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 大历史中的金圆券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特约撰稿 费雪 编辑 张欢 日期: 2018-01-03

要颠覆现存社会的基础,再没有比搞坏这个社会的货币更微妙且更保险的方式了。这一过程引发了经济规律的破坏性一面中隐藏的全部力量,它是以一种无人能弄明白的方式做到这一点的。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20

翁文灏

近期电视剧《北平无战事》大热,也带动人们重新关注国民党1948年的币制改革。在很多人看来,通货膨胀不仅影响了国共两党命运,直到今天仍旧在人们心目中留下阴影,甚至还有人会担心金圆券往事是否会重演。

那么金圆券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在那一幕充满疯狂、欺骗、贪婪、权力的闹剧中,理性和历史分别扮演什么角色,而无数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选择与命运又是如何? 

晚年王云五

1948宪政之年与好人政治

进入1948年,国共战事仍旧紧张。内外压力之下,1948年5月民国政府举行“行宪国大”,采用差额选举,期间虽有不少闹剧,但是也经四次投票而成,竞争的真刀明枪也可见一斑。

蒋介石一度希望“政学系”张群继续担任行政院长,其次是何应钦,因CC系阻碍等原因,两人均婉辞。无奈之下,蒋介石只好邀请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

临危受命,翁文灏内阁一干人等在历史上也与金圆券难脱关系。今天知道翁文灏的人或许不多,但他当年确是风云人物,不仅是政治家,更以科学家闻名,创造地质学多个第一:第一位地质学博士、第一个撰写中国矿产志等,甚至主导发现及开采中国第一个油田,胡适曾经撰文说翁是国家瑰宝,“人世所稀有”。

翁的出仕,除了国家存亡之前的个人选择,也与民国曾经出现的学者从政浪潮息息相关,他的朋友丁文江就一直提倡“好人政治”,而翁的出任也算民国文人从政的一次绝响。

新内阁6月走马上任,首先要应对的就是物价问题。进入1948年,城市通货膨胀不断上涨,物价形势恶化,原因正在于法币不断增发,信誉已经破产,那么此时重新发行一种货币渡过眼前危机成为务实选择。

当时蒋介石已经下决心来挽救颓势,他在5月10日一条日记中写道,“深夜静虑,此时只有前进,方是生路。凡事不能必其成功,亦不能过虑其必败。”诸多布置之中,币制改革是他的一次重要赌注。

从构架而言,除了翁文灏之外,王云五新任财政部长,这两人都算是学者出身,声望不错,而且没有贪污问题。中央银行总裁则是俞鸿钧,俞是广东新会人,1919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的英文秘书、上海市长、中央信托局长等职,不仅长于财经,而且在孔宋狭缝中仍游刃有余,还深得蒋介石信任,可见为人之长袖善舞。无论是当年的“孔祥熙美金公债舞弊案”还是后来大陆黄金运送台湾事件,都少不了他的身影。更值得指出的是,1949年他将中央银行黄金260万两分期运达台湾,当时他本人早已不是中央银行总裁,而所奉命令更是来自下野的蒋介石,这件事尚能成功可见其为人干练。

蒋介石选取了翁文灏以及王云五,一方面希望以社会贤达的名声赢回民意,同时这些文人也很难对自己形成实质威胁。但没有政治根基的翁文灏等人一开始就面临僵局,内阁成员也与前任张群时相差无几,后续落实政策举步维艰。

1948年,上海市为了发动群众打击奸商,成立了“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蒋经国在成立大会上讲话

王云五的B计划

和翁文灏类似,王云五也是一介书生。与翁这个出身名校的海归不同,他只受过5年私塾教育,主要靠自学,通晓多国语言,18岁后就在上海各校教英文、史地等。据说19岁后花3年读完《大英百科全书》,后又修完土木工程及数学、物理、机械各种课程。王云五的学生之一即是胡适,两人相遇被认为改变彼此命运,胡适曾在日记中写道:“他是一个完全自修成功的人才,读书最多,最博……此人的学问道德在今日可谓无双之选。”王云五最为人称道者,是他1921年经胡适推荐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总经理。

