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4日，无声合唱团在北京音乐厅演出
朋友圈的功能开始出现的时候，李博从朋友们的视线中消失了。十几年前要是去看他的画展，或是听他的乐队演出，他一定是在场最起眼的那几个之一。瘦骨嶙峋，紧身裤，花外套，烟熏妆，头发不停地漂染，维持着灰白色。
开口是压着嗓子的京片子，这点倒是没变过。“我那时候穿得呲啪的，打扮得倍儿炸乎。”
从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毕业后，他顺利签了画廊，每年两次个展，一次国内、一次国外，一切看起来都风生水起。他彼时的创作，同样张扬、夺目，有镜头前自信展示的裸女，有金箔勾勒的电路板图。
2025年8月，在桂林巷尾看到他时，过往的这些都隐没在了炎热的空气里。三年前，他从广西百色来到桂林，在火车站附近的聋哑学校对面租了一套三室的房子，方便去学校给他组建的“无声”合唱团排练。他穿着基础款的纯色短袖，漫不经心地趿着拖鞋，时常孩子王似的带孩子成群结队地去附近吃粉。
合唱团由十几位听障学生组成，他们年龄大多在15岁以下，最小的10岁，最大的20岁（毕业工作了仍参与排练以及外出表演）。暑假期间，他们回到学校，为9月12日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的《无声共鸣 星空回响》专场音乐会做准备。
排练地点在一间宽敞明亮的舞蹈教室，角落里安置着价格不菲的乐器，锣三万元，钹两万元，中国大鼓一万元。这些年，李博尽力把优质的乐器和资料带到这座西南城市。他从北京请来教视觉白话的老师，鼓励学生们用表演的形式表达自我。长相清秀的男孩李占杰练习他的自我介绍，“占”，表示我的，手掌并拢拱起来，掌心向内，往里一推；右手食指从左手食指和中指之间猛地穿过，意思是“杰”，顶尖的，最好的。
用同样的方式，老师教他们如何用一个个具象的动作来表达此前他们在一位湖南来的老师引导下写的诗歌。但在9月的正式演出中，这些动作都没有派上用场，最后改成了他们逐个走到舞台中央，用自己的声音纯粹地表达。
在李博的设想中，他甚至希望孩子们在念诗时背后不要出现原诗句。光凭他们用力发出的短促音节，台下观众想必一头雾水，但李博认为这样才更艺术。“没有必要让他们学我们的语言，至少在艺术里没必要。这个合唱团不是在改变他们，而是在改变我们。我们自始至终都没想改变他们的想法。这些孩子才是做公益的，我们只是桥梁，帮助他们沟通平行的世界。艺术是为了传播、沟通，公益不也是一样吗？文艺复兴以后，就是从为宗教服务转向人与人的沟通。艺术扮演的角色就是沟通，艺术最值钱最不可被替代的就是这个。”
他一头扎进让听障儿童发声的合唱团里，一待就是十年。这些年他不断冒出新的感悟：他不再认为只能用手语交流是一种缺失，对他而言，听障人士之间自有他们的“语言”，就如同遥远的埃塞俄比亚某个部落的语言，我们只是听不懂而已，不代表他们就不正常；同样的，看似健全的我们也常常不可避免地在面对家人、爱人时坠入失语状态。
这些心得不太有机会为外人道。而在外界看来，只留意到他的个人创作几乎停滞。他们不禁惋惜：“30至40岁，这是一个艺术家最重要的十年啊！”在所谓最活跃的黄金期，李博不辞而别，销声匿迹地躲进了深山老林，若是被昔日好友得知他这些年近乎夸父追日般致力于让一群不开口说话的孩子歌唱，他们定会感到不可思议。
处于话题中心的李博对这些看法和反应毫不在意，他忙着处理合唱团的琐事，自嘲说，“我现在可会做PPT了！”要与基金会沟通，要做演出的汇报预算，他磕磕绊绊地带着他们去外地演出，从厦门到北京，明年还将前往希腊。
