:“有三个姑娘卖鸡血藤火了,一年赚20万,她们出去旅游,回来发现满大街都在卖鸡血藤。还有人从义乌搞来一些珠子,充当古玩高价卖给游客,挣的都是快钱。”

 

 

大理和古城

旅行作家许崧认为大理的文艺史始于1980年代第一批来大理的外国背包客和嬉皮士。他们在大理催生出背包客餐饮及娱乐业态,在古城护国路上开起咖啡馆、西餐馆、酒吧,后来这一段路被称为“洋人街”,不仅为外国背包客提供服务,也把国内的艺术家和文艺青年吸引了去。

很多摆摊者认为,大理的摆摊文化也始于此,因为早期摆摊最红火的地方就在洋人街,2012至2015年是大理摆摊的“巅峰期”。

2013年9月,大理镇魁阁社区居委会给长期摆摊者发放过“大理古城人民路文化地摊许可证”,大师兄的朋友猴子就拿到过许可证。即便在2014年10月,上百个古城商户共同抵制背包客摆摊,打出“还我文明古城”的标语,摆摊也没有被禁止,大理古城保护管理局(以下简称“管理局”)只是在人民路设定了一百四十多个固定摊点。

但流动摊贩不受管理,于是管理局根据《大理古城景区综合整治实施方案》发布通知:“自2016年1月1日起,将对大理古城景区进行综合整治,全面取缔古城内所有临时摊位。”自此,一个文艺而“蛮荒”的摆摊时代结束了,流动摆摊者转入了地下“游击战”的模式。

如今,一位管理局的执法人员告诉《南方人物周刊》:“只要在巡查过程中看见摆摊,我们都会把它去掉……我们作为管理者,以市民群众的需求为先,摆摊把他们的路堵了,出行都不方便,公共道路本来就是给所有人提供通行的,不是说给个人用来盈利的。”

摆摊受到更大影响是在2017年。那一年洱海发出生态警报,蓝藻连片暴发,大理州政府开启了洱海抢救模式,先是洱海流域核心区的餐饮客栈全部暂停营业,到了2018年,决定拆除环洱海的1806户客栈和民宅。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古城房价翻番上涨。

猴子记得,2015年人民路房租一年不超过6万,“下一年是10万,再过一年15万,再转变成了20万。”物价跟着上涨,古城的生活成本增加,很多不追求经济利益的摆摊者难以生存,只能寻求改变或离开。猴子在2014至2016年间也摆过摊,他是山西人,喜欢面食,在大理这个遍地是米线和饵丝的稻米王国里,突出重围,卖起现烤酥饼。2017年,他离开了古城。

画手阿飞最近也要离开了。2015年,他在广州的1200bookshop书店做“驻店画家”,同一年他来大理,摆摊卖画。尽管后来他开过餐馆、青旅、小酒馆和杂货铺,但卖画一直是以街头摆摊的形式。

 

他刚来的时候,古城摆摊卖画的还有几个外国人,风格各有不同,一个美国老头儿曾传授给他摆摊的经验和“职业画手”应有的素养。2016年人民路不允许流动摆摊以后,阿飞觉得摆摊的人群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多的是职业摊贩和“混子”,摆摊成为一个非常朴素的谋生方式,“很多人靠这个赚取生活费,没有创造,就是倒货,我也有一定的倒货成分——我的框子是找人定的。”

2019年,由于古城物价上涨,很多店铺和摊贩转移到古城东面的“四季街市”,一个由李亚鹏投资打造的年轻社区,两年后这里改名为“麋鹿星球”。阿飞在这里开了一间杂货铺,卖复古衣服和首饰。2022年,因为经营问题,这个曾为网红打卡地的园区已经荒芜,店铺接连搬走。阿飞的店也要关了,他觉得“看不到希望”。

波兰画手Maciek则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对他来说,大理是中国最好的地方之一。20年前,他辞去波兰房地产公司的工作,来中国做志愿者,先后在云南玉溪和四川安岳生活,最终选择大理定居,已经住下13年,并已结婚生子。

Maciek在床单厂市集上摆摊,卖他父亲的画和啤酒

Maciek没有工作签证,他只能摆摊为生,卖他父亲的画作、波兰啤酒和琥珀,冬天还卖一些手作的三明治和面包酱。一幅打印的画作88元,为了让印刷品也变得独一无二,Maciek会在背后用波兰语写一个祝福故事,他的中文很差。

“这里有漂亮的山,漂亮的湖,好天气,很多东西组成了非常好的氛围。”2022年,他有很多在中国的朋友因为各种原因纷纷离开,但他愿意留下来,“赚的钱越来越少,游客越来越少,但情况会好的。大理总是会受欢迎,有些东西是不变的,即使过了一个世纪,大理还是会很好。”

