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野路子”的宽广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文 乌苏里 日期: 2018-01-03

谁说学者就应该独守寒窗,两耳不闻窗外事?求学应以致用,著史理当喻今。张鸣的一部部书稿中不仅有学问和思想的深度,更有胸怀天下的气度。象牙塔没有成为禁锢,反而让他不愤不发,不平则鸣。有度就有路,张鸣把著史的“野路子”走得更宽广

张鸣站在大兴安岭一片白桦林中,摩挲着身旁笔挺的树木,像个诗人。黑龙江的黑土地是他年少时生活过的地方。他记得歌里唱:“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你呀一匹烈马,我呀一杆枪。”鲜衣怒马,在少年的想象中自有一番壮阔。

长大后,看过一些民族历史文献和纪录片,他才发现真实的世界不似歌中那么浪漫。禁猎之后,不擅农耕的鄂伦春人渐渐分散,民族语言也随之衰落。

8月,张鸣随着新途锐车队,沿着胡焕庸线,完成了一场从东北到西南的贯穿中国之旅,全程历时21天,超过7000公里。胡焕庸线的多重意义之一,正是古代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分野。汉民族的同化之力强而深远,从东北的鄂伦春,到西南的白族,无不被这种进程裹挟和塑造。

张鸣是车队一行人的故事大王和活搜索引擎,汽车媒体人孙里评价他道:从南到北,从古到今,问不住。从长城防务到云冈石窟的造像风格,从小镇碛口的兴衰从到彝海结盟,他都有大段的掌故和评述。一位学者的深度在细微之处被度量,正如复杂多变的路况也度量着新途锐的优秀性能。新途锐宽敞的空间,优越的越野性能使他们较为舒适地飞驰在柏油公路上、石子路上、土路上,窗外风景变换,张鸣则和伙伴们谈笑风生,思接千载。


深度:启理性之蒙

张鸣自称横跨三界:历史学界、政治学界、大众传媒界。公共舆论场从微博迁移至微信,他的发言热情依然高涨。2014年,他从媒体朋友那里接管了名为“张鸣”的微信公众号,耕耘一年多,粉丝涨到了9万。里面的随笔杂文多来自他平时读书看新闻的有感而发,篇幅不长,文风晓畅,从“试衣间引发的全民悸动”谈到“挥之不去的战争意识”。

这个公号更新频率极高,有时接近一日一更,像个密实而驳杂的观点陈列室。一看就知道是老派的人在维护,早前是一张漫画像和一张生活照翻来覆去地用,后来逐渐挂些风景照,不明所指,勉强悦目。“网络啊技术啊这些,我非常笨。他们教我,我就机械地照着做。只会发文字照片,别的名堂不会。”张鸣笑道。

最近,张鸣读到一则晚清笔记,讲的是语言学家黎锦熙的族祖黎吉云的故事。一个生逢末世的官员,尽责效忠,却因为断了别人的财路,背上莫须有的罪名,给生生撤了职。“可见吏治腐败到一定程度,人是很难保全的。”张鸣有感,挥笔而就小文一篇,却没想好在哪发表。

“我也不是非要发表,写出来就算了,跟读书笔记一样。因为这个事儿有意义。”张鸣说。

虽则如此,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出版社主动联系他,张罗出书事宜。把发表的、没发表的随笔杂文集合起来,理一条大概立得住的逻辑线,拟好书名和小标题,基本就是一本畅销书。过去张鸣不接受这样粗放的方式,现在也听之任之。“出版行业不景气,能理解吧。”

但不能全是讨巧的作品。2014年5月出版的《共和中的帝制》,就是一部研究专著,花费了他“极大的心血”。从“张勋复辟”这个流星般划过民国史天空的事件入手,张鸣试图探讨“如何在制度不健全的条件下,推动社会的进步”这个宏大的命题。他认为,中国从晚清跃然而至美国式的共和,条件远未成熟,从普通老百姓到制度设计者本身,都不尊重这套制度,这才有人废然思返,策划了两次复辟。“但夹生饭就是夹生饭,想要重新变成米,是不可能的。”

在传统的历史书里,张勋是逆潮流而动的守旧派,历史巨轮前螳臂当车的小丑,有着平面到乏味的可恶和可笑。但在张鸣笔下,他是胖是瘦,面对哪般情势,心存哪般志向,都一一曝露,竟让人觉得他做出的选择也不无道理。在充满细节的叙述中,总统、总理、遗老、武夫,带着各自的利害权衡登场,读者从中看清政治的琐碎微妙、犬牙交错,也对历史人物生出“同情的理解”——这亦是张鸣历史观的一种深度。

“我写这个多少有点启蒙的意思,不是说共和之蒙,民主之蒙,关键是启理性之蒙。用理性看问题的一种思维方式,一种逻辑能力。”张鸣说。

 面市后,张鸣无法现身宣传,这多多少少影响了销量。《共和中的帝制》只卖掉四五万册,“没有预期地那么好”。

更能代表销量水准的是2013年出版的《重说中国近代史》。这本书是张鸣给研究生讲课的讲稿集结,卖出了十万册以上。“我们的教科书里看不清近代史的走向,完全变成一片雾,学完之后全是偏见、拉仇恨。” 他希望借这本书纠正教科书的偏颇,影响大众对历史的态度,让常识重现。

