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 | 卡特琳•普兰 每次筋疲力尽地呼吸,我的力量都随之生长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本刊记者 李乃清 日期: 2018-09-06

她是作家、码头工人、酒吧女招待、农民、牧人、捕鱼人……不断地在旅行中追求“受限的自由”,寻求自我和改变,对危险和死亡有像发烧般的沉迷。卡特琳•普兰说,她的下一个目的地,是在孤独中酝酿许久后产生的灵光乍现

58岁的卡特琳·普兰(Catherine Poulain)拥有一张风霜密布的面孔。这名勇敢的法国奇女子,“她从海上来”,曾在美国阿拉斯加一艘名为“叛逆者”号的渔船上过了10年冒险生活,其间,她将自己的身体和灵魂完全交付给了疲劳、寒冷、伤痛及各种危险,“出海捕鱼在我身上会有一种燥热的感觉,一方面是兴奋,一方面又是恐惧。”

普兰1960年生于上普罗旺斯省的马诺斯克,冒险的念头很早就在她心里埋下种子。三岁时,为了看见地平线,她爬上电线杆眺望远方,看着道路蜿蜒消失在天边。“我想这是自然的召唤,作为牧师的女儿,我从小在教堂长大,但18岁时我没有继续读书,而是成了一名木匠学徒。”

20岁时她离家出走,行遍世界,做过各种体力活。她在加拿大挖土豆,在冰岛的鱼罐头厂做工,在中国香港做过酒吧女招待。“我11岁时就偷偷摸摸开始打工,当时到法国一座山上做农民,20岁时在亚洲国家浪游了一年,在香港打工时还被评为酒吧的‘最佳女招待’,之后我又放过牧、玩过马、养过鸟,我养的是那种非常大型的鹰,给它喂食很危险,手套要戴到肩膀这里,动作要非常轻,不能激怒它们,这些工作都很有意思,但我最爱的还是出海捕鱼。”

在普兰身为非法移民的美国“逃亡”时期,她在阿拉斯加的渔船上工作了十多年,这是美国最艰难、最危险的工作之一,她将这一经历写进了处女作《在海的尽头遇见你》(Le Grand Marin)。

在这部小说中,普兰写了一位渴望漂泊的法国女人莉莉,她离开南部老家,花100美元乘坐一辆灰狗巴士穿越美国大陆,千里迢迢辗转纽约、西雅图来到阿拉斯加的科迪亚克岛。莉莉没有身份,也没有经验,她四处托人,恳请渔民带她上船。尽管对于一份气力活来说,她的身材过于矮小,但她还是说服了船长带她出海捕鱼。如此,这个毫无捕鱼经历的女人和五个粗壮的水手出海了,她是船上唯一的女人。

普兰以女性细腻的笔触,将她在海上十多年的奇特生活写成了半自传式的小说,《在海的尽头遇见你》出版15个月后就登上法国各大书店畅销书榜,过去两年内又横扫英美畅销书榜,摘下比埃尔·奥兰图书奖、约瑟夫·凯瑟尔文学奖、海人奖等一连串殊荣,普兰也成了媒体眼中“康拉德和梅尔维尔海洋叙事的继承者”。

那儿是尽头。再过去就什么也没有了。只有极地的大洋和浮冰。还有午夜的太阳。我很想上那儿去。坐在尽头,一切处于世界的高处。我总是想象着,把两条腿挂在虚空中……我会吃冰块,或爆米花。我要抽支烟。我看着。我很清楚,再也不能走得更远了,因为地球已到终点。