 

 

流量密码

根据大师兄的观察,在大理连续摆摊超过五年的人很少。他刚来大理时摆摊卖过糖水,撑过过渡期后,就去餐厅做帮厨,很快开起了自己的面馆和素食馆。他的朋友一行2014年来大理时,为了交朋友摆过茶摊,后来在古城开了一间茶社。

“是否继续摆摊取决于一个人是否想与现有的社会体系对接,”一行说,“摆摊是获取不了多少物质的,要跟社会对接,就要面对物质,面对阶层和贫富。”一行原本是互联网公司的中层管理,他摆摊的那个时期,自己住青旅,和什么人都能坐在一起聊天。但当他真正考虑在古城生活、做生意的时候,他对接回了相应的社会圈层。

大师兄说:“继续摆摊的人,有的是‘人间清醒’,去年我认识一个男孩子,他说,‘我赚得越多被剥削得越多,我不买房,不过度消费,赚1000块钱够花就算了。’还有一些人是无可奈何,他在大理静下来后,发现再也回不到正常的城市生活中,只能留下来混日子。”

大师兄和一行已经步入中年,在更加年轻的人看来,摆摊已经变成了一种新的吸引流量的方式。很多摊主一边摆摊,一边直播、拍摄短视频,卖出多少东西无所谓,视频有趣更重要。

为了给民宿招揽生意,给客人提供更好的体验感,嗨姐在叶榆路上摆起了酒摊

嗨姐经营着一家民宿,疫情期间生意难做,她在短视频平台上发视频吸引客户。“拍什么呢?一天到晚拍客栈,观众容易审美疲劳,还会觉得老板很商业,我就想到摆摊,分享有趣的东西。”她在叶榆路上摆起了酒摊,这条路几乎成为酒摊的聚集地。

嗨姐摊位的人气大多来自于民宿客人,“摆摊让客人感受到大理的氛围,还不影响他白天正常的出游,我也可以一次性照顾到所有想一起玩的客人。”酒摊的人气又会进一步吸引新的客人,“你坐下来喝酒,喜欢这个氛围,而且觉得我的价格能承受,那可以定我们家,大家一起做饭,一起体验。”

几十个摆摊者一起摆摊,就形成了市集。当市集成为流量密码,职业的市集组织者就出现了。

杰哥是一家传媒公司的活动策划。2020年,在策划楼盘开业、商业开业的活动时,他们尝试着举办了市集,发现效果很好,现场非常热闹,他们想,为什么不专门组织市集呢?2022年5月以后,疫情管控放松,他们的市集几乎以每周一场的频率举行。

组织一场市集有很多程序,前期需要找寻场地、统筹规划、筛选摊主,活动当天要安排进场,打理现场卫生,解决突发状况。杰哥的团队向每个摊主收取38至58元的摊位费。

杰哥严格限制参与市集的门槛,“我们鼓励原创和手工,像宝石、毛线手织、绘画、银器、陶瓷、绢花、扎染,还有不同品种的美食。摊主卖什么品类必须经过审核,义乌小商品批发是不允许进入的。”

鱿鱼哥摆摊烤鱿鱼将近9年,积累了很多老顾客

 

夜幕

很多摊主不耐烦躲避城管,会去参与市集,但每天晚上,来古城的摆摊者还是络绎不绝。7点至11点是“游走时间”,11点过后,摊主们陆续聚集在古城的中心位置。

阿飞在人民路摆摊卖画,做最后的清仓,不停地有老熟人过来向他问好、道别。我跟他一起摆摊的那天晚上,他的画摊和陈小琛的书摊摆在邻近的位置。夜色已深,陈小琛把书摊从店铺屋檐下挪至道路边,给过往的游客推荐他卖的书,阿飞也松弛下来,不再继续换地方。

朋友冷姐拎着半打啤酒来找阿飞聊天,她曾是一家酒吧的老板,2021年酒吧倒闭了。月光在淋着小雨的石板上发出微弱的光,他们一边回忆往昔,一边嘻嘻哈哈地邀请游客坐下来一起喝酒,开了十几次玩笑后,真的有三个男生坐下来了。

冷姐兴致高涨,她对男生们说,“我曾是这条街最好的歌手之一。”然后放下酒瓶,用响指打起节拍,唱道:

时光一逝永不回

往事只能回味

忆童年时竹马青梅

两小无猜日夜相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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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2 第24期 总第722期
出版时间:2022年0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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