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人物 | 动作是一种能量——对话林超贤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本刊记者 张明萌 实习记者 何钻莹 日期: 2018-05-09

“如果继续拍电影,我的电影会是什么样?以前的电影有一部分我自己,但不是全部。我应该在一开始就清楚电影跟我的关系,要拍我自己有感觉的电影”

坦白说我没成功过

人物周刊:1994年拍《飞虎雄心》时,你已经开始尝试执导了,与之前在拍摄现场相比,你的感觉有什么变化?

林超贤:肾上腺很高。我在现场控制力特别强,没有不知道怎么办的紧张,我很清楚。

人物周刊:让你着迷的是动作本身?

林超贤:我对策略感兴趣,士兵的个人技巧、军人小分队的技巧……大规模的士兵打仗我也大概了解。拍同一个电影,有兴趣的导演和没兴趣的导演,哪怕去同一个地方发掘资料,最终呈现也不一样。没兴趣的导演只是从电影效果去想,而非从真实性出发。为什么大家看了“飞虎”会觉得真实,除了动作以外就是那种作战的气氛调度,连手榴弹爆破的大小、方向都是不同的,不仅仅是常规电影要的强烈的效果而已。

人物周刊:拍之前就全部想好?

林超贤:比如拍一场突袭的戏,我会想这个场景在戏中的呈现会怎么样。突袭身处其中会怎么想?再跳到防守一方,想在这个地方突袭的话,现场环境够不够防守一方还击或隐蔽。站在双方立场各想一次,基本上看完景之后就能确定那个地点可不可以,可以的话我就知道现场应该怎么拍。

人物周刊:从一开始拍戏就进行这样的思考训练,还是拍多了戏之后熟能生巧?

林超贤:《飞虎雄心》所有的动作已经是我拍的。我的好朋友是警察,他们与国际刑警会经常交流一些心得和案件。外国刑警行动会有团队带着摄录机跟拍,用来教学,他们会互相交换这些片,他经常拿这些给我看。这些片外面看不到。那时候起,这种思考的方法就开始了。

人物周刊:看片子时,你会站在导演的角度思考怎么拍,还是研究片中成员的行动逻辑?

林超贤:在看纪录片的时候会研究,如果这帮贼当时不是这样反应,事情又不一样了。我会做一些想象。警察教学也会用这种方法。

人物周刊:所以在副导演的位置上,无论对演员的把控还是对现场的掌控,你都游刃有余?

林超贤:我们那个年代是从学徒开始,只希望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到同行里最好的。副导演是非常重要的,把整个事情控制到导演只需要舒服地看OK还是不OK,其他的复杂问题都由我来安排。每天应该先拍什么,拍什么戏份,跟摄影师以及其他部门沟通。让整个流程非常畅顺,就是我们当副导演的满足感,做到这个我已经非常有成就感。所以那时其实没有想过当导演。

人物周刊:当导演是比较意外的事情?

林超贤:我第一个电影不是在陈嘉上导演那边开始的,只不过《G4特工》开始不太畅顺,陈导帮我,担任制片人,我当导演。所以也不是我突然想当导演。是另外一个监制来找我,想让我当导演,这样开始的。

人物周刊:拍完《G4特工》之后就一直想当导演了?

林超贤:当了导演之后其实很难回去再当副导演,不是心态的问题,是别人会尴尬。现在看来,那时候坐上导演的位置挺冒险的,如果成功当然没问题,不成功的话,也没有回头路。

人物周刊:“你拍戏很辛苦”的说法从那时就开始了?

林超贤:我第一部电影拍得特别长,人家可能拍10小时,我肯定拍到15小时。可能我要求的东西比较复杂,就觉得这样才好看。我从副导演去做导演的时候,希望可以比之前再多想一层,所以有时候跟我拍电影是挺累的。

人物周刊:梁凤英说,以当时香港电影的环境,你作为动作片导演很难获得足够的支持。动作片比较烧钱,当时香港电影的环境是很难让你发挥的。你有这样的感觉吗?

林超贤:或多或少有。香港电影的习惯就是导演也要想怎么运用预算,有时候设计非常好,但要拍可能花很多钱,后面怎么办呢?这是以前所有导演都会面对的问题,是香港电影的生态。

人物周刊:你在入行以后明显感觉到这个生态是在衰退的。

林超贤:条件越来越差。

人物周刊:会觉得生不逢时吗?

林超贤:也有这样想过。但主要还是在想怎么冲出来。

人物周刊:环境对你的心情影响有多大?

