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丨孙歌 流动的主体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段弄玉 日期: 2019-05-17

“想做一个中国人是必须努力的。只有不断地自我修养、自我磨练和自我否定,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这也是我一生的课题” “没有主体性的人是没有能力做选择的,他会随大流;而有主体性的人,具有自我选择的机制,在流动的状况里,他的选择可能每一次都不一样”

孙歌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2015年退休)、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访问教授。研究领域为日本政治思想史。主要著作有《主体弥散的空间——亚洲论述之两难》、《竹内好的悖论》、《文学的位置》、《把握进入历史的瞬间》、《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状况中的历史与政治》、《思想史中的日本与中国》等。近作《历史与人——重新思考普遍性问题》,集合了孙歌近几年在思想史研究中新的工作进展与突破。

 

愤怒的韩国学者和躲闪的日本学者,构成让孙歌无法平静的尴尬气氛,“当我们友善地试图掩盖这份尴尬的时候,它总是欲盖弥彰地突然把我们击倒。”

那是在1995年8月,韩国的一次东北亚思想史学术研讨会。会议结束后,韩国学者追问日本学者,怎么考虑战争责任的问题?

学者孙歌参加了这次研讨会。会上,中日韩学者就本国思想史中的某些问题发表报告并讨论。

恰逢二战结束50周年这一特殊节点,那场牵动亚洲各国人民历史记忆的战争,却未出现在研讨会中。

上世纪90年代的亚洲,各种学术交流和友好往来前所未有地热闹。在孙歌看来,大部分交流只是在谈论与主题相关的某一文化,而虚化或搁置了文化间的差异,那些处于主题框架外的纠纷和尴尬仍不可避免。

孙歌认为,这些纠纷,暗示着文化冲突的真正样态。只是这些冲突被草草地处理掉,从未构成讨论的主要对象。

她对这种跨文化交流的不满足,得到了日本中国学家沟口雄三的共鸣。1997年,他们一同发起了中日之间的“知识共同体对话”,试图直面这些谨慎的跨文化对话背后隐藏的文化冲突。孙歌的本意是,在东亚的知识分子中建立一个共同立场。

但她后来发现,他们所寻求的普遍性,存在于各不相同的差异性中。“让千差万别的个别性之间发生关怀,而不失掉任何个别性里的独特性”,比建立一个共同的知识立场重要得多。

孙歌认为,这种差异之间的连带,接近中国传统的“和而不同”。“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要在认同上下功夫,这样才不会有朝一日突然成了亲日亲美派;同时,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一定是开放的,是有国际视野、有人类视野的。”

连带不是让所有人失掉自己。相反,它赋予所有人建立自己“主体性”的使命。

 

为什么是亚洲?

作为旁听生,迟到的我被孙歌安排坐到了第一排的正中间。面对一群有些才刚刚高中毕业的孩子们,孙歌目光温和,透着欣喜,望向远处思索的间歇,她清亮的目光又变得警醒起来。

2018年秋季学期,长期从事日本思想史研究的孙歌,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访问教授的身份为本科生授课。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孙歌。她的短发有些花白,但修剪得干净利落;熨得平整的米色衬衣塞进束脚西裤里,腰间是细皮带,脚上是款式简单的系带皮鞋。我仰起脖子看着讲台上的孙歌,猜不出她的岁数。

后来我知道了答案:孙歌生于1955年。也是在这一年,万隆会议在印尼召开。彼时的亚洲,很多国家刚刚从西方殖民主义中挣脱,为争取民族尊严而苦恼着,并在这种共同的苦恼下聚集起来。

今天的亚洲,现实纠纷不断,国家间的历史记忆千差万别。被许多人期待着的“一体化”尚未真正实现。

孙歌踏入学界不久,便将亚洲作为自己观看世界的重要窗口。那是西方理论兴盛的年代。她的理由很简单:西方的理论是西方的理论家在自己的社会生活中创造出来的,用西方理论解释我们自己的现实时,必须进行解构和转化,甚至将之砸碎并再创造。更重要的是,我们也需要自己的理论生产方式。

在孙歌看来,亚洲也为我们反思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空间。孙歌珍视亚洲多元的经验。接受《界面新闻·正午》采访时,她指出,只有亚洲能生产出“那些不能整合为一、但又不是大拼盘的,可以融合、但又不能直观统合的世界感觉”。

