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器者,陈道明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本刊记者 王年华 发自北京 日期: 2018-01-03

陈道明始终认为,这个社会不一定每个人都争着去做好事,但每一个人能够争取不做坏事, “有话好好说,消消气,怨气少一点,大家友善一点,天下太平了。”

冷色调的休闲装、一顶棒球帽、一双球鞋,陈道明就这样出现在录音棚里。没有过多的寒暄,直接就“开始吧”。

“一种探寻是对执着的肯定,是对胆识的赞许,更是对不凡人生的喝彩。为大器者而生,三星大器,下一位大器者就是你。”一句广告词,陈道明分不同的抑扬顿挫,录了八条。录音棚外,工作人员像在欣赏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声音低沉,音色浑厚丰满,具有开朗的性格,擅长抒情的旋律,表达深沉而复杂的感情。

从进棚,到录制完毕,只用了二十分钟。陈道明面对广告录制团队不断的修正意见,说:“兄弟姐妹们,我干了40年语言(表演),做手机,你们行,说话,我行。不能再铿锵,铿锵会叫人觉得不舒服,你还是要强调亲切。中国的语言不在于形,在于意。”

即便是“外行们在指导内行”,陈道明还是耐心地将自己的意见表达并坚持了下来。

“中国电影的社会承载量没有上去”

1999年,陈道明凭借电影《我的1919》获得第9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男演员以及第2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

在华表奖颁奖现场,陈道明说:“当电影低迷水落石出的时候,我得了这个奖,我很惭愧,我希望有一天电影水涨船高的时候,我再能拿奖。”

电影《归来》上映,赚足了观众的眼泪,但能让人记住的只有陈道明和巩俐的表演,可惜的是,“活着”的张艺谋没有“归来”。

 如果不是陈道明和巩俐的加入,《归来》的寡淡可想而知。

当《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问:“中国电影业水涨船高的那一天到来了吗?”陈道明说:“我觉得远没有到来。现在看似船是高了一些,那是因为船体轻了,所以并没有高。在中国,电影只能说是票房高了,电影的文化质量,以及社会承载量并没有上去,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在下滑。”

陈道明极少接受媒体采访,多数是“被动的安排”,但“频道”一旦与“采访”接轨,他也乐于回首:“我们这一批跟现代演员不一样,我们就是从群众演员干起,真是群众演员,在舞台上,一句台词也没有。我们当时算是比较正常吧,这是一个势必要经过的路,当时心态跟现在不一样。没有想出校门就开奔驰,拍完片子就可以买房子,没有那个概念。我们也不能要求现在的年轻人像我们那么干。我们当时的投机性比较小吧,机会主义比较少。现在呢……其实演出这一行,是要靠机会,但不能把它变成必然。现在好像已经变成了必然的了。”

凤凰卫视《非常道》主持人何东,在与陈道明面对面交谈了三个多小时后说:“陈道明有自己的独立人格,演了这么多年的戏不倒,很多人我都看烦了,但他没有,包括他的人品修为以及做人的方式,他有自己的灵魂,有自己的人格,无论演了多少戏,我都喜欢。”

正是“我无奈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无奈于我”,这种强烈的对抗,让陈道明有所为,更有所不为。

“为”的是责任。陈道明理解责任的基础首先是“不欠”:“于国——祖国培育了我,所以要努力做到遵纪守法,国家需要我的时候我要尽义务和责任,因为我爱这个国家;于家——父母养育了我,要尽孝让老人为你而欣慰;于妻——要尽力维护这个家庭的利益;于子——因有你这父亲而骄傲;于友——因有你这个朋友而快乐;于人——因为你的存在而有益。这就是我理解的知恩图报。”

陈道明也曾说过“三五年可能会退出”。活到老演到老,他不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很难让观众二三十年,还不烦这张脸,给别人留一个念想还好一些。2013年,有同行朋友给陈道明发来信息:是不是又在挣奶粉钱呢?他回:今年不入你们娱乐圈。

当年,陈道明只潜心于话剧《喜剧的忧伤》的排练,在他看来,话剧是艺术,“演话剧我可以不要钱,分文不取当个事儿做。就想重温一下过去,在舞台上看太平门的感觉。”

