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 | 赵发琦的梦想与抗争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黄剑 实习记者 梁婷 刘芮 林芯芯 日期: 2018-03-21

因为矿藏,赵发琦陷入长达12年的官司,并遭遇了一场牢狱之灾。他说这是上帝赐的一块宝地,让他去挖,他在探的过程中,就像西游记里面的师徒四人,遇到种种磨难

2018年3月初,我们在位于北京海淀的一处公寓见到了赵发琦。他健壮,方脸,浓眉,蓄着络腮胡子,带着一股浓郁的陕北人气质。他一开腔,那口浓重的陕北腔,如同在他的身份上盖下的一枚印章。他的朋友张鑫称他像个悍匪,匪气十足。

三个月前,最高法对陕西千亿煤探矿权案作出终审判决,判定榆林凯奇莱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凯奇莱公司)与西安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下称西勘院)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继续履行。民营企业家赵发琦是凯奇莱的企业法人,为了此案已经维权近12年,最终获得胜诉。

 

饥饿

离开家乡二十多年,赵发琦总是怀念那里的白面馍馍和羊肉。不过,在他的记忆里,这些美食更像是一场梦,现实更多与饥饿联系在一起。

赵发琦的家乡是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的一个小村庄。他生于1966年,是家中三个男孩中的老大,父母都是农民。童年和少年时代,他的记忆里主要是“吃不饱”。“这是那一代陕北人共同的记忆。”张鑫说。

当时农村还处在集体化生产阶段,生产效率低下。黄土高原的农民种植五谷杂粮,如小米、黄豆等。“我们村地不多,人口基数大,管理也不好,种地都是靠天吃饭,雨水不够,或者下不到季节,就收成不好,那时候化肥也很少,没花钱买啊。”赵发琦回忆。

“饿得肚皮都是绿的。”到了今天,赵发琦仍记忆犹新。因为经常吃不饱,什么都吃,他肚子里面积了好多灰尘,因此得了肠结石病。严重的时候,粪便几乎排不出来。因为常常觉得饿,在学校里上第一二节课时,总是难受。读初中的时候,学校很远,他每天往返四趟,40里地,还要跑操,他开始讨厌上学,读了两年便辍学回家。

张鑫认为,饥饿塑造了他们这一代陕北人的性格,让他们变得顽强,有韧劲。这种性格在后来很多陕北民营企业家身上都能看到。

饥饿感多年以后才慢慢从赵发琦的身体里消退。1978年,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各个领域逐渐发生巨变。1982年,赵发琦的家乡开始告别集体劳作,包产到户,生产积极性大增,开始逐渐告别“吃不饱”的状态。在时代变化中,封闭的小村落也开始了有了关于外面世界的消息。

他10岁那年,毛泽东去世。村里开追悼会,用收音机放新闻。这是他第一次见识收音机。“对于农村的我们来说,过去就像羊被圈起来了,后来羊圈打开了,可以自己去外面找草了。”他开始对村子之外的事物萌发兴趣。加上长期的饥饿,这种兴趣逐渐演化为要离开家乡,去往外面的想法。这是他的第一个梦想。

1983年,赵发琦实现了这一梦想。他参军了,在内蒙古额济纳旗服役。到部队第一天,他吃了21个馒头。“你现在不相信,肯定说我吹牛皮。以前在家只有过年和六月六才管够吃。”赵发琦说那天吃得太多,第二天很不舒服。饥饿远去了,然而,他永远也抹不掉对饥饿的记忆。过去的经历一直影响着他,以至于在离开家乡之后,很快有了第二个梦想:发财梦,要改变现状。

 

第一桶金

1987年初,赵发琦回老家探亲。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村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老家的人解决了温饱,也有了新衣服。大家尽管还在农村待着,但有了自主权,“不再像过去那样今天开会,明天学习,上工耗时间”,而是“起早贪黑,干起活来有信心”。所有的一切,与他四年前离开时都不同了。“放开了,感觉完全不一样了,充满活力,到处生意兴隆。那时候,整个中国都是这样。”他跟着发财梦复员回了老家。“咱又没文化,留在部队前途堪忧。”

