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李中清 逃不开父亲的手掌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本刊记者 卫毅 发自香港 日期: 2018-01-03

因为父亲李政道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中清从小就想摆脱父亲的影响,选择了历史学,但他最后是用计量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依然逃不开父亲的影响,就像孙悟空逃不开如来佛的手掌

李中清的办公室里挂着两个镜框。一个镜框里是父亲李政道写给他的一组数学公式。一个镜框里是老师谢国桢写给他的一幅字。“我把这两样东西挂在这,是提醒自己,我的能力有限,不要太傲气,别人早把珍珠放在我的面前,但我没看懂。”

这组数学公式是李政道在70年代中期教给李中清的。“我当时只是背下来,没能真正理解。”社会科学领域是到了70年代末,才将这样的公式用于研究。“我要是早知道,会变得很厉害。”他笑了起来。

李中清如今是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历史学界中“加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研究组所做的历史研究,涉及大量的计量分析,墙上的这组公式,被其团队反复运用。“我从小就想摆脱父亲的影响,后来发现根本不能。”

为了摆脱父亲的影响,上中学时,他就已经确定自己以后要做社会科学的研究。SAT考了满分的他进入了耶鲁大学,学习历史和考古学。在耶鲁,张光直是他的考古学老师。当时,外国人不能去中国参加田野考古。“他(张光直)对我说,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会选择古代史,不会选择考古。”听了老师的话,他开始专注于古代史。

李中清的研究组最新出版的一本书叫《无声的革命》,研究的是1949年之后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的学生来源状况。他对高考感兴趣,希望了解这项制度到底对中国起到什么样的影响。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时,参加过学校的招生工作,这也是激发他兴趣的一个点。

对中国高考的关注,还来自于他的老师何炳棣对科举制度的研究。何炳棣在1962年出版的著作《中华帝国晋升的阶梯》里指出,明清中举者中大约有40%出身寒门,社会精英的来源多样化,阶层流动性很强。李中清由科举想到了高考。

从耶鲁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进入芝加哥大学。导师何炳棣让他写汉武帝传,他试了一下,发现自己完全驾驭不了。“我当时跟他(何炳棣)说,我还这么年轻,怎么能写一个这么复杂的人物呢?”何炳棣于是让他写中国的边疆史。最开始是各个方位的边疆史。这太大了。李中清最后跟老师商量,聚焦在了西南社会经济史。准备这本书的写作用了10年时间,找遍了世界上包括美国、欧洲、亚洲的中国西南地方史料。其中,他在东京一家私人图书馆里查到了崇祯时期《贵州通志》的孤本。他又用了15年来写作。所以,最后《中国西南社会经济史》的成书,用了25年的时间。“我习惯将书稿留一段时间,成熟之后才寄到出版社,写书太快,比较容易出错。”

如今,李中清能熟练地使用中文。1973年,他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部分中文听不懂,而且根本无法用中文回答。统战部来接他的人跟他在国内的嬢嬢说,他是不是不能说话?在上海,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曾经单独给李中清讲课。

李中清很感激当初在国内遇到的机会,让他好好地读了很多书。“这跟在美国学中国史,完全不一样。”

“我还是很有福气的,”李中清说,“虽然我爸爸从事的领域跟他们不同,但很多人愿意教我。”

1979年,他再次回国,到北京大学进修,结识了谢国桢教授,所以,又有了香港科技大学墙上的另外一个镜框,那是谢教授勉励他的话。

他的办公室正准备装修,显得有些凌乱。在香港,办公室都不太大。“在加州理工学院,我的办公室比这个大5倍,所有家具都是红木做的,很多书架。到密歇根后,给了我4个办公室,可以把书放在里面。”这些都不是问题,李中清乐意到香港工作。

离开加州理工学院之后,他到密歇根大学待了8年。虽然在海外,但他很喜欢接触国内的学界。香港科技大学有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这个位置,他就过来了。“全世界的文明在转变,一段时间是往西,后来又往东。在这个时期,我能够真正地参与,机会真是太难得。”李中清说,“在美国,你想按自己的想法做,不是那么容易的。香港科技大学才22年历史,没有太多传统,想法没那么复杂,只要你做得好,没别的要求。”在各种大学排行榜中,香港科技大学已经多次名列亚洲第一位。

谢国桢赠给李中清的字


有一条高考的路,会比较平等

人物周刊:《无声的革命》这本书里,分析了大量的学生背景,以前大家会说,上大学会带来阶层流动,现在,这种流动性没有这么大了。你看到了什么问题?

李中清:美国那些精英学校选择学生,都是比较有条件的孩子。从入学机会的平等来说,中国比外国要客观平等得多。哈佛、耶鲁这样的学校,1/3以上的学生来自美国5%最富裕的家庭。国内很少这样的现象。国内可能最富裕的5%的家庭把孩子都送到了国外。(笑)这样也不坏,把国内好大学的位置让给家庭条件没那么好的孩子,这样不是很好吗?我其实想写一篇文章《面试的坏处》。如果我们对考试有信任的话,为什么要面试?如果有面试的话,你会有偏见。条件不好的人,穿的衣服、讲的话、皮肤的颜色等等,会跟别人有些不一样。如果真的客观的话,不应该有面试。考试当然有很多坏处,为准备考试很累,在国内的话,有六七年的时间,天天准备考试。不像美国,你花几个星期时间准备就差不多了。美国的考试真的很简单。

人物周刊:所以,你当年考SAT得了满分?

