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国荣谈香港电视的光荣与梦魇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本刊记者 邹金灿 实习记者 汪伊乔 发自香港 日期: 2018-01-03

《上海滩》的编剧,在香港电视圈摸爬滚打了三十多年,见证了香港电视的兴衰浮沉

岑国荣在柴湾 (方迎忠 摄)

岑国荣

编剧、香港资深电视人,19岁进入TVB,曾转投亚洲电视台,代表作有《上海滩》、《大城小警》、《隔离差馆有只鬼》、《公私三文治》、《谈情说案》、《护花危情》等。1995年重返TVB,长年担任创作部经理,2013年上半年离职。

 

 

差点就发达了

“行内人都叫我‘岑公’。”岑国荣说,“岑公”何以为“公”?他解释:香港电视编剧行当里的老行尊。

“岑国荣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另外,他教会了我何为‘尊师重道’。”《笑看风云》的编剧钟健强,这样描述他的师父岑国荣。

与我们见面后,岑国荣郑重其事地说:“《上海滩》能够完成,主要是陈翘英和梁健璋的功劳,尤其是陈翘英,没有他,就不会有《上海滩》。我一入行就能跟着这两位高手——全行都知道的顶级高手——学东西,很幸运,也很感谢他们!我希望你在稿子里提一下(陈翘英)。”他并不知道徒弟对他的评价,就先为“尊师重道”4字作注。

岑国荣的耳垂很厚,是人们常说的富贵相。从功利的角度看,他确实是有福之人:出身贫寒,父母是普通工人,家里兄弟姐妹多,最终凭借自己的努力,在自己喜欢的行业里闯出天地,住进了价值千万元的豪宅。按照他的说法,虽非大富大贵,但即使今后不工作,也无须为退休后的生活担忧。

“小的时候,我们住的是‘徙置区’。‘徙置区’你知道吧?那是香港穷人的集居地。那时我们一家大小,就挤在一个狭窄的单元房里。几个小孩吃饭,要把肉藏在碗底,用饭盖住,只是为了多吃点菜。这种经历,你们肯定没有了。”

为了让我们看“徙置区”,岑国荣特意开车带我们到他小时候生活的地方:深水埗。“深水埗分开两部分,一部分是‘徙置区’,穷人住的;一部分是豪宅区,叫‘又一村’,房子很漂亮,环境很好。小时候玩耍,我们常逛到高档住宅区这边来,那时的理想,就是长大以后要住进这个地方。”

如今他早已实现了这个理想,不过依然怀念儿时的地方。带我们参观时,他说得最多的是,“这些建筑,外面看上去还不错,但里面的环境很差的。这是政府做的形象工程,粉刷过的。”旧房子被拆的拆、改装的改装,只留一处作纪念。岑国荣特意带我们过去看这栋起着博物馆作用的房子,外墙已经翻新,他对此不太满意,“那些味道就没有了,真不知道那些人怎么想的。”

“你女儿喜欢听你讲你小时候的事情吗?”我问。

“她们啊?‘睬你都傻’(才不管你)。她们的环境优越多了,无法理解的。”

在见证了香港电视三十多年的浮沉后,如今他更喜欢谈的,是两个优秀的女儿,以及他的“十易笔”输入法——这是一个只需使用0-9这10个数字键就能打出汉字的输入法,简明易用。更令他感到得意的是,这个由业余人士用业余时间做出来的输入法,在2003年夺得了香港工业奖,这是香港工业消费产品设计的最高荣誉奖项。

借助得奖的东风,岑国荣当年差点将这个输入法上市,不幸遇到科技股泡沫破灭,“就只是晚了半年啊!如果提前半年上市,我就发达了,现在都可以不用干活了。这真是我的命,也是观众的命。本来我不用做那么多收视冠军的——哎,差点就发达了!”与富贵擦肩而过,他有点捶胸顿足,但憾意又很快被收视冠军的自豪盖过。

 


周润发与赵雅芝主演的电视剧《上海滩》

 

渴望再做一部 《上海滩》

岑国荣参与了《上海滩》前几集的编剧,剧中冯程程出场等场景,就是他的手笔,包括“冯程程”这个响遍华人社会的名字,也是他起的。“‘程程’其实是我小姨的名字,这个很少人知道。”回忆往事,岑国荣哈哈大笑。

《上海滩》的诞生,灵感来源于《江湖龙虎斗》这部西片。主创人员是陈翘英、梁健璋、岑国荣3人。“3个傻佬,我当年是最小的,在酒店的房间里聊聊天南地北,讲讲是非八卦中撞出来,当时真的不知道会有这个效果的。”

当时TVB允许他们可以不在公司工作,3人就在酒店租间房子来构思剧本。“去哪儿都可以的。有时候我们会去赤柱,去浅水湾,去郊外想剧本。记得在大埔那边的酒店时,刘天赐这些前辈还曾来探班。我们是在那样(轻松)的气氛下想出来的。”

3位主创人员没有想到,《上海滩》播出后会引发如此轰动的效应。岑国荣去泰国,放眼望去,都是当地人模仿丁力的装束。那种震撼以及满足感,让他至今难忘。现在他离开TVB自己单干,一个心愿就是希望能重新与陈翘英合作,再做一部新的“上海滩”。

首部《上海滩》大获成功,但因为许文强这个角色在剧中死去,所以写续集的剧本时,就苦了这几名编剧。“如果知道会这么Heat的话,周润发就不‘死’啦,重伤也行,什么都行。我们写续集的时候想了很久。当时续集可以再找周润发拍的,但周润发已经被乱枪扫射‘死’了,我们怎样自圆其说呢?”

