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箫王”郭大强:始于维持生活

稿源: | 作者: 南方人物周刊特约撰稿 罗杵增 日期: 2022-08-01

“找传承人,首先要看做人”

郭大强 (本刊记者 大食/图)

 

 

从“阿灼的仔”到“南箫王”

5月中旬,行过排队测核酸的长龙,拐进竹篙巷,两旁店铺逼仄,楼房老旧,傍晚日光斑驳涌动,爬向这条典型“老广州”的小巷子里,前面就是“南箫王”郭大强的家。郭大强是“郭氏粤声”笛箫制作的第三代掌门人,也是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广州箫笛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随他进门,需开了灯才看得清,屋内小而杂乱,各处堆放着竹料木料。郭大强坐在工作台内主位,手指夹烟,各式各样的箫笛成捆成捆拥住他。他的手指粗糙皲裂,指头满是划痕。这是一双长年干活的手,只看它,想象不到它的主人叫“南箫王”。

“南箫王”三字挂在侧边墙上,纸张泛黄,有回潮的痕迹,听说之前挂在主位后方的墙上。

郭大强获得这个称号已经二十多年。千禧年那会,箫笛演奏家张维良从内地赴香港演出,途经广州,到星海音乐学院做客,郭大强作为当时颇有名气的岭南箫笛制作传承人,也被邀请过来陪同。

郭大强抽了口烟,我坐在对面,他把烟喷到远离我的方向。他回忆道,“我拿了支箫过去,说张老师你指点一下。他说我回去看看。”

张维良当场没说什么,晚上突然打电话给郭大强,“你的箫很好!我录音,一次过!其他的箫要不是音高不准,要不是音程不准,你(的)很准,一下就过了。真不愧是‘南箫王’!”

说到这里,郭大强下颔抖动起来,银白色胡子在灯光下闪闪发亮,谈兴浓了些,“那时候做笛子的人多,做箫吹箫的少。你能找到一百个吹笛子的,但可能都找不到一个吹箫的。因为没人玩!1968年那会,很多宣传队演出,(用的管乐)全是笛子,箫被称为‘靡靡之音’,是被批判的。”

不独广州,那时全国都处于一个异常亢奋的年代。笛子音色嘹亮,受人喜欢;箫则舒缓些,时人觉得箫跟古琴一样,都是“靡靡之音,带给人颓废”,要拿出来批斗才行。改革开放后,吹箫制箫的才多起来,只是名家寥寥。

1999年,郭大强去见南方歌舞团负责吹笛子的石家环,他一言点醒郭大强,“你的箫不错。其实笛子很多人都做得好,你的也不错。但是我给你一个建议,我吹了这么多箫,你的音最稳定、最好。”他提议郭大强专门把箫做好。

郭大强心动了。凭着多年的家传手艺及制作经验,他的箫很快就在岭南闯出了“郭大强的箫”这个名头。

“以前(人们)都不叫(我)郭大强的。”他笑道,“叫‘阿灼的仔’(‘阿灼的儿子’)。我爸是郭汝灼嘛,当时制笛子出了名的。”

郭大强在工作室门口试音 (本刊记者 大食/图)

 

 

始于“维持生活”

郭汝灼是郭大强的父亲,岭南箫笛制作工艺第二代传承人,1963年研制出了木质箫笛以及半音键改良中国笛,1966年和陈芳德等专家联手制作出1.8米长的重量级低音横笛,大大拓宽了笛子的音域,创下业界纪录,很多人都知道广州有这么个做笛子的师傅。

郭汝灼以前在岭南箫笛乐器厂做调音及专业笛子,妻子则在民族乐器厂工作。三个子女读书,老母亲在堂,总共两个人工作六个人吃饭,勉强维持生活。改革开放后,可以允许人们赚些外快,郭汝灼便找了在读高一的长子郭大强。

“赚外快,广州话叫‘炒更’。那时候(我们要)从生存变到生活啊,我十几岁,还小,就帮家里做一些‘手板眼见功夫’(一看就会的事情)。跟着父亲做点小活,赚几块钱帮补家里。”

正碰上改革开放,新兴事物包括西方乐器等一下涌入国内,掀起了冲击潮,当时民族乐器的市场没多久就面临枯萎。郭大强母亲所在的民族乐器厂,本来做琵琶、扬琴的,全改做了吉他;而郭汝灼所在的厂则从三百多人慢慢减到只剩两个人,他就是其中一个。厂里大部分人被迫改行,很多去做眼镜——那时候做眼镜赚钱。

厂里的工作失去着落,郭汝灼只得回家里。做了半辈子笛子,不愿意就这么放弃,可还能靠这个维持生活吗?他也不知道,只凭着之前积累的客源,逐一去联系。

“我爸回家里做,接的单子哪来的?除了国内的专业团体外,还有省市的粤剧团,都还需要定制传统笛箫。只是这些团要的数量不多,不足以撑下去。”