李中清:对,其实就是背,这没什么,国内的人上个新东方,准备两个月,能考满分的也很多,所以我考满分不奇怪。(笑)

人物周刊:国内是按地区分配名额,自主招生很少。

李中清:地区分配也是有道理。不然的话,偏僻地方的学生不可能上好学校。考试怎么设计很重要。如果是偏僻农村出来的学生,怎么能把外语考好呢?连你的老师的外语肯定都不好。有一条高考的路,比较平等,这还是很重要。

人物周刊:你在加州理工学院负责招生时,一个黑人学生拒绝了全奖的入学机会,为什么?

李中清:我们当时每年收两百个学生,黑人可能就三四个。这个学生的家在佐治亚州这样比较穷的地方。找到一个美国偏僻农村出来的、而且是少数民族的、又考得很好的学生,其实是很难的,不是每一年都能找到。我们很高兴。他可能会考虑从东边搬到西边,而且跟他同样的人几乎没有。因为我们学校的黑人孩子都是医生的孩子、教授的孩子,而不是农村的孩子,因为美国农村的孩子不多。美国基本上没有农村。他没来我们这里,我们也能理解。

2006上海国际科学与艺术展,李政道先生在介绍自己创作的水墨画


1973年在中国

人物周刊:说到农村,你对中国农村有多少了解?

李中清:不是很深入的了解。1973年,为了体验生活,我去大寨参加了几个星期的劳动,在郭凤莲的家里住过。

人物周刊:1973年?你作为一个美籍华人,能够来中国住下来,这太罕见了。

李中清:1973年,全中国只有3个外国学生,都是华裔科学家的孩子,都是周总理亲自批准的。另外两个学生是被送到北大,我当时不认识他们。我是在复旦,我有两个月是在上海柴油机厂,有几个月是在虹桥的一个生产队劳动。当时去大寨是一个相当荣耀的事情,你表现得好,才能去。

“文革”期间,上海并不是周总理的地盘。后来,我在1978年年底回上海的时候才明白,1973年安排跟我同房一起住的人来自《学习与批判》的编辑小组。因为当时学校担心我会腐化学生,所以就把我当一个敌人,围着我的都是他们的人。当时学生里几乎没有愿意跟我讲话的人。我经常提出要求,要去参加劳动。因为在学校里,你不能跟人有真的接触。我记得有一次,为了洗澡,我需要离开学校去买一块肥皂,有一个学生骑着车陪我去买,这个学生后来被批评了。按照规定,他是不能跟我讲话的。

人物周刊:你怎么理解1973年的中国?当时的中国跟美国是天壤之别。

李中清:60年代末70年代初,很多国外的年轻人很羡慕中国的“革命”。但是,中国的“革命”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都不太清楚。1973年,我在耶鲁参加了学生运动。有一次,我们把高速公路封掉了,被抓了起来。我记得那天早上6点半,他们把我放了,我很累地回到住处,父母打电话把我大骂一通。妈妈很快从纽约到纽黑文找我。她说,如果给你安排一个机会,让你真正体验一下中国的“革命”,你愿不愿意放弃在美国的学生“革命”?我当然很开心,说,可以。当时大概是19731月初,我妈妈跟我说,过了春节之后,你就可以去中国。我当时在耶鲁提前参加了考试,离开了学校。

人物周刊:你是怎样回到中国的呢?

李中清:我是经过香港回国的。当时中国跟外国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没有机构接待这些要回国的人。应该是统战部接待,但是统战部不能在香港出面。所以,他们安排的是中国旅行社的人到香港机场接我。在香港待了一个晚上,然后去罗湖桥,等着过关。当时过关的人很少。我在桥中间的一个椅子上坐下,等了两个小时。我不知道是什么回事,很久才通过。后来才知道,那天早上,碰巧也有一个叫James Lee(李中清的英文名) 的人过关。他们弄错了。所以,我过了桥之后,就没有人接我。后来,我在广州华侨大厦住宿的时候,又恰巧碰到了另外一个James Lee,他是一个医生。他说,我过桥的时候,有一批人来接我,请我吃饭,吃了很多,后来发现不对,就不理我了。(大笑)

人物周刊:当时待了多久呢?

李中清:我是待到了19738月底,“批林批孔”的会议刚开完,那天晚上是头一批游行,第二天我就走了。我当时总共是在国内待了半年多。2月份到的,8月份走的。

人物周刊:回到美国之后,还继续闹“革命”吗?

李中清:另外两个回国的华裔科学家的孩子都写了文章讲他们的中国经历。我没写过那段经历。因为上海的环境比较复杂,有的东西你只是知道,但不太理解,所以没写。

人物周刊:你对“革命”的认识,有变化吗?