王云五在战时开始活跃于政坛,1946年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对于财政部长之职,蒋介石本来希望是俞鸿钧,但是俞已经去了中央银行,因此翁文灏推荐了王云五,而蒋介石也和王云五有旧,加上王对于币制改革表示极大兴趣与信心,使得他最终主导金圆券改革诸多事宜。

金圆券有两套方案,一套是王云五的财政部方案,另一套则是央行总裁俞鸿钧的方案。央行方案本质是民国政府曾经的关金券用法(注:“海关金单位兑换券”的简称,是一种国民党统治时期缴纳关税专用的纸币),俞鸿钧予以首肯,并且带上方案去见蒋介石。但是俞的方案对于蒋来说太慢了,最终王云五的方案中选。

按照当时蒋介石的想法,肯定是成本最小减支最快的方案胜出。

1948年7月初,王云五方案初步获得蒋介石首肯。7月29日,翁文灏、王云五、俞鸿钧等人聚会浙江莫干山,蒋明确表示:“王云五所拟金圆券方案,设法挽救财政,收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都是必要的措施。”他问俞鸿钧印刷新钞票能否赶得上,俞说:“新印金圆券已来不及,但中央银行尚存有新印的钞票,数量足够应用。可以先用飞机密运各中心市场以便总统命令发表后,就作为金圆券发行。”所以,第一批钞票上并没有金圆券字样。

为了谨慎,蒋介石在7月中旬还咨询了专业人士意见,如俞鸿钧、严家淦、刘攻芸、徐柏园等人,7月31日以及8月17日、18日又三度咨询前任中央银行总裁张公权意见,甚至后一次将《币制改革计划书》交其阅读。张也尽到义务,直言新货币必须有充分金银或外汇准备,财政开支能够控制,“否则等于发大钞。”张看过方案之后还预言物价绝对无法限制,所定20亿元发行额无法保持,恐不出三四个月就将冲破限关,请慎重考虑。

留给蒋介石的时间不多了,他告诉张公权币制不得不改。他在8月10日日记写下,“马歇尔、艾奇逊因欲掩饰其对华政策之错误与失败,不惜彻底毁灭中、美两国传统友谊,以遂其心,而亦不知其国家之信义与外交上应守之规范;其领世界之美国总统杜鲁门竟准其发表此失信于世之“中美关系白皮书”,为美国历史上留下莫大之污点,此不仅为美国悲,而更为世界前途悲矣!”

逆水行舟之际,币制改革成为他的利器,蒋介石在1948年10月曾声称:“共产党最怕两件事,一个是世界大战,而明年大战就可爆发;再一个是改革币制,稳定经济。”

民国时金圆券贬值,“经济”客饭也要千元

金圆券出笼

1948年8月19日下午3时,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币改方案,王云五破例出席给予说明,下午行政院会议经4个小时的讨论后予以通过。根据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赋予总统的紧急处分的特权。8月19日,蒋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

根据《金圆券发行法》,金圆券发行采用十足准备,其中必须有40%为黄金、白银及外汇,其余以有价证券及政府指定的国有事业资产充当。每元法定含金0.22217公分(公分即克),由中央银行发行,发行总额定为20亿元。

收缴金银和限价政策是金圆券政策两大支撑,城市是国民党经济的命脉,上海、天津、广州三大城市是这场战争的主要战场。蒋介石命令各大都市派遣经济督导员,俞鸿钧为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协助督导,张厉生为天津区经济管制督导员,王抚洲协助督导,宋子文(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为广州区经济管制督导员,霍宝树协助督导。

从相关史料看,币制改革前40天可谓成功,虽然一些商品紧俏,但大部分商品价格都回落到限价之前。根据《申报》等新闻报道,当时民众竞相排队换取金圆券,中央银行窗户甚至被挤坏。金圆券发行一周时,已有金银外币折合2720余万美元兑换成金圆券。

俞鸿钧、傅斯年等人都为王云五发来祝贺,蒋介石也在日记中写道,“对于人民如此拥护币制改革政策颇感意外与欣慰。”很多亲历者确实也记录市民阶层排队换取金圆券,甚至穷人把仅有的一点首饰交出。大家相信这个政府,结果呢?1948年11月16日,根据俞鸿钧的报告,收到黄金166.3万两,白银893.7万元、银元2403.8万元、美钞4773.5万元、港元8732.5万元,合计折合1.9亿美元。

国民政府并不完全清楚,这大概是他们从金圆券中拿到最多的东西了,那他们准备好失去什么了么?

