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丨草原核爆 塞米伊的爱与死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刘子超 日期: 2019-07-28

离开核试验场,我们回到公路,向塞米伊飞驰。此刻,就连那座流放犯人的小城也显得令人愉悦。离开苦役地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这么高兴地前往塞米伊。他坐在运草绳的马车上,却从未感到如此美好:“头顶是天空,身边是广阔的空间、纯净的空气,还有灵魂的自由”

文、图  特约撰稿  刘子超  发自塞米伊

编辑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我打算去塞米伊旅行。

它位于哈萨克大草原深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流放地,俄国人称之为“魔鬼的粪箱”。这里也暗藏着苏联时代的秘密核试验场。1949年,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在草原深处爆破成功。在随后的41年里,那里又进行了752场核试验,让哈萨克斯坦成为了遭受核爆最多的国家。

出发之前,我不知道自己能看到什么。去核试验场需要申请特别通行证,而且手续繁琐——我只好委托塞米伊的一家旅行社代办。

在中亚旅行时,钱能解决很多问题,但有时候也要看运气。我都已经坐上火车了,旅行社的姑娘才发来邮件,告诉我通行证还没着落:“我们希望明天能拿到。”因此,前往塞米伊时,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在塞米伊,我下榻在“游牧人酒店”。这是个老派的地方,在待客之道上做足了文章。不仅前台略懂几句英文,西装革履的门童还会帮你把行李提到房间。这里不接受网站预订,只能写邮件或者打电话。虽然没几个客人,可是提前两小时入住还是要收取半天房费。

只可惜酒店的设施处处陈旧。电梯间死气沉沉,走廊又长又暗,还铺着歪歪扭扭的地毯。房间形同囚室,只能打开一扇小窗,电源插头更是遍寻不着。你要是想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就得拔掉浴室的吹风机,坐在马桶上。可是浴室的设计偏偏又那么巧妙,能够有效地屏蔽手机信号。于是,你只好呆坐在天鹅绒面的椅子上(上面有若干不明污渍),呆望着窗外的一片苏联小区,听着铁轨上传来的火车声。

二楼餐厅供应早餐,可是早餐的品种有着游牧生活的单调。水果只有遭到虫蛀的苹果,蔬菜只有番茄和黄瓜。我在这里吃了三天早餐,番茄和黄瓜也一日比一日蔫萎,好似目睹一位不思进取的名媛,日日走着下坡路。惟一的安慰是那个俄式大茶炉,煮出的红茶又浓又苦,还带着一股红枣味儿。

旅行社的姑娘叫阿纳斯塔西娅,她答应来“游牧人酒店”接我。她带来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她说,好消息是通行证终于到手;坏消息是我马上会发现,我们“无法沟通”。其实,她的意思是,她不会讲英语。

可是我们之前一直沟通顺畅。无论是邮件还是短信,她都回复及时,英文看上去也没什么问题。

她说,那是因为她用了翻译软件。不过没关系,旅行社经理拉马扎诺夫先生会说英语,还会说中文,“他多次去过中国”。

阿纳斯塔西娅是一个身材丰满的年轻姑娘,有一头栗色长发。看到我后,她面露微笑,却誓不开口。很难想象,我们刚才还热火朝天地聊短信来着。我们沿着胜利公园走去旅行社办公室的路上,她一言不发,目视前方,一副坚信我们无法沟通的表情。不过,她人很善良,始终走在我的外侧,帮我挡住呼啸而过的汽车和掀起的尘土,就像一只松鸡,小心翼翼地领着小鸡渡过湍急的溪流。

到了旅行社,我立刻就被引荐到拉马扎诺夫先生的办公室。拉马扎诺夫先生正坐在一台笔记本电脑后面假装工作。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张拉马扎诺夫先生在海南三亚培训时的照片,还有两张参加乌鲁木齐“一带一路”活动的结业证书。

可是拉马扎诺夫先生既不会说英语,也不会说中文,他的语言天赋只是办公室的美丽传说。他用笔记本上的翻译软件和我沟通。

他写道:“司机和翻译都已安排妥当,明早8点从酒店准时出发。”他穿着花纹时尚的外套,浓眉大眼,颇为英俊。他接着写道:“你一个人来这里,我们都很担心。如果遇到任何问题,随时与我联络。”

