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失业13个月后终于发现了合适的工作，但是老板和人力资源主管都不太喜欢你，而同行业仅剩的其他职位都竞争惨烈时，你会选择死皮赖脸地对招聘者穷追不舍吗？还是杀掉其他竞争对手，让用人公司别无选择？
现实中，要解决这个事情显然不只有上述两个选项，但在韩国导演朴赞郁电影新作《无可奈何》的世界里，一切非此即彼。面对僧多粥少的社会系统，要么接受继续失业、一家人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处境，要么就在沉默中爆发，借助暴力厮杀胜出，成为老板信赖的唯一可靠之人。
《无可奈何》改编自唐纳德·韦斯特莱克1997年的惊悚小说《斧头》，此书曾在2005年被金棕榈和奥斯卡奖得主科斯塔-加夫拉斯改编为法语片《职场杀手》，同样讲述一位失业的前造纸厂经理为赢取理想职位，向竞争对手大开杀戒。在科斯塔-加夫拉斯的电影中，处于产业转型期的世纪初的法国被塑造为一个不折不扣的丛林世界，深陷困境的劳动者要么怪罪福利系统向老年人而不是壮年群体倾斜，要么开玩笑称为了保住手头岌岌可危的工作，有必要杀掉其余较年轻的同事。在所有这些言论的映衬下，主人公的行为也就显得没那么过分——他只不过是把漂浮于社会氛围中的恶念诉诸实践而已。
而在朴赞郁的版本中，整个社会的环境并非如此夸张。片中除主人公万洙（李炳宪饰）之外的多数角色，都（起码在表面上）遵守着东亚道德准则，而且他的竞争对手们各有各的难处，这些难处与万洙的困境并无本质不同，这使得他的抉择与行动更囿于道德和情感束缚，也更加矛盾纠结。
万洙的三个谋杀目标，分别映射出他本人的三个侧面：目标一号具范模与他一样长期失业，像多年前的他一样是个酒鬼，其妻子的出轨行为勾起万洙对妻子美莉（孙艺珍饰）是否忠于自己的焦虑和疑心；目标二号高始朝与万洙一样为了可爱的女儿奋力谋生，但被拘束在自己不适合的销售工作中，向万洙预示着人生的一种失败可能；目标三号崔经理在造纸集团占有一席之地，但他对中产梦想的偏执和执拗已令家人与之疏远，在狂妄的外表下隐藏着极度的空虚落寞，这条万洙没有走上的路同样令人绝望。
万洙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踏上谋杀之路，但每当他直面目标对象的软肋，都会生出几分同病相怜之心，从而让谋杀过程变复杂。这既是朴赞郁与观众玩的一场希区柯克式认同游戏，也是《无可奈何》流露出的不自洽之处：它既想表现猎手对猎物的同情，好让主人公在观众眼中不那么十恶不赦，又要在剧情层面推着主人公完成他必须完成的任务。影片在情感与道德维度上都显得割裂，同时也在逻辑层面暴露出诸多破绽：在第一轮任务中，朴赞郁甚至不愿让具范模死于万洙之手，转而让后者的妻子在不合情理的情境下枪杀了他。种种类似的生硬设定，让万洙在观众心中博得了感情分，却也让故事变得缺乏说服力，并因此失去了些许社会批判的锐度。
影片在调性上的浮夸也是一大问题。闹剧式的浮夸是韩国电影长期以来惯用的风格，它能够有效地为影片制造热闹气氛，同时掩盖剧情的不合理之处，但这种风格对于一部志在针砭资本主义制度的作品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失效的。朴赞郁对于转换影片调性的尝试不可谓不大胆，李炳宪对于一个蹩脚杀手的丑角式塑造也不可谓不卖力，但在错误方向的引导下，所有这些努力都变作了无用功，只能换来观众的片刻笑声，无法带来更多思考与回味。
或许，《无可奈何》的最有趣之处，是它显露出了导演朴赞郁与他拍摄的主人公之间的某种深层同构性。表明这种相似的迹象既出现在戏内，也浮现在戏外。戏内的主角万洙，在面对上位者时神经紧张而亢奋，常常表露出不自觉的抽搐和充满谄媚的微笑；朴赞郁的场面调度手法也与此一脉相承：不论是抽搐躁动的镜头语言，还是奇诡突兀的剪辑节奏，都是对万洙精神状态的映射。同时，朴赞郁在视听设计上也时常像万洙一般用力过猛，恨不得每个镜头都用尽毕生之力，像是担心自己不会再得到下一个拍片机会，这种由焦虑催生的搏命心态，与万洙的求职焦虑和讨好型人格如出一辙。
在戏外，朴赞郁今年也遭遇了一个极其“万洙”的窘境：他在8月份被美国编剧工会开除会籍，原因是被指控于2023年5月到9月的编剧大罢工期间继续为HBO公司改写剧集《同情者》的剧本。朴赞郁对此指控予以否认，却并未提出上诉，他给出的理由是要集中精力进行《无可奈何》的后期制作。但倘若朴赞郁真的如编剧工会指控的那样存在违规举动，他与他的主角的相似性也就被进一步印证了：两者都做出了为讨好资方、博取更多工作机会而损害同行利益的负面行为。
归根结底，《无可奈何》不是一部现象级佳作，即便它在韩国电影青龙奖评选中斩获了比《寄生虫》还要多的六个奖项，依然在品质和话题度方面无法与后者抗衡。但万洙和朴赞郁在影片内外呈现出的疯魔状态，却像近些年由韩国/韩裔影人创作的佳作如《怒呛人生》和《鱿鱼游戏》一样，捕捉到了当下时代的特定氛围：强烈的焦虑和不安定感，距离崩溃和疯狂仅有一步之遥的精神状态，以及对于旁人的某种深刻不信任。他们都没能成为游戏规则的颠覆者，而是再一次为时代症候和令人同情又哀叹的“东亚性”提供了明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