蒋经国上海打虎

“建丰同志”成为《北平无战事》的一个亮点,真实的历史又如何呢?

金圆券这出闹剧最大看点自然是蒋太子上海打虎。上海是货币发行中枢,无数军费经费从中央银行(注:当时中央银行总部在上海)国库发出,分散到各个单位。根据中央银行统计,全国各地66处供收兑黄金中,仅上海就114.6万两,占收到的黄金的绝大部分。上海经济地位当时如此重要,还是最严格执行经济管制的地方。

金圆券的成败在上海管制这一主要战役中已经注定。随着党国进入危急存亡之秋,蒋经国得到父亲更多的信任,这次虽然他被指定为副手,但是大家都知道“小蒋”必然是主角。上海是经济金融中心,当时钞票军费都是从上海印刷运往全国——其中,不少钞票一直是刚刚送出上海又被运回购买物资投机,上海地区督导区还包括南京市、江苏、浙江、安徽,可谓关键。

蒋经国第一道命令就是将自己的戡乱建国第六大队带到上海,扩大编制员额,进驻各个治安机关,如警察局、警备司令部、铁路警察局等单位,同时四处招贴公告,表示举报违反经济管制者,经查属实,可以获得三成奖励。

年近四十而首次被委以重任的蒋经国正在雄心勃勃开展工作,甚至企图复制自己的赣南模式,多次公开喊话,试图通过动员民众来完成任务。在币制改革“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口号之下,蒋经国口号之一“我们只打老虎,不拍苍蝇”尽人皆知。

最开始,蒋经国的任务推进不错。他还将上海各界搅得天翻地覆。他在上海的办公地点在中央银行,办事多在乐义饭店等地,常常邀请人见面吃饭,鸿门宴并不好吃,据说态度很是粗暴。对于企业家而言,其中很多要求非常无理,而且高估企业家资产,近乎明抢。

到了9月底,行政限价开始遭遇抢购风潮,人心开始思变,管制到了转折成败关头。此时蒋经国再出重手,甚至动了杜月笙的“外甥”万墨林、儿子杜维屏,但是当遭遇真正的休戚相关的大老虎,尤其是孔宋家族时,全国上下都在看蒋经国如何做,这也成为关键。

无论扬子公司案还是蒋经国打老虎,在各类研究以及通俗小说中,细节已经被说了很多,其实值得探究的是这件事中蒋经国的个性。在1948之前,蒋经国是“新太子”,以别于“旧太子”孙科,但是除了赣南新政、三青团等事迹,即将四十岁的蒋经国在政治上并没有得到太多展示。电视剧中呼风唤雨的建丰同志其实和小蒋当时的独力奋斗局面不同。留苏经历以及在苏联与蒋介石断绝关系等事情,对他影响甚大,他刚刚回国时甚至要重新学习书写中文。

最终扬子公司事件不了了之,孔令侃做出和解姿态,据说交给政府600万美元,和当时大多数企业家一样,他离开上海来到香港,再转赴纽约。孔令侃事件中,蒋经国被认为是悲剧人物,他甚至对自己一个朋友说:“我无法忠孝两全。”但是在上海民众为反腐叫好、为蒋经国的勇气与挫折受到感染,甚至将打虎失败归为金圆券失败根源之际,人们忽略了一个基本问题:蒋经国自己在日记中以及吴国祯的回忆录,都表示扬子公司是在囤积,但是合法。

