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情 | 听导演林德禄说港片往事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本刊记者 张明萌 实习记者 王雨蔓 日期: 2018-10-18

“如果这部电影不卖钱,要还钱给投资方。我就把杏花邨的房子卖掉了,将这个钱放在银行,如果赔钱马上还给人家”“你问我为什么金融证券做得好好的还要回来拍电影。我是从那边走的,回那边去也是应该的嘛。好像一个浪子,离开久了,应该回家了,不然你要去哪儿呢?”

9月14日,电影《反贪风暴3》上映,导演林德禄再次将目光对准香港廉政公署(以下简称ICAC)。他曾在ICAC工作六年,看过难以计数的案件卷宗,为ICAC拍摄《廉政先锋》剧集,离职后又拍了廉政片《廉政第一击》。上一部聚焦廉政反贪的电影,还是1975年吴思远拍摄的《廉政风暴》。论及对ICAC前世今生及办案手段的熟悉程度,香港影坛无人能及林德禄,这类题材他得心应手。

与其说林德禄擅长拍廉政片,不如说他擅长拍类型片。1980年代,林德禄应曾志伟之邀,翻拍老导演龙刚作品《应召女郎》,1992年又拍了续集《现代应召女郎》,两部电影都由冯宝宝领衔主演,张曼玉、罗美薇、刘嘉玲、周慧敏、陈宝莲等加盟。该片反映了当时妓女的生存现状,娱乐性十足,亦有教育意义。

香港三级片刚刚兴起时,林德禄瞄准“舞男”题材,率先拍摄了《香港舞男》《鸡鸭恋》《舞男情未了》等“舞男”系列电影,同样兼具娱乐与教育意义,票房不俗。男妓被称作“鸭”,正是从他的电影开始。

林德禄有过一段没戏拍的日子。他深知“不赔钱”是港片拍摄的首要原则。虽然很少得到电影奖项的眷顾,但他所拍各种类型电影都能赚钱。因此,在好片竞出的香港电影黄金时代,林德禄依靠对类型片和观众胃口的纯熟把握一直有钱赚、有戏拍,自组的影业公司“德禄”在香港影坛也有一席之地。

1971年,一心想成为导演的林德禄看到无线第一期艺员训练班招生通知,老师是拥有丰富舞台经验的钟景辉,就去报名。在无线电视台,他师从王天林,从助理编导做起,一直做到王的副导演。王天林在香港电影圈被称为“大娱乐家”,有四大弟子,林德禄是大师兄,二师弟是凭借《龙虎风云》获得第七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的林岭东,三师弟是后来开创“杜氏美学”、三夺金像奖、两获金马奖、将“银河映像”做成香港电影金字招牌的杜琪峰,最小的师弟是王天林的儿子王晶。尽管入行最早,但林德禄拍电影比师弟们晚,直到1986年才拍了处女作《再见妈咪》。

遗憾的是,尽管在江湖上有地位,但无论在票房还是艺术成就上,林德禄都缺一部真正意义的“爆款”。与全力创新突破相比,跟风各种类型片他更为擅长。他拍的女性犯罪片、舞男片、枭雄片、合家欢喜剧片等等,都受到市场欢迎,虽不是一本万利,但包赚不赔。

随着香港电影走向没落,林德禄陷入无片可拍的境地。他解散了公司,离开电影圈13年,直到2014年才因黄百鸣邀请,执导《反贪风暴》第一部。这时,年轻观众已经不认识他。

林德禄并不在意,“做导演是跑长途赛,时间长了才能看到真正的实力,因为始终都是有适应期的。”他很开心现在依然在做电影,“香港电影界有个好处,大家很齐心,我们这群导演,这么多年都没有什么大的是非,都很爱护自己的同行,有机会大家都会合作,过程也挺和洽。吴思远成立导演会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使命在哪里——尽量将香港电影延续下去。”

 

“没有我这么年轻的导演”

年轻时候,我想学舞台剧,但感觉香港导演理论基础不够。看到无线艺员训练班是钟景辉当校长,他在美国拿了戏剧master,我就去了。四千多人报考,他收了60个。不知道他为什么收我,我也不是很帅。见到他,给我写了两个字“肯做”。到目前为止,这也是我的座右铭。我想,我多做一点事,人家会欣赏我,会给我机会。这两个字对我影响很大。