他递上一张名片,我塞进裤兜。然后,他拿起电话,吩咐了一句,我就被领去交费了。

 

从旅行社出来,我松了口气,还有大半天时间可以在塞米伊闲逛。我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如今,故居藏身在一片苏联住宅区里,仿佛时光错乱,把它遗忘在了那里。故居是一栋西伯利亚式木屋,旁边还有一座小型博物馆。

博物馆是苏联时代的建筑,采光不畅。阴影中坐着一位苏联时代的大妈,她摊开本子,让你登记,仿佛要签下死亡契约。博物馆有英文讲解员,可是那位姑娘说她现在很忙,要等四个小时。四个小时后博物馆就该关门了,于是我决定自己参观。

负责登记的大妈摇身变成了管理员。她拿着好大一串钥匙,打开门上的锁。头顶的白炽灯像暖气片走水一样,一阵咕噜乱响,出现在我面前的是陈年的照片、笔记和书籍。

我沿着指引观看。每看完一部分,大妈就把那部分的照明关掉。虽说博物馆有政府补贴,也收门票,但看来还是资金紧张,不得不省钱度日。

185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结束在鄂木斯克的苦役,来到塞米伊充军。他说自己穿上了士兵的外套,但和过去一样是个囚犯。当时的塞米伊是一个“半城半乡”的地方,伸展在一个古代蒙古小镇的废墟中间,位于额尔齐斯河的西岸。多数房子是一层木结构,有一座东正教堂和七座清真寺。当时,俄国尚未征服整个中亚,塞米伊还是哈萨克草原边的边境地带,经常受到游牧民族的入侵。和现在一样,小镇缺少树木,到处灰蒙蒙的,布满浮尘扬沙。

最初几个月,陀思妥耶夫斯基住在军营里,后来才获准在镇上独自生活。他租了一个单间木屋,房主是一个年老的孀妇,家务由这家的大女儿打理。她21岁,却已成寡妇。陀思妥耶夫斯基33岁,已经度过了四年的劳役生活。他真能抵挡得住身边女性的魅力吗?今天,我们知道,他对寄宿的家庭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他曾试图说服那位母亲,不要让17岁而且非常迷人的小女儿,偶尔在兵营卖身来补贴家用。

在塞米伊,受过教育的人极为稀少。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找去当家庭教师,从而结识了一位军官。这位军官的兴趣是纸牌和美色,基本都是从手下士兵的妻子和女儿中间挑来挑去。他喜欢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家里为他读报,正是在那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认识了有夫之妇玛利亚·德米特里耶夫娜——他的初恋和日后的第一任妻子。

玛利亚的丈夫是一个无可救药的酒鬼,她本人则患有结核病,还有一个七岁大的儿子。但这一切并没有阻挡陀思妥耶夫斯基陷入燃烧的恋情。他们之间的关系充满了焦虑、嫉妒、撕心裂肺和互相折磨。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时发作的癫痫病,更是令一切雪上加霜。即便只是作为传记读者,我也感到疲惫不堪。

后来,他们终于结婚,在塞米伊租了一套房子。博物馆的大妈领我参观了这套房子。房间里有书桌、茶炉、摇椅,桌上摆着稿纸和水笔。陈设简单,但是实用。以当年的标准视之,或许还称得上舒适。然而,苦苦追求的婚姻却被证明是一个错误:他们仍然心怀怨恨、互相折磨。陀思妥耶夫斯基背负着养家的重担,省吃俭用,可还是入不敷出。婚后一年,他已在信中表达出失望和厌世。他的写作也不顺畅,期望获得的声名仍然遥遥无期。他写了一些《死屋手记》的草稿,构思了两部短篇小说,但都没有完成。他惟一完成的作品是一首颂诗,献给沙皇尼古拉一世的遗孀。正是这位沙皇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发配边疆的。

在诗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放逐之人,试图去安慰一个高贵女人的丧夫之痛。他想要回答一个问题,也是他日后所有小说想要回答的问题:世间的苦难是不是有它们的意义?