她将自己的探索,结晶为《主体弥散的空间——亚洲论述之两难》《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状况中的历史与政治》《历史与人——重新思考普遍性问题》等等透彻而坦诚的文集。

孙歌论述的精彩之处在于,她从未为自己框定一个实体性的主题,而是不断呈现着一种思考方式:在流动的状态下审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不断地离开给人以安全感的‘自我’实体,而在一个个关系网络中重新认识流动性的、无法自足的主体。”

这个关系网络,可以是亚洲,也可以是任何一个敲击着主体的空间。孙歌是长春人。刚记事时,她在马路上看到下水道的井盖上写着“新京”,这是日本人对伪满洲国的称谓。在孙歌的记忆中,这样的下水道井盖一直延续到她离开长春。

到了北京,她接触到很多来自南方的朋友,听他们如数家珍地谈论故乡的名人轶事和文化掌故。她第一次意识到,长春好像没有特别值得夸耀的地方。

但孙歌对故乡心存感激。没什么可夸耀的出身,反而给她带来了一种自由。这种自由不意味着和故乡一刀两断,而是免于将自己和家乡同一化。她开始意识到认同是需要寻找的:如果故乡的文化曾经被敌人侵占和压抑,那么重新寻找认同的方式就需要更复杂的程序。

 

“主体性是个体进行选择的机制”

孙歌在课堂上反复提及这种思维感觉:“我们对主体性的理解存在一个非常广泛的误区:把主体性理解成一个静止不变的东西。但主体性不是一个东西,它是看不到的。主体性通过什么来呈现?就一个个体来说,他有没有主体性?他的主体性是什么?你要通过他对不同事物的不同反应去观察。”

“因此,主体性是个体进行选择的机制。没有主体性的人是没有能力做选择的,他会随大流;而有主体性的人,具有自我选择的机制,在流动的状况里,他的选择每一次可能都不一样。”课堂上的这群孩子,让孙歌感受到,每一代人在形成固定的认知方式之前,都是富有弹性的,都能够以最不具成见的方式去拥抱世界。

刚上中学时,孙歌和全家人一起去农村“插队”,那时她已经萌生了“不具成见”的自觉。插队前,孙歌在城里学过针灸的初级知识,因为误打误撞地治好了同村人的牙疼,当时只有初中毕业文凭的她成了方圆几里内的“名医”。她不收费,随叫随到。因此,有时半夜还有人赶着马车来接她看病。在孙歌放学回家的路上,每个村口都有人站着等她治病。

孙歌将给人扎针治病的经历笑称为“对神圣医院制度的颠覆”。那时的她便本能地觉得,常规之外还有多种可能性。

在北京,她的这种思维找到了自由发展的空间。第一次看见天安门时,她觉得这空间广阔得超过了实际需要,恰恰是这种对空间的“浪费”,成全了北京的包容和气度。

1978年春天,孙歌和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学生一起进入大学。最开始她很想创作,于是便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然而,中文系的四年使孙歌得出一个自我判断:她没有创作才能,尤其是和同班同学中那些优秀的诗人相比。经历过时代的剧烈变化,孙歌开始想要解释身边的社会生活。但文学已经无法给她提供足够的工具。孙歌渐渐转向了政治思想史。

她不是没有受到过警告:在中国文学领域里,既做日本,又做思想,是双重的离经叛道,看上去没有前途。当别人已经写出一本书时,她从字母开始,学习一种不知会将她引向何处的语言。若是在一个封闭的城市中,孙歌大概会考虑这样做的风险。但在北京的开明氛围里,她几乎没想太多就一直走下来了。

从事学术工作后,孙歌一直对中国知识界习以为常的理论与实践的二分法感到怀疑,“为什么理论在多数情况下并不能直接应用于现实问题?为什么现实的复杂问题经常不能在理论中找到它的形态?理论联系实际,是通过什么渠道,经过怎样的过程才得以完成的?”

