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雀羚后人的错位人生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本刊记者 王燕青 发自上海 日期: 2018-01-03

一个民族品牌继承者的百年悲欢离合

顾炯为坐在沙发上。即便是在家里,他还是穿了灰色西装,打了红色领带。他声音洪亮,一再说不好意思,87岁了,“很多事情记不清了。”

如果不是外人闯入,顾家已经半个世纪不再提及“百雀羚后人”的身份了。回忆起那些辉煌的往事,顾炯为就像回忆一个外人般冷静。

百雀羚家族脉络

一个民族品牌的诞生

1903年,顾炯为父亲顾植民出生在上海嘉定县黄渡乡的一个普通农家。童年时,顾植民读过几年私塾,认得一些字。

顾植民7岁那年,上海滩盛行“双妹”牌花露水。为了推广营销,广生行先发制人,进行了为期3天的减价酬宾活动,满城皆知。

由广东南海青年冯福田在香港创建的广生行,除了“双妹”,还有明星产品雪花膏。顾植民出生那一年,冯福田在上海成立了广生行发行所。那时的上海远比香港繁华,工业热潮应运而生。

1894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被迫割地赔款。为了支付赔款、解决财政危机,清政府被迫放宽民间办厂限制。上海因为地理位置优越,资源丰富,引来无数创业者奋力掘金。

1911至1918年,辛亥革命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迎来第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实业救国”、“民主共和”成为当时并存的两大思潮。在此驱动下,民族资产阶级倾向于投资新式工业,比如棉纺织业、面粉业、火柴、毛纺织、榨油、造纸、玻璃等。此等繁盛的景象吸引各行各业在上海风生水起。

1917年,澳洲华侨马应彪在上海建成了第一家由中国人开办经营的现代化百货公司——上海先施百货公司。这一年,14岁的顾植民决定去十里洋场闯一闯。

为了应付生活,文化程度不高的他不得不从烟纸店、小茶馆、工厂的学徒工开始做起。混迹6年,他并未因此有大改变。与同乡一名女子成婚育有一女后,顾植民慢慢变得善于与人打交道。他开始在米号、典当行、百货店当起了伙计和店员,也练得了流利的口才。

顾炯为出生的1929年,顾植民已经同一位上海滩小姐——徐帧志结婚一年有余。徐出生在一个富裕的知识分子家庭,受过良好教育,会讲英文。顾炯为觉得母亲是父亲的贵人。这一年,顾植民应聘进先施百货当营业员。这段经历改变了他,也改变了顾家的命运。

当时,国产化妆品品牌与国际化妆品品牌已经展开了激烈的商战。顾植民经常在《申报》上看到广生行与英国的夏士莲互打擂台。虽然以夏士莲为代表的洋化妆品在上海畅销一时,顾植民还是判断国产化妆品的机遇很快就会到来。在此之前,出于反对北洋政府对日“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国内已经掀起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运动。再加上一战期间,英国到中国的海运航路不安全,上海市面上的夏士莲一度断货。

顾植民在老板马应彪的安排下,专门负责先施百货化妆品的销售和市场调研。他是个精明的商人,看到了这个市场丰厚的利润和广阔的市场。加上多年摸爬滚打,他对化妆品原料的进口渠道早已了然于胸。他不仅熟识了各种工艺,更是练就了一个“闻什么就是什么”的鼻子。

当顾植民一心想要创办自己的化妆品品牌时,广生行已经在上海建了工厂(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他决定放弃中层职员的位置及丰厚待遇,于1931年独资成立了富贝康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海原卢湾区崇德路91弄(培福里)33号,一幢石库门3层楼房,这是顾炯为对百雀羚最原始的记忆。这里不仅是厂房,也是他们的住所: 生产车间在一楼,4间房子约百来平米。

顾植民自己研究了配方,原料大多采用进口香料。他重金挖来一名技术工,设置了两条生产线:一条香料搅拌混合,两三个人工;一条是成品包装,两三个人工。最初,他们只生产一些花露水、胭脂。慢慢地,又增加了香水、香粉。