女主人公莉莉刚抵达阿拉斯加的科迪亚克岛,当地车牌宣称:阿拉斯加是“最远的边境”。莉莉的人生目标就是去阿拉斯加的巴罗角,这也是普兰的梦想之地。“我后来去了科迪亚克岛上的渔村,那里聚集着越战老兵、因纽特人、流浪汉等,都是心碎的、失了根的漂泊者,这片土地本来是因纽特人的,但却被剥夺了。在这个被称为世界尽头的地方,聚集了被社会边缘化的这群人,他们内心都曾深受煎熬,见过这个世界最惨烈的一面:生死离别、无奈漂泊……但在这里,他们相信可以抛开过去,从零开始,他们也正是这样做的。在阿拉斯加,大自然是纯净原始的,一切都很简单,但生活也充满挑战。”

在阿拉斯加度过10年后,由于非法捕鱼,普兰被勒令遣返回法国。“10年后移民局还是来抓我了,他们来捉我时我可是奋力反抗啊,好几个男人把我绑了起来,我想跳海,他们还是把我从海里捞了起来,没办法。”

如今,普兰已回到法国家乡,她一半时间在阿尔卑斯牧羊,另一半时间照看波尔多的葡萄园。上海书展《在海的尽头遇见你》分享会期间,普兰在黄浦江畔的建投书局与我聊起她的渔牧生涯,面对江上往来船只,她卷了支烟,深吸一口,看样子又开始怀念阿拉斯加的海上生活了。

“我常和人说你要去阿拉斯加,因为那里是世界的边境,但我又跟他们说,世界的边境往往在我们心里,而且这种边境无处不在。其实书中我所写的很多人都不快乐,他们感觉自己被禁锢,很多读者也生活在‘监狱’当中,但在书中寻求到力量,他们找到了内心想要逾越的边境。”

 

我们就是大海的“雇佣兵”

人物周刊:说到这本《在海的尽头遇见你》,你对阿拉斯加的情结源头是什么?为何如此向往去那里捕鱼?

卡特琳·普兰:我们称阿拉斯加是世界的尽头,这种说法本身就让我感到非常梦幻,心向往之,所以,这成了我给自己定的一个目标,我要到世界的尽头,超越那些曾经限制我的束缚,去探索生命的奥秘和生死的意义,我渴望知道在最后的边境我将要面对什么,超越了边境,那一头又有什么?

真正来到阿拉斯加后,我发现这真的是世界的尽头,我的心似乎找到了归属地,就像莉莉找到了她内心真正追求的热忱,决定在那里留下来捕鱼。

人物周刊:海上生活苦不堪言,每天只睡四小时,始终穿着湿透的外套和鞋,没完没了地掏鱼内脏。身为女性,你要忍受各种不适,每天都在与自然和疲惫斗争,书中描写了不断重复体力劳动导致的极度疲劳,说说你对体力劳动的体验?人在筋疲力尽下的状态是怎样的?

卡特琳·普兰:我非常喜欢让自己的身体去体验这种极致,超越我能承受范围的这种筋疲力尽的感觉。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说我的喜悦随着我身体的透支一步步展现出来,我能感觉到每一次筋疲力尽的呼吸,我的力量都随之生长,好比骑马,我像个骑士一样,在马上变得更加意气风发。

你知道,海上的劳作都和自然有关,说到底,大自然是最有力量的,我们和自然抗争的同时,也是和自己的内心斗争,试图找到属于自己的力量,摆脱恐惧。茫茫大海,极度孤独,筋疲力尽时似乎会达到某种忘我甚至沉思的状态,所有念头都消失了,只剩下生存,根本也容不下其他念头,正因如此,生活变得非常纯粹,身体、头脑、自然重新联系到一起。生活在城市,我们的头脑和身体其实是脱节的,有时在做一件事,脑子里却有许多纷乱的念头,然后被各种念头打断,但在阿拉斯加捕鱼,不允许你有任何分心。

人物周刊:书中莉莉被一条鳕鱼刺伤中了毒,需要公海救援(转移到另一艘船上)和住院治疗,这是你的亲身经历?海上捕鱼生活中最危险的是什么?