从《武夫当道》到《历史的坏脾气》、《历史的底稿》,从《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到《辛亥:摇晃的中国》,从《重说中国近代史》再到《共和中的帝制》,张鸣洋洋洒洒写了不少历史作品,还有一些文化类随笔。

“我是野路子。历史是比较讲究家学和传统的学科。我没上过一天历史课,所以没有史学圈子的那些框框和章法。”张鸣将自成一派的写法定位为“历史杂说”:与正统史学比,胜在文笔鲜活,打得开大众市场;和时下流行的讲史故事论,则对历史的把握更有深度。

张鸣坦言,年轻的学生对他的书并不感冒,他们中已鲜少人对政治和历史感兴趣。最主力的读者是白领和企业家们,这些有社会阅历,经历过风雨的人,会有一些问题想向古人求解,但故纸堆难入,通俗的历史著作也就成为最好的选择。


态度:不平则鸣

张鸣生于1957年,正赶上大鸣大放,故曰:鸣。窦文涛笑评:一出生就是个“右派”。“文革”时,他还在农场中学读书,爱看书,书看多了,容易不安分,又爱说怪话,被同学揭发了“反革命言论”,在档案里记了一笔。

因为档案里的这一笔,张鸣中学毕业时没拿到毕业证,1977年参加高考没通过政审。待到平反后,他才上了大学,之后考研、读博、留校,作了大学里的一个教书匠。

2007年,张鸣因为炮轰人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一战成名。从此,批评大学,臧否时事,张鸣以敢言敢怒的态度为公众所知。意气相投的厦大教授易中天赠他一副对联,上书:“是侠客,也是书生,有话就讲;非言官,亦非仗马,不平则鸣。”

“其实,我一点都不想当什么公共知识分子,也不喜欢干这类事。可是,大学里的事太糟糕了,我又不是一个压得住火气的人,受不了就会发牢骚,正好人家请我写点随笔和评论,我就开始骂大学,什么都骂。”张鸣说。

2012年9月,北航教授掌掴老人事件引发舆论汹涌,但如同许许多多头条新闻一样,很快沉寂、息声。但张鸣认为此事关乎核心价值,至今还在微博上“每日一呼”。“他打人之后还出来炫耀,说学校支持他,那我就问问学校支不支持他。大学教授怎么能因为观点不同纵容打人呢,这是很扯淡。我喊了三年了,从来没人回答。”

“不能拿爱国主义去干坏事,去祸害同胞,爱国主义已经成为他们耀武扬威的旗帜了。”最近,台湾明星范玮琪晒娃遭大陆网友围攻的事也让张鸣愤怒。在他看来,故事年年翻新,却都是“极其狭隘”的爱国主义作祟。

在新途锐车队贯穿中国的21天旅程中,一路见闻让张鸣时有所感。黑龙江的轮作制度消失了,农民只种卖钱的玉米,大量农药被使用,食物药害成为隐患。在内蒙古,过度放牧造成草场退化,绵延绿草不再,水土流失剧烈。而到了陕西北部,全不见印象中的濯濯童山,郁郁葱葱的样子焕然一新,据说这是治理和城市化的双重结果,生态改善,雨水也变得比以往充沛。

记忆和现实交错,欣喜和忧虑夹杂,用眼看,用心感知,才是张鸣认同的爱国主义。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当下许多城市乃至整个中国面临的难题。“这里面就要讲究平衡,其实就是一种度,一种界限、边界。这次新途锐活动的主题是‘有度就有路’,我理解是说人要过有节制、讲规矩的生活。”张鸣说。“一路上很辛苦,但新途锐这款车还是很舒服的,很多看起来难以逾越的沟壑、泥地,都被新途锐毫不费力地征服。”


人物周刊:您既研究历史,也关注社会议题,对公共事务频频发言。同时做这两件事,是怎样的感受?

张鸣:我对大学问题发言是我对公共事务发言的开始,因为我是老师,亲眼看到很多不好的事儿,我就一定要表达我的态度,不然良心过不去。我手比较快,过去写时评,一篇半小时就写出来了,根本不费时。但我做这些事远没有我看书,写学术文章花得时间多。

人物周刊:这次新途锐贯穿中国的活动中,你印象最深的人和事是什么?

张鸣:我们在内蒙遇到一对鄂伦春族的夫妇,他们已经汉化了,但还是保留了本民族的一些习惯,还会说鄂伦春语。现在会说鄂伦春语的鄂伦春人比例已经非常低了。他们不打猎之后,也不擅长种地,就分散到各个地方。这是民族融合的结果,它一直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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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0 第33期 总第651期
出版时间:2020年11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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