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惠珍 图/受访者提供
“我知道，妈的手头也很紧。”
“我知道，但我也是逼不得已，这种时候也只能跟妈一个人说。”
在韩国作家金惠珍的长篇小说《关于女儿》的开头，女儿向母亲索要资助，母女的语言拉锯中，冒出重重画外音：妈妈为什么不能为我牺牲一下呢？妈妈的人生已经是无意义的人生，为什么不能为我继续牺牲？
金惠珍以近乎大特写的笔触，刻画女儿要求母亲卖房支持自己的场景。这是她在三十多岁时试图理解母亲一代而创作的小说，以母亲的视角展开：这个曾与自己共享身体，如今却说着令人听不懂的话、过着令人无法理解的人生的年轻家伙，每句话、每个动作，都让中老年的母亲心惊胆战。
母亲在心中呐喊：“你为什么不能活得正常一点呢？”
“因为这是许多人面临的现实。”金惠珍向《南方人物周刊》表示，“在小说中，我不希望过多包装，我就是想直接写出它原本的样子。”
电影《关于女儿》剧照，根据金惠珍同名作品改编
金惠珍短发，腼腆，每次说话快结束时，总忍不住抿嘴笑起来。2025年12月，金惠珍来到上海，在中国展开为期一周多的文化交流。她是近年来在韩国备受瞩目的作家之一，1983年生于韩国大邱，2013年凭借长篇小说《中央站》获第5届“中央长篇小说文学奖”，2018年凭借《关于女儿》获第36届“申东晔文学奖”，2020年以长篇小说《9号的工作》获第28届“大山文学奖”。
在金惠珍的小说中，弥漫着“贫穷”和“困难”的氛围。这是一种社会性的“不安”——仿佛再多做一点、多得到一点就能摆脱。在她看来，许多困境并非源于物质匮乏，而是精神上难以填补的空白。许多角色活成了社会主流认可的模样，内心却充满漂浮和失落。小说中贯穿始终的无力感，最终指向对生存意义的追问。
在《9号的工作》中，五十多岁的男主角在职场不断被边缘化，在原生家庭中被视作“供血站”，在自己的小家庭里也逐渐失语。就在看似要被一切抛弃的时候，他在工作中突然领悟，我还有工作啊——不是工作需要我（完成），而是我需要工作（陪伴）。他与工作形成一种亲密的陪伴，“一直以来，公司对他来说，就像一个有血有肉的活人。”
金惠珍的作品始终围绕人与人之间孤独和沟通的困境展开。在2025年出版的中文版长篇小说《猫舔过伤口》中，她探讨语言暴力与和解的可能：一位被指为凶手的心理咨询师、一个在校园霸凌中暴力反抗的小学生，因救助流浪猫而相遇，在伤痛中辨认彼此。
金惠珍执著地书写沟通的微弱可能。在《关于女儿》的结尾，血缘展现出某种韧性——当母亲在医院和食堂终于以女儿的视角“看见”女儿所处的世界时，母女之间坚不可摧的障碍松动，作家为她们推开了一扇门。
《猫舔过伤口》
以下是《南方人物周刊》与金惠珍的对话：
母亲期待女儿达到“平均水准”的生活
南方人物周刊：中国有个流行词叫“托举”，指父母倾尽资源将子女推向更高的人生位置。在《关于女儿》中，女儿近乎压迫地向母亲索取物质支持。这是否暴露了家庭内部以爱为名的压榨？在你的观察中，韩国的母女关系是怎样的？
金惠珍：过去，韩国家庭的子女通常在25岁左右进入职场，三十多岁结婚生子后独立。现在，父母的劳动环境有所改变，年轻人所面临的社会环境也比前人更加残酷，所以年轻人依赖父母的时间更长，独立也更困难。子女在成长中接受父母的支持，但到一定阶段又渴望独立，这种矛盾在母女间尤其突出——女儿既想分开，又常常期待甚至要求母亲为自己牺牲；母亲的内心充满“我应该牺牲”与自我矛盾的交织。
如果是面对父亲或恋人的母亲，情况会完全不同。正因为是母亲一个人（《关于女儿》中的母亲是单亲妈妈），所以会有这样的叙事——母亲被视为可以无限依赖和索取的“安全对象”。这种对母亲的角色期待，在韩国社会也是一种刻板印象。
我观察身边朋友的母女关系，其实都很相似：她们是家庭中吵架最多的组合，但从另一个层面看，她们往往有最紧密的联结，互相伤害，又能互相理解，这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
南方人物周刊：你有过这样的想法吗，“父母的人生，我是绝对不要过的。”
金惠珍：大部分年轻人在步入社会时，或多或少都有这种想法。很少有年轻人立志要过与父母一模一样的人生。自信满满地觉得“我一定和父母过得不一样”，就是青春，是年轻人会有的。但随着年纪增长，这种“理所当然”在现实中受到打磨，人们会逐渐意识到，原来我那个时候是那么傲慢。
三十多岁是我真正开始独立的时期。此前，我一直接受父母的支援。但从30岁开始，我全权负责自己的生活，不管是经济上还是精神上都独立了。正因为与父母拉开了距离，我才能用新的视角看待他们。他们养育了两个孩子，有空还要做兼职，同时照顾爷爷奶奶。直到现在，我心里也时不时感叹：一个人怎么能同时做这么多事？