9月的演出如果没有赞助，成本需要41万元，合唱团的学生以及老师一共25人，要在北京待差不多一个月。李博又一次四处求助，最后联航同意只收每人200元的机票；住宿方面，他找到舅舅的朋友、北京国华影视城的老板，对方给他们提供了影视城的免费宿舍，排练、吃饭也在城内，只需35元一天。出发前，李博便曾畅想，最后一天带学生们去华谊的王中军家吃饭，“他们家的面条、包子可好吃了！”
他动用了身边所有的资源，希望给孩子们尽可能丰富的体验。他把孩子们当艺术家来培养，给他们看皮娜·鲍什的现代舞，请非遗老师来教他们点翠技艺，请模特朋友来教形体……他向来随心所欲，绝非那种有长远规划的人，每当想到那个让他开始接触听障人群、走上这艰难的组建无声合唱团道路的关键下午，他第一反应也是露出苦笑，随即又有一种释怀的神情。
不羁的艺术家选择了遵从命运，“都是命，原本打算7天干完的事干了11年。”
2025年9月12日，无声合唱团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专场表演，陆成军（前排）敲击萨满鼓
以下是李博对《南方人物周刊》的讲述：
信任
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在做当代艺术，同时跟张咏组了乐队，玩硬核朋克。有一次，我们路过北京虎坊桥的丁字路口，听见一个人在那“嗷”了一嗓子，声音特扎心。我们俩当场四目相对，都想着这个声音能不能拿来用。它整个表达既抽象又具体，抽象在于就只是这么一个声音，但表达得很准确，让人感到他非常着急，应该是丢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我们俩回头一看，发出声音的路人就在那儿开始比划，这才发现是位听障人士。那种焦急的状态其实是用语言解释不清楚的，但是你又能深刻地感受到他的那个状态。这种声音里有很多的隐喻，我们觉得非常好听。所以我们就想着去找一些听障人士做声音采样，一部分用到我的装置艺术创作里，还有一部分用到我和张咏的音乐里。
当时找了几所北京的听障学校。其实这些学校的领导也不知道我们要干什么，这事儿很难解释，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到底能干什么，就说要做声音采样。从2012年开始，我的头发已经染得相对深色了，妆也淡了很多，但还是会化着淡淡的烟熏妆出门。我的搭档张咏看起来也不太“正常”，跟老道士似的，梳了一辫儿，天天嘻嘻哈哈，一身中式的衣服，就感觉升仙了那种。
学校的人看我们俩这样子，更加不放心，都回绝了。最后是我的个一直在边远山区代课的朋友，帮忙联系好了广西百色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2013年年底，我们先坐飞机到南宁，到南宁换了一辆车到百色，高速是四个小时，到百色又换大巴到凌云县，没通高速，开了两小时。下了大巴以后，还得坐个三蹦子才能到那个学校边上。
学校里一共有二十多名听障学生，分成了三间教室。刚开始没有一个孩子愿意跟我们眼神交流，更别说开口发声了。他们都躲着我们走，看了一眼就跑了，要不就在远处默默观察。录音进展得不是很顺利，我们就延长了待在那里的时间。不单是在学校，我们也会在县城里转，有时候也跟家长了解一下情况，或者自己翻些资料，就当在做田野调查。
当时我们了解到，生活在三线城市以下的听障人士大都背负着两种社会对他们的认知。第一个比较闭塞，认为听障是做了坏事后的惩罚，高度污名化；第二个涉及社会对他们就业空间的挤压，大部分都只能去工厂做流水线工人——这几年情况有所好转，有做咖啡的、做糕点的、在餐厅做服务员的，还有自己开剪发店的，但这些人少之又少。
在凌云县待了两周后，我们就打算放弃了，觉得干这事儿有点缺德。我们觉得他们的声音好，但是站在他们的角度，其实是在揭他们的伤疤。理解了他们的处境以后，觉得这事儿是真不能干了。不能把别人的伤疤、痛苦作为某种材料，运用到自己的创作里，去表达所谓的隐喻那些东西。