转机很快就来到。郭大强坐直身,“但是你知道吗?当时的香港、东南亚等地区,正处于粤剧最鼎盛时期,就是整个1980年代,特别是香港。‘私火局(指由民间曲艺爱好者组织起来的以自娱自乐为目的、自愿组合为基础以演唱粤曲为主的业余民间曲艺社团)’就从这时候出来的。”

这些私火局的主唱大多是有钱阔太或者公职人员,闲暇时聚起同好,以唱粤曲为主,为了更沉浸的体验感,他们愿意出大价钱给有名气的乐器演奏人员,请之来伴奏。

“他们家里有钱!就为了开心。因为她老公可能是上市公司的主席,或者他是总经理啊或者什么的(不缺钱)。那时候香港、东南亚、美国、加拿大,还有英国,只要有华人在,就靠着口口相传,都有单子联系到我爸这边来。”郭大强说。

“因为我爸当时在厂里呆过,都知道我们家是做笛子乐器。比如说,你是一个玩乐器的师傅,参加很多私火局,别的师傅问,‘你的箫这么好,在哪买的?’‘哎,就在广州郭汝灼那!’你看,单子就来了。”

郭大强续了杯茶,继续道:“还有就是做法事的,特别需要笛子跟唢呐。那时候也是我们传过去的。”

郭大强并未刻意统计那时家里的管乐器一年销量多少,但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虽有西方乐器冲击,靠着私火局那些支持,郭汝灼的营生都有得赚。“那时候很厉害的!二十多三十(块钱)一支(箫笛),最贵的好像三十块钱。在那个年代,三十块钱一支,很厉害的。”

“所以你是从那时就开始决定跟着父亲学制笛箫,以此营生?”我问。

“没有。那个时候还小,就赚点零用钱。那时我跟同龄人一样,大家都有一个梦想,‘改开’了嘛:如何成为一个能赚到钱的人!”

当时流行的是怎么才赚得到大钱。一些比郭大强年长的玩伴去做了服装生意,同学很多毕业就出来开大排档当老板,郭大强也想着自己有朝一日成为跟他们一样的人。这是他们那个时候大多数人的梦想。

“但是我慢慢发现这不是我想要的。”

“你想要什么?继承做箫笛?”

“不是。”郭大强没有迟疑,“做生意第一个需要成本。那时我爸收入也不算特别多,家里生活好一点吧,他一直都想我继承做这一行。所以我就慢慢熬着,做了几年,觉得还可以维持生活,就做下来了。”

有家长带女儿过来取笛子 (本刊记者 大食/图)

 

 

继承与发展

生活稳定后,郭大强对乐器的思考渐渐多起来。他觉得,乐器跟地域环境、人文性格息息相关。

他举例道,“我们说北方豪爽,你看它的地理环境;唱歌,你看看西北的,吼出来的。但是我们(南方)这里不是吼出来的。因为我们岭南、江南,还有南方几地,人文性格温和一点,没那么烈。所以在往时,箫几乎都在南方沿海一带流传,北方则很少用到。”

不同的方言、地域人文性格等长期共同作用,形成不同地域的乐器各自的特色及音准,这在以前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各行其是即可。但改革开放后,西方乐器大量进入国内,当时提倡的是“与国际接轨”、民族乐器“交响化”,事情变得麻烦起来。

用于交响乐的西方乐器统一按国际通用的十二平均律定音,民族乐器则多采用传统律制,二者不同,导致乐器混着“交响”,如“鸡同鸭讲”般格格不入。尤其像箫笛这些按传统七平均律制作的管乐,得按十二平均律进行改良才行。

郭大强瞬间坐直,呼出一口烟,“呐!说到这个,我有发言权了。在1978年,那时香港中乐团成立不久,他们就觉得笛箫跟大提琴、钢琴这些西方乐器搭不起来。我们刚才说,香港离广州近,那时他们第一任首席笛子手黄权先生,经常过来广州,找我老爸一起商量要怎么改。”

传统箫笛通用是六孔制,按七平均律制作,现在演奏时转调不方便。郭汝灼跟黄权尝试着加多一个降mi孔,逐渐出现了按十二平均律去改的七孔、八孔箫笛。这个改革,是民乐中传统管乐与现代管乐的分野。

“1990年代,九孔、十孔的我都做过。十孔笛,那时候是给香港中乐团的苏绍勋做的,他来找我。”

苏绍勋原本吹的是笙,笙的按孔要比箫笛多得多。为了转调方便,也需要改革用十二平均律。只是箫笛容易改,笙却麻烦,因为它还涉及到簧片。

“那时我就顺便尝试做了九孔、十孔的箫笛。但是孔太多,每个手指头都要用上,反而不方便。乐器是要与人方便的。久而久之,就定在了八孔。”

暮色渐深,外面传来呼吁居民排队做核酸的喇叭声。正听得恍神,郭大强手一挥,“好了,为什么这种改革的尝试出现在我们广东?你知道我们广东人很务实的,基本上我们改革了很多东西,都不会去说我们怎么怎么样的。”

 

 

老广的“虚与实”