快毕业了,他第一个找我谈,要签我做艺员,一个月薪水500港币,那时候中午一顿饭两块多而已。我拒绝了。我心里想当导演,但因为太年轻了,20岁出头,人家都觉得导演得有一定年纪、有足够经验才行。我只能说我想当幕后。

过了几个月,我去做王天林的助理编导,成了他四大弟子中的第一个。王天林拍戏的经验很足,他给的启发就是要变、要自信,而且他喜欢用卡司,所以后来他的儿子王晶拍什么电影都要用卡司,收再多钱大家都去看。(笑)

那时候我还兼任训练班副主任。第三期的学员都由我主考,卢海鹏考完,钟景辉说他不用训练了,可以马上当艺人。周润发也是第三期,那时候还不行,但是看得出有潜质。

做了两年,钟景辉要我做一个游戏综艺节目的导演,我又拒了,我想当戏剧导演。戏剧是他的范畴,他对戏剧导演的要求会更高。考虑了半年,他才同意让我拍。我是第一个从训练班毕业做到副导演又做到导演的人,也是第一个这么年轻的导演,当时24岁。林岭东、杜琪峰后来都成了导演。我有一个例子给他们看,可以做到。

之前我看过一部关于丘吉尔的电影,别人问他目标,他说我希望我25岁之前当将军,如果不行就自杀。后来他真的25岁当上了将军,这个电影对我很有启发:你要有目标才会有推动力,才够强。后来有个记者访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当导演啊。我说24岁,比他早一年。

 

《廉政第一击》

 

钟景辉让我先拍改编名著练手,改编哈代的《伯德家的苔丝》。王天林对我很好,他主动给我写剧本,电视剧名字为《巫山盟》。五年后,导演波兰斯基也翻拍了这部名著。

第二部戏是《大江南北》,这是周润发第一部电视剧,他演一个江南杀手,吴孟达演一个江北杀手。排戏时,吴孟达已经OK了,周润发不行,我拉着他练习。那时无线还在市区,我和周润发找到一个没有遮挡的天台,顶着夏天太阳晒了四五个小时,每一句对白、每一个走位都和他对。他问我,怎么演啊导演?我觉得他的眼神很有戏,说你可以让你的感情通过眼睛表达出来。他就慢慢学。你看他现在的眼神多厉害。

拍了几年,佳艺电视台挖走了我、徐克和林岭东。徐克拍古装武侠片,林岭东拍警匪片,我拍长篇电视连续剧。但不到一年佳艺就垮了,我又去了香港电台电视部,后来ICAC(香港廉政公署)需要人帮助宣传,我就去了ICAC。

 

香港主旋律

我是1980年到ICAC工作的,在“社区关系处”,负责宣传教育市民廉洁自律,并通过举报中心及各个分区办事处接受反贪举报和咨询。平日主要工作是拍电影、拍广告、拍纪录片。

 

《现代应召女郎》

 

我这个位置,之前是许鞍华,她性格比较像艺术家,对预算控制得不好。ICAC对花钱控制得很严,预算这个系列七集,可是她五集用完了七集的钱,项目停了几年。后来ICAC拿三集的钱给香港电台,让我们帮忙拍,拍得挺好,觉得我跟他们沟通也蛮好,才请我过去。

我先从公开的资料了解案件,觉得有兴趣可以改编的,再去查档案。他们把我关进一个房间,看这些案子。我可以记笔记,但是卷宗不能带走。

刚刚进去,那几年ICAC和警察的关系还很紧张,ICAC的领导说不要拍警察贪污了,我反对。公务员贪污占很大比例,其中纪律部队中警察最多,不拍警察,怎么让大家相信你?所以我就尽量去争取,拍完以后他们请警务处的最高领导来看,先让他们来看有没有意见,(笑)那个时候是很紧张的。

