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松坚（1949-2024），广东，乡村医生
父亲终年为75岁。
尽管，在他去世前的一年多，我和妈妈带着他寻医、手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月里，几次进出医院、在重症病房反复抢救，家人们都已做好了心理准备。但那天晚上接到哥哥的电话时，我还是深感无常，痛心接蹱而至。
晚上10点多，我们匆匆换上衣服，开车从广州赶回开平，冷静地准备妥当必需物品、向单位请假、安顿好孩子……一上车，我的眼泪刷地下来了。
父亲离世前一天，我们回开平看他，我趴在他身旁，跟他手握着手。他说，要相信我，相信我。我说，我一直相信你，从小到大都相信你呀……
父亲是一个严厉的人，信奉“棍棒教育”。我和哥哥从小没少被揍，小时候本能地惧怕他。他是那时村里少有的能读到高中的人。1968年，学校停课，读到高二的父亲回到村里务农。他从来不想待在农村，希望通过读书走出去，但命运弄人，就从那时候开始，他心里苦闷，抽上了水烟。也因为生产队农务繁重，据他说，抽烟可趁机偷会儿懒。
1970年，在几十公里外的邻镇做干部的母亲来到父亲的村里下乡，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就住在父亲的契娘（即干妈）家里，契娘把母亲介绍给父亲。母亲比父亲大一岁，根正苗红，父亲当时却属于被改造对象，但两人还是相亲成功了。不久，母亲结束下乡回老家，直到三年后，才与父亲结婚。
母亲性格风风火火，来到村里即任生产队妇女主任。1978年年初，母亲怀上二胎，她之前流产过，这次决定把孩子留下来，也就有了我。计划生育时代，她因此不能继续当干部了，做回普通农民，转而全力扶持父亲。
父亲回村后一直自学中医，直到我出生后才去广州中医学院（现广州中医药大学）进修，学成后回老家县城开中医药材店，这家店此后撑起了我们一家生计。
父亲执拗地相信中医，生病后也是在家人百般劝说下才愿意来广州做手术，手术后又拒绝了化疗，只接受中药调养。在最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在老家开平依然过着散漫休闲的生活，每天雷打不动地和老朋友喝早茶，然后回药店“执药”，跟老顾客聊聊天，下午睡一会儿，醒来抽一筒水烟。日子就这样一天又一天过去。吃得少，睡得浅，他的身体肉眼可见地迅速消瘦下去。
偶尔，他跟我们闲聊：到那个时候，不要给我做照片。语气寻常得就像问今天天气怎么样。然而，没头没脑的一句话，我们秒懂——不要做遗照，也装作不经意地回：嗯，好的。
他又对我和哥哥叮嘱：这些钱是平分给你们的孩子的，作为他们以后读大学的奖励。我和哥哥依然淡定回应：嗯，好的。
也有一些记忆错乱的时候。父亲住院时，我们说：大姑和小姑今天要来看看你。他说，昨天才见过番姐（大姑）、逢姐（二姑，已故）和阿齐（小姑）。大家面面相觑，他又说：吃饭时记得叫上阿麟（叔叔，已故）。我和哥哥依然不动声色地回：嗯，好的。
一切似乎都是有交待、有准备的。
一切又是突然的。原本正在喝粥的父亲，还未来得及吞咽就陷入了昏迷并最终故去，没有一句临终遗言。病床上的他，1米73的个子，体重已不足70斤。按老家的风俗，父亲昏迷弥留之际，哥哥背着他回家，轻飘飘的身体，哥哥起身时却踉跄了几步。
下葬前夕，喃呒佬彻夜念经，一边哽咽一边诉说着父亲为家庭和亲人付出的、呕心呖血的、劳苦的一生。嫂子哭了，村里的婶娘都哭了。奇怪的是，我和哥哥都没有哭，只在低喃声中，凝神倾听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