在塞米伊,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将自己的不幸视为天命。苦难让他流下“赎罪的泪水”,也让他可以“再度成为一个俄罗斯人,甚至成为一个人”。他在塞米伊生活了六年,完成了人生最艰难的淬炼。

一座城市会被一个伟大的人物照亮,但那只是刹那的光亮。186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获准离开塞米伊,这座城市再度一蹶不振。它没有得到眷顾,自生自灭。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为了去核试验场,我花了一笔可观的费用,谁知排场也相应增大。第二天一早,我走出“游牧人酒店”,发现竟有三个人伴我同行。除了司机和翻译,还有拉马扎诺夫先生本人。

翻译是个叫艾达的年轻人,对于去核试验场这件事,显得比我还兴奋。他后来告诉我,他并非专业翻译,而是培训学校的英语老师。虽然苏联解体后他才出生,但对那段历史一直颇感兴趣。因此拉马扎诺夫先生一找到他,他就痛快地答应了,连报酬都不曾索要。

我本想告诉他,兴趣和工作最好分清。但转念一想,此等人生经验,我也是走了弯路后才无师自通的。要是当时有人这么教导我,恐怕我还会觉得人家倚老卖老。再说,省下的翻译费想必已经进了拉马扎诺夫先生的腰包。他大概需要钱置办行头。他昨天穿的那件条纹西装是意大利货,今天更是穿了一套专业的游猎装。英俊的脸上神采奕奕,抹了发油的头发严丝合缝,好像要去东非大草原来一场野奢之旅。

“拉马扎诺夫先生,你是不是去过非洲游猎?”

“没有,没有,公司的业务还有没拓展到非洲。”

“可是这身衣服很专业。”

“哈,哈哈,哈萨克斯坦也有国家公园,也可以打猎。”

“打什么?”

“大角鹿、棕熊,还有大雕。”

大雕?我估计艾达翻译错了,但没去追问。因为拉马扎诺夫先生打开了后备箱,给我看他带的一大捆口罩和防护服。他告诉我,核试验场里的辐射量依旧10倍超标,必须换上防护服才能进入。翻译这段话时,艾达的表情难掩激动。

我们开车西行,穿过塞米伊,近郊是一些快要倒闭的工厂。过了这里,我们就进入了真正的草原。遍眼望去,一片枯黄。公路的起伏极为柔缓,如同一条狭长的带子,伸向无遮无挡的远方。公路大致与额尔齐斯河平行,但中间相隔着草原,只是偶尔可以看到草木混生的河岸,瞥见奔流不息的河水。

“你能想象吗?俄国人就是沿着这条河入侵我们国家的。”拉马扎诺夫先生说。“他们沿着这条河逆流而上,每隔一段距离就建起堡垒,塞米伊就是由这样的军事据点演变来的。”

“叶尔马克死在这条河上。”我说,“我有一个问题:俄国人把叶尔马克当作征服西伯利亚的民族英雄,哈萨克人也会这么认为吗?”

“不会,”拉马扎诺夫先生语气坚定地说。

司机也加入进来,与艾达和拉马扎诺夫先生一阵讨论。三个人中间,司机的五官最像地道的哈萨克人:脸膛黝黑,眉眼细长,留着小胡子。三个人中间,也只有司机还会说哈萨克语。拉马扎诺夫先生只说俄语。艾达则宣称,他的英语也比哈萨克语好上十倍。

“你是做什么职业的?为什么会想去核试验场呢?”拉马扎诺夫先生问我。

“这个嘛……”

我心中暗忖,说我是作家和记者最符合实际情况,但有误导之嫌,让他们以为我想刺探情报,对我谈话就会多有顾忌。说我是自由职业者,虽然也说得通,但会让他们感到不解。如果只是笼统地说我是做生意的,他们肯定会继续追问,我做的是哪门子生意。所以最好的办法是说出一个职业,既能合理地解释我去核试验场的原因,也令他们不敢怠慢。