李中清:有变化。我记得当时到虹桥人民公社参加劳动,住在农民家里,第二天,妇女会主任来找我,让我给他们讲美国农民怎么苦。我说,我不知道美国农民怎么苦。她说,你不知道?那你肯定是一个坏人。我还知道,当时中国有一个代表团去了美国,回来要写美国的不好。有人就写,在美国吃得很不好,总是3个菜,头一个是清汤,然后只有一块瘦肉,不熟,咬下去,出很多血,还有一些生菜,最后有一个冰激凌,只有这冰激凌好吃一点。(大笑)

人物周刊:那你当时看到过批斗吗?

李中清:没有,他们不会让我看到的。《学习与批判》小组给我很重的压力,每天都向我宣传。1978年年底,我回复旦的时候,想找当年《学习与批判》的那批人。但他们太偏左了,都“学习”去了。

李政道写给李中清的数学公式


逃离父亲的手掌

人物周刊:我很好奇,家里人对你的学业有什么样的期待,为什么没让你学理工科?

李中清:我读高中的时候,住校,周末偶尔会回家。回家的时候,我爸会教我一些数学。15岁的时候,我跟他说,我以后不做理科,不做应用科学,我做社会科学。高中住校之前,我选了3个自己以后想研究的领域:经济学、城市管理、历史。我去哥伦比亚大学,找这3个系主任,向他们请教。之后决定学历史。城市管理太实际,经济学有太多数学,我不想学,我想离开爸爸的那个领域。

人物周刊:为什么选择历史作为自己的专业?

李中清:几种原因。第一,我想找一个专业跟我爸是相反的。第二,我还是受爸爸的影响,他对文物相当感兴趣。小时候,我们经常去博物馆,我对古代文化就比较有兴趣,10岁就开始学中东的考古,后来还去过土耳其。在我们家长大,未来要去当一个知识分子,已经是定了的,惟一的问题是你选哪个专业。我弟弟比我聪明,他是康奈尔大学的化学家。

我自己读书也觉得历史很有趣。我跟爸爸说,我选了历史。他说,什么国家的历史?我说,法国史。隔了一段时间,我回家,我爸爸说,你想好要学法国史了?我说,是。他说,材料在法国,你要去法国做研究?我其实都没想好,只是说,当然。他说,我去找了一下巴黎比较好的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名单,你看看,不光没有中国人在里面,连美国人都没有。他说,可能法国人不喜欢外国人做他们的历史,你应该考虑做一下别的国家的历史。这么一说,我真被他影响了。他说,你可以考虑中国史。我申请大学的时候,写的都是中国史,其实当时我几乎什么中国史的书都没看。现在回想起来,我想逃开爸爸的影响,但是逃不开,就像孙悟空逃不开如来佛的手掌。

如果忽略人文,未来要那么多物质干什么

人物周刊:大家把你和你的伙伴们称作“加州学派”,你认同吗?

李中清:加州学派是别人给我们这批人的一个名称。我们都互相认识,有朋友关系,一个主要的特点是,我们都是批评前人的一些说法。我们的方法不一样,结论差不多。主要是用比较的方法,证明以前不对的地方。

从比较的角度来讲,以前的学者是对自己国家的过去有一点理解。他总是从自己所在的地方开始,说明整个世界。可是他对别的地方的理解不是太深入。

我们做计量分析,可以拿到别的国家的历史数据库,直接做一些计算。我们出过一本写死亡率的书。那本书是选几个村庄,在瑞典南边,比利时东边,意大利北边,和日本的东北边,这些村庄有全村的人口记载,包括职业、粮价等等。通常人们做比较,不是计量的比较,而是感觉的比较。计量比较枯燥,因为都是计算,可是比较踏实。那本书的瑞典部分,那些计算我都亲自参加过。瑞典文我不会,可是如果变成一个数据库,我可以计算东西。这也是计量分析的好处。

人物周刊:在香港科技大学这样一个以理工科为主的大学里,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必要性和重要性是什么?

李中清:理科是研究大自然,应用科学是研究技术,社会科学是研究文明的行为,人文是研究文明。没有文明,就是一个野蛮的社会。人类必须有文明,要不然我们就失败了。我自己理解,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向4个方向同时走,而且这4个方向没有矛盾。如果从深度来讲,文明比行为更深入一点,但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重点。20世纪看上去是理科的世纪,21世纪看上去是应用科学的世纪,如果21世纪应用科学能成功的话,22世纪应该是文明的世纪。我们如果忽略人文,未来要那么多物质干什么,我们不能天天去逛街,逛街也越来越没意思,都一样。

人物周刊:你的父亲很会画画,还出了画册,他怎么看待“理”和“文”的关系?

李政道:他当然很赞成协调发展。这也是很多科学家的特点。科学家都赞成人文、科学、文艺的交叉。很多科学家老的时候,都会写一本类似“艺术与我”这样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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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2 第3期 总第701期
出版时间:2022年0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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