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丨孤独爱人 叶芝逝世80周年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邱苑婷 日期: 2019-02-22

穿越百年,文字如投石般在时空里推开涟漪,泛起的不仅是关于爱情的共鸣。谨以此文纪念叶芝逝世 (1939.1.28) 80周年。

国人知道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多半是从《当你老了》开始。2015年春晚,莫文蔚一袭长裙站在舞台上,款款唱起:“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

那或许是这位爱尔兰诗人离许多中国人最近的时刻。一个多世纪前,叶芝在1891年写下这首诗时,心里念念不忘的,是他23岁那年一见钟情的挚爱茅德·冈(Maud Gonne,1866-1953)。但一百多年后,为之谱曲的歌手赵照偶然读到这首诗时,想起的却是窗边昏黄灯光下年迈母亲的身影。

茅德·冈

穿越百年,文字如投石般在时空里推开涟漪,泛起的不仅是关于爱情的共鸣。诗人、学者王家新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在袁可嘉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里,他第一次读到了袁可嘉翻译的《当你老了》。

“某种痛苦而明亮的东西出现了。”他形容自己读到“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这句诗的感受。那时候,一代人在精神废墟上重新找寻意义与出路。与叶芝的诗歌相遇,影响了王家新一生:“它向我提示了一种更高的存在,精神的存在。‘朝圣者的灵魂’,它指向的是这点,是在这个世界上把自己献给这样一种绝对的存在。叶芝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诗人。”

叶芝一生情人众多。只要对他稍有了解,没有人能略过他与茅德·冈的故事,甚至也不会错过他与不同时期情人的故事——在文学研究里,他是典型“自传性”的诗人,在留下的诗歌、日记、散文、书信等资料里,他几乎毫无保留地暴露自己的生活,无论是公共的,抑或是私人的。但在情史之外,更少为大众所关心的,是他的另一“挚爱”:

1923年,叶芝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历史年表上,那几年关于爱尔兰的部分是这样描述的:1919至1921年,爱尔兰独立战争打响,最终爱尔兰与英国签订《英爱条约》,大部分爱尔兰地区获得完全自治,北爱尔兰六郡除外;1922至1923年,爱尔兰内战爆发,《英爱条约》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彼此厮杀,造成爱尔兰历史上最惨重的伤亡。

诗人王家新 图/本刊记者 梁辰

当年,在人们的预测里,被认为最有可能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是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结果出乎意料,西方主流文学界在此时选择了叶芝。颁奖词里说,叶芝“用鼓舞人心的诗篇,以高度的艺术形式表达了整个民族的精神风貌”。

毋庸置疑,茅德·冈的确开启了叶芝一生的烦恼;可他的“玫瑰”,他的缪斯,不仅是茅德·冈,也是爱尔兰,甚至,是不可名状的某种存在——精灵,或者命运本身。

 

逃遁者叶芝

人类的孩子啊,走!

跟一个精灵,手拉手,

到那水上和荒野里,

因为人世溢满你不懂的哭泣。

——《拐走的孩子》The Stolen Child

(译文选自《寂然的狂喜:叶芝的诗与回声》)

《叶芝诗集》的译者傅浩到爱尔兰的第一件事,像许多文学爱好者、研究者一样,是去寻访叶芝故地。1865年,叶芝出生在都柏林。说是爱尔兰人,其实也不完全:他那画家父亲的祖上是移民爱尔兰的英裔;出生两年后、一直到13岁之前,叶芝随家迁居英国,童年大部分时光在伦敦度过。

但在英国与爱尔兰之间,叶芝把心给了后者。更准确地说,是给了爱尔兰斯莱戈郡——母亲的老家,一个他度过假期时光、充满自然野趣和爱尔兰古怪传说的地方。在英国读小学的经历并不愉快。他体格瘦弱、生性敏感胆怯,何况在班上,他是那个从爱尔兰殖民地来的小孩。挨打,被嘲笑,他不敢还嘴还手,躲藏、逃避像是写进他骨子里的本能(好在后来他交到了朋友。一开始总是朋友帮他打架,后来他们不干了,叶芝在朋友的耳提面命下练了拳击,这才学会自己打回去)。

同龄人的拳脚落到自己身上时,叶芝心里想逃回的那个地方,或许有个明确的名字——茵尼斯弗利岛。那是斯莱戈郡吉尔湖心的一个小岛。早期诗集里,叶芝写《到水中小岛去》,写《拐走的孩子》,写《茵尼斯弗利岛》,无一不是从粗鄙现实逃回这个幻构仙境:隔绝于人世,与自然和精灵为伍。