郭大强是典型的老广州人,务实,言行粗中带细,有着老广的处世智慧。交谈时,找不到合适的表达,不自禁就用上粤语,以求表述得更精准。

“我自己的话从8岁开始跟着余旋文老师学吹笛箫,他当时是市歌舞团的笛子老师。后来我跟过很多老师,但对外基本都只提启蒙老师。因为在我们粤语里面,‘启蒙老师系最辛苦嘅’(启蒙老师是最辛苦的),其他老师从启蒙老师手上接过学生,再调教就容易多了。再者我跟了很多老师,说漏了一个都不好。”谈到幼年学吹奏的经历,他力求表述妥帖。

要学制箫,得先会吹箫,这是前提条件。不会吹,就无法辨别音色、音准等,吹奏时气息不训练到稳定,那么做出来的箫,音不一定准。作为星海音乐学院乐器工程系的客席教授,郭大强很清楚这点。

郭大强并没有放开去招收专门学制箫笛的学生。在他眼里,“箫笛制作”这项手艺,以前“一脉相承”,是因为资讯不发达,找生活艰难,人们学会了一门手艺,只想传给后代,希望后代有口饭吃。至于现在,时代早已改变,人只要勤奋努力,很多工作都可以做,不一定要靠这个辛苦活来维生。

但他不担心“郭氏粤声”“南箫王”这些牌子到了下一代会没落。这些年,他一直在留意寻找合适的传承人。“前几年有看准一个人,他心好,淳朴,热爱帮人,不是那种为了一点小利去骗人的人,这是我看重的。”叹口气,郭大强继续道,“可惜他兴趣不在这里。现在也在慢慢找,暂时还没遇到缘分合适的。”

制作箫笛,掌握了方法后,剩下的就是大量实践。郭大强认为每个人做出来的都差不多,“手板眼见功夫”,区别只在人与人的思想高度。

“做人很重要。比如说你看中了这个竹料,我们约好价格给你做,过阵子别人来看到这个竹料做出来的箫,要出多一倍的价钱买,很多人是给他的,但是我不。你就是给我10万块钱我也不。这关乎到我的诚信问题。找传承人,首先要看做人。”

“没有考虑传给自己的孩子吗?听说他学的是西方乐器簧管。”

“对,现在他没有去学制箫。我觉得‘传承’是什么?一定不要去说得太高大上,你的工作我的工作,大家的工作,干活而已。包括我传给下一代的也是工作。我们老广东人称呼工作,叫‘搵饭食’(找口饭吃)。提‘传承’,不能脱离生活。不过现在做哪一行都能够去糊口,没有以前那么窄的路子了。有人在吹箫、在用‘郭大强’的箫,就有传承在。我不担心它会失传。”

2012年,郭大强决定进行箫笛演奏的教学,继而在2015年组建“郭家班”,带着朋友和学生出去做公益推广、慈善演出、慰问老人,竭力推广岭南箫笛文化。

直到现在,开的演奏教学班也是半公益性质,课时费全给郭家班的老师团队,郭大强表示分毫不取。“只能说是给他们的车马费。”他特地用粤语念“车马费”这三个字,“车”念成象棋里“车马炮”的“jū”音。

“我为什么要做这些?第一个现在我自己还可以(过好)生活,第二个是情怀,第三个是责任。制作箫笛能坚持到今时今日,最后这两个才是重点。我不想在我手上把老祖宗给我的东西丢掉,肯定要传承下去的,只不过是早晚的问题。所以我不会为了那些荣誉、补贴,去招很多学生学徒。”

话锋一转,他又解释,“有些人问我(制箫)我都很愿意说。以前每年的9月、10月份,都有各地音乐学院的毕业生,找到我,电话打过来,问收不收徒弟,我说我们不是做大生意,不收徒弟,我可以提供吃的给你,但是住要成本,我负担不起的,工资我也负担不起。我不建议你大老远过来当学徒,那是害了你,但是你过来我都教。”

务实的老广,也有务虚的一面。

这两年,很少有音乐学院的毕业生找上门来学制箫了。

“原因你知道的。”郭大强没有过多解释。

“另外,现在当学徒跟我爸那会儿感觉不一样了。那个时代,学三五年没工资的,你每天做完活,自己回家吃饭。师傅不会包你什么,学到东西是你的事,你自己有本事就学,学好了也自谋出路。但现在谁没口饭吃?只不过赚钱多少而已,很多人都不是生存问题了,是生活问题。”

“2020年到现在,你的箫笛销路有影响吗?”

郭大强沉吟了一会,说道,“跟2019年比,相差真的很大,平均只有2019年的三分之一。”又马上补充道,“但它不仅是行业的问题,它是国际性的。而且这个影响不单是对收入,随之而来的各种观念、日常生活、习惯、审美等等,都会改变。我以前是开车出门,现在都改成坐公交了。”

被问到艰难的时候有没有做不下去的感觉,他很平静,“那倒没有。我是面向全国的。大家虽然艰难,但都要生活,必须要维持下去,千方百计都要维持下去。我们这行,也要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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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2 第27期 总第725期
出版时间:2022年0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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