在娱乐圈里,想“不为”很难。陈道明深知这一点,他就像“跳水运动员”,一猛子扎进去再出来,从《末代皇帝》到《围城》,再到《二马》、《我的1919》,陈道明一直进进出出,演绎着归去来兮。

辞演背后的思考

当导演黄蜀芹请陈道明主演《围城》时,后者推辞再三。因为高中就熟读《围城》,陈道明深知文化昆仑钱钟书原著的分量,很难把握主人公“方鸿渐”既善良又迂执,既正直又软弱,既不谙世事又玩世不恭的性格。

尽管当时黄蜀芹并不认识陈道明,但《末代皇帝》里,陈道明传神、细腻的表演让黄蜀芹大加赞赏。黄蜀芹后来如此评价陈道明:“人聪明,悟性强,肯用功,又能体恤别人,整部戏他戏码最重,但无论是主要还是次要演员,他都能很好合作,在剧中他是中心人物,在拍摄现场,他也是中心人物,是一个表演、艺德都好的演员。”

与接拍《围城》时一样,当《康熙王朝》导演陈家林找陈道明演康熙时,他也是推辞的,“因为清宫戏实在是太多太滥了。”但脚本中更多地讲述康熙治国和用人之道的故事,还是吸引了陈道明。而对于康熙这一角色,呼声自然还有在《雍正王朝》中成功饰演康熙的焦晃。总制片人刘大印宁可得罪投资商和承受官司败诉,也要起用陈道明。

陈道明把一代伟帝康熙演绎得淋漓尽致,充分体现了他的王气、霸气和智慧——

乾清宫,正大光明殿上,康熙怒斥受贿群臣。那场戏,充满了现代感。

康熙得知大阿哥曾经被葛尔丹俘虏并一直隐瞒时,他痛心疾首地给了对方一个耳光——这记耳光是陈道明自作主张,“大阿哥”也不知道自己要挨耳光,一下子被打懵了——康熙又响亮地打了自己一巴掌。临场发挥的两巴掌让所有主创人员为之叫好。

屡吃吴三桂败仗、明室后裔朱三太子起兵、太监造反、宫廷大乱,康熙面临退位,这时索额图出了一个很丢人的主意,康熙一怒之下把茶水全泼在了索额图脸上。这临时一泼,泼出了陈道明十足的灵气。

但“陈氏康熙”过于生活化的表演,让很多人认为《康熙王朝》不像历史正剧。陈道明说:“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谁也不知道皇上究竟是什么样子,谁也不是标准,皇帝在皇宫里,有百官顶礼膜拜,用不着再演架子。于是,我与导演达成一种默契,走生活化的路子,可能觉得不像皇上。皇帝究竟是怎么样子,历史学家也只是通过一些资料考据。只要没有大的历史失误,就可以当作一个历史故事片来看。康熙是半个在马背上,半个在龙座上,不像后期的皇帝,完全奢侈化、享受化。丰功伟绩是后人盖棺论定的,从不懂国事开始的一个成长过程,他也有软弱的、无能的地方。凡是拍历史片,从秦皇汉武,到末代皇帝溥仪,哪个是正确的?我觉得电视剧讲的只是一个历史故事,相对真实就行了,不能够当成历史资料来看。”

行而正难,思无邪难上加难

陈道明现在体会了什么叫年轻——第一次上学,第一次工作,第一次恋爱,无数次令人兴奋的第一次,而年老就是最后一次越来越多——最后一次出门,最后一次吃饭,最后一次穿鞋,无数令人沮丧的最后一次。

1989年拍《围城》,十集拍了一百天,戏能不能拿奖,能不能火,不在创作的概念里。80年代中期,一部《末代皇帝》三十多集拍了四年,也没有觉得怎么还不拍完。陈道明天天骑着自行车去拍戏,从东城奔西城,所有人每个月都惦着夜宵补助费,因为比片酬多。

那时候,欲望并不赤裸,一个小伙子奔走在理想的大道上,不是被金钱包裹着往前走。可能是自尊,或许是虚荣,也可能是当时社会之风气,让欲望包扎得比较严实,现而今反倒变成了一种美好回忆。