 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的控制台

“我是向导,平时会带客人旅行,”我说。接着,又觉得把自己说得太低了,于是补充了一句:“我自己开了一家旅行社。”

“原来我们还是同行!”拉马扎诺夫先生恍然大悟。接着,他向我讲起自己去乌鲁木齐培训的事。那是他第一次去中国,待了两个星期,见了很多同行。一个叫米娜的中国姑娘还帮他把公司手册翻译成了中文。

“中国女孩真可爱!”拉马扎诺夫先生说。

“米娜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维吾尔人。”

“是吗?真的吗?”拉马扎诺夫先生瞪着我,帅气的面孔突然变得茫然。

核试验场位于塞米伊以西160公里,哈萨克大草原的深处,隶属于库尔恰托夫市。苏联时代,那是一座没有标注在地图上的秘密城市,是苏联的核武器研究中心所在地。冷战时期,多达四万余名科学家和军事人员驻扎在库尔恰托夫。苏联解体后,核试验场随之废弃。如今,库尔恰托夫成了一座濒临死亡的鬼城。

草原上有一条岔路伸向库尔恰托夫。破碎的道路两侧开始出现废弃的住宅。墙面空洞,像被酷刑挖去了眼鼻。交叉路口处,还有一个花坛,可是同样已经荒废,周围是翻出的泥土和倾倒的树木。

拉马扎诺夫先生说,虽然库尔恰托夫不再对外封闭,可人口还是减少了一半以上。现在生活在这里的人,大部分都在镇上的核研究中心工作。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检测核污染情况,消除核试验的灾难性后果。这项工作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至今还未结束。

我们径直开到核研究中心门前。这里有门禁,无法开进去。拉马扎诺夫先生下了车,拿着通行证去和军人交涉。随后,我也下了车,做了登记,过了安检,这才进入核研究中心。

这是一片规模不小的区域,积木般地散落着数座建筑。我们要去的博物馆继承了原来苏联时代的小楼,是核物理学家库尔恰托夫办公的地方。库尔恰托夫主导了苏联的原子弹计划,这座小镇也以他的名字命名。现在,他的雕像就摆在博物馆的入口处。为了开发原子弹,库尔恰托夫曾蓄须明志,雕像也是一副虬髯的形象。

博物馆为我配备了翻译兼讲解员,艾达突然发现自己失业了。这位讲解员的英文扎实,词汇丰富,水平比艾达高出不少,可惜脸上长满粉刺,而且体有异味。他的工作热情也成问题。大多数时候只是点到为止,只有在不断追问下,才肯透露更多细节。有几处的讲解委实太过敷衍,被路过的馆长听到后教训了一顿。可他甚有个性,只是默默接受训斥,既不吭声,也不辩解,过后依旧我行我素。

馆长是一位四十来岁的俄国女人,对我倒是颇为和蔼,还亲自带我看了第一颗原子弹的控制台——和007电影中拍的差不多。控制台上有黑色听筒电话,可以直通克里姆林宫,各种仪表和指示灯用来监视系统数据,中间有一个红色按钮,称为“贝利亚按钮”。当各项准备就绪,按下这个按钮,原子弹就轰然爆炸。

为了检验核爆的效果,苏联军队在试验场内建造了房屋和桥梁,仿制了城市轨道交通系统,还放入了1500只各类动物,以测试原子弹对不同物种的杀伤力。这些无知的动物散落在试验场的不同区域,兀自在寻找食物、喝水、交配,对即将到来的灾难浑然不觉。如今,被热浪灼伤、遭辐射变异的动物尸体和它们的器官,就用福尔马林药水泡在大大小小的罐子里。与之相比,我看过的任何一部恐怖片都相形见绌了。

核爆后形成的湖

库尔恰托夫的办公室依旧按照原样保留了下来,书架上摆着一套精装本的《列宁全集》,墙上挂着一幅列宁肖像。讲解员说,我可以坐在库尔恰托夫的椅子上,在留言簿上写下尊姓大名。