《蒋经国传》的作者陶涵如此评价他的短暂上海经历,“国民政府推动的币制改革,6个星期就垮了,包括唯一一个认真推动、执行的地区——上海,也都失败。基本症结是未能全国普遍一致执行币制改革。由于上海以外地区物价迅速攀升,商人和民众涌入城里,买尽一切商品、物资。虽然当年秋天浙江、江苏省谷物大丰收,上海却严重缺粮。原料也一样缺乏,生产商遂停止生产。”但凡在自由市场中经历过的人,从常识就知道管制政策不可行。在金圆券还在管制的关头,司徒雷登1948年10月14日就评价“财政问题甚至比军事更减分。以无异于警察国家的方法来控制物价和外兑率,这种企图将不可避免流于破产,这种迹象正在日益明朗。”

对蒋经国个人而言,上海经历往往被评价为失败,其实这是他真正成为蒋介石左膀右臂的开始,我认为是他正式政治生命的转折点。和任何病入膏肓的政权一样,国民政府大陆统治晚期面临不反腐亡国、反腐亡党的恶性循环,将蒋经国送往上海,必然将正面与各个利益集团碰撞。

蒋介石在日记中如此记载,“虽然我晓得这个职位可能使经国遭到忌恨,甚至断送前程,但是我必须派他去。经国是可以承担此一任务的唯一人选。”换个角度而言,蒋经国的任务虽然不讨好,但是使得他从边缘人物进入政治舞台的核心,也是蒋介石对儿子的一次重大投资,赌注不仅是经济管制的成败,还是儿子的历练以及政治前途,国民政府的前途名誉也被押上。

1949年,通货膨胀,金圆券贬值,上海市民提着大堆钱币出街

金圆券崩溃

金圆券初期的短暂成功之后,迎来第二阶段,9月底成为一个关口。9月下旬,金圆券继续发行,快到9月底已经12亿元,即将接近20亿关口,此时限价以及管制斗争也在进行中,关于金圆券兑换外汇黄金的期限是否突破也成为要点。

从市场层面,无论如何评价行政管制,限价逻辑的短板在于,或许可以维持一时一地的局面,但结果一定会导致短缺,而短缺必然导致抢购,而与抢购对应的必然是囤积,无论商家还是个人。从9月30日到10月7日,全国各地出现抢购现象,南京、上海等地粮食尤感奇缺。根据《大公报》的媒体后续报道,“商店纷纷藉词休息,甚至民众赖以生活之食粮肉类亦均无法购置,以致造成人心空前之恐慌。”

金圆券发行因此划分为两个阶段,最开始40天达到预期效果,9月下旬之后则突变。蒋经国在10月初也不得不承认“一切都在做黑市买卖”,“一般中产阶级,因为买不到东西而怨恨,工人因小菜涨价而不满,现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

这个时候,币制改革操盘手王云五却不在国内。1944年,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资5.5亿美元,份额名列美英法后的第四,也是常务理事。此次IMF会议将于美国召开,但中国任轮值主席,王云五期望借此机会争取贷款,决定出席。

通过币制改革获得美国更多援助一直是国民政府的如意算盘,王云五在币制改革后接受采访时就明确表示,“最初时,我们当然希望自力更生,但必要时,自然也希望友邦之援助。”王云五9月20日离开,10月9日回国,不仅没有获得贷款,期间更是金圆券加速发行,抢购风潮爆发,黑市猖獗,市面惨淡。

无论是此前按时交纳的人们,还是持币观望者,都在看政府何去何从。国民政府先底气不足,决定收兑金银延期1个月到10月底,这无异于为金圆券信誉破产埋下大坑。随后,行政院10月26日调整限价,28日又决定粮食可自由买卖,货物可计本定价。11月1日,颁布了《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正式宣告放弃限价政策。同时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金银外币准许持有,银币准许流通,政府铸造金圆,金圆券存款时得以同额金圆券兑换金银,同时改订金圆券兑换率,黄金每两一千圆,白银每两十五圆,银币每元十圆,美钞每元二十圆。

如此一来,金圆券的价值大为贬值。《观察》社长和主编储安平就认为政府自己率先破坏了金圆券,政府自己先就做了国家民族的敌人,让原本按时交出金银的民众被利用。

限价放开之后,金圆券发行额度自然难以守住。截至11月9日,金圆券已发行19亿余元,而军费仍旧继续需要供血。失去限价以及发行额度的金圆券改革从官方层面宣告失败,不到70天的坚守付之东流。