离开部队后,他被分配到榆林地区物资公司,担任采购员。他经常出差,前往西安、北京等地采购钢材、木材等物资。“88年年底,从榆林坐飞机到西安,机票几十块钱,我一个月才挣50块钱。”他很享受这种各地跑的状态。

赵发琦刚工作的时候,没什么钱,老穿军装,有几次洗完衣服,下雨没干,没衣服穿。有同事觉得他是当兵出身,又是农村人,挤兑他。终于有一次,他和公司的车队队长打了起来,门市部部长拉偏架,他把两人都打了。公司处分他,让他自己承包单位采购任务,每月上缴固定的利润,差旅费自理。“那个年代,没什么人愿意出去的。”赵发琦说,自己相当于流放人员,但这种流放成全了他。

采购员的经历,让他学到了做生意的基本知识。他做的第一单生意是贩卖摩托车。“成本是单位借给我的,从利润里面扣。”赵发琦说,这种无本买卖大概只有那个年代才有,很多人在单位上班,榆林又相对封闭,都不愿意出去跑。

1987年年末,赵发琦打听到内蒙古牧民喜欢摩托车,从西安东方机械厂批发了120辆“幸福”牌摩托车,运到内蒙古包头,卖给当地的五金公司。“做生意要有胆量。我当时去找他们要货,不给我。我就打听谁管这个事情,然后拿着单位的介绍信直接去找他。”

在计划经济年代,商品匮乏,赵发琦不愁销路,利润也很可观。“120辆摩托车能挣个三十多辆。”最后,他净赚了一万多元。“我一把就有钱了,以后马上就不一样了。”赵发琦想法多,对生意领悟快。在赚了第一桶金之后,不想空车回陕西,又从草原上收购了一批羊绒,运到西安。

赵发琦喜欢交朋友,并通过这些朋友获悉生意上的信息。做了一年摩托车和羊绒生意、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之后,他到了北京,开始弄钢材、木材和汽车贸易。

“他是陕北第一批跑出去做生意的人。”刘鑫介绍。

赵发琦有自己的生意诀窍。他拿着榆林物资公司的介绍信,找到了当时的物资部部长家里。因为同是榆林人,部长接待了他。“那时候没那么复杂。你大老远去他那,拿着介绍信,既是革命老区来的,又是同乡,相当于老家的人跟你要点货。他就给我批了。”他介绍。

初到北京几年,他在旅馆里都是和别人合住三人间,认识了不少做生意的人,常一起喝酒。他还经常跑北京各家物资公司,也结识了不少人。时间久了,有的人成了他客户,或者供货商。

1990年代初,全国钢材很多来自河北邯郸,有热货和冷货,价格差几倍。他常跟在北京认识的采购经理去邯郸订货。“喝酒的时候,有的人拿一大堆冷货,卖不出去,我就拿下了,然后找需要的人,换值钱的东西。”他回忆。

“我在物资局的经历,对我做其他生意有巨大的帮助。比如怎么办审批,怎么能进政府的门,去找谁,哪些说了算,都明白了,不用瞎找,套路是一样的。”赵发琦称。

后来听说要改革,走市场化,他觉得物资可能不会像以前那样值钱,开始琢磨其他出路。

 

毛乌素沙漠

 

他原来部队的营长,转业后一直在给铁路部门做工程外包,找他买过钢材,和他交流过做工程的事情。他觉得这条路不错。1992年,在物资部废除前一年,赵发琦成了包工头,开始揽一些小工程,比如盖一些小楼房,或者修河堤、修路,然后转包给别人或者自己雇人做。

后来他逐渐开始参加一些工程投标。不过,这里面有不少值得玩味的做法。“投标也许就两家公司,两家都是你的,或者你找几个公司一起去投标。实际上都这样做。”

他做了十多年工程,期间也做了其他生意。在上世纪末,陕北民营资本投资当地油田的热潮中,他也跟着朋友投了一个油井。但见好就收,油井出油后,赚了一笔,他撤出来了。只要觉得赚钱的生意,他都愿意去试一把。“贩毒我没做过。”他打趣道。与改革开放初期崛起的很多企业家不同,赵发琦没有像他们那样,专注于某一个领域,成为行业的佼佼者,他本质上只是个逐利的商人。这是他的发财梦,他曾经以为会是自己最终的梦想。

