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保平 被扎多了,成长也就完成了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本刊记者 邢人俨 实习记者 张明萌 发自广州 日期: 2018-01-03

“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很多事儿这儿扎你一下,那儿扎你一下,慢慢扎多了以后,成长也就完成了”

曹保平导演(图/大食)

曹保平

出生于山西大同,1989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剧作专业,留校讲授电影编剧课程。现任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系副教授,在教学的同时从事影视编剧创作,导演有《李米的猜想》《光荣的愤怒》《狗十三》等。

距离上一部电影《李米的猜想》过去5年,导演曹保平带着新作《狗十三》亮相釜山电影节。无论是已经拍完的《光荣的愤怒》和《李米的猜想》,还是正在拍的电影,曹保平对叙事情节和强度的要求都很高,事件复杂,变化快且激烈,《狗十三》却是另外一种,所有张力藏于生活的表象之下。拿到剧本后,他一度犹豫要不要拍。

13岁女孩李玩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再婚的父亲与妻子生下孩子后,出于愧疚送给李玩一只狗,随着这只名叫爱因斯坦的狗的丢失,以及家人用来安抚李玩情绪买回的一只长相相似的狗的出现,成人世界一点点向李玩打开,充满阵痛的成长也突然降临了。

剧本放了一年后,曹保平还是决定将它拍出来,因为看到很多地方他还是会疼,甚至有眼睛湿了的感觉,尤其是表现成长议题中最重要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它诉诸人物内心残酷和暴力的程度,和我想表达的是一致的。”

曹保平说自己的电影会选取人失态下的样子,因为那才是人最真实的呈现。《狗十三》里,爱狗如命的李玩在父亲的社交宴席上为了顾全父亲面子当众吃下狗肉,被曹保平视作女孩成长的临界线,这个女孩并不是所谓的叛逆少女——她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孩子,在学校不闹腾,在班里老老实实,不给老师找麻烦,在家里也不是成天要上天入地。

“这样一个孩子内心的困惑和她四面楚歌的样子,我觉得是最犀利、最具普遍性的。之前她可以不负任何责任,由着自己的天性活着。经过这个阶段后,她开始进入成人社会,必须接受成人社会的游戏规则,不完全是暴虐和摧残,还有虚伪和谎言。我也很反感,觉得这样对待孩子的方式很暴力,但这是走向成熟必须担当的,没办法,就是这么残酷。

“我觉得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多多少少都有这么一下,区别只是这一下的力道有没有李玩吃狗肉来得这么激烈。很多事儿这儿扎你一下,那儿扎你一下,慢慢扎多了以后,成长也就完成了。”

曹保平并没想过在他现在的年龄,自己是否还能知道现在这帮孩子是怎么活的,但他不认为这是障碍,“你成年了,就对青春期的孩子无法理解,这是不成立的。”


考得不好我妈特开心

北影文学系第一次招电影剧作本科班时,曹保平已经23岁了。在那之前,他做的是跟电影几乎不沾边的工作。因为高考时听从家里的话选了理科,从一所财经学校毕业后,他就在山西老家一个厂子里当会计,一直当到了主管会计,后来又调去人事局当人事干部,拿着每月四十多块钱的工资,过着令周围人羡慕的稳定生活。

两年后,在北京电影学院的一小块招生简章上,他看到了自己惟一的、也是最后的机会。

中学时,他就一直喜欢文学,把《红楼梦》从头到尾看了3遍,自己动笔改编过一段《晴雯传》,那份手稿现在还留着。他研究过太平天国,写了一部分关于石达开的传记。他说自己“尽干些不着四六的事儿”。

那时正赶上打倒“四人帮”后解禁了一批老电影,电影院也在放,得有票才能进去看,他就通过各种渠道找票,特别着迷。各大电影制片厂文学部都有一个文学杂志,专门登电影剧本,他疯狂地喜欢,长影的《长影文学》和北影的《电影创作》是必订的杂志,至今成堆地撂在家里。

