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宇澄获茅盾文学奖,《繁花》如何出世?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本刊记者 李乃清 发自上海 日期: 2018-01-03

“其实人很无助、很迷茫,是哀怨的。能够祈祷、求到了指引的情况不多见,我们缺乏这个”


母亲抱着金宇澄与他哥哥

“一个阿飞下去了,又一个阿飞上来了”

入冬后的上海夜晚,天色一片暗沉,市廛声也渐趋闲静。

一个瘦长男人,从隔壁的作协机关走进咖啡馆。藏青绒帽,灰呢围巾,皮夹克皮包,用上海话讲,噱头蛮好。老板娘迎上前笑盈盈招呼,“金老师真是越来越年轻了。”

金宇澄笑笑,“本打算吃了夜饭过来,没想一到单位就忙到现在。手头有5个人的采访,等文稿出来我要昏倒了。”他点了意大利罗勒素面,边呼啦面条边接受采访,期间接了三四个电话。临近年终盘点,《繁花》又拿了不少奖。

独上阁楼,最好是夜里。《阿飞正传》结尾,梁朝伟骑马觅马,英雄暗老,灯下数钞票,数清一沓,放进西装内袋,再数一沓,拿出一副扑克牌,捻开细看,再摸出一副。接下来梳头,三七分头,对镜子梳齐,全身笔挺,骨子里疏慢,最后,关灯。否极泰来,这半分钟,是上海味道。

《繁花》开篇,金宇澄借王家卫电影亮相。有意味的是,两年半后的今天,有消息传来,王家卫读了小说非常欢喜,认为“繁花”这名字取得好,“喜欢里面那么多故事”。

“一个阿飞下去了,又一个阿飞上来了。”金宇澄解释《阿飞正传》的结尾镜头,指指一旁圣诞树,“繁花就像星星点点生命力特强的一朵朵小花,好比树上闪烁小灯,这个亮起那个暗下,是这种味道。”

2011年5月,金宇澄化名“独上阁楼”,在上海弄堂网论坛发帖,每天几百字的趣人逸事,颇受网友欢迎,不断有人顶帖:“爷叔,后来呢?下文呢?”

这些有一搭没一搭的故事,从沪生、阿宝、小毛3个不同家庭背景的上海少年展开,从1960年代讲到1990年代,主人公穿梭于“上只角”和“下只角”,前后牵扯出一百多个人物,包括芸芸众生的情欲、梦想和迷茫,“一万个好故事争先恐后冲向终点”,细绘上海市井百态、人性嬗变及历史沧桑。

“说到上海叙事,自白话小说盛行以来,一直到金宇澄的《繁花》横空出世,大约有4位作家是绝对绕不过去的。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他们分别是韩邦庆、张爱玲、王安忆以及金宇澄。”茅盾文学奖评委王春林说。

自1988年进入《上海文学》杂志社,金宇澄20年来没写小说,一直安静地当小说编辑,没想到快退休时,在网上用沪语写故事出了名。“一件事带出另一件事,讲完张三讲李四。不说教,没主张;不美化也不补救人物形象,不提升‘有意义’的内涵;位置放低,常常等于记录,讲口水故事、口水人——城市的另一个夹层,那些被疏忽的群落。”

2012年8月,金宇澄的网络初稿《上海阿宝》,删改为29万字的《繁花》,发表在《收获》长篇小说增刊秋冬卷,杂志一时脱销、加印;2013年3月和10月,两次《繁花》研讨会,南北的小说家、评论家给出极高评价。李敬泽认为《繁花》深得《红楼梦》“能无限地实,但又能无限地虚”之精髓;《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评价“《繁花》是2012年中国文学天空划过的一道闪电。它建立了一座与南方有关、与城市有关的人情世态的博物馆”;作家路内发微博:“《繁花》是一部有神性的小说。……我读《繁花》,读懂它的部分我觉得像《红楼梦》,没有读懂它的那部分,我觉得就是《金瓶梅》。”

在《收获》发表版本基础上,金宇澄又改多遍,加了十多幅手绘插图。2013年3月,35万字单行本《繁花》出版,至今印出6万册,拿奖拿到手酸。

年过六旬的金宇澄,显然还没习惯被拎出来示众:“比如妙龄女子,肚皮凸出,可以大摇大摆,挺出挺进,游走妇女保健院,我这副样子,讲句戏话,等于一个老女人忽然怀孕,感觉难堪——步态,心情,忽然不一样,这把年纪了,不习惯,不自然。”