90年代,文化与商业开始交流,愈演愈烈。随之而来的名利也教会了陈道明轻狂。“不自重、自不量力、自以为是,无视了比你能力更强的人的存在,这就是狂。”

陈道明曾在一个庙门口看到一副对联:“在高处立,着平处坐,向阔处行;存上等心,结中等缘,享下等福。”他一直在体会。“在高处立”是说可以站得很高看问题;“着平处坐”,踏踏实实,平等对人;“向阔处行”,就是说心胸要开阔,做事要变通,别走死胡同;存上等心,就是存善良的心,要自律;结中等缘,就是不拒人千里之外,也不零距离接触,中庸;“享下等福”,就是说要能吃苦。这是一个很难达到的境界。

行而正难,思无邪难上加难。“名利这个包袱,有点重。这么说有点儿得便宜卖乖的嫌疑:但没有背过的人很难体会,有一些人背了一辈子。我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其实这包袱还是可以放下的,它带来的并不完全是美好,权衡之后,就能做出选择了。”

陈道明的选择是少说废话,“因为一生当中说的废话够多的了,别让观众再听你这些化过妆的话。”

何东采访了陈道明,说:“我们洋洋洒洒聊了三个多小时,这个是很难得的,我们俩的交情来源于哪里呢?虽然很少见面,但互相对对方有认可。”

而陈道明自称不爱交朋友,其实他只是与人的交往方式不同。

陈道明不会对别人甜如蜜,也不会让别人跟他甜如蜜。当两人真到掏心窝子的时候,就离分开不远了。有朋友跟陈道明说太多他自己的东西,陈道明会制止他,“首先,这个跟我没关系,对我来讲没有用;其次,掌握对方太多的东西,会产生一种‘悬空’的情绪,永远在两人之间罩着,你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诉我了,好似肺腑。这种距离不会产生多少美感,到头来只落得个‘不在乎’。”

当众人都认为厮守很美好时,若即若离是陈道明接触社会的个人方式。

每一个人争取不做坏事

媒体上的陈道明多以孤傲、狂妄示人,但熟悉的人又说他“温和、幽默、平易近人”。陈道明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回答:“如果把这两者视作我不同的人生状态,我是能够全部接受的。前几年在跟朋友聊,人生有金钱关和荣誉关,人在金钱面前往往容易走形,这是显而易见的,要不怎么会出这么多贪官?荣誉关是无形的,但可能让人变形得更大,当你突然间被别人的赞扬声包围了,你的抵抗力到底有多强?你还是你自己吗?”

陈道明经历过“精神暴发户”的阶段,两三年后调整了过来,回头看以前的“狂妄”,“狂妄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优点。轻狂就不一样了,属于轻易地狂妄。”“说我不好合作,也要看你指的什么事情。一个演员拍戏迟到、不认真、不做功课、现场摆谱,这叫不好合作。我拍戏从不迟到。不光是拍戏,如果没有极为特殊的原因,我什么事都不会迟到。我也没有因为台词不熟半天过不去的,戏的问题我可以不厌其烦地给你演。”

在参加三星大器Ⅲ手机发布会上,陈道明又用比喻回答了这个问题。“一个是不亲切一个是亲切。就像三星大器Ⅲ手机,乍一看,觉得价格有点高,不太亲切。但又觉得这款手机使用起来很舒服。你不能完全按照工业感觉,也不能按照消费感觉去看,得把它当作一个相对理念和一种作品去体会。喜欢的可能就爱不释手,觉得价位高的一般敬而远之,这都是正常的。”

2010年,陈道明在《中国之声》的新闻节目中听到了一条插播广告,他认为那条广告太硬、太直接,完全听从广告主的意愿,而丝毫没有考虑听众的感受。

所以,在为三星大器Ⅲ手机录制电台广告时,陈道明说:电台是温暖的,我们讲出来的话就应当亲切一点。

陈道明始终认为,这个社会不一定每个人都争着去做好事,但每一个人能够争取不做坏事, “有话好好说,消消气,怨气少一点,大家友善一点,天下太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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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19 第37期 总第615期
出版时间:2019年12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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