写下这些诗时,叶芝二十多岁,早非孩童,但习自布莱克、雪莱的浪漫主义气质在诗句里一览无遗。他清楚记得产生《湖岛茵尼斯弗利》创作冲动的那个时刻:在伦敦,他路过一家商店,玻璃橱窗里,有一只玻璃球在一汪人工喷泉上滚转。那汩汩涌出的小型喷泉,突然把他拉回爱尔兰斯莱戈郡的湖光水色中,仿佛真能听到湖水拍岸的声音。因此有了《湖岛茵尼斯弗利》的最后一节:“我要起身前去,因为每夜每日/我总是听见湖水轻舐湖岸的低音;/站在马路上,或灰色的人行道上之时。”

傅浩也曾站在那湖边听水声。让他惊讶的是,真正的茵尼斯弗利岛,竟小到如此地步,以至于说只是一小片水中林地也不过分。从照片上看,它像是只够栽种一棵榕树那么大,好在葱葱郁郁、枝叶繁茂。可是,这样一个对成年人而言甚至称不上岛的小岛,对承载一个孩子的想象来说,却足够大、足够远了。

翻译家傅浩 图/本刊记者 梁辰

爱尔兰幽静,除了都柏林外,郊区人迹罕至,只有风声、鸟叫、蝉鸣和属于森林的树叶枝条彼此撞击的声音。那样的安静,傅浩回到北京后,再没体会到过,哪怕是在住宅区高层的黄昏、无人说话的时刻,背景音里也总有车行的嘈杂。他几乎是立刻明白了叶芝早期诗里的宁静从何而来,明白了叶芝为何能写出那样的诗句:

“从清晨的薄雾到蟋蟀鸣唱的地方;/在那里半夜清辉粼粼,正午紫光耀映,/黄昏的天空中织满了红雀的翅膀。”(《湖岛茵尼斯弗利》,傅浩译)

 

爱人者叶芝

亲爱的,但愿我们是浪尖上一双白鸟!

流星尚未陨逝,我们已厌倦了它的闪耀;

天边低悬,晨光里那颗蓝星的幽光

唤醒了你我心中,一缕不死的忧伤。

——《白鸟》The White Birds(傅浩译)

叶芝终究没有永久地逃进隐居岛。哪怕在《拐走的孩子》里,人类的孩子被精灵偷到林间,尽情享受了自然的馈赠,叶芝仍流露出一丝忧伤:“他再也听不到温暖的山坡上,/牛犊的稚嫩的呼叫;也听不到,/水壶在炉子上的鸣叫,那声音,/曾安抚过他的心灵;/也听不到了,/老鼠围着箱子的蹦跳……”

人间充满了“你不懂的哭泣”,却因哭泣才有了安慰。叶芝爱上的人茅德·冈是奔走于爱尔兰民族独立事业的激进革命派,单从这点而言,他也注定与尘世的权力纷扰脱不开关系,毕竟在他的生命里,与茅德·冈共同投身民族独立事业,就是难得的他与倾慕之人并肩作战、相处最密切的时光。

“我一生的烦恼开始了。”叶芝形容他见到茅德·冈时的内心。那是1889年,叶芝23岁,对叶芝的诗才听闻已久的茅德·冈经朋友介绍来拜访。看到茅德·冈第一眼,叶芝立刻被吸引住了:世间竟有如此佳人,从面容到举手投足,都散发着女神般的美——后来在诗里,他用希腊神话里的海伦、娇嫩的苹果花、炽烈的玫瑰等一切美好的喻体指代她。

就在这第一次的相遇中,茅德·冈与叶芝的父亲聊起了战争。茅德·冈是上校之女,对于战争、武装,她不排斥甚至支持,身为艺术家的叶芝父亲却无法苟同。至于叶芝,他当即选择了为茅德·冈说话。

这条同行之路没能维持太长时间。尽管他们都支持爱尔兰从当时的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出来,但在方式上,叶芝心底并不认同激进派的做法。非暴力形式如谈判才是他以为的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何况,用英文写作的他深受英国文学影响,尽管有诸多差异,爱尔兰与英国在文化上始终有着血肉联系。他是个充满理想主义的文学青年,他希望“关于爱尔兰的思想/孕育在律动的宁静上”(《致未来的爱尔兰》),用剧作和诗歌唤起人们对爱尔兰民族的认同感,再让一切水到渠成、以充满美和爱意的方式发生。