卡特琳·普兰:其实危险无处不在,不管捕什么鱼,你去捕鱼时都有可能中毒,因为很多鱼体内的分子里有些毒素,刺伤后没有消毒很容易伤口溃烂,非常危险。其实捉螃蟹更危险,因为捉螃蟹要到白令海峡(The Bering Strait) ,我们称之为“无聊之海”(the boring sea),其实这是个文字游戏,那里风平浪静时一丝涟漪都不起,但捕鱼的时候经常狂风大作,船会被打翻,沉船屡屡发生,很多海员因此溺死。有一次为了捕到大螃蟹,我们很多船员丧生,我其实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但这种濒临恐惧的感觉又让我异常兴奋。

人物周刊:是怎样一种勇气和力量让你能够直面这些危险,最后战胜这种恐惧?

卡特琳·普兰:这其中的力量,可以说是我对于危险和死亡一种由衷的像发烧一样的沉迷,我在刚开始捕鱼时有位海员跟我说,你要小心一点,一旦开始捕鱼就会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这是会上瘾的。的确如此,我在从事其他工作时常常怀念在海上捕鱼的日子那种刺激的感觉,尤其是在生死边缘工作,那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感觉。

人物周刊:书里也有一些血腥的镜头,例如吞食刚刚剖开的鱼的心脏,第一次生吃鱼的心脏是种什么感觉?

卡特琳·普兰:这确实是独一无二的经历,刚开始捕鱼时我并不清楚原来这是个充满杀戮的过程,我只想去捕点鱼,没想到真正出海上船后,我发现每天浑身都是血。有一次我捕了鱼,开膛破肚后把心脏取出来放在桌上,这个心脏还在怦怦直跳,它让我感到慌乱、罪恶、不知所措,但同时又有种极度的美感,看到这颗活蹦乱跳的心脏,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当时直接反应就是把它活活吞下去,感觉这颗心还在我的肚子里跳,非常温热的一种感觉。

人物周刊:听上去很恐怖,小说结尾有段诗意的描写,莉莉看着大海里的游鱼,突然觉得做一条鱼也挺棒的,然后发问,但我们这群人是杀鱼的……

卡特琳·普兰:刚开始捕鱼时,这个问题始终缠绕在我心头,为什么对鱼展开杀戮?这其实是种非常矛盾的心理。出海捕鱼每天都是一场野蛮的生存者游戏,不是它死就是我亡,一切都是直接的生理反应,一种纯粹的杀戮,这个问题伴随着我整整10年在阿拉斯加的经历,其实在海底杀戮也进行着,鱼类也在互相残杀。我想,有些人生来就要做“脏活儿”,不光杀鱼,还有些人必须为国奔赴战场,虽然他们不想去。我们就是大海的“雇佣兵”,我们杀鱼,也在用鱼喂养别人,杀戮和喂养同时进行,恐怕这就是人生的真相。

 

海上小社会,“囚禁”中的孤独与恐惧

人物周刊:为何给小说女主人公取了莉莉这个名字?听上去是个蛮柔弱的女孩,这个莉莉和你本人像吗?

卡特琳·普兰:莉莉这名字本来就是个小女人的名字,她也确实是个小女人,事实上莉莉就是我。刚到阿拉斯加,登上“叛逆者”号,船长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他我叫凯瑟琳,他立刻表示不同意,太难记了,而且他认为这名字根本不属于海上生活,船上非常喧嚣,又有风浪噪音,叫起来谁都听不到,必须改,后来船员们都管我叫“莉莉”,我也喜欢这个名字,大喊莉莉和英文Really的发音相似,简短、欢快又响亮!

人物周刊:说说海上这些男水手们吧?莉莉可是船上唯一的女性。

卡特琳·普兰:虽说莉莉的确是我本人,这部小说也是基于我的人生经历创作的,但这本书主要是想叙述海上这些水手,展现他们的人性。在阿拉斯加做水手很艰难,船上就我一个女性,刚开始并不容易,但后来我们成了一家人。有次我在一间酒吧环顾周围的男人,我想,为什么他们会成为我的兄弟?为什么这些人的故事吸引我?我想写这些男人,他们内心受过伤、始终追寻刺激,我看到了他们艰难、痛苦的生活,看到他们的孤独和绝望,但很少有人谈论他们。

 

 

人物周刊:小说中,莉莉被高大英俊、沉默寡言的瑞德吸引,说说这个“硬汉”?

