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苹果红了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本刊记者 刘珏欣 发自北京 日期: 2018-01-03

5个平均年龄只有21岁的小伙伴在村庄住了373天,在著名摄影师焦波的指导下,拍出一部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

20123月,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中庄镇杓峪村降下一场少见的春雪。

大四学生李梦龙站在这个陌生村庄的高高断崖上,听到崖下有汽车停住,一群小学生闹哄哄地下车,汽车又开走。他突然想起了500公里外的故乡——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的乡村。当年,他也是这样一次次放学,一次次下车,一次次回到那个带给他最美好和最痛苦记忆的地方。

春雪打在李梦龙脸上。他发现自己哭了。他掏出电话打给妈妈,却只是说:你现在怎么样?

杓峪村是再平常不过的中国乡村,不太穷也不太富,卧在小山谷的角落里,既不喧闹,也不算世外桃源。青山红瓦,房屋错落,道路蜿蜒。五百多口人,167户。几乎家家种苹果。他们把砍伐植物称为“杀”,杀树,杀玉米,隐约透着对植物生命的尊敬。

李梦龙和4个小伙伴一起在这个村庄住了373天。这个平均年龄只有21岁的团队,在著名摄影师焦波的指导下,拍出一部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

纪录片面世短短一个多月,就获得了8个奖项,包括第15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纪录片奖,2013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金红棉奖”最佳纪录长片奖……

杜深忠把投射在门框里的阳光当作“宣纸”,用毛笔蘸水在上面写字


“我一开始对土地就没有一点感情”

沂源县是山东省平均海拔最高的县,杓峪村是沂源县海拔最高的村。因为光照强,昼夜温差大,这里盛产脆甜的沂源苹果,曾经专供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

58岁的焦波在这个离老家只隔一座大山的地方,遇到了另一个版本的自己——60岁的杜深忠。

这部纪录片是焦波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接到的“命题作文”,要求找一个中国村庄,按24节气拍摄一整年。焦波在家乡附近找了一圈,有的村太过安静,有的村太过城镇化,更多的村不乡不城。最后,他停在了杓峪村,觉得这里的人眼睛很干净。

路上遇到的红头发大学生杜海龙,把他领到了家里。杜海龙的父亲杜深忠,把投射在门框里的阳光当作自己的“宣纸”,用毛笔蘸水在上面写字。他拉二胡,千方百计省钱买个琵琶,说那是精神食粮。面对老伴张兆珍的抱怨,杜深忠说:“俺俩一辈子就是个战争片。”

现在已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图片库艺术总监的焦波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跟着姐姐出去打工,背包上拴着把二胡,每天晚上休息的时候都拉二胡,却一直没拉出个曲子。“实际上我父亲就像杜深忠那种感觉。父亲去世以后,我已经把父亲这种人淡忘了。接触了杜深忠后又想起来了。其实如果我没走出大山的话,我就是杜深忠。”焦波颇受触动,决定就拍这儿了,甚至一度想把杜深忠当作惟一的拍摄主线。

高中毕业的杜深忠算是那个年代的高材生。用张兆珍的话说,他这辈子除了看书就是“抹(写字)”,在报纸上抹,在地上抹。坐一次火车,收来人家不要的报纸、杂志,回来继续抹。他当过兵、入过党,四处参加文学学习班,到34岁还没找对象。村里人介绍了张兆珍,结婚第二天,杜深忠就去北京参加鲁迅文学院学习班了。

电影里的杜深忠是乡村的冷眼旁观者。村里挖走百年大树卖去城里,他说这是“剜大腿上的肉贴到脸上”。他曾经外出打工杀玉米,每年半个月,5年掉了13颗牙,他说这是“拿着人肉换猪肉吃”。他总批评老婆素质低,说人的精神也需要吃饭。他对儿子说:“我一开始对土地就没有一点感情,就是没有办法,无奈。这个土地不养人。”

这些来自杜深忠的段落,后来被中国纪录片之父司徒兆敦赞叹为:“哪个编剧能编出来,哪个演员能演下来?”