我用中文写了两句祝愿世界和平的废话,然后拉马扎诺夫先生和艾达也过来写。艾达写得尤其认真,难掩激动的心情。写完后,拉马扎诺夫先生摆好姿势,让艾达为他拍照。穿着这身游猎装,我觉得他其实更适合站在那些罐子前留影。

讲解员说,1949年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后,库尔恰托夫被授予了各项荣誉。他后来也参与过氢弹的研制。只是那时候,他的健康状况已经堪忧,不久即中风。萨哈罗夫接替他成为主导氢弹试验的灵魂人物。

当科学家们目睹了核弹的威力,意识到人类已经站在自我毁灭的边缘,而核按钮掌握在政治家手中时,他们都变成了反核人士。晚年,库尔恰托夫反对核试验,萨哈罗夫更是成为苏联的异见人士。他于1989年12月去世,留下了一千五百多页的回忆录。他去世前两个月,核试验场进行了第752场——也是最后一场核试验。

哈萨克诗人苏莱曼诺夫在电视上进行了现场直播。他没有按计划朗读自己的诗歌,而是宣读了一份谴责核试验的声明。接着,阿拉木图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核运动,一百多万人签署了反对核试验的声明。

核爆后的动物

 

为我讲解时,讲解员不断看表,我以为他有什么急事等着处理。结果,当我们结束参观,赶在饭点之前来到核研究中心的食堂时,发现他已经坐在那里用餐了。

食堂里空空荡荡,有一种苏联式的性冷淡:花岗岩地面、淡绿色的壁纸、铺着白色油布的餐桌、钢管椅。看了那么多被辐射的动物标本,我没什么胃口。拉马扎诺夫先生似乎问题不大。他还多拿了几块蛋糕,装进书包里,说是以防我们到了核试验场缺水少粮。

午饭过后,我们开车去镇上转了转。核研究中心的员工大都回家午休,街上有了些许人气。镇中心只有一条尘土飞扬的主干道,两侧是赫鲁晓夫式的六层住宅楼。这样的楼房在中国北方也很常见,大多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造的。走在库尔恰托夫镇上,我竟有一种走在北方重工业小镇的感觉。

我们路过一家小超市、一家理发馆、一家美甲店。这差不多就是库尔恰托夫的全部商业活动。

“有饭馆吗?”

“有一家,”司机说。原来他就生活在这里。16岁那年,他来库尔恰托夫当兵,复员后留了下来,娶了镇上的女子。他有一儿一女:女儿远嫁他方,儿子还在镇上读书。

艾达说,他的表哥也在这里当警察。他是塞米伊人,却主动申请调到这里。

“为什么?”我没想到还有人主动要求调来这里。

“这里的工资水平和塞米伊差不多,但很清闲,基本无事可做。”艾达说,“也有人把这里当作职业跳板,受几年苦,然后晋升他处。”

草原的天气喜怒无常,突然下起了小雨。天上乌云滚滚,小镇就更显破败。返回核研究中心之前,我们经过一座东正教堂。讽刺的是,教堂以前是杀人如麻的贝利亚的别墅。如今,教堂濒临荒废,周围杂草丛生。拉马扎诺夫先生不由得感叹:在这样没有生活的地方,他最多只能坚持半天。

我们等着上午的讲解员一起去核试验场。谁知随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硬邦邦的军人。讲解员说,核试验场有近两万平方公里,而设施遗迹散落各处。如果没有军方人士带路,我们只会像没头苍蝇,到处乱撞。

这倒也解释得通。只是这样的话,车里的座位就少了一个。艾达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点。他一定感到万分沮丧,但没有表现得太过明显。他说,他不去了。他一会儿到表哥家坐坐,等我们回来。

为了去核试验场,艾达连报酬都没拿,可是面对眼前的情况,我们也只有把他牺牲掉。不过,这次之后,想必他就学会把兴趣和工作分清了。我跳下车,拍了拍艾达的肩膀,表示安慰。等回到车里,我才猛然意识到,艾达是幸运的。

