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丨马丁·舍勒 所有照片都是谎言,但你可以靠得更近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周秭沫 日期: 2019-10-30

拍比尔·克林顿时,他俩在小音响演奏的是什么音乐上争论不休。克林顿直视马丁,下巴朝上,没有笑容。在一瞬间,一张肖像照就成了,那是一张属于政治家的威严面孔

特约撰稿  周秭沫 / 编辑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头图:上海摄影艺术中心提供

 

包容

剥离摄影师这一身份,51岁的德国男人马丁·舍勒还是一个九岁孩子的父亲,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一个热爱生活的中年人。如果条件允许,他还想拥有一家自己的餐馆。现在,他是全世界最著名的肖像摄影师之一,他拍政治家、明星、企业家,也拍边缘群体,他的活动空间不受约束,遍布全球。今年9月是他第三次来到中国,应摄影家刘香成邀请在上海举办了中国首展,在短暂的四天停留中与中国观众进行了一次现场交流。

他常年留着脏辫,这是上世纪中后期德国朋克小子的典型装扮。他身形高大,体态良好,英语流利,能在展会现场与大家无障碍沟通。

但他不是一开始就这样。他出生并成长于德国,在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度过了青少年时光。直到高中毕业,马丁只会德语这门母语,对摄影一无所知,对未来一无所知。上大学后,马丁常常不去上课,在离老家393公里外的法兰克福,白天他是一位硬化症病人的护工,晚上在餐厅当酒保。他照顾那位病人,给他洗衣服喂饭,陪他度假。

1989年的某一天,朋友邀请21岁的马丁一起申请柏林的摄影学校,共800人申请,只录取40人,所以他不抱任何希望。那时,摄影师在他心里还是派对上的“偷窥者”,因为他们总在人们不注意的时候戏谑地拍下丑照。最后,马丁被选中了,朋友却落选了。

毕业后,马丁想要发展自己的摄影事业。他先是到巴黎进行短暂的试水。落地后,他发现那里的摄影圈、电影圈、文学圈相当封闭,那儿的人也不喜欢外来客。他们说法语,马丁说不熟练的英语,在人们讲黑色笑话、发表政治评论时根本插不上嘴,他被排除在圈子之外。

1993年,马丁来到美国寻找发展机会。在纽约,他找到了给摄影家安妮·莱博维茨做第二助理的工作。那时,在安妮身旁,他只负责打光,但也因此学到很多摄影知识,“光线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我在拍一个年长女性的时候,我会用柔和的灯光去呈现她的面部线条。”

“只是成为一个摄影师,这已经够难的了。”纽约是一座昂贵的城市,即便如此,它不会因为“你和我们不一样”而把外来客扫出去,那里的生活是包容的、多元的。

但马丁的经济十分困顿。每天早上,他会穿着滑冰鞋,等着家门口经过的卡车,卡车一来,他抓着车尾巴顺道去上班,以此省下大笔交通费用。他经常交不起房租,只能回到老家生活一段时间,省钱又存钱后,再回来。

每个顶级摄影师都有强烈的个人风格,马丁采用的是极度迫近式、高度细节化的拍摄手法,只呈现人物的面孔。离开安妮后,马丁用这种方式给所有的朋友照相,他将白色浴帘绑在下东区熟食店的窗户上,给来来往往的人照相,他还喜欢边拍边和他们聊天,了解人们的人生。

马丁最著名的几个项目:Close(目前正在中国上海摄影艺术中心展出)、双胞胎、女健身者、洛杉矶无家可归者,全部是大头照,都在相同的设置下拍摄,“洛杉矶无家可归者”的拍摄装置只是一个小小的可推动的棚屋,那种感觉有点像你在照一个要贴在简历上的证件照。他每次离人物都有四五英尺(1.2米到1.5米左右)远的距离,采用长镜头以及中画幅,确保人物的面部不会变形。他用一种叫KINO FLOS的荧光灯来凸显人物面部的线条,这种灯泡主要被电影行业使用——他承认自己痴迷电影,最喜欢的相机仍是富士6X9,配置90毫米的镜头。

每个人都被以同种方式呈现出来了。阅人无数后,他对这种拍摄方式一点都不厌烦,在那一张张面孔背后,人们有着各自的人生,也都有缺陷。乔治·克鲁尼和伍迪·艾伦的脸有点歪,茱莉亚·罗伯茨的皮肤不如兰蔻广告上细腻,洛杉矶无家可归者的脸就更不用说了,因为缺少良好的生活条件,每个人的脸上都有不健康的印记,比如湿疹等皮肤病、双颊极度不对称、吸毒导致的面部塌陷等等。

 