南方人物周刊：小说中，母亲无法理解女儿“为何要选择艰难的生活”。当代韩国的代际隔阂集中体现在哪些方面？韩国的母女与父子，在代际矛盾上是否存在不同？
金惠珍：韩国的代际矛盾非常深，很大程度上源于社会剧变。父母这一代人很难跟上现代社会发展的速度，自然难以理解子女基于新环境作出的选择。我觉得这种矛盾是环境急速变化带来的。现在社会变化非常快，将来年轻一代成为父母时，社会矛盾、代际矛盾可能会更激化。
母女关系与父子关系有本质的不同，但因为我是女性，所以很难准确叙述父子关系。在韩国社会，对女性总会有“你应该这样”“你不应该那样”的制约。反映在母女之间，母亲往往只期待女儿达到“平均水准”的生活，过得比自己好，但很少会期待或鼓励女儿去过一种特立独行的人生。这似乎是一种代代相传的关系，可能不仅是我与母亲，母亲与外婆之间也是如此。
《关于女儿》
南方人物周刊：小说也讨论了人生的意义，哪种人生才更值得一活，年轻的看护人员说，“杰出的人？受到尊敬的人生？那都是以为人生非常短暂的人才会说出的话。人生漫长得令人起鸡皮疙瘩，只要活久了，大家都一样。”你在何时领会了这件事？
金惠珍：我们总觉得，活到某个年纪，好像就能掌控人生了，但随着衰老，掌控感会逐渐丧失。大家都尝试延缓衰老，但衰老无法控制。在韩国，人们对衰老的态度比较消极。很多人年纪大了生病了，会觉得自己成了“无用之物”，对社会是“不必要的存在”。
我想说，无论之前的人生过得多好，老后的处境可能都差不多。死亡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可避免的，我觉得社会好像把它看得太负面了。人们在迎接出生时很高兴，面对死亡时却很难平静接受。它其实与出生一样，是一种自然的生理现象。
韩国越来越多人呼吁对末期病人减少过度治疗，比如不用呼吸机、不切气管抢救，甚至推动安乐死合法化。但因为宗教等原因，安乐死在韩国还没通过，一些人选择去瑞士。我觉得怎么对待死亡很重要，人能不能选择有尊严地离开？而不是一进医院就只能拼命花钱、花时间，受折磨。这在韩国社会的讨论挺多的，争议也很大。
不是工作需要我，是我需要工作
南方人物周刊：创作《9号的工作》之前，你曾长期跟踪报道电信工会事件，是怎么开始的？
金惠珍：那时，我住在光化门街道附近，常看到韩国电信（KT Corporation，韩国三大移动运营商之一）的大厦前支着帐篷。不管是下雨、下雪还是大热天，一直有人在那里示威，连洗漱都在那里。而且KT不让他们用厕所，他们得跑去别的大厦。我很好奇，这些人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们到底想要什么呢？
我联系了工会委员长，开始了几个月的观察。我会参加他们的发布会，也会请求去现场，跟工人们一起待上几天，看他们日常怎么工作。
我去的是一个KT的外包子公司。有一天，我和一位50岁左右的男职工待了一整天。因为素不相识，当时有点尴尬，我只能观察他的生活，也不能帮他做什么。他知道我是作家后，反而照顾我，给我买午饭，这让我很愧疚。那天，我深切感受到了他的辛苦。
取材结束后，我觉得这个故事离自己有些遥远。但几个月里，它一直萦绕在我心头，我觉得应该把它写下来，这本小说的创作周期很长。
2025年5月1日，韩国首尔，韩国工会联合会成员在劳动节抗议活动中高喊口号 图/视觉中国
南方人物周刊：在《9号的工作》中，男主角一直在转岗，在职场上越来越边缘；在原生家庭中被当作“供血站”，需要不断支援弟弟和弟弟的孩子；在自己的家庭中，与妻子、青春期的儿子很疏离。看起来要被一切都抛弃的时候，他在工作中突然领悟，不是工作需要他完成，而是他需要工作的陪伴。对于这个主角，有读者觉得你写得“太温柔了”，认为现实中处于家庭支柱位置的男性可能更权威、强势，你如何看待这种评论？
金惠珍：我写的这个50岁左右的男性，是韩国很常见的男性的画像。他们成长在传统的“家父长制”的环境下，作为长子曾备受重视。但结婚之后，家里很多事情都交给了妻子，家里的中心可能是妻子；孩子在成人之际，父亲虽然还在挣钱养家，但话语权可能继续下降。韩国有个词叫“不幸的50岁”，我想描写的正是这种普遍存在的形象。
父母那一代人可能是享受终身职场的最后一代。职场不只是一个领月薪的地方，更是建立深厚人际关系、体验世界并确认自身社会地位的场所。所以职场对他们的意义，与现在的年轻人很不一样。这几年，韩国年轻人非常流行说“我不要只工作，我要去享受生活”，很流行旅行和购物。
