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陈平原 把心情压在纸背下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本刊记者 彭苏 发自北京 日期: 2018-01-03

“有人喜欢将心情摊在纸面上,有人则是把心情压在纸背下。我习惯于后者”

陈平原今年将满六十。在采访中,“从某一角度上说”之类的用语,他频频抛出。面对我的提问:北大近两年话题频出,为什么不见你发言?他也是将最初的回答全然改过,然后字斟句酌——“有的不值得说,有的说了也没用,有的则非我所能说。另外,还有好些我其实是说了,只不过没有在媒体上体现。尤其涉及北大内部人事,从教授到校长,我完全可以采用另外的表达方式,不必随媒体的节奏起舞。我当然知道,在媒体上发言影响很大,以北大教授的姿态批评北大,那样很有冲击力,也很有戏剧性。可这种戏剧性不是我所追求的。”

他的校友、作家查建英说,他一向出言审慎。许子东曾邀他上凤凰卫视做节目,他婉拒了,“他觉得更习惯待在教室里。后来我们上《锵锵三人行》,他谈教育谈得很好。”查说。

除了谨慎,他对媒体还有过“心结”。若干年前,央视某编导请他策划,向公众介绍世界上的著名学府。待他兴致勃勃,认真投入,对方反而爽约,草草了事……可即使气愤,他还是保持理性与平衡感。如查建英所说,他温润兼有原则。

“有的人如果不说话,别人不会关注,故必须随时表态,有的则相反。人处在一个比较好的精神状态时,就能拥有比较强大的自信。该说不该说,自己知道。”3月,北大人文学苑,送走一批学生后,陈平原在讨论一个严肃的话题:自省——知识分子应省自己的能力,省自己的立场,也省自己在这个社会上所发挥与应该发挥的作用。

“我的妻子一不希望我从政,二不希望我当领导,三不希望我从商。她让我就做一个纯粹的学者。”他的普通话夹着潮州乡音。

2009年,陈平原与妻子夏晓虹在海口五公祠

千古文人侠客梦

有才华是好的,横溢就可惜了

1988年,陈平原发表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序言里,他提到自己的研究方法:小题大作。不过,“并非每个‘小题’都值得‘大作’,这要靠对重点文学现象的理解和把握。”

钱理群对此印象深刻。1984年,还是北大中文系教师的他,兼任著名文学史家王瑶的助手。有一天,做当代文学批评的黄子平转给他一篇题为《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的论文。作者是中山大学文学硕士生陈平原,正来京找工作。他当晚读完,与黄商量,让其来北大教书,“论文已显示其治学上视野开阔,将晚清与现代打通,又涉及对宗教等学科的了解。”文章转到王瑶手中,他看过后说,“才华横溢。”不过又添一句:有才华是好的,横溢就可惜了。

当时校方表示,可以让陈平原来读博。如果真的不错,毕业后再留校。王瑶得知后拍板:那么今年我来招生。“于是,我与温儒敏成为北大中文系第一届博士生。”陈平原说。

他是1977年考上中山大学中文系。在潮安,8年回乡知青与民办教师的经历,让他与同龄学人一样,有过“文革”教育在思想上种下的“盐碱地”亟需清洗、学术训练匮乏的紧迫焦虑。

“突然间的开窍”是在大四那年。凭着对旧日体制的深刻反思,对国际学术潮流涌入的敏感,在阐释社会主义制度及发展道路时,他引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人合写《论西方异化文学》。这篇论文在1983年“反精神污染”中,被学校勒令检查。但是,“萨特的存在主义、罗曼·罗兰的小说、马克思的传记与手稿等搅和在一起,构成了我的思想启蒙。” 

80年代末,陈平原思索并试述历代文人对学术与政治、学术法语与学人定位的关系的困惑。有一天,王瑶先生突然将他找去说,对他最近发表的几篇文章很满意。随后题字,“讵关一己扶持力,自是千锤百炼功。”这组随笔收入《学者的人间情怀》一书。文中,陈平原彰显学人角色的自觉,发出“政学分途”的心声——“我常想的是,选择‘述学’的知识者,如何既保持其人间情怀,又发挥其专业特长。我的想法说来很简单,首先是为学术而学术,其次是保持人间情怀——前者是学者风范,后者是学人(从事学术研究的公民)本色。两者并行不悖,又不能互相混淆。”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

查建英

改革不易

1992年,陈平原出版《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上海交大文学研究所所长夏中义指出,他在标举游侠精神对千百年来仁人志士所追求的崇高而“不切实际”的人生境界的感召时,明显地折射出他要高扬学术的志向,以及不惮在颇感困境的学界充当“独行侠”的愿望。