 

宝地

为了财富奔波近二十年,赵发琦已近不惑之年,早已有了家庭,孩子也不小了,开始觉得总是各处跑来跑去,不太稳定。更让他无可奈何的是工程领域的活儿越来越不讲究了。到了2003年左右,开发商拖欠工程款越来越普遍,由此导致的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焦点问题之一。赵发琦常常要不回账,决定离开这个领域。

2003年,原煤价格已经走出了自1994年以来的低谷,整个行业正在复苏。这一年前后,大量山西商人把资金投入到煤矿,随后的四五年里,他们成为中国资本圈话题性十足的人群。煤炭资源丰富的陕北,因为交通相对落后,反应稍慢,但已有一些民营资本涌入这一领域。赵发琦察觉到了行业的变化,觉得“搞个煤矿也挺好”。

2003年4月,陕西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下属的西勘院委托评估公司对陕西横山县波罗红石桥地区煤矿(下称波罗煤矿)资源探矿权进行评估,评估价值为1419万元,并公开寻求企业对此矿源进行联合勘查。

赵发琦看到信息后,经过初步了解,还去了矿区,看到的只是毛乌素沙漠里的一片荒地。他想冒险赌一把。“是赌,这个跟我性格有关。这么大面积,只要中间有一块有煤就合算。我就往好的想,想到坏的就不做了。”

他开始联系西勘院。2003年8月25日,他通过名下的凯奇莱公司与西勘院签订了《合作勘查合同书》,共同出资对波罗煤矿进行资源详查和精查。双方确定此资源探矿权作价1500万元,凯奇莱公司向西勘院支付1200万元,获得勘查所取得成果80%的权益。

在赵发琦向西勘院转账之后,双方在2005年10月合作完成详查工作,勘探出波罗煤矿煤炭储量为15.6亿吨。得知这一结果,赵发琦估算一年可能有几十亿收入,“哥们儿发了。”他的朋友听说后纷纷戏称他“赵盖茨”。

然而,他的开心没能持续多久。因为这矿藏,此后他陷入长达12年的官司,并遭遇了一场牢狱之灾。他说这是上帝赐的一块宝地,让他去挖,他在探的过程中,就像西游记里面的师徒四人,遇到种种磨难。

 

阶下囚

从2005年3月,西勘院发函凯奇莱公司,称其与凯奇莱公司签订的合同,与2003年10月22日陕西省政府召开的21次会议纪要有关政策不一致,要求终止合同,并退还赵发琦此前支付的1200万元。

赵发琦直接给陕西省领导写信,请求主持公道。在省政府调查期间,西勘院重新找凯奇莱公司合作。赵发琦再次向西勘院支付900万元现金。2005年11月,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办公室签发“陕国土资办发(2005)65号文件”,称:“2004年3月西勘院与凯奇莱公司将签订的合作勘查合同及陕西省横山县波罗—红石桥勘查区探矿权评估报告摘要送我厅备案。经审查,我厅认为,双方承诺愿意承担风险,也愿意按照陕西省政府有关规定进行合作勘查,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可同意其合作勘查。”

不过,在两家公司公布波罗煤矿煤炭储量之后一个月,当地政府又要求陕西省国土资源厅“研究”,让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公司和香港益业投资有限公司参与波罗煤矿的勘查工作。西勘院开始反悔。

到2006年1月,赵发琦的凯奇莱公司,已经完全被踢出局。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公司和香港益业投资有限公司合资组成的陕西中化益业能源有限公司取代了凯奇莱公司。赵在波罗煤矿的权益也被香港女商人刘娟接手。根据中国经营报等多家媒体报道,刘娟,17岁中学毕业后进入陕西省安康地区文工团,19岁进入陕西省农业机械化领导小组办公室,1990年进入陕西省政府工作,任打字员。