他们再把剧集看了一遍,研究片子,提出多个让周润发“复活”的方案,甚至还试图安排一个神医把周润发“救活”。“最后没有办法,过不了自己那一关。你硬着改是不行的嘛。讨论了很久,最后就说算了吧,都死了。所以第二第三出的影响力是没那么大的(没有周润发参演)。”

岑国荣说,现在TVB的编剧,基本不可能像他们当初那样离开公司干活,一切都规章制度化了。现在的工作流程,一般是在一间房子里,几名编剧互碰点子,每人分工负责哪几集,由编审进行把关,流水线作业。编审也并非只是审读剧本,往往也写剧本。2012年TVB收视率最高的剧集《护花危情》,就是岑国荣主持完成的,当时他早已是创作部经理,仍负责了该剧编审及编剧的工作。

“在这一行做了30年,有什么感触?”我问。

“我是做创作的,你的稿子,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个标题,那就是:被偷去的那15年。”

这15年,从1998年林百欣“意兴阑珊”地出售亚洲电视算起,到2013年刚好满15年。亚视衰落,香港电视行业变成TVB一台独大。这种局面,在岑国荣这个老TVB人眼中,是“香港电视的一个梦魇”。

“你去看收视率,TVB与亚视对比是二十几点比一点,有时甚至是三十几点比零点。亚视全盛时收视率有十几点的,已经很厉害,下跌到现在的一点,更甚是零点。也就是说,亚视对这个行业的影响已经消失了,很可惜的。”

在岑国荣眼中,香港电视的衰落,跟政府有一定关系。“香港政府控制着电视牌照,只给两家发放(2013年10月,香港政府增发两个免费电视牌照,但新的两家电视台目前尚未启播),当其中一家不作为的时候,必然就坐大另一家,这样就没有了竞争,只会导致水平退步。内地的电视为什么会这么蓬勃,就是因为有竞争。”

TVB的新址在将军澳,它附近有一个大型垃圾填埋场,臭气弥漫,一部部光鲜的剧集,都在这个地方产生。经过一栋建筑时,他特意放慢车速说,那是王维基的公司,王维基想要的电视牌照,政府至今不批。“甚至是TVB的投资者、老板,眼界都应开阔一点,有竞争才能逼下面的人提升自己,提高良性竞争不是说别人拿了你的蛋糕,因为大家提升了素质的时候,目标不是香港,是内地。”

与内地红火的电视业比起来,香港显得窘迫。“你看内地的电视,就知道香港跟内地没法比。别的不说,就看内地的制作,那些布景该花多少钱,我们内行人一眼就能看出来,那都是真金白银的。香港的电视剧想要有这么大手笔的制作,很难。”

他忧虑的还有,与内地相比,香港编剧的地位与身价也有差距。内地的同行,以某部剧集的编剧头衔行走江湖,能获得尊崇;而香港长年以来的制度,是编剧隐身幕后,机构独据美名。至于身价,“(差别)天和地,内地真的高到你不信,导演和编剧都比香港高很多。香港就几万块一集,但内地高的,十几万人民币一集,20万人民币一集都有。就算香港最有名的编剧也收不到这个价。不过,内地这么高也有它的道理,毕竟人口这么多,顶尖的那几个编剧,是配得上那些价位的。”

 

电视剧《护花危情》剧照,黄宗泽与钟嘉欣

收视劲过周星驰

进入编剧这一行,岑国荣完全出于偶然。他中学毕业时的成绩,除了中文A之外,其他科目并不理想,“这样的成绩,读不了大学,那就出来找工作,哪还能想自己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我翻报纸,找到两份工作,一份是政府文员(公务员),一份是TVB见习编剧,两份我都有机会,最后就选了TVB编剧,‘撞’的而已。如果我当时翻到的是广告公司助理,那我就有可能在广告界了。你们这个年代还有可能计划一下自己的将来,我当时没有的,这份工作是‘撞’的。”

来到TVB旧址时,岑国荣略有唏嘘。这里曾集聚香港最有影响力的5个传播机构,包括3家电视台(TVB、亚视和已倒闭的佳艺电视)及两家电台(商业电台和香港电台),行内人称之为“五台山”。不过,当初的TVB主楼已经拆掉,变成了楼盘。岑国荣在旧址门口停车,望着旁边那几栋旧楼,沉默了几秒,“这是我当年来面试的地方,三十多年了。”

如今,三色台的台标依旧,但其剧集的影响力似乎只能瞻仰昔日。而内地的电视剧市场,则日益红火。昔日荣光与今日寂寥对照,让他决意跳出香港,进军内地。接受访问时,他正组织人马创作两个在内地播出的剧集。

我问他:“现在的你,会恐惧什么?”