彼时,相较80年代的“文化热”,社会科学迅速崛起。钱理群注意到,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前后,陈平原写了《老北大的故事》系列文章,这是他从文学史跨越至大学史及教育史研究的开端。陈平原没有否认,他研究北大,背后的思路是教育史与学术史。

在《大学三问》里,他针对时下大学存在的弊端、误区追问——“人文有无用处”、“管理是否万能”、“榜样如何获得”;“我们为什么要办大学?大学只是生产合格的产品——学有所长的学士、硕士、博士,还是必须融入并影响当代中国人的文化理想与精神生活”——在《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我的大学观》里,他给出自己的答案:大学需要国际视野,同样需要本土情怀。

2003年5月,北大两次出台《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校内围绕改革制度,“本土派”人文学者与具有海归背景的社会科学学者形成对峙。查建英采访了争论中的双方,撰文《北大,北大》。她说到陈平原——当“他的中文系同事们几乎一边倒地反对改革反案”时,他却是“为数不多的对改革既持批评态度又抱有同情的人”。

“我承认改革的大方向及立足点是对的——中国大学的人事制度确实积弊丛生,必须改。这一点,我跟很多人文学者的观点不同,跟社会科学家的立场也不一样。不少人其实是站在维护自身利益及尊严的角度,掂量的是这一改革对自己有利还是有害,而不太考虑中国大学到底往哪一个方向走。”陈平原说。

查建英写道,多年前某次会议上,陈对校方行政管理层颇有微辞,斥责其权力过大。会后,那个副校长把他拉到一旁对他说:北大校园里到处都是自由派和保守派、右派和左派,管理层必须在各派之间保持平衡,以避免出现更大的麻烦。从那以后,陈学会了去体谅做这种平衡工作有多么难。

“陈平原的思考角度与众不同,他十分清楚北大政治环境的复杂与无常。” 查建英告诉我,她惋惜当年,北大校方没有让他参与设计改革团队。在西方学府比较成熟的管理体系,尚且需要协调各种因素,更何况中国大学像一个难以突围的城堡。“陈平原对大学有充分研究。他对各方意见抱有理解,懂得磨合妥协。至少,他能将改革推至更远。”

2008年,陈平原在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前,曾询问钱理群。“他是为实践他的教育理想。我却不看好。”钱说。

“他后来又说,做不见得能做好,但做比不做好。”陈平原微笑着补充。在任期间所遇的纠葛,他只是略有透露:中文系历来是北大的标杆,但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很努力,更不要说“成绩斐然”了。有些教授长期写不出专业论文,有些则只能在很差的报刊上发文章。他不敢强行规定,但号召大家在大陆以及日本、港台的优秀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至于英文论文,学校自有奖励,不用他提倡。

“有人因此写匿名信,抗议妨碍学术自由。什么是学问,即便无法形成共识,总该有点底线吧?”他亲历管理后,才体会到管理不是万能的,但没有管理却是万万不能的。可他又不愿执行官方要求,对教授们实行“以课题为中心,以数量为标志”的管理。钱理群说他是“两头不讨好”。2012年,他辞职前再次问钱。钱当即表态:你早该辞掉了。

那时,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表示可惜,声称未来十几年,起更大影响的是行政力量而不是学术力量。他答道,这是必须直面的难题,也是我所要挑战的。

“这背后有一句潜台词:与其当一个说话绕弯子、干不成什么像样的事的小领导,不如回归教授角色,写我的文章,说我想说且能说的话。至于听不听,接不接受,那是别人的事情。” 

1997年1月13日,北京,陈平原在北大教职员宿舍内

蔡元培

振臂一呼的角色不适合我

人物周刊:现在,学术研究与教育改革在您心中持何比重?

陈平原:重心当然是学术研究。对于当下中国的教育改革,我会做带学术性的批评,但这最多也只是影响社会舆论及某些决策者的思考。不在其位乱出主意,那是不合适的。80年代末,就有老先生说我应该出来竞选当校长。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既然不可能,若你还站在校长的立场来思考与表达,就很容易错位。90年代初,我们创办《学人》,日本朋友的最初设想,也是支持我们办大学。我说做不到,除了经费来源,还有很多制度性因素的制约。在中国,当大学校长必须是共产党员,或是哪个民主党派的骨干。而我无党无派,总不能为了过把校长瘾,在自己家办一个补习班。

我承认教育改革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的能力与机会。可我不具备这些条件。所以,太技术性的问题我不谈。我是以一个教授的眼光看中国大学,不是以大学校长的眼光看中国大学。

人物周刊:10年过去,怎样回看2003年北大的人事制度改革?