林超贤:会有点迷茫。电影其实是娱乐工业,它是提供娱乐给观众的,如果社会气氛不好,大家也没有心情去娱乐。这时候难免会觉得,自己的行业是不是已经走进一条不通的路。

人物周刊:周围有人放弃了,你却一直没有离开这个行业。

林超贤:我身边还是同一个团队。如果这些人全都走了,就剩下我一个,可能会受到这样的影响。但那个时候,我跟Candy(梁凤英)、一两个以前较核心的工作人员天天都会回公司,聊天也好,喝酒也好,打电话也好,都是大家在一起的。有这些人在旁边不会觉得特别孤独。

人物周刊:当时你还有心思去计划拍一部大制作的动作片吗?

林超贤:没有,从没想象过要拍大制作。因为当时我的状况,坦白说我没有成功过。

人物周刊:《野兽刑警》拿了金像奖最佳导演也不算?

林超贤:对我来说只是开始。我觉得这样太不踏实。当导演才拍了一部戏,是一个试验,成功了、拿到奖,很不真实。如果那个气氛没有改变,我们试验完之后就按这个经验去想前面应该怎么走,那我可以慢慢成熟,但那时还没想清楚,整体气氛一下下来了。后面就更加没人投资,那个氛围让我觉得很多事没有机会做了。

人物周刊:让你觉得少了很多成长的机会。

林超贤:没有特别想个人的成长,一直在思考电影业怎么办呢?以前做电影就一圈人而已。80年代日子很好过,不管电影好与不好,拍完一卖到东南亚市场就赚钱。可能有些电影拍得特别不好,但导演马上可以再拍,那个时候需要产量而不是质量。我们有时候会看到某部电影这么难看,应该拍完死掉了,结果人家又继续开工。

人物周刊:但香港电影市场低迷期间,你依然保持一年一部的产量。

林超贤:大家愿意用一个很低的成本做一些小题材,小品。尽量找空间去做一些能开工的事情。

人物周刊:这些小品的拍摄,会让你有踏实感吗?还是说只是为了维持这个市场,让它看起来还有生命力,还有人在坚持?

林超贤:一方面是为了大家能开工。另一方面,爱情小品也是陈嘉上、陈庆嘉等人的强项,我们长期合作,可以尽量照顾大家,虽然酬劳不高,但起码让大家心情有一些寄托。

人物周刊:休息的两年你想了什么?

林超贤:如果继续拍电影,我的电影会是什么样?以前的电影有一部分属于我自己,但不是全部。我应该在一开始就清楚电影跟我的关系,要拍我自己有感觉的电影。

人物周刊:之前拍那么多电影没想过这个问题?

林超贤:我们都是群体,群体创作总不能只听你一个人怎么想,要经过其他人的同意。这个过程中,很多人有意见,你要想那些意见的对错,但最后依然不会完美。既然一个团体经过这么多人去平衡以后也不完美,有一部分是你、有一部分是他,倒不如我一个人去想,对每一件事的判断与决定都有自己的依据。这样的想法和从前不一样。

 

寻找价值

人物周刊:《证人》跟之前作品相比成熟了很多,之前会感觉你还在思考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但是看《证人》的时候开始觉得,你在表达你的世界。

林超贤:真的可以这样说。其实也是想突破警匪片的套路,《证人》不算动作片,是剧情片。

人物周刊:这几年剧情片和动作片的节奏是一年一部?

林超贤:对。动作对我来说是一只能量炮。打完一炮之后我需要积累,直到我觉得有动力了再打一炮。所以《神枪手》之后,我就要歇一下,拍《证人》,再打一场激烈的《火龙对决》,然后是《线人》、《逆战》,不要在香港打,要出去打。不能再打了,换个方向,拍《激战》。《激战》完全没枪炮,不是枪战类型的电影。真是由我心出发的。以前我所有电影的开始都经过程序、经过讨论,定下拍摄方向,没有我个人的计划。从《神枪手》开始由我计划,拍完之后想下一个电影要怎么样。

 

2011年电影《逆战》拍摄现场

 

人物周刊:为什么在《激战》时放下了枪炮?

林超贤:想突破自己。我们每拍一部电影、每想一场戏都有很多方案,也拍很多遍。到下一部同类型影片拍摄时,用同一种表达方式,你就很难跳出去,所以必须想办法摆脱困在这种想法中的情况。

人物周刊:怎么摆脱?

林超贤:找不同的类型。拍完《火龙对决》,下一部同样是警匪片的话,大概也是那种场面,那些东西肯定就摆脱不了。想方法找一些不一样的,直接换类型拍,找新的灵感。尝试在一个类型里找一两个小点,那不叫摆脱。

人物周刊:这种突破痛苦吗?