这些产品并未很快成气候。顾炯为后来得知了这个故事:顾植民遇到一个瞎子,请他算一算叫什么名字好。瞎子掐指一算,说:“百雀羚。”“百雀”是“百鸟朝凤”的意思,“羚”又与上海话“灵”谐音。百雀羚迅速打开了市场,甚至挺进了大西北。因为西北地区有一种鸟就叫“百雀”。

销售出身的顾植民是个营销高手。他不仅在报纸、墙体上打广告,更是带着技术工直接走进电台直播间给全城百姓讲百雀羚的工艺特点。

 1937年,上海沦陷。 江浙沪一带的民族资本家开始将产业撤到重庆。留在上海的也举步维艰。因为“规模不大”,顾植民并未受到冲击。他更是提炼工艺,推出了一款以“百雀羚”为商标的“百雀羚冷霜”。

这款冷霜的不同之处在于,“是纯油脂的。”顾炯为说因为保湿效果强,加上又特别“香”,圆圆扁扁的蓝色铁盒包装的百雀羚冷霜迅速走俏。顾植民大张旗鼓,将“有限公司”改成“无限公司”,又迁址扩大了生产规模。

徐帧志除了跟外籍香料供应商打交道外,还专管百雀羚的财务、配方保密、原料称重以及卫生操作等工作。有一天,因为一个疏忽,穿着高跟鞋的徐帧志从二楼摔了下来,因此丧命。这对顾植民和百雀羚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不过,顾植民很快又娶了一位新太太——律师罗伟贞。她只年长顾炯为5岁。

孙志芳家族合影,后排左三抱小孩者为孙志芳,其所抱小孩为顾真扬

没想过接班的小开

“我好怕。我好怕。” 她突然抓住我的手,喃喃地说。

“你在怕什么?”我仔细打量她:面颊松弛、腰身微驼,一丝不苟地穿着灰色呢子长裙花色上衣,烫着优雅的满头卷发,涂着精致的红色指甲油。她81岁了。

嫁给顾炯为时,18岁的她是中国制罐厂老板孙文豪的二女儿孙志芳。见惯了大世面的她怕极了公公顾植民,说他是大老虎,因为“太严格了”。她不敢去百雀羚帮手,反倒去外头做起了会计。

因为母亲的意外去世,顾炯为不得不中止报考大学回到百雀羚。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上海物资极度匮乏,外货大量进入上海,化妆品品牌也多了起来: 妮维雅、雅霜、双妹、百雀羚、力士。永安公司楼下的化妆品玻璃柜里常常连样品都断货。百雀羚成了城中名媛贵妇的首选。民国第一美女胡蝶、天涯歌女周璇、名伶阮玲玉都是它的用户。百雀羚取代德国“妮维雅”,成为了国内化妆品第一品牌。

随着百雀羚逐渐打开东南亚各国市场,顾植民成为上海滩颇具名望的民族资本家代表之一。他在法租界买了一套新式公寓。与培福里的石库门相比,“简直鸟枪换大炮”:蜡地钢窗、煤气设备、独立的卫生设备。当时上海普遍的生活习惯还是“生炉子、倒马桶”。

顾植民意识到随着市场开放程度的加深,必须进行技术创新和人才创新。

与父亲不同,顾炯为内敛、善感,喜欢自己钻研,“我这个人旁的没什么,就是好学。”他专门设计了一套自动化生产设备,将两条生产线合二为一,并且大量减少了人工环节。“我是念书人,觉得靠劳动力太土了。”

顾植民凡事亲力亲为,既是老板又是工人。他有时甚至亲自跑到车间参与生产,一天的上班时间比工人还长。

顾炯为觉得父亲辛苦,又看不惯父亲的管理手段,“对学徒工管得很严,甚至于动武。”“我看他像地主一样。”父亲对他的管教也极其严格,“棍棒底下出孝子。”

“年轻总归有点火气,(他)觉得我不听话。”顾炯为想过自杀。父亲甚至对他说:“本来准备这个企业交给你的,你这么不听话!好,我请外头人!”