直视每一个拍摄对象

马丁从不对他的作品进行后期处理,最多只是在常规上调整对比度等,他让人们的皱纹、疤痕、斑点、红疹如实呈现出来。诚实是他的原则,他认为所有照片都具有迷惑性与欺骗性,人们的本性也是如此虚荣。

马丁总是被要求为杂志拍摄封面,他明白这是单纯的商业项目,但假如一位雇主要求把人物的腰围修细,或是让那些封面女郎看起来更有性魅力,他还是会直接拒绝。

在德国,马丁怀念美国的快捷和幽默感;在美国,马丁又会怀念德国的平等和社会福利,“人人有医保,我们的教育是免费的,没有战争,美国有些地方让我觉得是个天坑”,他认为,美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太严峻了,不管从哪个层面来说,“我们的落后都让人羞耻”,这也是他开启“洛杉矶无家可归者”拍摄项目的动机。

毛孔、发质、肤色,傲慢、决心、挣扎、放松,这些使每个人都不同,但却又相似,马丁总能抓到这些人物细腻的情感,站在这些照片前,他们的眼睛就这样与你对视。马丁可以直视自己的每一个拍摄对象,毫不胆怯也不轻视。

他成长在70年代,战后阴影仍强有力地笼罩在德国社会上空,一切都是“反纳粹”的,社会主流价值观是反纳粹的,孩子们在学校接受的教育是反纳粹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和“反纳粹”联系起来。在这种历史耻感中长大,马丁心中没有对英雄的崇拜——“这对我的事业很有帮助,我在拍摄名流的时候,可以要求他(她)配合我的拍摄。”

在拍摄时,他总是带一个小小的音响,播放他觉得对方可能喜欢的音乐。在拍比尔·克林顿时,他俩在小音响演奏的是什么音乐上争论不休。克林顿直视马丁,下巴朝上,没有笑容。在一瞬间,一张肖像照就成了,那是一张属于政治家的威严面孔。

对人们的好奇心是马丁成为顶级摄影师的秘密。每当开启拍摄项目时,他就变成了一个观察者和研究者。一张夹在书本内页的照片让他了解到女性健美运动员这一群体,“为什么这些女性会想要自己看起来男性化?她们的动机是什么?”他不禁追问,并研究这一群体,沉浸其中。答案是让人心碎的,成为女性健美者要忍受很多的痛苦和压力,虽然只需付出很少的金钱,但要花大把的时间在训练上,参加健美比赛获胜的话,可以得到数千美元,或以一种抢眼的方式出名,被大家讨论,但也仅此而已。马丁觉得这些女性又勇敢又让人同情,她们经常挨饿,神志不清,运动过度,只有薄薄的一层脂肪,体脂率在1%到3%之间,而正常的成年女性起码要达到25%,低于10%就几乎没有怀孕的可能了。比赛前,她们还会服用泻药来脱水。她们认为这很纯粹,而旁人觉得这很变态。这种极端的差异吸引了马丁,整个拍摄项目一直持续了五年。

一次,《国家地理》杂志雇马丁为一篇关于双胞胎的文章拍摄配图。在俄亥俄州温斯堡的双胞胎节日上,当他的相机并排放在一起时,一切都和以前不一样了。接活之前,他还觉得双胞胎的主题太过陈旧。在意识到“两个相似的人竟可以如此不同”后,拍摄变得越来越迷人了。完成杂志的任务后,他延续了这个项目。

马丁总是告诉年轻的摄影师,不要认为自己拍了很有名的作品后一切就结束了。每个摄影师所能达到的程度都应该是“和你的最后一张照片一样好”,一个摄影师可以拍十张很好的照片,人们会觉得这家伙简直是个天才,因为那完全符合人们的期望,但如果你拍了两张坏的照片,一切都没救了。

这一点,他是在和安妮·莱博维茨共事时领会到的。安妮从来不直接教助手做事,她甚至不在乎他们拍得好不好。“我只是一直看着她”,然后就学会了这一点,“如果没有安妮,就没有我今天的事业”,马丁说道。

马丁至今保留着德国国籍,常被欧美媒体形容为伟大的、杰出的、顶级的德籍摄影师。现在,他已经拥有独立的摄影工作室,不需要每天抓着卡车去上班,也不用因为房租问题跑回德国打工攒钱再回来。他还是热爱生活,热爱烹饪,喜欢照顾家人。

在纽约,马丁将自己的工作室和烹饪室规划在同一建筑里。工作室的入口处悬挂着一幅神情紧绷的女性健美运动员的肖像,她凝视着来来往往的人,助手们呼喊着交代事宜,高跟鞋发出嗒嗒声,实习生不小心把甜甜圈撒在了地上。马丁坐在椅子上,脑海中想象:哪个人群还能挖掘一下?以及下一次怎样才能比以前拍得更好。

 

 

 

“人与人比我们想承认的要相似得多”

人物周刊:你第一次来中国是什么时候?在不同时期来到中国,感受有什么不同?这一次有什么事让你印象深刻吗?