陈平原:去年我本想写一篇《北大人事制度改革十年祭》,后来忙别的去了。总结那场改革的得与失,看有什么遗憾,最后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很有意思的。我的基本判断是,北大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是好事,但没做好。

当初改革方案公布,校内当即出现严重分裂,我跟校长谈了几点意见,其中包括:第一,要明白大学里不是所有人都是一条心,起码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立场是不一样的。如果只听凭某一方一意孤行,必定出问题。制定改革方案的委员会里,没有教授代表,也不事先征求普通教授的意见,这是决策上的一大失误。不是说政策的制定者不是教授,而是他们早已从教授转变成管理者。大学管理者与普通教授思考问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改革措施的制定,一定要有教授参与,作为代表一方利益者,能表达他们的关切与顾虑。第二个失误是,没有人文学者参与改革方案的制定,委员们全都是自然科学家或社会科学家。90年代以后,社会科学在中国迅速崛起,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与此相对应的,是人文学的退居边缘。过去所说的“文科”,如今分裂了,人文学和社会科学二者的命运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各自的立场产生很大分歧。如果制定改革政策时没有人文学者参与,会得出一些非常奇怪的思路与判断。再加上公布方案的时机,以及一些特别强硬的表达方式,徒然添乱。比如要求所有老师能用外语开至少一门课。对于外语系这没有问题,对数学系或管理学院大概也问题不大。但对于研究传统中国学问的教授们来说,绝大部分人做不到。更要命的是,这么规定没有任何道理,纯粹是为了“国际化”的虚名。

北大的困境,很大程度在于管理不到位。不是应不应该管理,而是管理必须合情合理、有节有度。一旦措施不得体,解释不到位,大家会对“管理”持完全排斥态度。所有的改革都会触动某些人的既得利益,有反弹是很正常的;但像北大人事制度改革那样,引起那么强烈的反弹,至今很多教师谈起来都深恶痛绝,是值得当事人深刻反省的。回看那场轰轰烈烈但半途而废的改革,我觉得很可惜。最终,它只有两项具体措施保留下来。第一项是所有博士生毕业后,不能直接留校。第二项只保留了一半。原本规定教师申请提职,如果两次不通过,就自动解聘。后演变成两次评审没通过,就不再提职了,但还可以留下来继续教书。这里有个问题,教师申请提职,国际上通行的是评审制,而我们却是名额制。不是合格不合格的问题,而是有没有教授指标。这样一来,你说他合不合格,很难说,因为是选拔赛,有名额限制。为什么这么规定,人事部门有他们的苦衷,最大的恐惧是“一放就乱”。

人物周刊:有人看了作家查建英的《北大,北大》后,感慨北大改革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缩影。那么,今天外界对改革的呼吁与推动,是否也会影响北大的改革?

陈平原:从大的政治制度转型,到小的北大人事制度变革,说起来简单,具体实践则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不相信马上就能改过来。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现实利益的考量与羁绊,牵一发而动全身。比如大家谈得很多的大学去行政化,单是一个校长要不要行政级别,就绕不过去。中大校长说了,我们同意不要行政级别,但整个社会就这么官僚化,没有级别的校长怎么跟各级领导打交道?还有,很多领导进入大学前是有行政级别的,厅级或副部级,跑到大学当校长或党委书记,从此变成一个没有级别的人,他愿不愿意?这是整个社会风气的问题,单靠哪一所大学都没法做。而且,社会关注度越高,限制与约束也就越多。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很难进行真正的制度创新。

人物周刊:《北大,北大》中写道,在那场改革风波里,您是“温和自由派”。

陈平原:“温和”可以是指性格,也可以说是立场。所谓立场,即在不同的旗帜鲜明的派别中间保持一种独立性,而不急于站队、表态。不管哪面旗帜叫什么,也不管它声音有多大,你都会用一种怀疑的眼光去审视。这是长期读书、思考以及经历各种政治风浪以后养成的习惯。

