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叶，认识杨博的时候，他是上海金三角企业家俱乐部的创始人和副秘书长。当时，我在组织企业文化的研讨活动，编写国内第一套企业文化丛书，于是就和他有了密切来往。杨博一表人才、能说会道、办事干练，待人热情大度，因此交游广阔。1986年，我们筹备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部长潘维明就把杨博借调到市委宣传部。他利用在企业界的人脉正紧锣密鼓地筹备基金会。到了年底，潘维明被送去中央党校学习，主持工作的副部长坚持不让杨博正式调入宣传部。一年后，杨博被迫下海，去珠海创业。
1991年，杨博在广东的事业渐有起色，创立了恒通集团。某日，他回上海邀我吃饭聊天。听说我准备赴美留学，表示遗憾，说其事业蒸蒸日上，本想在上海投资一家酒店，使落难后的老友们有个聚会的地方，将来或有机会再一起做点事。我只能答以人各有志，来日方长。从此各奔东西。
1994年夏，我第一次回国，准备去香港工作，杨博正在上海。我去他下榻的酒店，只见他前呼后拥，电话不断。他对我说：“现在事业做大了，压力也大。几千名员工等着吃饭。没资金时要筹措资金，有了资金要尽快找项目投出去。”此时国内经济过热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我劝他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可以考虑到海外投资。他说：“国内生意都做不过来，没有精力再去海外拓展了。”寒暄几句后，他说在上海没法坐定下来和我畅谈，过几天去香港找我。
两三个星期后，我果然接到他的电话。此时，杨博的恒通集团已经拥有二十多亿元人民币的资产，主营业务横跨房地产、航运、文化旅游等诸多领域。他还和著名导演谢晋合作，在上海创办了“谢晋恒通艺校”和“谢晋恒通影视公司”，投资开拍多部电影。杨博邀我下海，我婉言谢绝说：“经商非我所长，将来你若有意投资传媒，我再来助你一臂之力。”说话间，他拿出一个装满现金的厚信封递给我说：“赚到钱就是大家一起花的。现在钱多了，但知己朋友少了。”我推辞说钱够用，不受无功之禄。他知道我的脾气就没再坚持。去吃晚饭的路上，他把我领进一间高级服装店说：“香港以衣帽取人，你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不修边幅了。”执意要给我买一套西装和一打衬衣。我推掉了西装，收下了衬衣。
此后一段时间里，杨博在香港建立了分公司，和香港汤臣集团洽谈资产置换。每次来港，只要有空就会约我见面，我发现他越来越焦虑，问他是否经营遭遇了困难。杨博每次都笑笑说，总有办法过去的。其实，此时的恒通因为盘子铺得太大，扩展速度太快，又遇到银行收紧银根，出现了严重的支付困难，已经积重难返。1999年底，我回上海约杨博吃饭聊天，当我掏出信用卡结账时，他没有阻拦。那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我明白他确已陷入困境，问道：“你有没有留下一点维持生活的钱？”他说：“恒通的船太大，沉得太快。户口都被银行冻结，我来不及准备退路了。”我说：“多年老友，你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尽管开口。”他吞吞吐吐地说：“西安还有一笔生意在谈，但差旅费都拿不出来了。可以的话，借我3万元。”我说，回去就给你汇款。当我回到香港打电话问他账号时，杨博说不必汇款了，那笔生意做不成了。老友就是一个如此讲诚信的人。
过了半年，传来杨博因非法集资被拘留的消息，那是他病急乱投医，落入了一个台商设下的陷阱。过了一段时间，听说杨博出狱了，我就赶往上海去看他。出狱后的杨博反而心宽体胖了，还想重振旗鼓，谈了不少商业计划，其中包括在中缅边境开采森林资源。我回港后就找到相熟的华懋集团老板龚如心，推销杨博的计划。龚如心很有兴趣，要我尽快送去相关资料。可是资料送去后就石沉大海，大概是评估的结果不佳。我没能帮上老友的忙，郁闷了好几天。
出狱后的杨博在商场几乎是从头开始，大环境变了，迈出的每一步都更为艰难，但他永不言败，永不气馁。其实，在商场上兴衰成败是平常事。杨博当年的辉煌没有令我钦佩，但他后来表现出来的勇气和坚持却让我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