我拍了一个警员向ICAC举报,将贪污警员绳之以法的故事,警务处的领导看了之后说没有问题,娱乐性很好。以后再拍警察就没问题了。

在ICAC拍片,要赢得观众支持就得迎难而上,不要一有困难你就躲避,这不是ICAC查案的宗旨。

看完资料我拍了两季《廉政先锋》,第一季七集,第二季六集,每集一个小时。我每集都找一个新编剧过来,每个人的处理都不一样。吴镇宇演了《怒海追寻》,那集写得很浪漫,任达华演了《猎虎行动》,他演的一个卧底,当时的评价很好,收视率也很高。这些算是香港的“主旋律”剧集。

为了把这些片子拍得好看,我也积攒了一些经验,只是拍贪污犯该死,会让人觉得在做官方喉舌,没有站在另一个角度看待这件事情,讲述这件案件的发生、过程会不客观。我们会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令他贪、让他行贿,不是说坏人就一定坏到底,也不是一开始就告诉观众这些人“衰到贴地”(坏到不行)。如果不交代其他细节,一次两次观众就会觉得都是那些东西——我们广东人叫“卖膏药”——不好看的。

政府部门公务员入职前都要看的training-film我也拍过。入职后,多少钱的礼物你可以收,多少钱的礼物不可以收,你银行的钱是怎样回来的,只要你手里的财富是你解释不了的,超过你这么多年入职的收入的,都可以让你坐牢。台湾也在弄这个“阳光底下的条例”,但是没通过。

ICAC刚刚成立运营的时候,有一句口号“香港胜在有ICAC”,得到很多香港人的认同。没有ICAC之前,香港到处都是收黑钱的人,夜晚穿着军装的警察会跑到后巷的云吞面档,又吃又拿,收人家5元10元,档主就说,“我们都没开市,哪里有钱给你啊。”家里装电话,想快一点,要给茶钱,在医院里替你倒水的阿姐,你都要给茶钱,很多方面,都要茶钱茶钱茶钱。ICAC的出现让那些贪污的人服法了,慢慢那些人才不敢贪了,才有一个廉洁的社会。

 

《特警急先锋》

 

在那里工作福利很好,按海外雇员签约,合约是两年半,有45天有薪假期。合约到期以后,通常只要你没犯错,就给你续约。整个合约的薪酬四分之一作为公积金先给你。还有单独的住房补贴,每个月还给你700港币服装补贴。80年代这个薪水不错了。

我和许鞍华、徐克聊,问他们拍电影怎么样,多久才可以拍出一部。他们说有时候是两三年。我想我一年可以拍很多故事,比他们多。这时候我在挣扎,要不要离开目前的工作?我拍了这么多反贪剧集,但电影的世界很大,而且我们说导演,一般都是说电影导演,很少电视剧导演的,我还没拍过电影。第三个合约开始,我就觉得再不走不行了,我还有一个电影梦。

 

应召女郎与香港舞男

在夏威夷进修后,我回到香港,在嘉禾拍了《再见妈咪》。嘉禾是邵氏的死对头,但邵逸夫非常喜欢这部片子,还推荐我去亚太影展。我得以跟着邵逸夫和方逸华去了韩国,也看到他们家常的一面。路上邵逸夫说自己糊涂了,方逸华回他,“你糊涂很久了!”我们在后面听得清清楚楚,但都当听不到。

1987年,曾志伟给我打电话,“找你拍戏。”“什么戏?”“应召女郎。”“大哥,为什么找我,我都没去过club,夜总会,我不懂的。”“就是要找你这些写实派的,不然我找那些鸡丛的导演拍吗?有什么新鲜啊?”

他很快就和我讲故事内容,我说你给我时间去做research(调查),不然我不了解怎么和你想故事。我回电视台,问他们有没有门路,可以带我去夜总会,去跟应召女郎们聊。沉沦又回来,再沉沦又回来,具体内容不能告诉你,我还有我的伴侣。做完research再和曾志伟聊大致的故事、人物,我说现在没有“逼良为娼”了,只有“诱良为娼”。曾志伟笑着说,“衰仔,你真的有做过资料搜查哦。”聊完定角色,张曼玉、冯宝宝,吴家丽……片子里五个角色的故事都有真实案例。当时的副导演赵良骏后来执导了吴君如主演的《金鸡》1和2。