正巧,一个叫董大可的年轻人毛遂自荐。“来卅(上海话,意为“厉害”)得不得了。”顾炯为觉得董很圆滑,“做人也挺能干,事情也能做。”董大可大学未毕业就进了百雀羚。

“父亲不喜欢跟他不一条心的人,”这个隔阂一直伴随着顾炯为,“(当时)我只管内部的生产,从没有想过要把百雀羚做成什么样子。”回想起来,他神情黯淡地说,“我不是反对父亲,(只是)这个做法我看了不舒服。太古板了!”

顾炯为并不如他想象的那般了解父亲。与当时的一批实干家一样,顾植民在后来的所作所为都表明他是另有胸怀。他来自底层,苦干熬出了头,他想通过经商实现自己的抱负。

上海解放后,当地的民族资本家有的选择去台湾继续经商,有的选择从政。有人劝顾植民关掉工厂去台湾另起炉灶。顾植民不愿意。曾经的蒋管区成捆成捆的钞票买油条、上缴黄金兑换一钱不值的“金元券”、发行“亿元”大钞,这些情景让他对台湾不抱希望。也有人劝他去印尼,无奈他语言不通。

他再一次选择留在上海,“顺势而为”:主动学习国家政策法令,积极参加政府组织的物资交流活动,参加保卫世界和平签名运动……生怕落后。

1949年8月,上海市人民政府、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执行中央政策,成立了上海市工商联筹委会。顾植民积极加入了工商联。“我知道他在里面是权威。”在顾炯为眼里,父亲的权威代表着“不甘人后”。

上海工商界订立爱国公约,要求按时交纳税金、不欠税、不漏税、不逃税。顾植民带头在“爱国公约”上签了字。第二年,抗美援朝,顾植民带头表态要捐出百雀羚冷霜。他当即就启动了两班制生产模式,工人轮班倒休,集中生产支持前线。

“我当然知道百雀羚了!我结婚的时候已经有百雀羚了,没有的话,阿拉(上海话,意为“我”)也不会嫁给你啊。因为阿拉父亲也是老板。”81岁的孙志芳坐在87岁的顾炯为身边“咯咯咯”地笑。

“我爸爸比较老实,没有他爸爸……”她狡黠地笑,眼睛偷瞄了一眼顾炯为。

“我爸爸不老实啊?”还未等她说完,顾炯为就不乐意了。他们互相看了一眼,孙志芳立刻改口,“他爸爸能干。”

 “我怕,我年龄还小呢,18岁就结婚了。”那时的孙志芳沉浸在对爱情、对生活的美好期盼中,不曾想过时代的浪潮会将她和她的家推向无以复加的困境。

顾家合影人数最全的一张合影,左起:二儿子顾真平、顾炯为、小孙女、 二儿媳妇、孙志芳的弟妹、大孙女、孙志芳、孙志芳的弟弟、孙志芳的侄女、大儿媳妇、大儿子顾真扬

“不要怕,不要怕”

1950年下半年,上海的轻工业日用品市场空前活跃起来。一方面是因为抗美援朝需要大量的军需品,另一方面是1950年秋季开始的土改使得农村购买力增强。不过没多久,一场声势浩大的“五反”运动就此展开。

“怎么随随便便就算国家的了?”顾家父子都想不明白。

上海工商界聚集了一帮名流,包括荣毅仁。当时的荣毅仁在全国8个城市开办了24家工厂。他都无偿给了国家,并开始从政,成为“红色资本家”。更多的,政府采取“适当照顾”的政策,就地给他们安排工作。只是,这些显赫一时的老板们失去了对企业的主导权、管理权和所有权。