问题出在那个体有异味的讲解员身上。在博物馆时,空气较为流通,异味还不明显,只是袅袅缭绕,可是一旦关进狭小的密闭空间里,那气味就像暖烘烘的羊膻气,阵阵袭来。开始时,我还能打开一道窗缝,然后对着那道窗缝呼吸。可是一旦进入核试验场的地界,军人就明确指示:“关闭所有车窗。”

相比吹进带有辐射的沙尘,还是乖乖忍受异味更好。不过,老实说,我也不知道哪种死法更令人愉快。

军人穿着迷彩装,细看之下才发现是能扎紧裤腿和手腕的防护服。他还拿着一个盖革计数器,不时探测周围的辐射值。在这片一万八千平方公里的区域里,进行过752场核试验,这对于环境和当地居民的影响可想而知。讲解员告诉我,完全清除残留的核物质,至少需要上千年的时间。若以人的生命为量度,那几乎与永远无异。

车窗外是漫无止境的枯黄草原,汽车上下颠簸,仿佛在大海上冲浪。坐在车里,我的确有一种在茫茫大海上追踪鲸鲨的感觉,只不过我们要追踪的是掩藏在荒野深处的核遗迹。

军人不时指点方向,明确发出指令。对于这片在我看来毫无变化的草原,他像对自家后院一样熟悉。讲解员说得没错:如果没有军人带路,我们只会迷失在这里,就算有一位在镇上生活了几十年的老司机也无济于事。

视野前方,突然出现一片大型混凝土遗迹。它们伫立在草原中间,俨然一座座钢铁要塞,也像是伸出水面的巨型鲸鱼鳍。讲解员说,那是为了获得核爆数据而建造的掩体。当核爆发生时,测量仪器就放在掩体内部。为了抗受冲击波,钢筋混凝土浇筑得格外厚实,可即便如此——当我们随军人走近查看——墙体经过核爆后烧成了黑色,混凝土之外的东西全都毁了:扭曲的钢筋、仪器的碎片,密密麻麻的,满地都是。

库尔恰托夫镇广场

附近还有一个地下防空洞,是模拟地铁系统而建。我们徒步走到防空洞前,俯身钻进去。里面漆黑一团,空气如井底一般冰冷。讲解员打开手电筒,四下探照。内部的建筑结构依旧完整,只是经年累月的遗弃后,到处布满尘土和碎石。显然有动物在这里安家了,我们的出现惊扰了它们,防空洞深处传来一阵怪响。讲解员说,测试表明地铁系统具有一定的抗核打击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在莫斯科乃至北京,都有精巧复杂、四通八达的地下系统。

“你还要往里走吗?”他问我,“我觉得里面不太稳固。”

我们钻出防空洞,像土拨鼠又回到草原。讲解员说,这些设施全部建于“二战”结束后不久。当时苏联经济困难、人员不足,要在荒野上建造如此复杂的设施,难度之大可想而知。拉马扎诺夫先生亦啧啧称赞。他还像顽童一样,捡起一块石头,扔进洞里,假装倾听回响。

我们回到汽车上,前往1949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弹坑。军人要我们一会儿穿上防护服,戴上口罩,套上鞋套,因为那里的辐射比其他地方又高出不少。汽车又开了一小时,随后远远停下来,司机不想再往前多开了。我们下车换上防护服,戴上口罩,徒步走向弹坑。

四周是凄凄荒草,草尖随风摆动,看不出有什么异常,但是军人手中的盖革计数器数值开始上升。弹坑掩藏在一片荒草后,已经形成一片湖水,就像草原上的小湖一样。湖面泛起圈圈涟漪,有鸟儿振翅掠过,四周几乎有一种田园牧歌式的宁静,让人很想坐下来,静静发呆。讲解员说,湖里有鱼,附近的牧民会来这里垂钓。经过多年治理,湖水已在安全阈值内,鱼可以食用。

“那为什么还要穿防护服呢?”