后来,孙歌和日本的中国文学专家竹内好“相遇”了。竹内好的思路是,只有对西方理论进行解构,才能知道这些西方的思想资源如何被本土化,它们又如何与本土所面临的基本问题相关联。在孙歌看来,在本土与外来、共同体和国际化的叙事框架之外,存在我们(中国和亚洲)自身现代性艰难生长的空间。

这个不能够被本土情感诉求和西方理论模式简单回收的空间,才是现代性的真实状态,它产生的那些棘手的问题,缠绕着我们的现代精神。

“想做一个中国人是必须努力的”

人物周刊:你曾在《主体弥散的空间》中提到,“故乡给予我的,不是认同的原点,而是对于认同的质疑。” 你如何理解长春被殖民的历史?

孙歌:东北人对日本的感觉不是单纯的仇恨,而是包括更多更复杂的因素。我父辈以前的东北人有直接接触日本人的机会。单纯有仇日感觉的人,恰恰是没有机会接触日本的人。只有真正了解了他者之后,感情才是真实的、有力的。

我很庆幸我生在长春。那些生在有悠久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地方的朋友都很幸运,因为他们直接就在那个传统里。但是像我这样,生在一个传统被(日本)人为断绝了的地域,也有另外一种幸运。因为这迫使我更早地获得寻找认同的自觉。

小时候在日常生活里接触到的日本要素,包括我们家早年住的日式房子,让我对日本文化有了最初的感觉。以后有机会去日本,而且做了日本思想史研究,我了解到其实在日本有比中国人更坚决地“反日”的人,他们激烈批判日本,不是因为仇日,而是因为他们热爱日本。这反过来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无论是认同还是批判,只有当你有了热爱的能力之后,它才是真实的。没有人天生就是中国人,想做一个中国人是必须努力的。只有不断地自我修养、自我磨练和自我否定,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这也是我一生的课题。

人物周刊:这种复杂的情感是如何驱动你的研究的?在研究中,你又如何排除情感的干扰?

孙歌:一个不受情感干扰进行研究的人,只是在做死的知识排列。直到今天,我做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时候,无论做中国还是日本,都尽可能地让自己情感饱满。

但是我理解,你说的情感的干扰,其实是一种单纯的具有意识形态特点的赞成或反对的情绪。这种情绪,我年轻时当然有过,但是时间久了,这种情绪已经不会主导我了。相反,我需要另外一种情绪,一种智性的情绪。只有理性是不够的,排除了情绪之后,理性没有办法面对复杂的、饱满的现实。只有用智性使自己有饱满的感情,才能有效地拥抱现实里那些不能被概念处理的东西,而那些东西往往是最重要的。

人物周刊:你学文学出身,后转而研究政治思想史。什么契机促使了这种转变?文学的底子如何影响你之后的研究?

孙歌:我会转向政治思想史,大概和年轻时赶上的时代剧变有关。

回过头总结自己的变化,才发现我从来没扔掉文学。文学的训练,对文学的兴趣,在我这里被转化成了另外一种形态,这也是日本同行对我的感觉。我不太习惯于用直截了当的方式,对一个事件进行好坏对错的评价,我总觉得有一些事情塞不进这些判断里。

我的日本导师对我说:“我很羡慕学文学的人,你们跟我们学政治学的人不一样,你们心里有一个‘第一文本’。”文学的基本功训练形成了我的第一文本。这种训练最根本的作用在于最大限度地调动我的悟性、感知力和想象力。这些部分在那些用逻辑和概念工作的学科里是找不到位置的。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学作品,为什么是不可取代的?理由就在文学最大程度地激活和呈现了人类的悟性、感知力和想象力,而且给了它们最恰当的形式。

所以我才会关注那些在模式化和理性化的分析里不被处理的问题,也正是对这些问题的兴趣,把我引向了丸山真男(日本思想家、政治哲学家,他对日本现实政治的分析和看法奠基了战后日本政治学的走向,由此诞生出“丸山学派”)著述里那些通常也被日本政治思想史忽略的部分。

1936年,伪满时期长春的日本侨民街“日本桥通”,即现在的胜利大街

“日常的重要性胜过所有理论”

人物周刊:在你和沟口雄三的对话中,他提到“‘心情’式的行动方式和感觉方式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看上去和意识形态无关,其实这种日常性才是问题的关键。但是这种抗争比单纯的意识形态批判更为艰难,而且它也意味着某种自我否定”。学者应如何将问题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来?