这条用文学复兴民族之路,叶芝也摸索了很久:写诗是从中学毕业后、就读都柏林当地的大都会艺术学校期间开始,还在摸索期的叶芝写印度、写异域,并未把目光对准家乡爱尔兰。直到朋友建议,他才猛然醒悟般发现了这个宝库。作为一种自觉行为,他开始走街串巷,搜集爱尔兰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写进自己的剧作和诗歌里。

“伟大的诗人视一切都与民族生活相关联,并通过民族生活与宇宙和神圣生活相关联,诗人只能用戴着‘他的民族手套’的手伸向宇宙。”1888年叶芝这样写道。

在叶芝之前,除了民间传说与神话外,爱尔兰还没有发展出现代意义上具有爱尔兰民族气质的文学。当时文坛上的主流声音,是文学应为政治目的、民族独立服务,充斥文坛的多是民族檄文之类。但在叶芝眼里,文学性才是超越一切文学功用的核心。1890年,叶芝家已搬回伦敦,与欧那斯特·莱斯创立了“诗人会社”,和一帮志同道合的文友定期聚会、出版诗集。

童年的斯莱戈郡已被写进诗里,好友格雷戈里夫人的库勒庄园,慢慢成了叶芝最钟爱的“隐居”地。同为剧作家的格雷戈里夫人出身贵族,十分赏识叶芝的才华,在物质和精神上都给予了叶芝极大支持,也致力于搜集爱尔兰民间传说。1896年两人经朋友介绍相识,格雷戈里夫人邀请叶芝到库勒庄园写作。那同样是一片幽静的自然之所,被七片树林所围绕。

在库勒庄园,叶芝写出诗集《在七片森林里》——这也是叶芝在库勒庄园的疗伤之作——几度拒绝叶芝求婚的茅德·冈,在1903年嫁给了同样为爱尔兰独立而奔走的革命领袖。消息传来时,叶芝正在美国巡回演讲,大脑当下空白,浑浑噩噩做完了演讲。演讲一结束,他立刻投奔回库勒庄园的怀抱,像每次求婚被拒之后一样向格雷戈里夫人寻求安慰。小说家乔伊斯曾在诗里讥讽他一生浪迹在女人堆里哭啼:“而当他抱着金绣的凯尔特饰穗/呜咽的时候,她们又把他安慰。”

但也是在库勒庄园,在一次次格雷戈里夫人组织的聚会里,爱尔兰文学复兴的种子埋下。1897年夏天,叶芝、格雷戈里夫人等爱尔兰作家共同发起了“爱尔兰文学复兴运动”(或称“凯尔特文学复兴运动”),草拟了创建凯尔特剧院(后更名为爱尔兰文学剧院)的宣言。两年后,爱尔兰文学剧院正式成立。

这是叶芝为爱尔兰战斗的方式——他想用最接地气的戏剧故事“加深国民的政治激情”,提升大众审美。在1899年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是戏剧;它似乎是一种途径,也许是惟一的途径,通过它我可以与爱尔兰公众发生直接关系。”

 

矛盾者叶芝

太长久的牺牲

能把心变为一块岩石,

呵,什么时候才算个够?

……

是变了,彻底地变了:

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

——《一九一六年复活节》1916,Easter(穆旦译)

很多年后,叶芝有时还会不安:1916年的那次复活节起义,自己是否负有责任?

1916年,爱尔兰共和党武装起义失败,16名起义领导人被处决,其中包括茅德·冈的丈夫。那次起义其实未得到太多爱尔兰民众支持,当时,武装起义的方式对大多数爱尔兰人来说依然过激了。但英国统治者处决起义领导人,却起到了激起民愤的效果,也为几年后的爱尔兰独立战争埋下伏笔。