“公私合营有定息。国家还会付一点固定资产的利息,算有投资,给点利益。”顾炯为看着父亲、母亲、姐姐(同父异母)、自己、妻子、儿子、后母的名字一个一个被登记上报,“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就戴上了资本家的帽子”。他心里很不舒服,“好处没有,阶级倒算坏的阶级。”后母领养的一个女孩,取名“顾敏敏”,也被划为“资产阶级”。

1956年年末,公司更名为“公私合营富贝康日用化学工业公司,顾植民因心肌梗塞意外去世了。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他的第三任夫人罗伟贞成了管事的,顾炯为开始全面负责技术科的工作。

顾炯为很积极,他报考了华东化工学院(现名“华东理工学院”)无机化学系,上了5年夜大。“我感到知识不够。”除了英语、法语,顾炯为还自学了俄语、德语。培福里的邻居们都说“哪有小开这么拼命的”。此时,百雀羚产品体系已增加至8大类,年产值已近千万。

六年后,公私合营富贝康日用化学工业公司改名为“上海日用化学二厂”,搬离崇德路到静安区的句容路15号。

那时的上海就已经流行换房:拿张纸条写上自家的住房情况和期望情况,贴在人民公园的“换房角”,或者干脆贴在电线杆上。通过换房,顾炯为也带着妻儿搬到了南昌路278弄的光明邨。

光明邨的房子小多了:两个房间加上一个阁楼,统共不过40平米。不过,按照现在的说法,因为地段好,每平米单价提升了许多。

顾炯为大儿子顾真扬已经开始读初二了。他每天都要提前到校,把6点早新闻的要点抄写在黑板右侧的长条框里。因为他是中队宣传委员。

突然有一天,班长通知他不用抄新闻了。因为他是“资本家”、百雀羚老板的孙子,“班级的宣传阵地不能掌握在狗崽子手中,必须夺回来”。他还在痛恨昔日的玩伴翻脸把他的篮球也夺走时,校长成了批斗对象,父亲也成了“狗崽子”、“臭老九”。顾炯为和继母罗伟贞被发配到车间当配置工、包装工。

“你到底在怕什么?”当孙志芳第三次对我说“她怕”的时候,我开始觉得她喋喋不休了。

“这个社会越来越坏了。”她的记忆停留在旧时光。

一天深夜,一群戴着红袖章的人闯进了她的家。他们厉声喝道: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要没收“四旧”。他们翻箱倒柜:金银首饰、存折、有价证券、电视机、几十张黑胶唱片、全新欧米茄手表、自行车、蔡司照相机……全部装箱带走。

 “我那个时候说我父亲运气真好!我后母低头受批斗,我也受批斗。”技术科被封了起来,顾炯为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到车间向毛主席画像请罪。

“我们吃亏太厉害了。”孙志芳的关键词是“运动”,“我讲心里话,这个运动太多。我们自己讲讲,不然要戴上反革命帽子了。”她看着弄堂对面的人家也被抄家,被拉走的“四旧”也足有一卡车多;她看到他们也被挂上了“吸血鬼”、“大资本家”的牌子。

看着散落一地的旗袍和碎玻璃渣,她不停地安慰年幼的小女儿顾真红:“不要怕,不要怕。”

顾炯为在书房展示百雀羚

说不清的家族事

3年后,顾炯为的长子顾真扬下乡到东北,他的同父异母妹妹顾敏敏成了支疆青年。

“老乡家里全用百雀羚。”因为资产阶级帽子,顾真扬不敢提及百雀羚,但他还是有了一份自豪感:“69年3月份,和苏联打起来,据说部队趴在雪地里几天几夜埋伏,每个战士都带着百雀羚防冻。”

妻子在下乡时结识顾真扬。嫁入顾家,婆婆孙志芳给她描绘了自己的嫁妆:两套百雀羚鸟纹饰的全银餐具。上面的鸟栩栩如生。不过,也被当作“四旧”没收了。

“我们年轻时就用百雀羚。”顾真扬的妻子大呼,“变了变了!”她拿出百雀羚的蓝色圆铁盒,指着上面的鸟说,“这根本不像原来的那么生动!”