“到了这个年纪,恐惧的就是身体了。”他说,在离开TVB后的半年里,他没让自己休息过一天,因为担心不胜负荷,坚持跑步锻炼。

“网上关于我的资料不多,但行家是知道我的。在电视圈影响力大的人,有些退休了,有些转去了电影圈。但我仍在电视圈。所以论资历、影响力,我都是最深的那一个。因为个人问题,1995年回到TVB时,坐了高位(创作部经理),就变得很低调了(在《护花危情》编剧名单里,岑国荣没有具名)。做行政的就要退到幕后,任何采访都让下面的人去。”

他拿出一张1989年香港电视剧的收视排名表,在榜单里,他监制的《大城小警》高居收视第一名。他指着榜单,让我看第三和第六名,是《他来自江湖》和《盖世豪侠》,都是周星驰参与演出的剧集。“我做的剧,收视‘劲’过周星驰。”岑国荣说。

“我一个中学生,几年时间就升上去,老板上司都看得起我,推我上去做监制。当时才二十几岁(1988年)。由创作转做监制,我是第一个,之后才是韦家辉、邓特希。韦家辉做煽情剧(正剧)是第一,我做喜剧是当今第一。后来韦家辉去了电影圈。”

他称赞起同行来也不遗余力。“我在亚视升做制作经理,那时张家辉还没红,我用他拍一些戏,当时已经觉得他天才横溢,真的是这4个字。”

由于接下来还想再做10年,他直言不讳地说:“我太低调了。现在无可奈何地提醒自己要高调,所以现在的我是假的。”

他这样介绍真的自己:比较冷,恋家,“对电影圈电视圈的朋友保持疏离”,不和朋友称兄道弟,有“文人傲气”。

 

2003年,时任香港特首董建华(右)为岑国荣颁发香港工业奖,这是香港工业消费产品设计的最高荣誉奖项

谁都敢来动剧本

快乐创作,这是出现在岑国荣谈话中的高频词语。

“创作不快乐怎么能出好的作品?我那个年代,上班像玩一样,工作是游戏。现在制度化了之后,一组一组人流水作业。其实创作真的不应该这样。最蓬勃的时候好像很散漫,但其实精髓在里面。制度一定要有,但对创作人是要另外一种规矩。”

当时的他,工作起来不想回家,逗留到半夜然后出去吃宵夜,完了又回来继续想剧本写稿,一直到通宵。“梁健璋当时假装很生气地说,‘你们这帮小子要生性(懂事)!’但其实他是很欣赏那种精神的。”

这份工作给他带来无限乐趣,“比如说我们做的《新抱(媳妇)喜相逢》(2014年TVB贺岁剧),故事是两个在娱乐圈斗得很激烈的女艺人,争着要嫁入豪门,继续斗。你可以想象那些戏了:大家族成员争斗、婆媳争斗,做了很多了,所以要加入一些新意,就是把娱乐圈元素带进去,两个演戏很厉害的——你都不知道她们是笑还是生气的那种——谁知道原来婆婆也不是省油的灯,最后胜利的Boss是婆婆。原来婆婆这么厉害!”

每周关注和记录收视率,是他的工作秘诀,也是最想和同行分享的经验。“很有用!我每天看收视率,每星期总结一次,大概知道哪部剧、题材、演员、桥段(的影响),多年下来就自然跟观众互动了。”

收视率在他眼中是重中之重,“做电视作品跟写书不同,写书可以完全只向自己负责,做电视剧就不可以这么自私,因为电视台不是我的,所以一定要兼顾收视率。”

岑国荣认为,在剧本创作方面,一个新手起码要经过5年锤炼才能独立写稿。按照他的体会,做这一行,经验重要,但拼的是慧根,“有些人就算做了二三十年,都只是工匠而已,规规矩矩,写完稿改一下就可以出街,但让他自成一家就做不到了。这等于作诗,有时看到一些诗,就知道自己一辈子也作不出来,但有些人就能挥洒自如,成为一家。”

令这位金牌编剧最不甘心的是,“人是都觉得自己最厉害,觉得最容易的就是做剧本。拍东西的时候老板来现场,是不敢动摄像机的,剧本却是每个人都敢动的,教你怎么写,应该怎样怎样。希望他们知道守好自己的本位,投资者就扮演投资者(的角色)。”

尽管编剧拳脚难展,岑国荣还是想告诉年轻的同行,“这个行业是有希望的,因为现在内地这么蓬勃,大家要做好自己,去迎接这个天大的机遇。我跟大家分享我的经验:真的要留意收视率。”

信命而不认命,忧远而能乐事。岑国荣,很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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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1 第35期 总第693期
出版时间:2021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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