叶芝的不安,要从14年前爱尔兰文学剧院排演的一出剧目说起。1902年,剧院排演了叶芝编剧的《凯瑟琳·尼·胡里汉》,由茅德·冈担任女主角。剧作故事发生在1798年爱尔兰武装起义前夕,一名大婚在即的青年偶然间被路边老妪预言,他“还有比结婚更高尚的命运”——他注定要为爱尔兰去死。故事结局,年轻人放弃了未婚妻和富足的生活,追随老妪。剧作的象征意味显而易见,当年也大获成功。作家斯蒂芬·桂恩在《爱尔兰英语文学和戏剧简史》里回忆:“《凯瑟琳·尼·胡里汉》对我的作用是,我在回家的路上自问,这样的剧本是否应该上演,除非是准备让人们走出去开枪杀人或被枪击毙。不仅叶芝一个人有责任;而且格雷戈里夫人无疑也有责任帮他完善农民的言语;但最突出的是,冈小姐的表演激动了观众,那场面是我从未见过的。”(摘自傅浩《叶芝评传》)

茅德·冈确实全情投入,演出时,她甚至像是抛开剧本,如呓语般直接对观众发表充满激情的演说。叶芝写下自我怀疑:“是否我的那部剧本曾送出一些人让英国人枪杀屠戮?是否我的文字曾给那女子眩晕的大脑施加太大压力?”

那部戏剧演出的空前盛况,与叶芝对文学的见解背道而驰。1916年复活节起义失败后,爱尔兰民众群情激愤之时,叶芝也写下了诗篇,但文字里并非全是对起义“英雄”的赞颂与讴歌。

一方面,叶芝毫不掩饰地写了自己的个人情感:“我所想到的这另一人/是个虚荣粗鄙的醉鬼/他曾经对我贴心人儿/做过极端刻薄的事情/我在歌里仍把他提起:……”这里指的自然是在这场起义中被处决的茅德·冈的丈夫。但置个人私情于外,更重要的是,在叶芝看来,长久的牺牲、仇恨,让鲜活的心变成了“顽石”;伟大的美诞生了,却是“可怕的”。

叶芝有一次记录下他如何惊异于茅德·冈的消瘦衰颓。这衰颓发生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在叶芝看来,原因正是他最大的情敌——革命事业。那几年,茅德·冈奔走于爱尔兰独立运动,疲惫、操劳和仇恨消磨了她原有的美丽。但很快,叶芝笔锋一转——他在茅德·冈的脆弱里找到了自己被需要的价值,重燃一种更深的爱意。

看过叶芝《一九一六复活节》后,茅德·冈曾去信叶芝,说虽然众人交口称赞,自己对这首诗并不喜爱。她甚至有些许恼怒,因为敏锐意识到,“心变岩石”的比喻,或许正暗指她和自己的同志们,甚至也包括为革命献出了生命的烈士。类似的争执,终其一生都是茅德·冈与叶芝的分歧所在。但诗人王家新从这首诗里看到了叶芝更大的格局,不只是民族代言人和招魂者:“这首诗有一个副歌,在正文之外,很长,大概有二十来句。他把爱尔兰这个历史的动荡和永恒的大自然相互对照,这是一个伟大的诗人才有的一个视角。”这几句副歌写的是:

“从大路上走来的马/骑马的人 和从云端/飞向翻腾的云端的鸟/一分钟又一分钟地改变/飘落在溪水上流云的影/一分钟又一分钟地变化/一只马蹄在水边滑跌/一只马蹄在水里拍打/长腿的母松鸡俯下去/对着公松鸡咯咯地叫唤/它们一分钟又一分钟地活着/石头是在这一切中间。”(穆旦译)

人间动荡混乱,而大自然永恒自在,生生不息。

 

癫狂者叶芝

在向外扩张的旋体上旋转呀旋转,

猎鹰再也听不见主人的呼唤。

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

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

——《基督重临》The Second Coming(袁可嘉译)

1998年,在都柏林南部达尔基郊区,傅浩敲响了安·叶芝的家门。

叶芝去世后留下一儿一女,分别保管藏书,安是叶芝的长女。这次拜访,傅浩得以在叶芝女士保管那部分的藏书室独自流连三小时。如今回忆起来,傅浩印象最深的一点莫过于:“很多占星历法的书,翻得最烂的就是现在国内很流行的星相学,还有《西藏度亡经》。他还学魔法,反正神秘的东西他都学习,巫术,魔法,降神术……”

那时的欧洲盛行神秘主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尼采喊出“上帝已死”、基督教势力衰落、自然科学研究兴起等种种背景下,信仰崩解,西方人迫切需要宗教的替代品,神秘主义趁虚而入。世纪交替,基督教所预言的千年盛世耶稣再临的时间点即将到来,约从1890年开始,许多人开始期待新时代、新科学,从印度、西藏、埃及、俄罗斯东正教传来各种各样的通灵法、降神术,神秘主义小团体纷起,以法国为中心、辐射到周边的欧洲各国,他们相信通过这些,人可以重新和上帝沟通。