卡特琳·普兰:这本书的法文名直译过来是“水手王”,其实就是瑞德,我在海上遇到的这位高大的水手,他酗酒,非常狂妄自傲,邋邋遢遢的,在别人眼中他可能就是一个人生输家,完全的混蛋,但他在船上对我来说这么魁梧高大。瑞德像其他海员一样都是非常绝望的人,他们为了生计每日都在求生边缘挣扎,受尽折磨。瑞德(Jude)这个形象在《圣经》中是指耶稣的弟弟犹大,那个无望的圣徒,这个名字很好地折射出瑞德这群人的心理状态。

人物周刊:小说中,莉莉和瑞德相爱了,捕鱼季一结束,水手们回到岸上,莉莉只盼着能够继续出海,瑞德却想回夏威夷安顿下来。通常我们总觉得女性偏于安顿下来,男性总在出发奔跑,你这么写,也许女性在面临爱情与自由的选择时,有时可能比人们想象的更勇敢?

卡特琳·普兰:这其实是我写这本书时非常明显的一种感受,因为出海捕鱼的强大力量一直烙印在我灵魂深处,是我寻求所谓受限的自由的一种方式,如果没有限制,自由就不存在了。瑞德酗酒不分昼夜,每晚我和他躺在一起时,我心心念念的就是出海,我一直想逃脱这种窠臼,想要寻求自由。

人物周刊:小说开篇引了惠特曼《草叶集》中《来自无尽摆动的摇篮》里的诗句,说说惠特曼对你的影响?

卡特琳·普兰:惠特曼的《草叶集》对我影响非常大,因为里头讲的就是赤裸裸的人性,在惠特曼的诗作中,他经常提到人对于命运的探索,一种魂牵梦萦的对于命运的求知欲,我与海洋之间的故事也是如此,我出海捕鱼的历程也是对自己人性的一种探索。

人物周刊:这首诗中多次提到孤独,大海上孤独的夜晚、孤独的歌者、孤独的听众,你对孤独如何理解?

卡特琳·普兰:在海上我们的确非常孤独,这种孤独首先是身体上的,一个人在那里自生自灭,跟海洋搏斗,我们的生命完全听凭海、风、浪,可以说是一种随波逐流的状态,非常孤独。其次,在海上我们处于一个小社会,周遭都是和我一样的海员,因为在海上,可以说我们成了这个环境中的一个囚犯,无法逃脱。在海上我们往往被这两种孤独困扰,一方面害怕自己生命受到侵害,另一方面要融入这个小社会,对抗被囚禁在这个环境中的恐惧。

 

捕鱼、牧羊、收种葡萄;灵光闪现,说走就走的旅行

人物周刊:听说你34年前来过上海,当时你对这座城市的印象和记忆是怎样的?多年后再来上海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卡特琳·普兰:那年我23岁,我是乘坐邮轮从香港来的。那是冬天。外滩从雾中显现,我登陆,发现一个被称为“花之心”的巨大的神秘国度,我只身一人,陷入恐惧和魔力混杂的世界另一端的不确定性,每次启程都是新打开的一本书,都是我们要填写的空白页。

我坐船到宁波,街上有米馒头的甜味,隆隆迎接白天的木制火车,水和树之间笨重的水牛,低矮的房屋,豆浆和拔丝糕……我印象非常深,我在路边吃了个茶叶蛋,当时卖茶叶蛋的大妈不肯把茶叶蛋卖给我这个欧洲人,她觉得我不可能喜欢,但我觉得茶叶蛋很对我的胃口。

再次来到上海,我感觉像重生了一样,上海和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三十多年前相比,我完全像到了另一个国家,这里现在正处于日新月异的变化中,我来到这里,好像旧生命刚过去,新的篇章已经打开。

人物周刊:听说你曾在香港打工,一个法国人,语言不通,怎会千里迢迢去香港?