城市和乡村各有不同的逻辑。电影在城市放映后,“文化人”杜深忠成为三四条拍摄线索中最受观众和媒体关注的人物。但在村里,总是带本书去苹果林、农活干不过别人的杜深忠被视为不靠谱、不务正业,被看不起。电影结尾的春节晚会,杜深忠在台上弹琵琶,村民在下面取笑叫嚷:“下来吧!下来吧!”

总被丈夫批评没文化的张兆珍,其实说起俗语来出口成章:“你是头顶火炭不觉热!”“鱼找鱼虾找虾,五流子找那蛤大蛤,兵对兵将对将,下三滥才配那恶儿当。”“人家有钱的王八坐上席,你无钱的君子下流皮。”全是反驳丈夫冷眼旁观的世俗道理。

当年,她嫁给过一个小心眼的男人,不准她跟其他男人说话。她要求离婚,法院不判决,她就每天一上班在法院的长椅上躺着,躺了二十多天,判决离婚了。之后别人给她介绍杜深忠,她听说是文化人,很快就同意了,然后吵了几十年。“其实我内心里很敬佩他。”张兆珍说:“我再不和他吵,我一点地位没有了。”

杓峪村村民上山劳作


双向不理解的夹缝

李梦龙觉得杓峪村美极了。春天山花烂漫,桃花、杏花、苹果花赛着开放。还有满山的白色槐花,站在村子里都能闻到香味。

夏天,放了假的孩子们去抓知了,炸了吃。晚上,大家拿着手电筒去石头下面掀蝎子。这儿的蝎子很出名,叫“十足全蝎”,号称十只脚,比一般的蝎子多两只。孩子们用镊子把蝎子夹起来,放进瓶里,第二天送去县城卖。县城里做菜,百来只一盘,能卖三四百块钱。

这让李梦龙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最美好的回忆是,永远都有吹不完的风。秋天玉米收完了,他躺在地里的纺织袋上面,看天上的星星特别亮。

李梦龙最痛苦的回忆也在农村。不是农村本身,而是身上带着农村的气息去和外面的世界冲撞。“我从初中开始在外面读书。在外面接受的东西,在家里是被排斥的。你在农村带的气息,在外面是被排斥的。双向不理解,像在夹缝中生活。这个东西至少困惑了我六七年。”

初中时年级成绩第二的李梦龙,考入重点高中石家庄外国语学校。这里号称每年有20%的毕业生会被保送到全国重点大学。“好多学生是高干子弟掏钱进去的。我有很多朋友,是诸如省财政厅厅长儿子这样的。我不懂事,天天跟人家玩,成绩从年级前几,最低降到班里倒数第九。我还想好兄弟,无所谓,朋友们成绩都低。最后发现,其他人都出国留学去了。”李梦龙说,学校里的人分为五批。第一批,出国留学的有钱人。第二批,保送上北大、清华。第三批,小语种,考北外、北二外。第四批,体育特招生。第5批,才是参加高考的。他又是里面最低等的,曾经想考北京大学考古系,实际只考了三本四川传媒学院编导专业,每年学费快两万元,“给我观念打击非常大。”

他决定发奋。大学4年,他没谈恋爱,也不好意思向家里要钱买电脑。同学出门玩时,他就借他们的电脑学剪辑软件、看电影。“李梦龙看了上千部电影”,这是后来焦波向众人介绍他时的常用语。他自己不好意思:“这不能说明什么,就像说你做了很多数学题一个意思。”

这些努力让他得到跟随焦波拍纪录片的机会,这算他第一份真正的工作。

当李梦龙把镜头对准村里的少年杜滨才时,他像焦波看到杜深忠一样,仿佛看到了另一个自己。

1990年出生的杜滨才比李梦龙小两岁,是山东省第一个还没大学毕业就考到中级导游证的优秀学生,得过校级、省级众多奖项。但在纪录片里,他一开始并不是一个讨观众喜欢的角色。他两岁时爸爸杜洪法患精神病,妈妈离婚走了。镜头里的杜洪法,总在默默地干这干那,而镜头里的杜滨才,总在抱怨爸爸,总说一回这个破家就心烦。

