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远 ——国际能源巨人壳牌的120年中国缘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日期: 2018-01-03

据说,上世纪90年代,壳牌想回顾自己与中国的故事时,才赫然发现,要确定壳牌首度进入中国的准确时间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许多日子都值得算数,但有一个时间最为突出——1894年,这一年,荷兰皇家把箱装油输入香港

据说,上世纪90年代,壳牌想回顾自己与中国的故事时,才赫然发现,要确定壳牌首度进入中国的准确时间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许多日子都值得算数,但有一个时间最为突出——1894年,这一年,荷兰皇家把箱装油输入香港,壳牌运输则开始把散装油引进上海;也是在这一年,壳牌在現在的台北捷运淡水站后鼻仔头购地兴建油库及仓库,将油品输入台湾销售。于是,1894年,被定义为“壳牌中国元年”。

外滩一号的亚细亚公司

对于一百多年前的那些故事,只有一点是清楚的,一切源起来自一种用来点灯照明的薄而无色的油,煤油,当时也叫“灯油”,那是当时以石油为原料的最重要产品,煤油替代传统的菜油用来点灯,其特点是灯火较稳定,油烟较少,价格也更便宜,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一样,中国人对这种“新灯火”也非常喜爱。1894年,壳牌运输已用散装油轮运送煤油到上海,同年,荷兰皇家石油公司开始引进“Crown”牌煤油到中国,这个煤油品牌,中国内地称“僧帽牌”,香港叫“宝盖牌”。到了1899年,仅壳牌运输与荷兰皇家两家公司运到上海的煤油就有940万加仑(逾2.9万吨),运到香港的煤油更达到2100万加仑(6.5万吨)。

1903年,壳牌运输贸易有限公司与荷兰皇家石油公司合作经营远东的业务,在伦敦成立亚细亚火油公司。亚细亚在香港和上海分别成立了华南和华北分公司。在上海,亚细亚的华北公司租住在外滩一号,在当时,除二三楼外,其余楼层都归壳牌使用,顶楼是实验室,大楼前端为办公区,后端辟作员工宿舍,这栋八层高的大楼是上海当时的地标性建筑,也是亚细亚华北公司的运营中枢。由于这家火油公司受到社区珍爱,很快,人们忽略了大楼的正式名称,普遍使用它的非正式名称——“亚细亚大楼”,至今,这个名称在那些对于老上海的回忆中仍随处可见。

在“亚细亚大楼”的华北公司业务遍布全国,它经销过众多品牌的煤油,“元宝”、“僧帽”、“铁锚”、“龙牌”和“十字牌”。随着越来越多的以燃油为动力的船只、磨面机、碾米机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公司为中国带来了 “壳牌”及“银壳牌”汽油,以及“壳牌”的其它产品,包括柴油、润滑油、洋蜡、沥青和矿油精。除了上海以外,亚细亚火油(华北)有限公司还有以南京、汉口、重庆、天津、厦门、广州、汕头和福州为中心的多个业务区域。和上海地区一样,这些区域除了中心城市以外还覆盖其它几个城市,比如南京地区包括镇江和芜湖,广州地区包括九龙、梧州和昆明;天津地区则包括牛庄、郑州和北京。亚细亚火油公司在华的中国员工总数大约有六、七千人。

二战中,壳牌也没有离开中国,而是让1913年注册成立、战前已进入全面运营的壳牌中国公司继续留在中国,并在战时首都重庆成立了办事处。经传统的海路进口已行不通,于是壳牌想办法经由印度和缅甸,通过漫长而崎岖的山路,继续向中国供应战时不可或缺的燃油及石油产品,直到战争结束。

短暂的离开

紧随二战的是数年的国内政治动荡,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一切才结束。那年,壳牌在中国的员工超过1000人,其中包括35名外籍员工和4名华籍经理。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10月接管广州时,壳牌的员工就在广州市内,记录了夜间的战斗和翌日的秩序恢复。1950年,当美国各家石油公司撤离中国时,壳牌却留了下来,成为当时唯一在中国经营的西方石油公司。