她有着典型的上海女主妇掌控一切的架势,不停提醒丈夫和公公:“跑题了。”顾炯为只得说:“现在社会上的说法,很新潮。”

顾真扬小时候,新潮的事莫过于吃西餐。他记得祖父顾植民的公寓正对着当时赫赫有名的西餐馆——红房子西菜社。祖父常带他和弟弟去吃。

他原本可以过少爷的生活,无奈“世道已经变了”。下乡种了3个月地的他,又被抽掉去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当演员,“演员化妆用的都是百雀羚!”

再回到上海时,“12年没了。”

顾炯为在1976年恢复了原来的职称和技术工作。只是,他变得沉默寡言,对化妆品行业的热情骤减。尤其是当父亲当年欣赏的董大可被提拔为技术科科长时,他觉得失落。“我待在里边没地位了。”他更计较的是,“我父亲喜欢他。”

一个偶然的机会,顾炯为被轻工业局调往市日用化学研究所工作。这让他觉得,“上帝安排好(每个人的生活)。”“没办法。”这是他最爱说的话。

6年后,日化二厂经过资产重组变成了上海凤凰日化有限公司。厂里的老书记又把顾炯为找了回来。他很快就考取了日化行业高级工程师资格证书。他很满足,“他(董大可)现在还没有高级工程师,我倒高级工程师了。”

虽然顾炯为涨了工资和奖金,生活还是不轻松。他和孙志芳的工资加起来每月150元。岁月熬白了他的黑发,也压垮了罗伟贞的身体,继母在医院度过了最后半年。

顾炯为对罗伟贞没有感情。他后来意识到,很有可能在他母亲去世前,罗就与父亲有染了。

顾真扬偶尔带着妻子去旧公寓看罗伟贞。妻子觉得她很小气,“大冬天取暖器都不开。”

 让他们感情最终破裂的还是因为财产纠纷。“苏州的房产、浦东的房产、花园洋房、存款……”他算不清,只知道很多。当初父亲买下一处房产时花了好几根金条。

罗伟贞学过法律,懂得如何操控。她把顾植民留下的财产全部转移到了自己名下。房产部分,有的变卖,有的因政府动迁获得现金补偿。最后,这些钱全部转入养女顾敏敏名下带到了澳大利亚。

她们不怕顾家闹上法庭:罗伟贞只比顾炯为大5岁,不存在赡养关系。

“因为阶级关系,有一段时间上山下乡,她(顾敏敏)对我们恨得牙痒痒。”顾真扬和父亲一样觉得不公平。他试着去查那些房产、存款的下落,“应该能追得到。但是因为已经处理掉了,房子动迁了,什么都没有了。就这样完了。”

日化二厂在上世纪90年代被迫宣布破产时,顾炯为觉得百雀羚似乎也要完了。这个品牌专利以50万的低价卖给了一个香港商人。可他转念一想,“我认为是上帝安排的,没什么可惜,也没什么可恨的。就可惜那之后出来的产品不像我们那时候认真。我可惜的是这个牌子……”

顾真扬恨不得这个牌子不曾存在过。“当年资产阶级抬不起头。”下乡回到上海,他被分配到祖辈创立的日化二厂当工人。整天与香料打交道,他身上总是“很香”。走在路上、坐公交车,总有人对他指指点点。他觉得丢人。

厂里希望他到职工业务大学攻读化学专业,像父亲一样成为高级工程师。他不愿意,就去厂校给工人们讲课。“厂领导让我去当教师好大的面子了!一个小小开在上面讲课,很危险的,(算)是路线错误。”厂里的人叫他小小开,他觉得难听。

上海宾馆的一则招聘启事让他彻底成为百雀羚的“旁观者”。

情同路人的父子

作为顾氏家族的第三代,顾真平和顾真红对百雀羚的感情更淡。顾真平早年间去日本学语言、打工。顾真红随后也去了。

他们结婚时,孙志芳给他们各买了一套4万块钱的私房。

“我大儿子记忆力好,聪明。”采访这天,顾真扬夫妇去看望年迈的父母,孙志芳逢人就夸,也惋惜儿子的命运,“就是碰到文化大革命,倒霉!”