卡特琳·普兰:还很年轻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旅游,想去看看这个世界,我一个朋友建议说何不去中国香港这样的地方?我相信去到那里,我的智慧和经历都会得到极大增长,所以我只身一人去了香港,那时候我的钱全被偷光了,身无分文,怎么办呢?总不能再回法国吧?我就开始找工作,必须自力更生,于是就到香港一个码头上工作,我在那里待了一年。

后来一个新加坡朋友告诉我,要了解香港就要去香港的酒吧看看,于是我找了份酒吧女侍的工作,但我后来发现,这个酒吧在红灯区。我当时很年轻,非常单纯,红灯区的景象让我非常惊讶,同时又觉得很有趣,这份工作的确是我发现世界、观察人生百态的一个好窗口。

人物周刊:如果说去阿拉斯加出海捕鱼是一种离开,那你现在在南法牧羊和收种葡萄园可否算作某种“回归”,类似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归园田居?

卡特琳·普兰:不管是在阿拉斯加还是在我的家乡,我所寻求的都是一种合一。在阿拉斯加,我为了实现对海洋的热爱,寻求人的极限。在海上,我需要融入男性的世界,和水手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与海洋的广袤相比,人类如此渺小,在这个过程中,我找到了自由和内心的平静。现在回到法国深山中,几个月都和羊群日夜相处,我还是在寻求这种合一,因为在和牲畜接触的过程当中,我一直生活在身体极度疲惫和生理极度恐惧中,因为我害怕被狼吃掉,或者暴风雪暴风雨时可能会被饿死冻死,这对我内心的影响和出海是相似的。

人物周刊:说说你在梅多克葡萄园农庄的生活?

卡特琳·普兰:为什么我又去这个酒庄里干活呢?因为我之前读书学的是放牧,但我不希望自己一生都是牧羊人。放牧非常辛苦,一周七天时时刻刻要盯着你的羊群,你和这个社会是脱节的,我这人本来社交方面就不是很强,算是比较孤冷的,一直这么放羊让我有点小小的担忧。之后我就想去酒庄工作,变成一个季节性的牧羊人,冬夏放牧,春秋去酒庄工作。酒庄里不是熙熙攘攘的,当中有个房间,我在里面拿出笔记本,写上一点东西,这就是属于我的自由。

人物周刊:捕鱼、牧羊、种植葡萄,这让我想起《圣经》中久远的年代,你个人非常推崇这种古老原始的渔牧生活? 

卡特琳·普兰:我之前就一直是个农民,我想象不出来自己做白领或其他工作的样子。我曾经也做过工厂女工、帮助老年人的护工等等,这些工作我也喜欢,但我更爱在大自然中工作,和大海、阳光、牲畜一起生活,我可以时刻感知到身体的变化,它发出一些信号,接通我心里的感受,这才是我所热爱的工作。

人物周刊:今年上海书展的主题是“旅行的意义”,对你而言,旅行的意义是什么?你已经去过“世界的尽头”,下一站旅行的理想去处是哪里?

卡特琳·普兰:我认为旅行首先是对自我的追寻,走出原本非常单一的生活和狭隘的世界观,去遇见一些新的人、新的观念。在我的旅行过程中,首先推动我出行、离开我没日没夜的工作生活的一个动力就是去寻求改变,为此我愿意提起包马上出门,说走就走。我还在寻找下一个目的地,对我来说,每次旅行都是在孤独中酝酿许久后产生的灵光乍现,灵光闪现,我就立马启程去追逐那个梦想旅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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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18 第1期 总第567期
出版时间:2018年0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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