孙歌:知识分子是用意识形态在分析问题。我说的意识形态并不是今天讲的狭义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认识论的框架,那是意识形态最原初的含义。人一旦用认识论来工作,就必须舍弃很多日常生活里不能被理论归纳的要素,而那些要素往往在生活里非常重要,因为民众在这些要素里生活。

对民众来说,意识形态是他们消费的对象。消费完了,他们就放下了。知识分子放不下,因为对有些知识分子来说,他很在意,这叫立场。于是我们就发现了一个疏离的状况:当民众忠实于他生活里琐碎的、重要或不重要的感觉时,任何意识形态都无法完全把它们收编;而知识分子讲的和写的东西很容易被整合。知识分子怎么让他们那些容易被整合的论述,和民众那些无法被整合的生活感觉,发生有机的关联,是非常艰难的课题。

意识形态的工作很重要,但现实生活远比意识形态复杂。以知识分子的姿态去做民众研究,或者去做关于民众的各种讨论,仍然可能在民众之外。思想史被公认为研究精英的历史,也为很多做民众研究的人所排斥,但思想史研究同样可以具有民众精神。只是需要思考,怎么让精英论述的研究,去向民众的生活感觉开放。

人物周刊:具体应该怎么操作?

孙歌:很简单,不要相信你使用的任何一个概念。但是不用概念没法工作,怎么办?从前提开始,任何一个概念都经过砸碎重组之后才能使用。而只有在尽可能地接近和想象民众生活的过程中,才有可能完成这种砸碎重组。那么什么叫接近和想象民众生活?不一定每个人都做田野调查,但是每个人,包括我们自己的生活,其实都是民众生活的一部分。诚实地面对自己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田野调查。更何况我们还有很多机会观察身边老百姓的日常。

日常的重要性胜过所有理论。如果我们能发现这些日常对理论的挑战,我们就会知道哪里是突破口。

人物周刊:据你的观察,日本人的国家意识如何体现在日常生活中?

孙歌:其实绝大多数日本人在日常生活里是没有国家意识的。我接触到的普通日本人的国家意识并不强烈,由于战后的几代人所具有的特殊经历,日本人警惕国家意识的排他性,他们对中国人很友好。但是在一些特定的状态下,日本人直观的国家意识会被激发出来。日本的右翼直到今天仍然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尤其在经济下滑后,右翼保守主义思潮很容易影响日本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人盲目的优越感或是对于亚洲邻国的恐惧感等相关情绪都容易被激发。但是我相信对日常生活中的人来说,这些都是第二义的,可以被改变。

人物周刊:被什么所改变?

孙歌:被现实所改变。

人物周刊:被什么样的现实所改变?

孙歌:各种各样的现实。比如说闭关自守不再是日本的出路时,日本人就会接受它不得不开放的现实。由于这些改变相对来说是第二义的,所以比较容易完成。

 

作为方法的亚洲

人物周刊:“亚洲”这一知识空间对任何知识分子都是必要的吗?

孙歌:我不认为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必须从亚洲出发来讨论问题。但有一点是所有知识分子都逃不了的,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现实。西方的理论就是在西方的现实社会中,不断对话和改善,不断自我否定,才发展到今天。我们也需要这样一种从现实开始的理论生产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亚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有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借助亚洲这样的环节,是意识不到的。比如谈到中国人的认同问题时,我们常说要对全人类开放。但这句话如果不进入你的知识感觉里边,它就是句空话。要想既不做轻易跨越国族的“宇宙人”,又不做排他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应该如何建立自己的中国认同?答案很简单,把中国的文化和历史相对化。在这种情况下,你才能够有效地让这些被相对化的理论成为人类的一部分思想遗产,而不是代表人类。

亚洲视野等于把中国相对化,让我们知道在中国之外,还有除西方以外的广大地区。这个地区在近代以来面对的课题,比西方人近代以来面对的课题离我们更近。因为亚洲国家都面对如何抵抗西方殖民和列强压迫的问题。尽管选择不一样,不能挪用,但苦恼是一样的。所以对我来说,分析中国问题最有效的中间环节,就是亚洲视野。

人物周刊:你提到曾在国际会议上遇到韩国学者追问日本学者如何认识战争责任问题,为什么和解不能消除这份尴尬?