金宇澄给《繁花》绘制的插图:小毛家

“潜伏者”

金宇澄1952年生,土生土长上海人。“50年代父母取名随便,哥哥第一个生,比较忙乱,就叫金芒芒,我是第二个,舒服一点,就叫金舒舒,上海话拗口,很不好听,有资产阶级味道。‘文革’时爸爸帮我改掉,取自毛泽东诗词‘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现在这是个陌生名字,有个80后的读者说,大概是韩国人吧。”

网上多年“潜水”,“老金”对时下新鲜话题触感锐敏。《繁花》火了,人们才发现,这位20年来默默为他人做嫁衣的好好编辑,乃小说界一大“潜伏者”。

金宇澄生在知识分子家庭,《繁花》的沪生、阿宝、小毛是军队干部、资本家、普通工人的后代, “3人的经历我都有一部分,小说是组合,把现实打碎了再拼接。”

母亲毕业于复旦新闻系,父亲出自吴江古镇家族,与柳亚子是远亲,苏在州读了高中,参加革命,曾属潘汉年领导的上海地下工作者。“我爸爸很不愿意谈往事,当年很多人都死了,1942年东京警视厅破了一个要案,来上海抓人,把我爸和另一地下人员陈先生,押送北四川路桥日本宪兵司令部,一路上我爸爸相当紧张,进去怎么应对审问?两人住一间前楼,因为是‘单线联系’,明知自己人,却很不了解,没想到敞篷卡车开到四川路桥堍,陈先生就戴手铐跳下去……半夜,宪兵押我爸爸赶到监狱医院对质,陈先生满头裹了纱布,眼睛睁开一条缝,握紧我爸爸的手,不行了,这一来,审讯时我爸爸逃过一劫。老虎凳什么都吃过,地下工作者,对于历史,一般是不响的。”

1949年之后,金宇澄的父亲担任了某机关的处长,全家搬进长乐路机关宿舍,市中心的新式里弄。“我爸爸有时很有钱,有时一点钱都没有。1954年‘潘杨案’事发,他立刻被隔离审查,关了两年,随后一切没有了。他同母亲离开了上海,下放到浙江湖州一个水泥厂工作,我和哥哥、妹妹,3个孩子跟祖母生活。”

蹉跎一代的记忆,即便怀旧,也是被疾风暴雨的狰狞现实阻断。《繁花》的少男少女目击上海马路“破四旧”,剪小脚裤,家里兜底翻,“扫地出门”。阿宝去旧货店,寻找蓓蒂家抄走的钢琴,沪生和姝华议论学校隔壁被铲平的天主教堂,这块空地忽然成了塑造七八米高的领袖像的工棚,一教师在瑞金路撞车自杀,路边滚来“一粒孤零零眼睛,一颗眼球,连了血筋,白浆,滴滴血水”。

《繁花》很多细节来自金宇澄的耳闻目睹,他说,遗漏的素材太多了,以后或可做个详细的注释本。

“1966年7月开始的抄家狂潮,每天流传小道消息,我过去一本《洗牌年代》也提到,比如某位资产阶级太太,鸡蛋挖小洞,倒出蛋清,把珍珠、钻石塞进蛋壳,没想到抄家人员里,有个菜场卖蛋的,分量一掂,发觉问题了,一篮子鸡蛋全部没收。”

“也听说过神乎其神的‘独脚强盗’,半夜三更,进入抄家组织封存的房间,拎走资本家皮箱,飞檐走壁,楼下备了黄鱼车,地形看好,皮箱用绳子吊下来,人顺下水管道滑下,骑车绝尘而去。”

“写《繁花》时,我有个亲戚说,哎呀呀,应该写一写上海五原路呀,那条路的居民,人人晓得,此地有个大人物,花园大铁门从来紧锁,结果搞革命了,铁门打开,这男人养了5个老婆。”

“当时奇闻满天飞,徐汇区一幢洋房里,抄出一个白毛女。某某人家汽车间,抄出一只厚棺材,棺材板掀开,白蚂蚁像烟雾一样飞腾出来,直接钻进人的鼻孔、耳朵,大家乱逃。各种怪事实在是多,这一笔账是写不胜写的。大革命,一般就是3个特点:谣言四起,暴露秘密,财产转移。”