李梦龙特别理解杜滨才的低落心情。“城市孩子可能会觉得,你爸对你这么好,你怎么还说这个家不好。我能理解他,我也是这样,不知道为什么,高高兴兴回家,几天后绝对要跟家里争吵。我不是不懂事的孩子,但总会这样。他们嫌我睡觉多了一个小时、嫌我吃饭慢,我说他们不多注意身体、吃饭不多吃青菜。肯定很温暖,但是肯定也会失落伤感。”

一次拍摄,杜滨才讲述自己的过去。采访进行到一半,李梦龙实在忍不住站起来说:对不起,停一下。他蹲在镜头后哭,杜滨才在镜头里哭。哭了10分钟,李梦龙再继续拍摄。可惜,这部纪录片的原则是只要现场发生的事,不要当事人对着镜头说话的采访。这些讲述前史的镜头,都没有剪进最后的成片里。

影片结尾的春节晚会,杜滨才上台,突然唱了一首《父亲》:“时光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变老了,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留。”然后对着杜洪法说:“爸爸,谢谢你,你辛苦了。”

这对剧组来说是小小的突发事件。本来3台机器都对着舞台。李梦龙瞟见杜洪法的眼泪,忙爬上土坡去拍他。杜洪法有点想躲,却又想看着儿子,于是努力忍着眼泪,最终还是没忍住。

李梦龙微微松了一口气。他想,有了这段,观众应该会理解杜滨才了吧。

乡村里的中国  海报


168

生于1990年的制片主任刘晓晨和生于1992年的导演助理陈青,是团队里仅有的城市人。

在淄博职业学院面试陈青时,焦波说那里是你想象的10倍的苦。小姑娘陈青为此特意准备了20卷卫生纸背着,从学校坐了四五个小时的车到杓峪村。这是她坐车坐得最久的一次。

刘晓晨惊讶于这里的人们见人就打招呼,就像黄渤唱的“陌生人点头都是笑脸”。刚来十多天,他们已经走哪儿都被招呼吃饭、喝茶。

他们租下一户小院,挂上牌子“村儿电影社”。焦波在院子里开出空地,种上点南瓜、丝瓜。养一只狗和一只被人丢掉的小羊。片子理不出头绪时,他就理菜逗狗,排遣烦闷。现在他回村,那只小狗还听得出来车轮响,远远就狂叫起来。

自称“城市农民”的焦波,即使已经进城几十年,还是觉得自己没有真正融入城市,包括融不进去岳父的高干家庭。

在这个村里,焦波用自己熟悉的方法,融入得如鱼得水。他们俨然成了村里的第168户。村里老人过寿、住院,有人结婚、生子,他都会去参加。他总结:“不能这几天疏远了过几天再去,每家每户都得搞好关系。”后来,连陷入纠纷的双方都同意让他拍摄,只要他上前去说一句:是我!

村里坐过牢的几个人,开始以为焦波是来调查他们。几个月后,他们把这个担心当笑话告诉焦波了。

有人跑来质疑焦波拍村支书村主任张自恩是收了钱。焦波反驳:“他给我三百两百?我看得上吗?他给我三万两万?他有吗?他是给我行贿过两块特别好的地瓜,你说算不算?”

