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记录我们自己的大江大海 ——我的父亲杨逸生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杨锦麟 日期: 2018-01-03

“终生的遗憾……”病危的父亲不断喃喃自语,我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此时此刻,我才明白,父亲这辈子备受屈辱、备受煎熬、备受政治上的各种打击,却为什么能坚定不移地活下来的缘由。

 

逝者 杨逸生(1922-2012)


2012年 8 月中旬,我正在外地出差,突然接到弟弟电话,告知父亲病危。连忙告假,次日赶早班机返回了厦门。

父亲看到我归来,对我努力说出以下这一段话:

“请你一定要找到王毅林,告诉他,我这辈子无法在党旗下宣誓,是终生的遗憾!”

“终生的遗憾……”病危的父亲不断喃喃自语,我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此时此刻,我才明白,父亲这辈子备受屈辱、备受煎熬、备受政治上的各种打击,却为什么能坚定不移地活下来的缘由。

 

父亲1922年生于辽宁锦西南票偏脸子屯,8岁随我的曾祖母、祖母一起,由我爷爷带着南下,到厦门与早已在此谋生的曾祖父相聚,自此杨家就在南方落地生根。

父亲先于厦门古城西路故宫小学(即今天老市公安局对面庙宇)就学,小学毕业后考入集美中学农科初中。抗战期间集美中学内迁大田,因家里经济拮据,无法提供学费,不得已中途辍学。他的学历不高,但仍算天资聪明,能写会算,在那时也是个小知识分子,人生后来的故事多半与此有关。

父亲与祖父均属两代单丁,抗战期间双丁抽一,他因此报考南京宪兵学校。行军途经湖南衡阳时,同伴开小差溜走,长官迁怒于父亲,当众毒打之。天气酷热加羞恼,遂病倒,被弃兵站破庙而不顾。奄奄一息之际央求路人摘树上青涩桔子解渴,就是这些青涩桔子救了他一条命。等大病初愈,返回驻地时,驻地已被日本轰炸机夷为平地,侥幸避过一场劫难!

父亲因病被遣散,顺原路折返福建,行至韶关,盘缠已尽,闻知时任韶关警备司令吴仲禧为闽籍人士,遂投奔其门下任勤务兵。吴仲禧,老同盟会员,中共秘密党员,其子女均在周恩来南方局工作。吴亦是其后在台湾被捕殉身的吴石中将的单线联系人,父亲浑然不知此情,但仍记得当年吴仲禧司令办公室案头多有马列和其他进步书籍,吴也常要求他们几个勤务兵阅读进步书刊。后因祖母病重,加上思乡思亲情切,遂告假返回,从厦门避祸日寇,几经周折,逃难至福建晋江石狮新华街的家中。

与家人团聚后,父亲经祖父关系介绍入当地乡公所任职。其时发生宗族械斗,乡公所某些人失手杀人,犯了命案,当事人编造借口,诓骗父亲与另一同事入狱顶罪,因此备尝牢狱之苦,被判7年徒刑。

法院宣判之前,曾祖父去探监,偷递给父亲一串万能钥匙。次日父亲被押上庭宣判,返回监狱途中要求上厕所,设法打开手铐和难友分头逃遁。他说真是命大,那一串钥匙中的第一把,就轻易打开了手铐的锁,逃之前,还痛殴押送他们的法警一顿。

当时泉州全城戒严,四处城门紧闭,大举搜查。父亲全然不识城里道路,却也是幸运之神眷顾,跑到第二条小巷子时,发现一所小学校,他的初中同学杨世南刚巧在那里任教。找到杨世南,杨慷慨相助,让父亲藏匿于其宿舍,过几天再摸黑翻墙出城,与在城外接应的祖父会合。祖父将父亲送到石狮新华街附近著名中医李氏家中躲避,待等风声渐小,才将父亲转移到外地。

父亲属国字辈,原名杨国昌,又名杨大德,因泉州逃狱成功,获得第二次生命,为纪念那次难得的经历,遂改名杨逸生。这名字有两层意思:一是因冤案入狱,后脱逃而逸生;二是大难不死,希望能安安逸逸地生活下去。但事实证明逸生的愿望只是一厢情愿,他还会有很多曲折经历。

抗战期间,祖父举家内迁,先是在石狮担任防空哨长(时无雷达,需沿海山区布满防空观察哨以监视敌机),后因父亲逃狱而设法调往安溪,待事态逐渐平复,托人安排父亲前往连江防空哨谋职,直至光复后复员。老人告,曾在连江与当年押送其上庭的狱警迎面遭遇,他故意显示自己腰间佩枪,令对方惊吓不已。

1942-1943年间,父亲参加了闽中地下党交通站的工作,后来那个交通站被敌人破获,有人叛变,有人脱队,但父亲没有任何政治上的动摇。光复之后,防空哨撤除,祖父和父亲被遣散,遂举家返回厦门。父亲失业在家,曾到台湾谋职但无功而返。