孙歌:战争记忆对被害国来说是创伤记忆,对加害国的人民而言也是。我们应该怎么继承它,而且把它转化为推动和平的能量?就东北亚来说,战争记忆问题不能用并排的方式组合起来,变成一个统一的模式。不同地区、国家在战争记忆问题上有很多隔膜,而且在每一个政治共同体内部,战争记忆也不一样。我们必须深度开掘战争记忆,才能到达所谓连带的、真实的状态。

连带的、真实的状态,绝对不是大家说同样的话,用统一的说法取代各自不同的感觉。真实的连带,一定是各种不同的说法,相互之间达成深度的理解。今天的东北亚国家其实还没有和解。在直观意义上,和解是可以完成的,但是在深层的状态下,仅有和解其实是远远不够的。

最初,中国和日本学者产生对立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在这个阶段,最容易出现的误区,就是把民族认同作为绝对的前提来处理历史。当前,至少在知识阶层里,各民族一起面对过去的历史、共享彼此内涵完全不同的创伤记忆,已经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

可我要强调的是,恰恰是在今天的情势下,民族、国家的范畴不应被简单地超越。如果说在最初阶段,那种单纯的、抽象的民族仇恨是有害的,那么在今天,放弃自己的民族责任又变成了新的问题。因此在我们具有跨越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条件时,重新反思民族、国家的功能,就变成一个紧迫的课题。

这就是我说的,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要在认同上下功夫,这样才不会有朝一日突然成了亲日亲美派;同时,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一定是开放的,是有国际视野、有人类视野的。

 

“普遍性的意义就在文化的褶皱里”

人物周刊:就如何跨越国境、实现连带,沟口雄三曾在和你的对话中讲到,“真正的普遍性不能存在于抽象的同一性中, 而是存在于各不相同的差异性里面。在具体论述普遍性问题的时候,人们往往会把那些自认为具有普遍性的观念偷换成自己所适应的那些想象,并不考虑这些想象的真实状况。” 如果是这样,“普遍性”还有什么意义?

孙歌:普遍性的意义就在文化的皱褶里。

我们经常挂在嘴上的是,我们要尊重个别性价值。可是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在谈个别性的时候,他其实没有感觉,只有一个概念。但是真正的个别性不存在于概念里。概念没有办法把那些“细小的皱褶”抽象出来。这些细小的皱褶,就是沟口先生所说的各不相同的差异性。

如果我们把差异理解为同一(而不是抽象的统一性),那么我们的普遍性想象就会改变。这种同一比较接近我们传统的“和而不同”。所谓的普遍性实际上是让千差万别的个别性之间发生关怀,而不失掉任何个别性里的独特性。有了关怀之后,才有了产生关联的起点,而这个关联最后不能让所有的人失掉自己。如果有可能,人类的未来应该让普遍性成为媒介,而不是成为最终目标。普遍性不能高高在上,它只是帮助各种各样的特殊性来自我完成。

普遍性是你有诚意把自己开放给其他特殊性,同时你也具有在其中理解他者而自己不变成他者的能力。例如,我们承认中国人的文化感觉和印度人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相互理解,我们对他者有好奇心,我们建立对他者的尊重,而不是把我们的文化强加给他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普遍的。

人物周刊:你在《历史与人》中指出:“对西方的变革并不是把西方‘东方化’,而是建立平等的人类社会秩序……对于彻底平等的诉求,恰恰是对于价值多元化的尊重,它意味着对于个别性价值的尊重与理解。”过去的2018年,西方各国经历了不少动荡与纷争。在今天的世界,实现“对于个别性价值的尊重与理解”的前景如何?

孙歌:这当然非常艰难。今天的多元化想象是以一元为前提的。如果我们不能够建立一个具有多元意义的普遍性理论,那么所有的多元化想象都会让步于一元。一元化想象,如果不被视为前提或目标,而只作为逻辑分析意义上的初始的认识论,是有益的;但是如果它被视为最终到达的目标,就是一种霸权。这个世界不应该有任何一元的目标,它必须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

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理论工作还不到位。因为没有足够的人来挑战对普遍性的一元化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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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19 第14期 总第592期
出版时间:2019年0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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