村里修路时,几家都去投诉张自恩。有的嫌路没修到自家门前,有的嫌路多占了自家地盘。张自恩被领导批评,一个人在山上喝闷酒,打电话给焦波:“你能不能过来?”粗粗拉拉的沂蒙汉子,在焦波面前哭了出来。焦波陪他哭。

房东张光爱外号“中央四”,意思是国际新闻台,知道得多,传播力广。她本是村里无人敢惹的角色,“类似于《大宅门》里的斯琴高娃。”李梦龙总结。可是某天夜里,她被一记闷棍打在腰上。伤势不算重,她却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她找派出所、村委会、法院,都没法解决。她只能找每天拍她的李梦龙倾诉。拍摄结束,机器一关,聊着聊着,张光爱就会哭出来。

“农村人不像城市人,夫妻之间还交流。农村人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很简单。她家两个孩子,女儿嫁出去了,儿子还小上初中。她觉得没人诉说,可能真把我当作儿子了。”李梦龙在张光爱身上看到了自己父母的影子:“她对自己的孩子从来没讲过这些。我相信我父母也有类似的委屈和难过,都不好跟我讲。”

2013年大年初二,剧组拍摄完毕,搬家装车。关系好的村民都来了,除了10米外的房东张光爱。李梦龙走到她家门口喊大娘,张光爱捂着脸走出来哭。被打事件已经让她瘦了一大圈。她说:你们走我心里难受,我就不去送你们了。李梦龙说行,那我给你磕个头。

头一天,大年初一,作为拜年礼,李梦龙给张光爱磕过一个头。

这一次,是告别礼。

杜深忠弹琵琶


“所有人都喜欢看别人的故事”

平均每900分钟素材里,只有1分钟被剪进片子。在贵州打工的张自军从8米高的架子上掉下来摔死了,这个故事只插进来简述了几分钟。有一家人被称为百灵鸟,唱歌非常好,他们在苹果园里唱着劳动号子,夕阳照着,苹果红着。这与主线无关,被舍弃了。

生于1987年的导演剧玺博和李梦龙是石家庄老乡。在主要种植小麦和玉米的平原地区,农民每年种上了地就可以出去打工,不需要太多后期打理。“土地收入说多了也就占总收入的1/3。”

而在杓峪村这样种植苹果的地区,土地拴住了一年四季的劳动力。开花时要人工授粉,拿铅笔一朵朵点,早晨四五点开始干活,忙得吃饭只能啃煎饼。果子长出来,要一个个套上袋子。浇水也是难事,要用大池子屯住雨水,再用泵抽上来浇。

如果刮大风吹落了花,下大雪冻住了树,果子就会结得少。就像2013年,产量特别低。

如果风调雨顺,各地产量高,收购商又很可能压价。就像2012片子拍摄的那一年,以为路上苹果车会挤得满满当当,结果一辆都没来。

有人批评《乡村里的中国》色调过暖。焦波觉得委屈。他送审时已经最大限度放上了色调偏灰的话语和故事,等着被要求修改。结果10天之后通过了,不用修改。“我觉得乡村中国这个概念,不是说它非常现代美好,那不现实。但你说它一塌糊涂、一片灰暗,也不现实。”焦波总结。

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上,焦波带着杜深忠夫妻与观众见面。两口子拿出两箱苹果,上台说:“这是俺们沂蒙山的苹果,大家尝尝。”

得奖的时候,焦波要带着5个孩子上台领奖。主办方说不行,只能一个人上。焦波跟人讲我们的孩子多么辛苦。不行。又推出17岁的摄像刘明富说,我们这儿还有一个北川地震孤儿啊。还是不行。最后上台前两分钟,一个现场女导演同意了。6个人欢喜站在了台上。

李梦龙还没给爸爸妈妈看这部电影。得奖的事他也没怎么说。“他们看了之后肯定没什么感触,本来就是农村生活,看自己的故事没什么感触的。所有人都喜欢看别人的故事。我会触动是因为,我在外面待了很多年,在用外面的视角看农村。”现在,他独自赴北京,继续做纪录片工作。

其他4个团队成员留在了山东的焦波工作室。那一年的拍摄中,剧玺博和陈青成为一对恋人。焦波给他们拍了许多照片和视频,开玩笑说将来要高价卖给他俩。

离杓峪村70公里的天津湾村,是焦波的老家。他在这儿承包了1000亩山,种上国槐、银杏等长寿树。他说这是他很重的农村情结。

他希望,爷爷栽树,孙子乘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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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2 第3期 总第701期
出版时间:2022年0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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