马丁: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八年前,那次也在上海。两年前,我在香港和深圳呆了一周。在中国,我总是和与我共事的人度过大部分时间,他们都是各个展览中心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所以,我对中国的印象大部分来自他们。

在这次行程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我遇见很多专业的年轻人,他们大多在美国学习和生活多年,且计划搬回中国发展。26年前,当我从德国搬到纽约时,美国还是充满机会的国度。在全世界,纽约是那种能最大程度激励和启发人的地方,那种能量可以推着你每天向前走。现在,我注意到中国的高薪工作比美国更多了。我想说时代变了。

人物周刊:在从事摄影前,你基本上是一位社会工作者。如果不从事摄影工作,有想过自己会做什么吗?

马丁:如果我不做摄影师的话,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会做什么。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不是很自信,每当我变老了一点,我对自己的理解也就更多了。也许吧,我会是一个建筑师、工业设计师,或者自己开一家餐馆。

人物周刊:这些年来,你对摄影师的身份特性的理解有什么变化吗?你认为摄影在我们的社会中有怎样的意义与功能?

马丁:摄影家的性格与特质是多变的,大部分取决于他们所属的类别。举个例子,比起体育摄影师来说,静物摄影师应该掌握更多的天赋与技能。能够与人们很好地沟通,能够读到人们内心的想法,这是一个肖像摄影师的核心与基本。请一定要在报道里强调——一个摄影师必须找到自己的性格特质,弄明白自己适合哪种类型的摄影工作,这样一来,他们将更容易在专业上有所建树。

(在意义与功能上),我希望我的工作尽力在不那么强势的群体中产生共鸣与同理。

人物周刊:Close系列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你如何形容你与被摄者之间的关系?其中是否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存在?

马丁:平等看待每一个人,尽可能地贴近他们永远是最好的做法,无论这个人流浪在街头或是住在白宫。对我的每一个被拍者,我对他们表示同样的尊重,我从来不会为得到一张效果很好的照片去讨好任何人。

人物周刊:你拍过许多名流,也有“LA homeless”(洛杉矶无家可归者),和这些人接触,你觉得人和人之间本质上有很大差异吗?

马丁:我想人与人比我们想承认的要相似得多。我们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是特别的、独一无二的、有自己独到的思路,这有助于我们在社会中生存。但归根结底,我认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属于人类本身的、有限的视界。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这一点根本没有太大的变化。

 

所有人都是虚荣的

人物周刊:那么在他们之中,有没有一些人和你启动拍摄前期待的完全不同?

马丁:总的来说,我知道一个事实,那就是所有人都是虚荣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从事摄影)这些年来,我能看到的是人们自我意识的变化和形象管理上巨大的提升。人们太关注他们看起来怎么样了,太关注外表了,如此一来,使我们摄影的创意性和创造性变得更难抵达。

人物周刊:还记得你第一次触摸相机是什么时候吗,那是什么感觉?

马丁:那感觉——像是一个工具,其实,直到现在,我都这么认为。我想强调一下我不是那种技术痴迷者。

人物周刊:现在,你会给正面临事业瓶颈的摄影师怎样的建议?尤其是对年轻摄影师来说。

马丁:对摄影师来说,我觉得永远保持好奇心和一个开放的心态是很重要的。还有,保持童心吧!艺术时时刻刻都需要乐趣和一颗爱玩的心。

人物周刊:不少摄影师在接受采访时都表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是没有清晰界限的,对你来说呢?你一般怎样安排自己的时间?你会不会随身携带相机?

马丁:我不会随身携带相机,摄影是我的工作和事业。我要强调,我很享受我不工作的时间。家庭和朋友是我生活的重心,我还喜欢帆船运动、滑雪、潜水、攀岩等等……

伊隆·马斯克和儿子们,加利福尼亚州,霍桑 图/Martin Schoeller

人物周刊:目前为止,你在职业生涯中最自豪的时刻是?

马丁:我希望那个时刻有一天能来!毕竟,人总是在每一次拍摄中不断变得更好。

人物周刊:菲利普·哈尔斯曼曾说捕捉到人们的情感和本质是他最想在照片中做到的事情,对你来说,你最想在照片中捕捉到什么?

马丁:首先,我认为所有的照片都是谎言,它们从来都不能抓到人们的“灵魂”。但是你可以靠得更近,使照片看上去更加接近真相,那就是我一直想要抵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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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19 第37期 总第615期
出版时间:2019年12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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