“因为你们是游客,”讲解员说。虽然他此刻也戴着口罩,穿着防护服,只是肚腩太大,把拉链撑开了一道口。他接着说道:“穿防护服主要是为了避免带有辐射的尘埃吹到身上。”

其实,讲解员的话可以换个角度理解:游客在意的事情,对于日日生活在这里的当地人,实在没办法事事介怀,否则生活如何继续下去?我在资料中看到,核试验对几十万哈萨克人产生了影响。试验场周边地区的婴儿死亡率是其他地区的五倍,许多当地人罹患癌症。尽管如今生活在这里的人,已是核试验后的第三代,但他们仍在忍受不同程度的后遗症。

军人用鞋尖拨弄着地上的土壤。他发现一颗焦化的泥粒。那东西就像一颗黑色的鼻屎,混杂在正常颜色的土壤中。他将盖革计数器凑近,数值陡然飙升,瞬间发出警报的啸叫。他告诉我,这就是核爆烧焦的泥土。虽然大部分的地表土壤已经被置换过,但还是有这样的泥粒残存下来。“这东西具有极强的辐射性,一定要避免粘到身上。”他用鞋尖将这颗泥粒掩埋,然后带着我们离去。

从弹坑走出来,找到司机和汽车,脱掉防护服,摘掉口罩。等我们都坐进车里后,却发现汽车无法启动了。司机嘬着牙花子咒骂,而我的心情已经麻木。虽然有认路的军人,但要步行走到有人或有信号的地方,至少也得几个小时。在这样辐射超标的地方再待上几个小时无异于慢性自杀,而和体有异味的讲解员闷在不能开窗的车里也同样令人绝望。

在司机的号召下,我、讲解员、拉马扎诺夫先生,外加那个军人一起下来推车。司机依旧气定神闲地坐在方向盘后面。如此这般地推了几十米,汽车突然发动了起来。拉马扎诺夫先生居然“耶”的一声跳了起来,要和我拍手相庆。

所有人都兴高采烈,车厢里洋溢着喜悦的气氛。要不是我花了一笔巨款,让车里的每个人都满意,他们可是没人想来这里一日游的。现在,工作已经结束,只剩下返程。

回库尔恰托夫的路上,我问核研究中心的主要工作是什么。讲解员说,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不情愿地发现自己成了世界上第四大核国家,仅排在美国、俄罗斯和乌克兰之后。包括钚在内的大量裂变材料,仍旧留在核试验场的隧道和钻孔中,几乎没有任何防护。美国人担心,这些材料会落入“恐怖分子”和“流氓国家”手中——这被认为是苏联解体后最大的核安全威胁之一。

为了获取西方投资,不被孤立,新生的哈萨克斯坦只有主动弃核。核研究中心的主要工作,就是将特殊混凝土浇注到试验孔中,以结合废钚。这项获得美国资助的秘密工作耗时17年,直到2012年才基本完成。

我问讲解员:“库尔恰托夫过去拥有那么多科学家,那么多知性活力,可现在却人口锐减,日渐衰落。你怎么看待这种状况?”

“谁告诉你库尔恰托夫日渐衰落了?”讲解员立刻翻脸反驳,“政府会确保这里一直繁荣下去。”

这之后,他没再跟我说一句话。显然,我的问题触动了他的敏感神经,连带体臭都散发得更浓了。

讲解员的反唇相讥不过是一句伤心话罢了。库尔恰托夫原本就是一座因核而生、因苏联而生的城市,现在两者都不存在了。它的辉煌已成往昔,活力也已消散,只有过往的幽灵还会偶尔闪现在鬼影幢幢的街道上。

回到核研究中心,讲解员既没有与我们告别,也没有一言半语,自己转身走了。拉马扎诺夫先生打电话给艾达,然后我们开车去接他。他在表哥家里无所事事地闷了四个小时。其中有三个半小时,表哥还不在家。

 

回塞米伊的路上,我们经过了一座真正的鬼城——查干。苏联时代,查干也是一座地图上没有的城市。如今,它真的没有了。

查干原来是一座空军小镇。苏联曾将第79重型轰炸机师部署在这里。拉马扎诺夫先生说,它位于库尔恰托夫附近并非偶然——投下第一颗原子弹的轰炸机就是从查干起飞的。这座城市的独特之处在于,在苏联领导人的意志下,它在很短时间内建成。苏联解体后,它又迅速遭到遗弃。科学家和军人带着家眷匆匆离开,短短数月内,查干人去楼空。