这部电影出来之后,在香港卖到了一千多万。一次晚会上,吃饭的时候请导演出去讲话,他们居然请我去 ,我就想是不是当了千万导演才有机会啊?(笑)

接下来我拍了《女子监狱》,进真实的女子监狱里面拍,林岭东拍的《监狱风云》卖钱了,他是我师弟,他哥哥南燕帮他写了剧本,我就问他能不能把他哥哥借我帮我写这个剧本,就有了这部《女子监狱》。

那些女明星抢着演,因为《监狱风云》票房挺高。曾志伟说张曼玉想演,但是他已经找了夏文汐,可能觉得有新鲜感一点。郑裕玲那时候蛮红的,也加入了。她在演《名流情史》时还是新人,我拍过她。我和许鞍华在香港电台拍《狮子山下》,两个不同道路的女生的故事,她和陈玉莲,我也找过她演《狮子山下·疑犯》。《女子监狱》票房也过了一千万。

 

《反贪风暴》

 

做《应召女郎》的时候我们发现,男妓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群体。这个产业当时台湾发展得比较成熟,叫“牛郎”。我带任达华跑过去,台湾牛郎吧不是公开的,他们的招牌在这边,店在对面。那些男生他们真的很漂亮。他们说见到一个客人,五分钟之内就能知道他们的喜好是什么。女性的胸围他们也懂,跳舞唱歌都会。和老板聊,她说你们最好是进来做啊,进来两个礼拜就可以了。我问我来的话可以吗,她说我三天就可以了,因为没人要的。(笑)

那时候电影观众以男性为主,香港从来没拍过男妓的戏,电影分级制度刚刚试行,美国拍了《美国舞男》,香港要16岁以上才能看,我看到穿着校服的女生看起来没有16岁都跑去看,觉得这个题材应该是有票房的。但在当时拍依然有些冒险,如果这部电影不卖钱,要还钱给投资方。我就把杏花邨的房子卖掉了,将这个钱放在银行,如果赔钱马上还给人家。导演卖房子拍电影,我算是最早一批。

开拍前 ,我和制片在尖沙咀酒店开了一个房间,找了一些舞男上来。制片就说,我们不要你做,想听你讲,钱先付给你,就跟他们聊天。他们生来是怎么样的?为什么当舞男?现在感觉舞男这个职业怎么样?当然他们不太愿意讲,不过当导演也有一个好处,懂得怎么让他开口。听到的很多情况都很意外,有的舞男担心自己不好看,有的舞男面临同性恋的压力。

有的舞男觉得这个职业很好玩,可以试试看。你猜最大的顾客是谁?是舞小姐。夜总会服侍男生的小姐,收工后让舞男来服侍她,也有人发展出了爱情,后来舞男系列的《鸡鸭恋》讲的就是这样的故事。

“鸭”也是这部片子叫出来的。我去找妈妈桑,问她们女的叫“鸡”,男的有什么叫法,她说没有什么叫法,台湾叫作“牛郎”,女的叫“鸡”,男的就叫“鸭”咯。所以我们海报前有一个slogan——“女人钱难赚,做鸭不简单。”

那张海报我找了一个大师给我拍的,我让他们穿了礼服,很有型、很绅士,我不想他们猥琐。片子上了以后,香港的舞男酒吧渐渐开起来,有的舞男还会找我,请我去剪彩。

片子最初在台湾被禁了,理由是破坏社会善良风俗。我要他们帮我上诉,然后跑回香港,找了一大堆资料,告诉他们男妓是从西方来的,不是我创作出来的,对社会应该有一个警醒的作用。我们最后一句的卖点是,社会发生什么我们就可以报道什么,一个文明社会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他们说对啊,可以播。最后投票,六个还是要禁,九个通过,这样我这部片子才可以上,最后票房接近两千万。

这些系列的片子结果都不算圆满,当然我拍这些戏有警醒的作用嘛,如果(影片中)他们做这行做得很开心、很满意,那不是鼓励观众去做舞男吗?(笑)

 