林超贤:可以说是创作一个故事最难的点。我经常跟编剧说,如果随随便便一个故事都可以是电影的话,任何人脑子里都有几十个故事。不是任何东西都可以拍,要经过评估,不是靠具体的标准,而是内心的评判,好故事或者有价值的、观众想看的,才能呈现成电影。

人物周刊:你现在看一个故事,在意的是动作的实现程度还是故事本身反映的人性?

林超贤:我重点看它的中心价值。《红海行动》的中心价值是使命感。为什么夏楠要出现?如果只拍军人的态度、军人的价值观,他们的使命感不需要电影去重复。使命感每个人都有,夏楠让杨锐清楚,虽然自己是军人,有军人的任务,但脱下衣服之后也是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价值观和使命感。所以才会有抢黄饼这件事情。有人觉得看完一场救人之后,不需要抢黄饼这场戏,但从讲故事的人的角度讲,到抢黄饼这里才把我要讲的价值呈现出来,没有这场戏就没有这个价值。

人物周刊:但使命感是一个宏大的命题,我们也可以说《湄公河行动》是在展现使命感。

林超贤:他的使命感是作为警察,他应该为这13个死去的人找一个公道。还是警察的立场。你跟我也有使命感,这个使命感不一定宏大,不一定要救人,你做好你的工作,对工作有热情,这就是你的使命。这种电影不应该只拍给中国人看、拍给海军看,他们自己觉得威风好看没意义,给全世界看的时候,观众能在电影里跟你沟通什么?只是看完说中国人现在多牛逼,海军多厉害,那关他们什么事?我希望把有局限的东西做到具有普世的观影价值。

人物周刊:从《湄公河行动》开始有这样的想法?

林超贤:其实《证人》就有了。《证人》到《魔警》,每一个人物在人生道路上都有很多挫败和打击,但他们还是会为了一个目标干到底,不管代价有多大。这可以说是我之前遇到困难时的一种心态,放在我的电影和角色里面。经过几部电影,把自己之前的心态带过之后,我发现这些角色的生命都是贯通的,很悲惨。我需要给我的人物创作一个重生和希望,所以我就想了《激战》,在说怎么冲破中年危机的恐惧。《破风》是我想鼓励一下年轻人。

 

成功依然不真实

人物周刊:《湄公河行动》和《红海行动》,这两部算命题作文吗?

林超贤:《红海行动》比较命题。

人物周刊:你个人想法的呈现在片中占多大比例?

林超贤:我之前虽然拍过很多合拍片,但港味比较浓。哪怕《激战》跟《破风》,已经离开了香港的地貌,但里面的想法还是比较香港的。人的反应、人物性格与发展方向其实都有香港电影的影子。

《湄公河行动》是新的开始,我在摸索期,没有过多放我以前对人物的设计。我要观察。《红海行动》其实也没完全摆脱这种心态。这两部电影都讲普通话,我对普通话的理解还不是很准,两部电影的类型又这么强烈,更难有太多空间,也做不到从前电影里对人物的塑造。

人物周刊:但最后两部电影都成功了。

林超贤:算成功。我在表现上没变,手法、节奏、对动作的判断是与从前一致的。

人物周刊:所以你认为这两部电影的人物塑造还有进步空间。

林超贤:这看电影本身的空间怎么样,你要知道每一次电影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东想一想、西想一想,那就是不成熟的导演,会犯当初拍《 G4特工》的错误。

人物周刊:票房与口碑的成功也许会让大家觉得你适合拍这类主旋律商业电影。

林超贤:我以前是想当警察的人,只是考不上而已。我内心也是……虽然有一些阴暗的部分,但还是正能量占主导。我会特别想呈现正能量的东西。如果主旋律传达的是这种情绪,同时也有好的发挥空间和想象空间,我肯定会拍。

人物周刊:你说之前没有特别成功过,现在呢?

林超贤:坦白讲,现在依然觉得不真实。现在去到这个票房,没人可以想象。能打到这个地步是一件好事,但我不能因此就朝着这个方向走。还是回到初心,怎么去拍下一部电影,把质量做好,能交出来不丢脸,这是一个目标。

人物周刊:其实最初你也没想到当导演,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导演会是你的职业追求?

林超贤:喜欢就是喜欢,不想是不是。头几年基本上不会想“这个是不是你的事业”,是喜欢。我太喜欢这种状态——跟所有人一起做电影。虽然每部电影都有一些波折,但还是喜欢,做五年十年,它就变成了你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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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18 第1期 总第560期
出版时间:2018年0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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