1946年间,父亲和黄刚在厦门接上关系,“黄刚”真名王毅林,时任福建城工部厦门市委书记。其后两年,父亲在他的指导下,为党做了很多工作。1948年夏天,他们约在厦门海滨公园临海的石凳上见面,黄告诉父亲之前嘱他撰写的个人简历,组织上已经审查,通过了他加入党组织的申请,就等适当时机安排一次入党仪式。

但是不久之后,由于福建省地下党组织内部出现了诸多“异常”现象,导致福建城工部遭到重大挫败,各地城工部被迫暂时停止活动,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福建城工部事件”。在福州市烈士陵园,如今矗立着一座烈士纪念碑,长眠于此的一百多名烈士,并非死于敌对阵营之手,而是死于党内的一场不分青红皂白的政治残杀。

然而并不知情的父亲从与王毅林见面那天起,就一直在等待着入党仪式的到来,王却自此不知所踪。这一等,就是大起大落的一辈子,等成了一段无法释怀的宿命。

王毅林以及他的一些战友是那场屠杀中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他们侥幸地与死神擦肩而过。

“福建城工部事件”惊动了刚刚进入北京城的中共高层,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直至80年代中后期,福建城工部的历史问题和大部分冤假错案才陆续得到平反、纠正和落实政策。也仍有相当部分的城工部成员和外围群众,迄今尚未落实政策,也就是还没有给个说法。

被要求打入敌人内部的党员群众,由于历史问题的错综复杂,或由于各个历史阶段证人的死亡,落实政策的线索中断,很多人仍被视为是政治上的另类——父亲也是其中一员。

1948年,厦门全城开始对地下党和进步群众展开逮捕行动时,家里人担心父亲受到殃及,让他去香港待一段时间。等到1949年10月厦门解放,他立即乘船返回,以为可以找到“黄刚”,继续为新中国做一点事,哪知命运再次跟他开了个结结实实的玩笑,这玩笑一开就是60年。

解放前夕,父亲在没有任何告知的情况下,“被加入”一反动组织,职务是“反共救国军石码纵队”下属某组织指导员。冒充父亲名义的人是父亲儿时的玩伴,叫曾天送,当时是古城西路一带的流氓混混,虚报参加名额倒没有太多政治意识,只是想多领取一点薪饷。

事发之后追究,父亲百口莫辩,因此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将近三十年,1972年才摘帽。历史问题不仅成了他个人政治上的阴影,也直接间接影响到几个孩子的政治成长。我们兄弟姐妹4个,在成长过程中遭遇到的各种屈辱,虽然都已成为往事,烟消云散,但终究给心灵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痛。

父亲生前和我的直接对话不多。2010年11月11日,我回家探望他,父子间有过一场难得的剖心交谈。

谈话中,父亲的关键词有二:一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一是自己问心无愧。我也早已为人夫、为人父,肩上扛着男人养家糊口的责任,此时此刻以同理心去体验和理解父亲过去数十年的心路历程,才深深感到有苦说不出的委屈、有冤无处诉的憋屈,对那段岁月之荒唐才有切肤之痛。

父亲对他的“历史问题”给我们几个孩子带来的影响,再三表示歉疚,我几度抑制住自己的泪水,微笑着大声对他说,都过去了。

的确,一切灾难困厄都过去了。我们承受过诸多的苦难,也都渐次过去了。龙应台的大江大海并没有记录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那年,父亲90岁。

 

父亲的一生,总和一些我们所以为的“际遇”擦肩而过。如当年他是厦门著名的抗日救亡剧团的主要演员,厦门沦陷之前,曾参与战地救护伤员,是最后一批撤离厦门到鼓浪屿避难的童子军大队长 。他当时接获通知,要求随抗日儿童救亡剧团南撤桂林,但祖父母和母亲舍不得让他远离家人,强行将他留了下来。抗日救亡剧团是中共南方分局外围组织,如随团南下,他的命运轨迹可能会有所改变。他也曾提及,当年的伙伴,在解放之后几乎都是厅局级干部。如当年他选择继续留在中共秘密党员、韶关警备司令吴仲禧身边,命运安排又是另外一回事。如当年与“黄刚”的单线联系不因福建城工部事件被迫中止,仍持续按黄的要求行事,命运又是另外一回事!

大时代,大浪淘沙,迎面而来、失之交臂的故事很多,父亲数度与可能改变他人生的际遇擦肩而过,也是命运的另一种安排。

读懂一个人,就能读懂一段历史。然而对于父亲,以及他们那整整一代人的挣扎、努力、抗争,个人命运受制于大时代局限的无奈,我们作为子女晚辈,其实未必能了解或理解透彻。

父亲50年代先后参与坂头桥、江东桥、龙岩大桥、厦门海堤大桥沉箱及所有钢筋的施工建设。坂头桥、龙岩大桥的题字均出自我祖父之手。东山战役前夕,唯一通往东山前线的大桥就是江东桥,但桥已遭破坏,必须抢修,施工队总工程师鞠总率众日以继夜。父亲为施工队负责钢筋施工的技术骨干,他生前曾多次说,当年他捆绑钢筋的技术活实在是不错。