那一小块招生简章改变了他之后的生活轨迹。那是北影自78届时隔7年后的首次大招生,他赶上了。

但人事局领导反对他考电影学院,加上他是家里惟一的男孩,母亲也非常不愿意他离家上学。专业考试通过以后,他开始瞒着单位和家里偷偷复习,准备参加高考。家里知道后,母亲就一直希望他落榜。“那段时间去参加高考,每天回家,只要考得很不好,我妈就特别开心,想吃什么就做什么,要是考得好她就会很沮丧。”

最后在亲戚的劝说下,母亲才很不开心地放他去北京读书。离家的时候,他带着一个小本子,因为常年背好多唐诗宋词,怕忘,就把诗的名字、作者写到小本儿上,隔三差五拿出来背背。28年后,他仍然没有离开电影学院,一边教书,一边拍自己的电影。

他与父母的关系在这期间发生了微妙的转变。“我去上电影学院已经是成人了,基本上是俩人可以坐下来聊聊天、说说事儿了,虽然她的余威还在,某种程度上还想掌控你。”曹保平说,“到了30岁、40岁的时候,你发现你父母那一辈变成了特乖的孩子,不太敢跟你较劲了,你言辞激烈的时候,父母最多也就嘟囔两句,你发现他们开始变乖了。这个关系会倒置过来。等到你开始有了孩子,你对你的孩子也是‘不能干这个’,你开始转变成你父母的那个角色,它永远在这个轮回里。”


那部电影怎么能不去看呢

曹保平特别喜欢《狗十三》里果静林演的父亲一角,这个糅合了压抑、愤怒和愧疚的角色,在他看来是中国社会形态下一个非常典型的父亲形象。“背负着无数大山在身上,有对前妻的自责,有面对孩子时的无法言说、面对父母时承受的压力,要周旋于这个社会各种关系才能作为一个常态活着,否则大家会觉得这人不懂事儿,或者觉得这人傻、鸡贼,更多时候他把自己掩饰成一个常态。”

电影里的父亲,无暇了解女儿心事,用打骂代替沟通,事后又无限自责。电影之外,曹保平觉得自己的父母也没有真正读懂他。“或者谈不上读懂,就是一辈子都没有去用心理解你。他觉得没有这个必要,日常生活中我是你爹,你是我儿子,该有的伦理道德几辈人都已经立在那儿了。孝敬父母是理应的,父母养着你也是理应的。”

“你不会去想你爸爸到底给了你多少爱,或者你出于情感回馈要这样报答他,完全没概念,就觉得我应该这样做,其实某种意义上并不是发自内心的,而是源于一种秩序和概念。”曹保平说,“中国人好像是这样的教育方法,或者说几代人成长的方式。我们与父母的关系有奇怪的、血浓于水的亲密感,但另一方面,它摧毁了你很多东西,比如说西方所谓的个体的尊严,可能在我们这儿被尊重的程度有限或者相比而言很差。”

少年时起,电影就是曹保平生活里最亮的东西。每次听说要放电影,他头两天都会激动得不行,一心想的是怎么还没票呢,怎么混进去呢。

有天,他提早回家就为了去看一场想了很久的电影。正在这时,母亲打发他和父亲去取一根用作房梁的木头,差不多两米高。他急得就跟疯了一样,那部电影怎么能不去看呢!“他们不认为电影对于你的生命那么重要。在他们那个年龄,不觉得有什么对你是重要的,除了他们让你去做的事儿。”

当时的愤怒他无法说尽,只好一头冲出去,跑到取木头的地方,半小时后,一个人硬是把那根木头扛回来,往院里一扔,也不跟父母打招呼,撒腿就向礼堂跑去。等他赶到,电影已经开场了,只剩下绝望。最后,他跑到偶尔会检票的侧门,借着那扇铁门拉开时漏出的一点缝隙,站在外面把一部电影给听完了,“可悲伤了,那天。”

问他当时哪儿来的力气扛起那么重的一根木头。

“你会觉得你可以理直气壮地不跟他们说就走了,因为你把他们要求的事情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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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1 第35期 总第693期
出版时间:2021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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