所有大型石油公司都受到政治决策的影响,即使是坚持政治中立的壳牌也不例外。在1951年至1953年期间,与中国维系石油贸易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可行。在这几年里,壳牌把大多数在中国境内的油库、住宅、加油服务站以及数量不等的油品和化工产品的所有权移交给政府。尽管壳牌并不希望退出中国大陆的石油业务,但还是欣然地这样做了。

当时,公司获准保留上海总办事处和杨树浦油库,由总经理郑康琪博士负责管理,他是第一位担任这个职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1957年,郑康琪博士去世后,他的夫人郑念女士担任了之后三任英藉总经理的顾问和助理。公司继续销售化肥和杀虫剂等多种化工产品,直到1966年。

香港在这一时期成为壳牌的业务重点。当时的香港经济出现转型,转向以制造加工业为基础。新产业需要新的机器设备,于是带动了进口原材料和出口制成品所必需的航运业务。同时,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轿车、货车和公共汽车等交通工具, 需要更多的人到工厂里工作,这也意味着人们需要更多的家庭供电、供暖和供水。经济的飞速发展带动能源需求急剧攀升:1950年代,香港的石油消费量十年间增长到原来的三倍。作为香港主要的油品供应商,壳牌在很大程度上为香港出口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保证。

而事实上,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壳牌就恢复了一部分向中国大陆销售海轮燃油和润滑油的业务。1970年,大角咀油库开始启用。1970年和1971年,壳牌就应邀参加了每年两次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重返了这片熟悉的土地。

回归大中国区

上世纪70年代开始,壳牌与中国的关系重新密切起来。1980年,由罗杰·威廉姆斯担任常驻代表,壳牌在北京饭店设立了一间小小的办公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这位主修农业的澳大利亚人罗杰被认为是“壳牌里的中国通”。

两年后,罗杰的工作赢得了中方的信任和尊敬,应邀装修颐和园的养云轩,并在那里工作和生活。这个院子在过去专供皇家招待宾朋使用,当时的罗杰和夫人是仅有的两位“住在颐和园的外国人”,自那时起,壳牌租用养云轩一直到1999年。那段时期,壳牌成立了一家新的壳牌勘探(中国)有限公司,也在上海开设了办事处。到了1983年,业务进一步增长,罗杰和他的同事们在北京和平门的一栋现代楼房里开设了首家西式办公室,楼下就是闻名中外的全聚德烤鸭店,1990年,壳牌的办公室搬往国贸。

回到了中国的壳牌,与过去一样努力为这个国家蓬勃发展的经济做出贡献。到1988年,壳牌在中国大陆的化工产品销售量就成长到了与香港相当的水平,那一年,壳牌香港为著名的京津塘高速公路供应了四万吨沥青,同年,两座壳牌标志的加油站出现在京津塘高速公路的杨村段。此后的数年中,壳牌又成功地签订合约,为其他主要高速公路建设项目供应沥青。

壳牌重回中国大陆的另一重要举措,是在1993年把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办事处扩充为区域办事处,在沿海开放地区建立几个独资和合资厂,从事润滑油调配、沥青生产和液化石油气充装与储存业务,与50年代末离开前相比,壳牌的办事处还新增了浙江的乍浦。

1997年,壳牌(大中华)集团总部从香港移到北京,由庄高乐(John Kilroe)首任主席。1998年,壳牌(东北亚)集团成立,总部仍在北京,将台湾和韩国纳入运营管理范围,由安博仁(Brian Anderson)首任主席。2003年,随着中国业务量的增加,壳牌中国集团成立,管理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业务,由陈逸嘉首任主席。

截至壳牌进入中国120周年华诞的2014年,创下了中国能源行业的众多 “第一”

壳牌是目前中国最大的跨国公司之一;

壳牌是中国上游业务最活跃,特别是在天然气开发领域经验最丰富的国际能源公司之一;

壳牌是向中国提供液化天然气最多的国际能源公司之一;

壳牌是中国排名第一的国际润滑油生产和销售商;

壳牌在国际能源公司中拥有中国规模最大的加油站网络;

壳牌是中国排名第一位的国际沥青供应商;

壳牌是中国煤气化市场领先的国际能源公司;

壳牌还是排名第一的中国能源服务/设备国际采购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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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0 第33期 总第651期
出版时间:2020年11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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