这一结果彻底说明了金圆券的破产,相关人物也相继离职,蒋经国于11月6日辞去上海区经济管制副督导员,财政部部长王云五辞职,行政院长翁文灏辞职。金圆券无法支撑,战况也加速恶化,随着济南失守,国军军心涣散,而11月杜鲁门当选美国总统,又给了国民政府最后一次打击。

《北平无战事》剧照,王庆祥饰方步亭(左),倪大红饰谢培东。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正式颁布《币制改革法案》,要求冻结国统区所有银行业务,停止现行货币流通,发行金圆券,并以金圆券收兑民间黄金白银外币

金圆券的真假命题

金圆券翻云覆雨之间,中产妇孺的财产被洗劫一空。最讽刺的是,此前守法的人显然是上当最深的人,而那些抗命以及观望的人再次显示了世俗智慧的正确。郭廷以总结,“发行不到3个月的金圆券完全失败,前此以金银外币兑换金圆券的守法良民为之破产,怨声载道,加速了大局的崩溃。”

回头来看,如同《北平无战事》里出现的两个正面冲突的公文,金圆券从发行一开始就有两个命题,一道为真,一道为假。一方面表示金圆券是十足准备金率,另一方面又表示要发行20亿。孰是孰非其实非常清楚,法币总额约为663万亿,最多不超过700万亿,但是以300万元法币合金圆券1元计算,其实回收法币仅需2亿元金圆券,而关于兑换黄金外汇的办法又无具体规定,所谓十足准备也是虚晃一枪。金圆券一开始就定为发行20亿元,意味着泡泡被吹大了10倍,政府凭空增加18亿元购买力,无疑为不见血地抢劫民间财富。

吹大泡泡之后,又没有守住发行额,限价助长囤积,而打老虎不过转移民怨,加上期待之中的美国贷款援助久候不至,金圆券命运,其实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9月底已发行到12亿元,11月9日则增至19亿元, 11月底为33.94亿元,12月为83.2亿元,1949年1月为208.22亿元,2月为506.44亿元,3月为1960.6亿元,4月为51612.4亿元,5月为679458亿元,6月底止累计发行额为1303046亿元。

按照经济学经典定义,每月价格上涨50%就是恶性通货膨胀。根据学者杨培新等人相关数据,从1946年12月到1949年4月,国统区价格上涨了5400万倍。金圆券10个月的贬值速度,其实就是之前法币14年的100倍。

金圆券故事并无太多意外,这是财政赤字的必然结果,管制物价失败也在意料之中。从1937年到1949年,纸币发行增加了1445亿倍,而无论物价管制还是滥发纸币都不能改善国民政府的财政困境,官方财政预算制度名存实亡。

进入1949年,蒋介石下野,国民政府年初随着立法院长孙科迁往广州,当时还是国府的南京公务员可以领3个月薪水的遣散,南京、上海于4、5月相继失守,金圆券开始逐步退出舞台。到了7月3日,行政院宣布停止发行金圆券,被更短命的银圆券取代,那又是另一个不堪回首的故事。

除了收获金银,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与各个阶层的关系已经破产,尤其是他曾经的支持者。从北伐到抗战成功,蒋介石的成功总被认为离不开浙江财阀支持,这一说法最早由日本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提出。但是到了国民党统治晚期尤其金圆券事件后,银行家与政府关系开始若即若离甚至走向对立。

正如当时的上海市长吴国桢日后回忆所言:“关于金圆券,所有的问题归结起来只有一点,就是它激怒了中国民众的各个方面、各个阶层,以致他们群起而攻击国民党政府。”

金圆券的方案最大问题在于其理念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暂时应付来为军事换取时间,但是军事却不足以支撑。政治领袖往往相信信心就可以决定一切,而部分经济学家也认为如此。也正因此,当他们认为旧有货币无法维持在于信心问题,如果新发行一种货币取代法币,那么一切也可以顺理成章再来一次。问题是财富不能凭空创造,你可以骗人一次两次,你不能永远欺骗所有人。