抢修江东桥期间,正是东山战役最关键的战备阶段,但此时天公连降暴雨,江水陡然暴涨,从苏联引进的打桩船失控,陷入江中漩涡,不断地冲撞桥墩。桥墩若被撞断,东山军事补给线将陷入瘫痪,后果无法预测。父亲自告奋勇,只身跳到桥墩与打桩船之间,试图避免灾难性事故发生。

晚年的父亲忆及当时浸泡于冰冷江水的18个小时,觉得自己能活下来真是奇迹。他说,最后几乎无法再坚持下去了,桥上的同事用绳索吊下一瓶高粱酒让他喝酒取暖,却不料在猛灌几口高粱酒之后,忽然一脚踩虚,被漩涡卷入江水,完全失去知觉。醒来时,发现已被冲到五十多米之外,被拖上岸几经抢救后捡回一命,当时我还在母亲肚子里尚未出世。

父亲因参与建设坂头桥获“一等功”,因抢修江东桥获福建省政府颁发“特等功臣”,奖金人民币30万元,按购买力等值换算,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30元。

50年代为建设新中国的尽心竭力,除了落下永久腰伤,并没给父亲带来更多荣誉、社会地位的升迁,或安逸的晚景。如果不幸死于江东桥,或成英雄永垂史册,但他命大免于一死。因为免于一死,则依然备尝磨难,历次政治运动均无法幸免。只是和那些早已冤死的英魂相比,父亲能够九旬善终,大幸矣。他曾告诉我,他这一生就是“太老实”,老实人总是吃亏,但一辈子问心无愧!

父亲自嘲在“文革”期间成了“老运动员”,好在命大,终于活到拨乱反正的年代。他生前一直希望自己的“历史问题”能有个结论,有个说法,年事越高,这个心愿越发强烈。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知道很难,而且熟悉和知道他的当事人几乎都已经离世,尚且健在的只有他念念不忘的“黄刚”,“黄刚”也垂垂老矣。

我在凤凰卫视任职期间,拍摄过一集《走读大中华》,专门采访了厦门城工部的几位老人,当然也访问了“黄刚”,也就是王毅林。

自从厦门海滨公园一别,父亲始终试图寻找他。解放后,在有关部门协助下,父亲通过一位关键人物——任职于厦门统战部的林华,辗转找到了王毅林。林华曾是厦门城工部市委核心成员,当年负责宣传工作,也是福州那场屠杀事件的侥幸生存者之一。

那次会面,父亲希望王毅林为自己出面证明政治清白,王却似有隐衷,终究无所作为。

多少年后,我才知道,因受福建城工部事件影响,多数城工部地下党成员受到不公正待遇和影响,王毅林也是其中之一。一个档案中注明“控制使用”的人,一个十年动乱期间被造反派打断一条腿的人,自身尚且难保,如何出面证明父亲的清白呢?

“走读”访谈中,我特地问王毅林伯伯,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说:“你父亲是一位进步的革命青年,为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他完全符合党员的要求,无法如愿落实政策,是极左路线的影响和表现。”

这期节目定名为《血染的忠诚》,播出时,老眼昏花的父亲贴着电视荧屏反复看了几遍,老泪纵横,难于自已。尽管他的“历史问题”最终没能获得官方结论,但表妹说:咱自己给舅舅平反了!

父亲出殡的前一天,为了履行对他的承诺,我专程拜访了王毅林伯伯。我告诉他父亲去世的消息,王静默良久,长叹了一口气。

他说,真的不敢回忆那一段历史,实在是极为残酷,每每想起都会掉泪。“在处理落实你父亲的历史问题上,我的工作是有些缺陷的。”

我别无他求,只是想告诉王毅林伯伯,当年他发现、培养,并且单线联系的杨大德,不是一个坏人,临终前这段话语,足以说明一切。

当然,我不敢告诉他的是,父亲在说完这段话之后的几天中,病情不断加重。每次抢救过来时,或我去探望他时,他的眼睛总在寻找什么,总有一种期待。我告诉父亲,王毅林伯伯大病初愈,不好去打扰他,父亲眼睛里闪烁着一丝失望。 我心里明白,时过境迁六十多年,要满足一个老人临终前的愿望,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2012年8月26日中午12点,我们于厦门殡仪馆举行家庭追思会,亲朋好友、儿孙晚辈、父亲原单位领导同事及各界友好,一起缅怀,为他送行。

在追思会上,我们播放了他临终前道出的遗愿,以及2010年11月11日,我为他录制的那段有关人生经验教训总结、对子女交待的视频。他的领导和同事都是第一次知道他的曾经以往,这位被人们尊敬的九十多岁的“老杨”,人生的故事居然是如此的跌宕起伏。

父亲的灵柩四周摆放着亲朋好友致祭的花圈。其中一个花圈是王毅林伯伯送来的,上面写道:

杨大德同志永垂不朽!

老战友:王毅林

“杨大德同志”,这个久违的称谓,父亲等了六十多年,却竟是在父亲去世之后。

父亲若是听到,会不会含笑九泉呢?

行文至此,我忽然想起了一句古诗:

一将功成万骨枯。

这是另一个版本的大江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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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19 第34期 总第612期
出版时间:2019年11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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