就在我们准备跟校长打完招呼就离开的那天，从学校走廊的另一头，跑过来一小姑娘，拉着我跟张咏的手，就这么看着我们，响亮地“啊”了一声。当时我们俩脑中一片空白。她那时还只有6岁，是学生当中最小的，名叫杨薇薇，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还在我们团里。
我们意识到，在那两周的时间里，其实彼此的信任已经建立起来了，而且这个声音确实是我们听过最好听的声音。这时候你再走，可能对他们是另一次伤害，他们会手足无措的。我们俩在当地的小宾馆里又待了三天，开始想是不是可以做一个能把他们聚在一起的长期项目，这才有了这合唱团。
2025年8月，李博（右）与合唱团的成员交流
陪伴
合唱团一开始只有10个人，现在是15个。我们平时会跟他们做针对听障的声乐训练，后来又增加了打击乐训练，还有声音共振疗愈等等。训练的时候把手放在彼此的喉咙位置，两个人要是同时发出同样的音高或者是八度的音高，你会感觉非常舒服，感觉两个人融在一起了。很多方法也是现想的，比如他们不经常使用舌头，我们就拿雪糕棍儿帮他们弄一弄。为了训练不枯燥，还要想些小游戏，拍拍腿、吹吹气球、吹吹纸什么的。我们还请不同的朋友过来，做模特的就过来教他们练体态，其实最重要的是练呼吸。
2017年5月的助残日，张咏的朋友在厦门办龙舟唱晚音乐节。乐队有个演出机会，我们决定把合唱团带上一起表演，让孩子们唱一首，再跟乐队一起合唱一首。
我们去南宁坐飞机。合唱团里许多孩子都是第一次去南宁——他们大部分都没去过大城市，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看见大海。他们在厦门的海边都“疯”了，兴奋不已，撒开了全力往海里跑，我们只能一个一个往回拽。
那场演完后，我没听见观众鼓掌。因为我是指挥，背对着他们。谢幕时，我一转过头来，发现所有人都站在台下默默伸出大拇指。我愣住了，又鞠了个躬，直到下台都没缓过来。那是我们无声合唱团在校外的第一次舞台演出，孩子们发出的没有歌词、无从解释的声音好像被大家理解了，用他们的方式。
2017年的那场演出被前北京音乐厅的副总看见了，他很被打动，便邀请我们第二年的8月去北京演一场。我们准备了三首曲子，差不多花了半年的时间练习。
在北京音乐厅正式演出前夕，要来北京排练二十多天，整体的预算是四十多万，但音乐厅那边只能出6000块钱。为了找钱，我们联系了一个基金会，刚开始聊得挺好，后来聊着聊着，觉得不太对劲了。那时我从北京请的老师们都是纯帮忙，不收课时费，但是人家吃住我得管，这基金会说了一句话，说你得让这帮老师自己献爱心，让他们自己负责差旅。
我说凭什么？人家已经是过来帮忙了。后来又说你这个得怎么筹款，把这个合唱团做大，扩大到不同的学校。这是中国传统公益的想法，也没错。但一两千人的合唱团得多吵？都跟那呱呱的，怎么弄？后来慢慢觉得不太对路了，6月1日签的约，6月2日，我和张咏回去跟他们解约，解完约我还是很受打击，这咋办？如果找不到合适的支持，实在不行了，最后的出路只能是自己拿。
回到广西后，我的心情特别不好，你感觉这事儿没希望了，想做点事怎么这么难。回来我一看，凌云县的学校没空调，孩子们脖子上全是汗，边流汗边在那跟着老师练习。张咏也是，大汗淋漓、一遍一遍反复地教。他特有耐心，是一个很稳的人。我们俩认识20年了，我只见他掀过一次桌子，真的是原则问题，其余的时候都是“哈哈哈哈”的样子。
看到那个场景，我特难受，靠在教室外走廊的栏杆上。这时候陆成军（合唱团成员）出来了，他看我那状态，什么也没说，就这么拉着我的手攥着我，默默地陪伴。他那阵也只有八九岁，直到现在他仍在合唱团，团里15个孩子当中有三个是从成立时一直跟到现在的，从百色到桂林，这十几年真的产生了很深的感情，我有时想放弃，但一想到他们，就还是舍不得。