1969年7月,全国一片红,16岁的金宇澄和哥哥一起去黑龙江嫩江农场务农,一做7年,期间种玉米大豆,做泥瓦匠,盖房、砌墙、做石工,伐木,出窑、掏井、打油,补缸,磨豆腐,也做粉条,几次的临时马夫。“农场到春天,就要‘骟马’,十几匹小公马要做阉割,马到3岁发情,就是‘害群之马’,碰到母马,身上拉有马车,也会扑上去,容易出事,因此要手术,然后强迫这一批太监马,日夜走路,因为太痛了,马就会趴到地上,伤口感染,一般是两个临时马夫,早晚两班倒,骑一匹,旁边再带一匹,马身压几百斤沙袋,日日夜夜走路,不是一天两天,走半个多月。人,真不可以跟动物比的,动物更苦。”

这段时间,金宇澄觉得,再也回不了上海。“当时严格的户籍票证制度,离开城市,缺失户口,有钞票也吃不到饭,穿不到衣,样样凭票。《繁花》有一段真实的经历:“1969年我从上海到黑河,三天四夜火车,到铁岭站,大家下车打水,后来火车慢慢开动,我看见一个女孩子跳上了车,大概觉得吊在车门口都是陌生男同学,又想下车,再换一个车门,没想一跳下去,跌进了月台的缝隙,一条大腿立刻轧掉了。后一年我听说,少一条腿的女孩子,户口已返回上海了。第一时间,大家极其羡慕:啊啊,这就可以回上海了?有上海户口了?!也许很少有人会想,人家已经是一个独腿女人了。”

“饭局”与“不响”

上山下乡那几年,金宇澄惟一乐趣是和上海文友通信。“认识几个上海高中生,喜欢黑格尔《小逻辑》、叔本华、翻译小说,看信他们讲,哎哟,你可以写小说!《繁花》插图的画法,在当时也起过作用,文字写不明白,在信纸上画北方环境,北方的火炕、火墙结构。”

1977年,金宇澄从东北“病退”回沪,在街道的某零件厂上班,后调沪西工人文化宫。“1984年,差不多是现在的12月末,上海下雪,让我想到东北零下40度,雪像黄沙一样干燥,写1500字《多雪的冬天》投《新民晚报》,也就印出来了,第一次投稿成功让我有信心,从那时直到现在,我从没有吃过退稿。”

1985年,金宇澄在《萌芽》发表处女作《失去的河流》,被《小说选刊》和《新华文摘》转载;次年的《方岛》也发表在《萌芽》。《失去的河流》和《方岛》连获两届《萌芽》小说奖,他也因此进入上海作协1986年举办的第一期青年创作班,和邮递员孙甘露等人被作为文学新人集中培养。

“每天有安排,听讲座,参观各种地方,寺庙,监狱,看电影、话剧,最后半个月到浙江宁海,两人一个房间,写一部小说出来。孙甘露当时已写好《访问梦境》,一点事没有,有些人爬山去了,我感觉压力,结束前3天的某个夜里,整夜写了小说《风中鸟》。”

“简单的故事,东北农场规矩,有人要死了,医生请木匠师傅做棺材。小说开始,是做了棺材,老人却恢复健康,棺材就搁置在露天,让知青坐在上面打扑克,聊天,吃饭,‘我’有次迫不得已,躺进棺材躲避女青年的情景,透过板缝,发现阳光青草,女青年的尼龙袜子脚踝,最后,这只棺材被大家养鸡鸭,风吹雨打,成为一个很丑陋的东西,但当地许多老人,有意无意来看看它,按照规矩,谁死就得用它。小说结尾是两个病重老人,长久弥留,就是不死,‘我’和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

“死亡非常丑陋,从棺材缝隙看外面一段,阳光、青草,随后走来一个女知青,她到处找我,你在哪里啊?她不知道我在棺材里躺着,生命是如此的美好。”