很多评论称蒋介石“谬采书生”,其实不应忽视诸多金融改革最后决定者仍旧是他。从他早年日记来看,他对于经济不仅很感兴趣,也是下过一番功夫。从日记中可以发现,他曾经用相当多的精力钻研经济学。从1919年开始,就多次出现看“经济学原论”、“国民经济学原论”、“经济思想史”,以及“船中看‘经济学’,如获至宝也”等记录,而且不时会加评价。历次民国金融重大变革,如果没有蒋介石的参与首肯,又如何能推行。

很多人认为王云五不懂金融,但其实金圆券的方案满足了蒋介石的要求,即尽量花最少的钱得到最高的回报,不能不说王云五的学习还是有成效的。他也看到通货膨胀根源在于赤字财政政策之下的滥发货币,也希望通过币制改革最终实现预算平衡,“改革币制,一方面固然必须尽力搜求获得可能控制的发行准备金,还须配合其他种种措施。所谓配合的措施,便是关于平衡国内收支、平衡国际收支以及管制经济金融等事项。”

有一种说法认为翁文灏是代王云五受过,蒋介石为翁文灏所累。事实上,王云五何尝不是代蒋介石受过?在科层制官僚系统之内,下级永远为上层负责,任何人进入系统,即使学者,身份也随之改变,行为逻辑自然是以个人利益最大成本最小的方式进行。对于公共利益的追求,也不得不屈从这个逻辑。当时的国民政府对于很多人是法定政府,如果要维持国家生存即必须维持这一政权生存,翁本人思想已经注定他的逻辑。早年相熟的胡适后来又一次拜访翁文灏,却发现这个最聪明的头脑只能在机关闲聊,胡适觉得可惜,但这就是现实。

对比之下,中共经济政策则运行得当,偏重实物,物价与国统区完全不同,即使台湾历史学家也表示中共“工业侧重轻工业、手工业,低利贷款,减免税收,工资的一半为实物。商业为集中与分散并行。对外管理,对内自由,不令不必要的商品流入,而运进必需的物资,一切在求自筹自足,保障供给,军民兼顾。一九四七年后,财政金融日渐统一。一九四八年成立人民银行,发行统一人民币,物价颇称稳定”。

在更大的层面,经济金融固然重要,但只有在社会稳定秩序存在的情况之下才能运作正常。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历史中,始终没有能力在组织动员上深入中国腹地尤其农村地区。而这些巨大空白逐步完成对城市的割裂与包围,最终当城市在军事和经济上失去优势,国民政府的溃败势成必然,而这是其脆弱体系一开始就注定的。

金圆券因战争而起,又因战争而灭,其中并无太多经济逻辑,留给世人的,只是对于当时政府的失败以及通货膨胀的恐惧。问题在于,类似金圆券的通货膨胀是否还会再出现?只要保证央行与财政部独立,这种通货膨胀就只会留在博物馆,但是同时也不得不警惕,也许通过通货膨胀掠夺公众财富已经成为过去,但隐蔽的方式或许还会存在,这就要求对于“看得见的手”的权力给予限定以及监督。

从大历史的角度而言,即使这些人都是一时人物,面对法律与制度、社会发育都不完善的国家,他们的努力,无论用意崇高还是善良,方式激进还是保守,在各种约束条件之下也许是他们最好的选择,但是始终无法超越时代,最终付之阙如。失败是注定,而成功是偶然,我们还在历史的三峡之中。

(作者为经济研究人士,反馈可联系feixue1907@gmail.com)

本文参考资料:《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主要原因》、《货币的祸害》、《旧中国的通货膨胀》、《近代中国史实日记》、《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中国震撼世界》、《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国金融通史》、《在华五十年》、《平津战役亲历记》、《申报》、《外交部周报》、《蒋经国自述》、《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中国民国史实日志》、《金圆券的善后》、《战后中国的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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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19 第34期 总第612期
出版时间:2019年11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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