我在《当年游侠人——现代中国的文人与学者》里,写过刘师培。1904年他发表一篇文章,题为《论激烈的好处》。大意是说,在现代社会里,想要被大家关注和记得,必须把话说到顶点。大众传媒越来越发达,这个问题也就越来越严重。声音必须被归类、被简约、被符号化,才能让人记住。所有无法归类的声音,很快就会跌入深渊,不再被记忆或提起。但过于追求表达上的“激烈”,会使自己的立场跳来跳去。就好像刘师培在晚清,一会儿革命,一会儿告密,一会儿又变成无政府主义者,每回都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这是我很不习惯、也很不喜欢的一种姿态。所以,不管采用哪一种政治立场或表达方式,我都警觉被归类与被符号化的危险,拒绝变成某一派别的代表。胡适说过,在传统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外,还要加上一句“时髦不能动”。北大人事制度改革风波里,我写过3篇文章,很大程度上是在说理,而不是论战,故读起来“不够解气”。也是基于这一考虑。另外,北大在世界上不算特了不起,但在中国的地位很特殊。北大教授拥有某种“无形资产”,很容易引人瞩目,因此立论一定要谨慎。为了博取掌声而故意说一些过头话,那样不好。要说自己相信的话,说自己有把握的话,这是我的基本立场。另外,聪明人往往有当领袖的野心,我没有这个欲望。“拉大旗作虎皮”,或振臂一呼应者云集,那样的角色设计不适合我。

一流学者不能自动转化为一流管理者

人物周刊:《大学三问》的结尾,您引用了蔡元培先生在1921年于伯克利大学演讲的一段话。是否代表您理想的大学? 

陈平原:蔡元培很幸运,有一个恰当的舞台与时机,供他很好地挥洒才华。历史上不是没有比他更聪明或更有想法的人,但有学识者不见得有地位,有地位者不见得有时机。

在伯克利大学的演讲中,他阐述自己的“大学理想”——中国传统的孔孟精神,加上英之人格教育、德法之专深研究、美之服务社会。在别的地方,他还讲过一句话:我们对传统中国教育不要估计过高,还是要努力向西方学习。今天,我希望把这话倒过来:我们对传统中国教育不要估计过低,因为今天整个中国教育都在全面西化。我说的传统包括两个:一是从孔夫子以下的传统;一是晚清以降开办西式学堂以来形成的新传统。我认为,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

整个20世纪中国的教育理念与实践,都是向国外学习,只不过有时学苏联,有时学日本,更多的时候学美国。我们似乎忘记了,中国是有长久的教育传统的,至于这个传统是否就叫“孔孟精神”,那另当别论。不管怎么说,这条传统的线不能完全扯断。我曾写文章感叹20世纪以后,中国书院的传统迅速陨落。也曾有若干人为之坚守和努力,但最后都是惨败。

人物周刊:您不主张一流的学者当校长,可您在2008年接任北大中文系主任?

陈平原:既然当了校长,就不该以一流学者自命。一流学者可以做的事情,校长很可能不应该做。同样道理,我当系主任那几年,零零碎碎的短文写了不少,但大书基本写不了。要做好管理工作,就不可能全身心地投入学术研究。

其实,一个一流学者,不能自动转化为一流的管理者,必须经过一番认真学习。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很痛苦,主要不是时间安排,而是我的教育主张和现在的学界主流相冲突,说话有时言不由衷。比如我当教授,可以特立独行,任意批评教育部的决策。但当了系主任,我的言论会被过度解读。还有,教育部推行的政策,我执行不执行?作为个人,我经常批评目前如日中天的课题制不适合人文学;但成为系主任后,我要在全系大会上号召大家申请课题。

某种意义上,教育作为“学问”与“事功”,是两回事。作为事功的“教育”,必须有其时、有其势才能进行。你想推行自己心目中的“大学之道”,有很多先决条件,包括位置与时机等。如果条件都不具备,那就转过身来,做自己想做且能做的事。

人物周刊:您写过《千古文人侠客梦》,“侠”之境界,是否也传达您的某种向往?

陈平原:这首先是一个有趣的学术话题,为什么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对“侠”有这样的向往、想象与表达?我谈论“游侠”,从司马迁一直讲到金庸,兼及史学、诗词、戏曲、小说以及电影等。而不同文类之谈游侠,有不同的立场与传播途径。比如小说里的“侠”与诗歌里的“侠”,就不太一样。“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这里的“剑”是不杀人的,很大程度是一种精神气度的表现。

文弱书生与理性才子,其内心深处很可能也都有其壁立千仞、慷慨悲歌的层面。就像龚自珍咏陶渊明:“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如果这些都没有,心如止水,毫无杂念,反而有点可惜。不同的是,有人喜欢将心情摊在纸面上,有人则是把心情压在纸背下。我习惯于后者。

陈平原 

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2008年至2012年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大学十讲》《学者的人间情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等。妻子夏晓虹也是北大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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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2 第3期 总第701期
出版时间:2022年0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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