2018年北京之行的经费最后还是靠各方相助。有位有过一面之缘的朋友把当地老师和孩子们的动车票给出了，九百多一张票。住宿也是朋友给找的温泉酒店，3000块钱一晚上的房间让我们免费住，吃的自助餐也都特别好。酒店方挺热情，但真要是让孩子们在这住二十多天，可能永远回不去自己的地方了。这就跟变形记是一样的，对吧？后来让他们住员工宿舍，干净整洁就行。吃也在员工食堂，挺不错的，学生们全都是胖一圈回去的，那陆成军贼爱吃炸酱面。带队的老师反映，回到广西的学校后，孩子们都很兴奋，有的人把这段经历吹了一个星期，有的人吹了一个月，有的人到现在还在吹。
2025年8月，李博带着合唱团的成员在桂林市聋哑人学校排练
理解
2018年在北京音乐厅演出结束后，得到了许多媒体报道，看了许多观众留言，我才逐渐知道我们这个团到底在干什么。虽然到现在，我们也觉得这是一个艺术项目，但最早我们是希望用歌唱帮着孩子走出大山，看见外面的世界，树立自信，能让他们有更多的生活或工作的选项，能有更多选择自己想要干什么的权利。那场演出之后，我跟张咏才感觉到，如果说这是一个公益项目，其实并不是我们这群人在做公益，是这些孩子在做公益。他们在用自己的声音去打入别人的内心，去给别人能量，我们这些发起人只是在做一个桥梁，让这些孩子去发声。
当我们相互了解的时候，明白大家都是一样的，我们不认为他们是听障有什么，他们也不认为我们能听见有什么。与他们在一起，首先你可以清理自己，安安静静地陪他们，忘掉大部分社会上那些俗事儿。慢慢地，他们改变了我对艺术的看法，改变了张咏对音乐的认知，也改变了许多被我拉过来教他们声乐、打击乐、形体、写诗的朋友。
2007年，我开第一次个展时，冯博一老师做我的策展人，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觉得什么是艺术？”我当时理解的还是那种很不着边的东西，满脑子都是自我表达。但现在对我来说，艺术是一条路，最后的结果可以去往任何地方。它只不过是一个不可代替的沟通的工具，不管是画、音乐或者戏剧，最后传达的那个东西是什么？艺术只是一条通路，而它的可贵之处就是直击人心，不需要任何解释。你要真诚地去表达，并不是为了我要表达什么，这其实就回到了艺术最原始的状态。
我们在解决的问题是听觉霸权的问题，声音属于听人（指听力正常的人）的，不属于有听觉障碍的他们。凭什么？谁规定的声音是不属于他们的？这个社会没有给他们构建体系去享受声音。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第一是在解决身份问题，破除这个社会的集体记忆。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的认知中，声音或者这些未被翻译的人、事物，应该怎么接纳和理解。
声音到底是什么？那就是震动和时间的流动。一条Y轴就是振幅，声音的大小，一条X轴则表示随着时间震动的频率。时间是我们能够感知到的时间，因此声音无非意味着被节奏切割的时间，那这些都是听障人士可以感受到的。甚至他们感受到的震动要比我们敏感多了，你看这次的演出中，敲大鼓的那个孩子敲得多稳。这恰恰是我们听人因为有了旋律和歌词以后，忘了去享受的声音的状态。
我觉得这些孩子真正教会我们的是怎么去理解别人，与别人融合。我们在面对父母的时候是有失语状态的，我们在面对爱人的时候也是有失语状态的，那我们跟听障有什么区别呢？没有任何区别。我们都有失语的时候，那种失语怎么去表达呢？可能听障者会用很多方法去表达得更清楚。我们都是一样的，得先去对话才会有理解，有了理解才会有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