顾真扬并不是没有尝试再次改变命运。1992年,“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就开公司了。”他喜爱摆弄小零件,于是离开旅游局,办起了影碟机维修部。

“我帮他做财务,白手起家。”孙志芳觉得骄傲。

当时影碟机价格很高,修理费用也不低,“有零件200、300,没有零件100块。生意好,来不及干。”

顾真扬与祖父顾植民一样,善于营销。他钻研各种电器维修知识,成为专家,然后到文化局举办的培训课上当讲师,“一场课两三百人,一讲讲了8年。”又去电台录制节目,普及电器维修知识。

顾炯为听到电台里儿子的声音,总要录下来。“我没想到(父亲)会录音。(自己)一听相当精彩。”顾真扬瘦削的脸上露出了轻松和愉悦。

“我大儿子有一点天才。”孙志芳听着高兴,总不忘插一两句,大多是重复性言辞。

从影碟机到DVD、数码产品、电脑,维修部越做越大。 “常规性的毛病(一天)修个十来台没有问题。” 顾真扬又请了3个技术工人、两个前台和一个后勤。与旁人80、100块一个月的工资相比,他又成了一个小富人。

顾真平也带着一笔钱从日本回来了。顾炯为说小儿子回来后开始“买股票,做得很好,买了大房子”。提到小儿子,孙志芳流露出一丝神伤:“现在父子关系变得比陌生人都……”

搬进大房子的顾真平被整个顾家抛弃了。他们认为他忘恩负义,没有尽到赡养父母的义务。顾炯为记得顾真平从日本发迹回国时,送给自己两只手表。他不以为然,觉得这是轻蔑的做法。顾真扬和妹妹每个月都会补贴父母。尤其是婚后跟随丈夫远赴美国的女儿。

光明邨的房子太小、太旧,顾炯为卖得16万后搬到了金沙江路,2011年又搬到清涧路。86平米的空间被紧凑地利用起来:吃饭时,客厅变成了餐厅,靠墙的单人床被收起;睡觉时,客厅变成了卧室。换房的差价是顾真红贴补的。

顾炯为分得很清楚。顾真扬也分得很清楚, “他们两个老人说(房子)过户给妹妹,我们没意见。”

顾真平搬进大房子,把婚房以每月4000元的价格租了出去。长期以来的冷漠惹恼了顾炯为。

为了摸清他的财务状况,顾真扬专门去了趟房管局。

“现在这个房子要四五百万了?”父亲不确定地问他。

“不止的。”

“要上千万了。嘿嘿。”

“千万没有。”

“七八百万总归有的。”

“六七百万。”

“那个时候之后两三百万。”

他们就像在谈论别人家的事。顾炯为总夸大儿子记性好,他记不清楚的数字、年份,顾真扬都记得。

因为生活开销大,顾炯为要求小儿子将租房的部分收入作为赡养费。

“他不肯。”顾炯为再三强调,“当初我儿子同媳妇结婚的时候跟他们讲好的,不是送给他们的。”他又说要把房子卖掉,70%的房款归小儿子。顾真平也不愿意。

顾真平不直接与父亲联系,而是从舅舅那打听消息。当他得知父亲把自己告上法庭时,他想了一个招:找到母亲,连哄带骗地从她那得到一张委托书,委托他在房产证上加上“孙志芳”的名字。