我们拐上一条无人的土路,前方渐渐露出一座小城的剪影。从远处望去,好像是一片没了工人的工地。或许是因为气候干燥,加之地处荒野,那些楼房依然好端端地立在那里。墙面虽然剥落,可是下面的“肌体”仍在喘息。荒草长了半人多高,树木从一户人家的客厅里长出来,一直蹿到楼顶。成群的乌鸦在这里筑了巢,一等黄昏降临,就会铺天盖地地飞回来。

楼房没有窗户,没有大门,没有家具,好像被掏空了内脏。但司机说,当年人们走得匆忙,值钱的东西是后来才被附近的牧民搬空的。我问司机是怎么知道的。他说,他年轻时常来这里找战友。他们会开上拉达汽车,拿上鱼竿,一起去额尔齐斯河钓鱼。

额尔齐斯河畔

“你怀念当年的生活吗?”

司机耸耸肩。

“你的战友还在这里吗?”

“苏联解体后,他搬去了鄂木斯克。听说去年死了。他喜欢喝酒。”

说完这句话,司机的表情依旧稳定。他看上去既没有难过,也没有感慨,只是谈论着一件平常往事。他开着车,带我们走在昔日的街道上。即便一切已成废墟,他依然能够“如数家珍”。他不时伸手,指着某幢房子告诉我们:“这个是商店,那个是桑拿房,那边是芭蕾剧院……”

芭蕾剧院?我无法想象这里竟还有过芭蕾剧院,还有过与之配套的生活。在我眼里,所有房子都像没有面孔的人,张着空洞的嘴巴。

“这里其实并不适宜生活。”司机说,“夏天四五十度,蚊子铺天盖地。冬天大雪覆盖,零下四五十度。”

“那库尔恰托夫呢?”

通过艾达的翻译,司机说:“都一样,它们都是国家意志的产物。”

我问艾达,司机是否用了“国家意志”这个词。

艾达说:“他没用那个词,但他是那个意思。”

我们经过几座窝棚一样因陋就简的小房子。司机说,这些房子有人居住,所用材料都是就地取材,从查干拆下来的。可是,这些房子看上去并无一点烟火气,更像是鬼城的一部分。

此时,黄昏将至,草原上一轮红日。我突然看见前方有两个金发男孩在骑车追逐。他们玩得正开心,两边是废墟和荒草,那可真像是鬼片中出现的场景。听到身后有动静,两个男孩停下车,回头张望。就在汽车经过的瞬间,他们突然呲牙咧嘴,向我们竖起中指。两个男孩的五官像是俄国人,但表情十分粗野。司机说,他们其实是哥萨克人。

哥萨克人?中亚的哥萨克人曾经四处征战劫掠,为沙皇开疆拓土。他们信奉东正教,但过着游牧生活。我想不到,令人闻风丧胆的哥萨克竟已退缩到世界边缘,守着一座鬼城过活。那些歪歪扭扭的房子,无水无电,仿佛草原上的沉渣碎屑,也像被某种诅咒附体,任由其自生自灭。

我们回到公路,向塞米伊飞驰。此刻,就连那座流放犯人的小城也显得令人愉悦。离开苦役地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这么高兴地前往塞米伊。他坐在运草绳的马车上,却从未感到如此美好:“头顶是天空,身边是广阔的空间、纯净的空气,还有灵魂的自由。”

到达“游牧人酒店”时,天已彻底黑透。拉马扎诺夫先生问我要不要去吃饭,他知道一家时髦餐馆,还做鸡尾酒。可我不想再与拉马扎诺夫先生应酬。他不过是一介浮泛之人,却装得比一般群众都高明。我倒是挺喜欢温文尔雅的艾达,只是他年纪不大,经历单纯,恐怕说不出太多东西。我最想和司机聊聊,听他讲讲当年钓鱼的故事,但司机还要赶回库尔恰托夫——在漆黑一团的草原上,再开三个小时。

                       (单向街“水手计划”对本文提供了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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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19 第37期 总第615期
出版时间:2019年12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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