在伦敦的叶芝,青年时期起就是神秘主义爱好者。他和朋友在1885年创立“都柏林秘术兄弟会”,1890年参与“黄金黎明协会”,于十年后成为组织领袖,鼓动过各种朋友包括茅德·冈参与其中。在《自传》和日记里,他记录过自己参加各种秘术仪式的感受,不乏通灵体验——比如自己突然不受控制地乱动。

不过叶芝并非一个走火入魔的追随者。他爱用实验验证秘术真伪。神秘主义体验也是他诗歌灵感来源之一。1917年与妻子乔治·海德里斯的新婚之夜,妻子看出叶芝的犹豫与闷闷不乐(在数次被茅德·冈拒绝后,52岁的叶芝转而向小他二十余岁、向自己表达过爱慕的茅德·冈的私生女求婚,却还是遭到了拒绝),聪明地提议玩自动书写(类似于乩书)。在一些神秘仪式后,据说成为“灵媒”的妻子开始写下无意识的话语,果然解开了叶芝的心结——而这也成为了这对夫妻持续两三年之久的日常活动,叶芝甚至据此出版了一本神秘哲学专著《幻象》。

在留意了叶芝神秘主义藏书的书目和版本后,傅浩在最近的研究中渐渐意识到,神秘主义是叶芝诗歌中重要的象征体系来源,甚至在叶芝的第二本诗集《玫瑰》里已有展现,一般人若不了解秘会内的“黑话”、密语,便读不出来。

傅浩部分叶芝译作 图/本刊记者 梁辰

比如,叶芝喜欢写玫瑰。通常人们认为,玫瑰就是世俗意义上的爱人的指代,但叶芝曾透露说,他的玫瑰就如雪莱的玫瑰一般,不同于普通的玫瑰意象,有它秘密的含义。傅浩理解里,叶芝玫瑰的意象来源于玫瑰十字架——这是从德国传来的“玫瑰十字宗”的会徽,钉在十字架上的玫瑰是一种神秘结合的象征。而爱尔兰的十字架,则是在十字架上多了一个圈,与玫瑰十字架在外形上相似。从这种角度解读,除了早期的精神象征和茅德·冈外,玫瑰的象征含义也明确指向了爱尔兰。

虽然神秘主义倾向在叶芝的中晚期创作里越来越明显,但王家新觉得,这并未损伤叶芝诗歌的艺术性。“黑暗而伟大的晚年”,王家新这样形容叶芝的晚期创作。写于1923年的《丽达与天鹅》因其想象里蕴藏的黑暗、情欲与力度反复被人提起:

“猝然一攫:巨翼犹兀自拍动,/扇着欲坠的少女,他用黑蹼/摩挲她双股,含她的后颈在喙中,/且拥她捂住的乳房在他的胸脯。”(余光中译)

而写于离世两周前、通常被当作叶芝死亡之诗的《得到安慰的库胡林》里,“身负六处致命伤”的英雄库胡林蹒跚在黑暗的死亡之森里,孑然而凛冽。周身的尸衣鼓励库胡林加入他们,不是以库胡林习惯的打斗方式,而是缝衣,并告诉库胡林,他们只是“被亲属屠杀或逐出家庭,/任其在恐惧中死去的有罪的懦弱者”。

不是荣耀地升入光辉的天堂,英雄同样堕入暗林,也与懦弱者作伴。当时的叶芝已感到心脏的衰竭,死神的足音日渐清晰。斯莱戈郡的浪漫已成少时幻梦,库勒庄园空余青草悠悠不见影踪,盈盈流水上59只野天鹅飞离仙境,在这足音里,叶芝大概也听到了某种不可转移的命运之必然?

冷眼一瞥

看生,看死

骑者,驰过!

——《布尔本山下》Under Ben Bulben(傅浩译)

 

(参考资料:傅浩《叶芝评传》,傅浩译《叶芝诗集》,王家新编选《叶芝文集》,罗池译《当你老了》,袁可嘉译《叶芝诗选》,傅浩、刘勇军译《寂然的狂喜:叶芝的诗与回声》,Frank Startup著、傅广军、马欢译《叶芝:谁能看透》,查良铮译《英国现代诗选》等。实习记者刘蓓佳对录音整理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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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1 第35期 总第693期
出版时间:2021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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