赵发琦认为波罗煤矿的巨大利益,让一些人眼红了。面对这样的情境,他开始寻找律师,准备起诉西勘院。他找的很多律师都说自己有关系、认识法官之类,实际结果却让他失望。最后,他通过朋友介绍,找到西北政法大学教授蒙振祥。看到对方是教法律史的老师,有点失望。蒙振祥的一番话,却让他佩服:“你要看清楚,打官司就是打思路,什么中院,一审就要到省高院,二审要跳出陕西省范围打。”赵发琦后来的律师刘长认为,这是赵打官司最正确的战略。

2006年5月,赵发琦将西勘院诉至陕西省高院。五个月后,陕西省高院做出一审判决,赵发琦胜诉。一个月后,西勘院向最高法院上诉。自此之后,争议案件拖延三年。

2009年11月4日,最高法院作出判决:将案件发回陕西重审。

之后,赵发琦遭遇了更大的打击。2010年,政府部门召开了两次会议,认定合同无效,并决定撤销凯奇莱公司工商营业执照,对凯奇莱公司法人代表以涉嫌虚报注册资金罪进行通缉,最后决定撤销65号文件。

这一年12月10日,赵发琦作为凯奇莱公司法人,被当地公安机关实施网上追逃。赵发琦只好躲了起来。“我也没想过逃,又没杀人放火。”他说。他大多数时候都在北京,住朋友家或者酒店,甚至在部队里住了一段时间。他哪儿都去不了,只好炒炒股,投资了一点钱在朋友的公司。

2011年3月,陕西省高院重审判决凯奇莱公司与西勘院合同无效。3月16日,凯奇莱公司被撤消了工商登记,不久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8月19日,赵发琦自己开车从北京跑到榆林,想去市政府弄行政复议,中午在路上便被警方抓住。“我这是自投罗网了。”赵发琦说自己太大意了,一抓进去之后就觉得自己特别傻。

他被关进了榆林看守所,此时距离波罗煤矿案一审已经过去了五年多。当天下午和晚上,警方提审了他多次。

 

凯奇莱第二次给西勘院打款900万元收据

 

唯一让他有些难受的是,这个案件对自己的亲人影响很不好。家里人都被警方找去谈过话。家人对他特别担心,尤其是他的母亲,身体又不好。他担心外面的人丧失信心。他弟弟来看他,很害怕。他把弟弟骂了一顿。律师来见他,他用水把脸洗干净,把头发弄好,想给他们一种信心。

被抓之前,赵发琦已经提前做了一些安排。“这种预感是一定要有的。不论遇到什么事情,你外面不能无秩序。”他说,一切才刚刚开始。在看守所的时候,他已经开始让人在网络上发帖举报陕西中化益业能源有限公司和刘娟。

关押133天之后,赵发琦被取保候审。“必须要有行动。举报他们,如果能办了他们,那就是我的‘贡献’。”他称自己在被抓之前,已经开始搜集对手的犯罪证据。这次被抓,更加坚定了自己与对手抗衡的决心。

 

维权

从看守所出来之后,赵发琦开始打另一场官司。他搜集了证据,发现榆林干警伪造了落款时间为2007年1月18日的“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最终,因为证据不足,他被判无罪,凯奇莱公司恢复了工商登记。

波罗煤矿案重审直到2013年6月才第一次开庭。又过去四年,2017年12月,最高法院判决,合同有效,继续履行。赵发琦在司法维权12年后,终获胜诉。

12年中,在案件停滞不前的时候,赵发琦也会感到焦虑。他便去找朋友聊天,喝酒,朋友们安慰他,说说自己的看法。但最后,他依然会坚持自己的想法。“他有时候或许只是想找朋友诉说一下,释放一下。”他的朋友皮女士说。

很多朋友看到案件多年没进展,失去信心,劝他放弃或者妥协。“他不放弃,一直特别拧,我觉得他就跟秋菊似的。”皮女士称,他在生活中也很较真。赵发琦常跟朋友说“自己没什么可失去的了,我要认了,就不是男人。”