他的计划一下就被顾炯为识破了,“加就加嘛!她同意(不收回房子)我没同意,夫妻共同财产,要我们共同同意才可以。”顾炯为对这种事总是很笃定。

法院最终判决父亲收房,顾真平知道父子关系已无修复可能。

收房那天,顾真平早早地把钥匙挂在门上。“他躲在了一个角落。”顾炯为说。法院的执行人员刚走,顾真平冲了进来。

他面无表情地问父亲:“你干嘛!我这个房子你要收回啊?”他想父亲应该会为输了一段关系感到悲伤。

第二天,顾炯为发现自己反倒被反锁在门外了。他几乎是拽着门把手拿定了主意:来场更绝的——卖房,房款一分都不给小儿子。这是顾真平没有提防的。

一套市价120万的房,顾炯为只要了80万。他要快速出手。

“他来求我!”顾炯为觉得小儿子开始慌了,“求我不要卖!”他像扳回了一局。

“付款已经付了。”

“你收回(房子),我给你养老钱。”

“要看你的运气,退得掉是你的运气,退不掉那没办法。”

“我给你孝敬钱,一手拿支票一手拿房子!”

顾炯为本也不想走到这一步,听到小儿子这么说,他想起了办法。“也是上官司。”唯一的解套办法就是判定交易无效。顾炯为想了3个点:中介违规操作、故意压价、买房人的意愿。他又赢了一场官司,却也挽不回一段关系。

“(小儿子)给我二三十万,我就过户给他了。”

前段时间,顾真红回国探亲了。“我女儿去了就不想回来了。”孙志芳心疼女儿在美国“勤勤恳恳,苦得不得了”,但她仍然觉得这是值得的,“像我们做父母的,看得多了。怕死了这个社会。”“他的女儿我们送到澳大利亚去了。”她指指大儿子顾真扬。

“你们愿意去美国吗?”

“当然愿意了,想都不用想。”他变得兴奋。

“当然愿意了。”孙志芳重复着。她这辈子最羡慕的是姐姐。

“我姐姐嫁得好得不得了,我姐夫是军官。我姐姐现在工资也高,房子也大,因为我姐夫的(级别高)。”“共产党蛮安定的。”孙志芳最终“不敢”去湖州参加姐夫的追悼会,只一个人留在上海,坐在沙发上痛哭。

坐在沙发上的顾真扬没了精神劲儿,嘴角还有些歪,头发也花白。7年前,一场脑梗让他不得不放弃维修部。孙志芳怪他一边工作一边在上海大学工商学院报读专升本,太操劳。

顾炯为觉得大儿子与他心性相近,“从来不去游玩场所,白天工作晚上念书,没闲功夫。”

“都是上帝安排的,没话讲”

现在,父子俩聚到一块儿聊退休后的生活。

“现在想想后悔了,如果从旅游局退休,事业单位,铁饭碗,想想真傻了。”

“我现在退休工资四千多。(如果从)事业单位(日化研究所退休)八千多。”

“现在在搞双轨制合并,就是这个事情,很难的。”

“什么合并?”

顾真扬通俗地解释:“它压下来,你提高一点。原来有几年都在试啊,它不动,我们加上去,国家希望缩小差距,但是接近不了。”

相比之下,孙志芳最快乐,“我退休工资2600多块,将近3000块。我说不要加了,已经很高了。”

百雀羚的喜怒哀乐已与顾家无关。他们成了局外人,只偶尔感叹“产品不如从前好闻”。他们把百雀羚在市场上的乏力归因为“不是上海家化的亲儿子,美加净才是”。

2013年,第一夫人彭丽媛把百雀羚当作国礼,百雀羚公司终于打了一场翻身仗。

顾炯为还惦记着他曾为百雀羚设计的那套自动化生产设备。他想拍照留个念想,没人同意。这是他最大的遗憾。

顾真扬跃跃欲试。他告诉自己的退休好友们,“我是百雀羚的孙子”,这个他曾避之不及的身份,让他现在多了一份荣耀。

旧时旧事,顾炯为并未觉得“幸”或“不幸”。

孙志芳的“我好怕”来得毫无征兆。顾炯为也怕,更多的是愤恨。他的小开生活早在一片批斗声中落幕。他后悔曾偷偷烧掉了所有的照片,没有留一张父亲的照片。

不过,他坚持认为,“都是上帝安排的,没话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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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19 第37期 总第615期
出版时间:2019年12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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