1988年,《风中鸟》获得《上海文学》短篇奖,也是这一年,金宇澄调入作协,成为《上海文学》小说编辑,直到如今的常务副主编。每周一三五上班,“工作就是看小说”;日常也是与同龄人差不多的内容,交往范围包括各时期认识的朋友,“有一些是社会闲杂人员了,比如下岗多年的下乡弟兄,最好的一位,我16岁去东北,他就坐在我对面,一直没结婚,几年前过世了,生活在最底层,有段时间在国有的钢厂食堂里做,过中秋、春节,他会带食堂做的月饼、八宝饭来我家,他说,不是给你的,是给我侄子吃的。”这些情感的流动,是金宇澄解释的江湖文本。 

《繁花》第29章小毛请客,在座阿宝、沪生、小毛邻居、朋友,大家开“故事会”。白妹讲二楼爷叔偷窥发廊妹与客人的勾当,小毛讲深夜打牌结束,在汽车站搭讪了一个陌生女子,手拎两袋衣服,一直不说话,上海话就是“不响”,最后她勉强说3个字:汏衣裳(洗衣服),蚊子叫一样,小毛马上说,自己单身汉,有洗衣机,建议去他家洗,女人不响。随后两人上车,等到小毛下车,女人一声不响跟小毛进家门,最后,两个人“做了生活”,以后,迷迷糊糊的小毛,听见女人整夜手洗衣服,最后天亮了,门锁的声音,女人走了。小毛再也没见过这个幽灵般的女人。 

据说,王家卫喜欢这默片一般的洗衣故事;据说,这也是金宇澄一位故友的真实告白。老友是保安,一直未婚,几年前病逝。小说写小毛弥留之际,病房内围了一堆落泪的女人,老中青都有。

《繁花》中,饭桌上各人都有酸甜苦辣,说不尽的前世今生。金宇澄说,“我有意不写知识分子和农民,城市的草根群体,在城市野草中生长,是更复杂的人生之谜。比如多年前,我被朋友拉到外滩附近一家小店吃饭,店主是阿根廷回来的几个上海姊妹,一桌人都不是所谓知识分子,是另一种样子的价值法则。有人问一个女孩什么时候结婚,对方坦然说,我阿姨讲,让我先包几年再说。她的语气很平和。当时有人问,你阿姨是做啥的?她说,一般的白领,让一个日本人包着。非常平静。我这才发现城市的这个空间,不大惊小怪的空间,什么都可以公开谈,像无论我们的大环境如何变化,海面如何波浪起伏,海底是另一种生态,这是小说家应该注意的。”

《繁花》题记“上帝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定”,整部小说频繁出现“不响”达1500多次,成为金宇澄的文本特征。“因为长时间看小说,我想换一种写法,小说的个性,是语言、甚至包括标点符号的特点;文学是人学,如何描写人?可以去掉盛行的内心描写,去掉解释与分析,现在的读者十分聪明,以对话代替,是可以的。小说结尾,沪生问阿宝说,有女人问,阿宝怎么一直不结婚,一辈子一声不响,心里想啥呢?阿宝回答说:沪生你也一样呀,一辈子不离婚,碰到事情,就是笑笑,你心里想啥呢?阿宝说,其实女人想搞懂男人的心思,很简单,去买几本文艺小说,里面有很多男人的心理,看了两本,就都明白了——我这样写,脱不了一种嘲讽,但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一般意义的内心世界,大家都懂了,不必重复,中国人最聪明,什么都懂了,什么都可以不响,小说可以大声疾呼,也该允许我一声不响。”

女作家朱文颖的印象中,金宇澄在饭桌上是个有意思的旁观者。同样也是在饭桌上的采访,金宇澄回答问题,喝了两口蘑菇汤,突然蹦出一句:“你是什么星座?”接着他说:“我射手座,比较戆,《皇帝的新衣》的小孩,就是射手座,勇敢,我做不到他那么勇敢,但《繁花》这本书,我自认发现了国民特性:一是饭局,家里的客厅没客人了,有事没事,包括结婚、死人,中国人就是去吃饭,无穷无尽的饭局;另一个是‘不响’,中国人最关心世道,最聪明,样样事体其实都懂得,但一般只能是‘不响’。很多事情,个人承担不了,最后也只能无语。小说写到一句,天底下只有耶稣和老毛,最了不起,那么多的人,每天跟这两个人讲心里话,但这两个人,就是一声不响。确实的,其实人很无助、很迷茫,是哀怨的。能够祈祷、求到了指引的情况不多见,我们缺乏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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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19 第34期 总第612期
出版时间:2019年11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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