胜诉之后,有记者见到他,说他冤,不容易。他说这是屁话。“如果说我不是为了这钱,我已经放弃了,我也是有目的,有利益诉求的。有什么冤的?”他称自己这12年吃得饱,穿得暖,几乎天天喝酒,日子过得滋润。说自己不烦恼,那是吹牛,但他不会因为这个案子跟自己过不去。“只有信心百倍才能战胜对手啊。”不过,他坦言,如果一开始就知道这是一场12年的诉讼,也会选择放弃,毕竟时间是钱买不来的。

他一直把这场官司看成一场战役,称自己有个朋友组成的团队帮助他。“法律我们继续走,法律以外的我们也继续走。那就是调查。取证,举报,找他们问题。”赵发琦说。他的朋友张鑫认为他能坚持这么多年,与陕北人从小在饥饿环境中塑造的顽强性格有关,也受他在越南前线的经历的影响。

“这个案件,核心证据都是赵发琦自己搜集的。他前后换过五六个律师,但律师都用他的资料。”律师刘长介绍,赵发琦胜诉,有外界的帮助,但是他最终胜诉的一条重要原因,一定是他的坚持。

12年来,除了偶尔炒炒股,跟着朋友做点投资,以保障一家人生活,他几乎没有做其他事情,主要的精力都是在搜集关于凯奇莱与西勘院纠纷一案的证据,以及相关人员违法犯罪的材料。他坚持走司法途径,以法律手段维权,依靠这些证据材料,最终打赢官司。

2017年3月,长期被赵发琦实名举报涉嫌违法的张宽民被查,后者曾担任陕西省地矿局局长。赵发琦认为这与他的举报有关。“不要惧怕他是什么人物,职位多高。”他称。

“这么多年来,我搜集的证据有三四十箱。其他类似我这样的案子,只要能找出我这么完整的、无缝对接的证据,我给100万。这个承诺从现在起,三年有效。”今年3月初,赵发琦对《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说。

很多人对于他获得这些证据的方式感兴趣,不论是法官、警方、媒体,还是他的一些朋友,都问过。但他不愿意透露。

 

法律“专家”

尽管已经胜诉,赵发琦仍担心接下来的执行过程中,还会遭遇困难。赵发琦的一名法律顾问介绍,目前已进入强制执行阶段,他们在2月5日向陕西省高院递交了强制执行申请。刘长则进一步透露,他们已经与西勘院新任院长见过面,但对方表示刚刚履职,需要向上汇报。

最怕的就是西勘院一直拖延,毕竟强制执行需要对方配合,之后涉及矿权转让,或成立合资公司的事也需要相互配合。

2011年,赵发琦被抓不久,国内刑法学专家高铭暄、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国家法官学院教授周道鸾、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储槐植、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赵秉志聚在一起,对赵发琦案进行认真分析、论证后,一致认为“不能认定赵发琦的行为构成虚构注册资本罪”,因为赵发琦从涉嫌犯罪,到最后被公安机关立案,时间长达七年,超过追诉时效期,他在此前已及时补足注册资金。

“如果一个普通的商业纠纷案像我的案子一样拖12年,企业坚持不下来早就死了。”他认为推动法治进步已经成为他新的目标。

刘长认为,陕北千亿矿权案其实已经在推动法律制度变革。包括直接推动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出台;通过上书全国人大和做各方面的工作,变相地废除了虚报注册资本罪;曝光“一案两号”,推动了人民法院规范案号管理制度;曝光政府干预司法,推动防范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规范出台等。

赵发琦从最初开始打官司,便自学了很多法律知识。皮女士认为,赵发琦经过12年的官司,在某些法律领域已经称得上“专家”,“我们的朋友遇到企业上的法律问题,现在不少都说要找‘赵盖茨’。”赵发琦的律师刘长认为,至少在他自己的案子上,没有律师比他更专业。

“我小时候在陕北农村,吃不饱,就希望能吃饱,能够出去。后来我当兵,回到地方,就有个发财梦。如今,通过这个案件,我就想法治完善。法律是我们最后的一道保障线,如果我们的老百姓遇上事情,不是上访,都走上司法程序,那么社会成本也降低了。政府有法治意识,民众有法治意识,我这事可能就不会发生。”赵发琦称,这是他过去几年做过和未来要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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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18 第1期 总第560期
出版时间:2018年0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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