香港人,睇开点啦

离开ICAC的时候,规定一定年限内不能拍摄相关题材,所以直到1993年我才拍《廉政第一击》,我想把廉政精神来源拍出来,所以拍了最开始它是怎么成立的。

不久香港电影就走下坡路了,亚洲金融危机、盗版潮接连到来,很多人都没戏拍了。到2001年,我也离开了。我问我自己,除了拍戏我还能干什么呢?那时候香港发展金融业,公积金、基金……是一个巨大的商机,但是自己又不太熟悉,我就去香港中文大学学了两年金融和市场营销,出来一直做金融证券。

 

林德禄(左)在《反贪风暴2》拍摄现场给周渝民(中)、陈静讲戏

 

十几年,每一天都在变化,你要保持每一天都在改变的感觉和触觉,对我现在拍戏也有帮助。当一个导演,没有新的吸收,待在象牙塔里面,手法来来去去都是那几板斧,观众会离你而去。张彻多厉害?年纪大了,你们也不看了。我回来拍《反贪风暴》,最喜欢看到的一句评语就是,一集比一集好。

这些年感觉到时代的变化。其实做《应召女郎》《香港舞男》的时候,香港已经是一个待变的时代了,香港向哪里去,我们也不清楚。等的时候是最彷徨的,像我等了一年才有电话找我拍戏,结果彷徨的这段时间我写了7个故事,我还是在等。

以前喜剧片比较受欢迎,观众走进电影院就是想开开心心娱乐一下。周星驰演过悲剧片没有?没有啊。他就出来了。我拍的片子有很大部分不是喜剧,但依然有不错的票房,如果你让我想一个答案,就是比较立体,观众比较容易投入。投入他才不会觉得冷场、不会想去洗手间。(笑)

现代人很复杂,香港人没有那么单纯了,看一些最近的新闻,都有极端的案例,提供了很多素材给电影导演,但是喜不喜欢呢?我还是觉得我更喜欢以前民心更加纯粹、单纯的时候,安全感多一些。

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样推论,现在的游戏太诱惑了,打打杀杀,小孩子从小就觉得了结一个人的生命是很容易的,诶,挂了一个,诶,又挂了一个,这样变得他们对生命是不尊重的,暴力是升级的,随随便便就打你一锤,踢你一脚,打到你起不来。这些游戏机的祸害一直在呈现,停不停得了呢?停不了的。

我坚持尽量少拍极端暴力的东西。导演要反映社会的现状,反映人的倾向、思维、行为。每一个行为背后都有原因,我只可以在这方面做一些平衡,将过于暴力、污秽的东西,尽可能地压下一些,善的东西表扬多一些,积极乐观的人生观尽量多呈现。《反贪风暴2》张智霖的角色,到最后,虽然没有升职,但赢回了下属的尊重。

现在还在拍廉政片,最大的意义就是提醒人们,不要贪心,不要做犯法的事,不要洗黑钱,不要行贿受贿,“肃贪倡廉”,要有公平公义的意识。

 

林德禄(中)与宣萱(左)、张智霖在《反贪风暴3》拍摄现场

 

现在香港出了一批反映社会问题的电影,《黄金花》《幸运是我》《一念无明》等等,这些电影其实反映了香港人的内心世界是压抑的,住的地方越来越小,人的生活有压迫感的,但是改变得了吗?好像很难改变。我记得有一个广告,“香港人,睇开滴(看开点)啦”,那是给人精神鼓舞的,但是这些话是在压力之下才会说的,以前没有。

以前香港人开心一点,那时物价没有现在这么离谱,一百尺的楼要五六百万,首付要3成,两个人存十年能不能存到150万呢?

现在我总是听到记者朋友问我:你们香港导演是不是很迷茫啊?我觉得迷茫之前已经经历过了,(笑)现在还好,有个目标在我们前面,有一个追求,应该没有以前那么迷茫。我的追求就是下一部更好。毕加索对爱情有一个名句,可以用在拍电影上,有一个女生、一个情妇问他,他对她的感觉是什么。他这么说:我对你的爱,多于昨天,少于明天。

你问我为什么金融证券做得好好的还要回来拍电影。我是从那边走的,回那边去也是应该的嘛。好像一个浪子,离开久了,应该回家了,不然你要去哪儿呢?

(感谢何豆豆、冼丽影在采访中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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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18 第35期 总第573期
出版时间:2018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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