南方人物周刊：在你的多部作品中，“贫穷”不仅是物质的匮乏，更是精神上的“没有办法”。你为何着力写这种状态？
金惠珍：今天的“贫穷”“困难”与我们父母那代很不一样，他们是客观上的困难和物质贫瘠、缺吃少穿，现在是“相对的贫穷”。我有时也会想，是不是再多做一点、再多得到一点，不安感就会消失？其实这是一种欲望。这种困境或贫穷感，不是针对物质，而是精神上的空白。
韩国是个竞争社会，很多人从幼儿园就开始竞争，为了进好的职场也要竞争。如果达不到目标，肯定有无力、丧失和空虚感。人在比较时总是向上看，很少有人说“我比下面的人好，已经很满足”。这种向上比的过程，很容易带来不安。
南方人物周刊：你了解的韩国职场环境是怎样的？
金惠珍：韩国社会讲究快文化。韩国的手机号码前面是82，在韩语中与“빨리、빨리（快点、快点）”谐音，所以很多人开玩笑说，韩国就是这样一个干什么都很快的国家。从我了解的职场环境来看，现在社会上好的工作机会在减少，许多岗位质量不高。公司里的部长、次长这些领导，往往希望新人能像自己作为新人时一样为公司拼命付出。但现在的年轻人想法不一样了，很多人觉得“拿多少钱干多少活”，做工资范围内的事，并且希望能把生活与工作分开。这导致了雇主难留人、求职者难找工的双重困境。
现在的年轻人面对的环境更严酷。我或者我父母那一代，能做的事情有很多，社会还有很多可以努力、可以改变的地方，大家对自己在社会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往哪里努力，是比较确信的。现在，社会发展程度很高、资本主义程度很高，年轻人从小在物质方面更富裕，却很难找到自身的社会坐标。科技发展可能进一步减少岗位、拉大人与人的差距。过去那种大家生活水平相近、关系紧密的安定感已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普遍的不安。
2025年5月11日，韩国首尔，市民参加“汉江发呆大赛” 图/视觉中国
理解“受伤”的人
南方人物周刊：在《中央站》《关于女儿》《9号的工作》中，角色常处于关系疏离的状态，从无家可归者到失业中年人，“伤口”似乎是你创作的核心。你更关注“受伤”的成因，还是“受伤”的状态？
金惠珍：这几本小说中确实有很多疏离和孤独的人。但与其说我在写“疏离感”，不如说我写得比较多的是孤独的人，这种孤独不是说这个人一辈子都孤独，每个人生活中都可能经历一段被孤立的时期，需要独自克服和面对生活中的困难。
人活着不可能不受伤害，也会在无意中伤害到别人。我比较想写和关心的是，人遇到了伤害后，怎么治愈、恢复、包容。在不同的境遇里，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应对伤害。
《9号的工作》
南方人物周刊：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写小说？
金惠珍：从我进入社会、对很多事情有些好奇开始。
南方人物周刊：很多人对好奇的事会有更直接的处理方式，比如上网讨论、搜索信息，但是你选择了写小说。
金惠珍：我觉得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在网上找到答案。举个例子，韩国前段时间有个新闻比较受关注，一个工人开车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飙车冲进海里，导致妻儿死亡（注：2025年6月1日，韩国一名49岁的建筑工人，驾车载妻子及两名高中在读的儿子，从光州行驶至全罗南道珍岛港坠海，并独自逃生。事后，他称“生活过得太累了”）。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新闻，你只是知道事件的信息，无法了解他们的内心、他们怎样生活、面临什么困难。小说则关注更内在的东西。
南方人物周刊：那你在生活中不是一个会对人和事物迅速下结论的人吧？
金惠珍：其实我以前是一个比较快下判断的人，但是我渐渐发现眼前看到的不是事情的全部，我会做错决定。这种变化没有特殊的转折点，只是判断错的情况多了之后，我有了这样的感悟。
南方人物周刊：你的写作状态是怎样的？
金惠珍：以前我可能会去咖啡厅写作，现在有共享办公室，我可能会去那边工作。我早上起来可能散个步，结束后大概十一二点开始写作，写到五六点，晚上去运动，这是我日常一天大概的安排。如果有特殊的事，就会打乱一下。
我常觉得写小说是一件奇怪的事，是一个人做的事，没有人能看见我工作的样子。以前我跟父母说我在工作时，父母经常说，哎，你这算什么工作啊，你不就是抽空写个东西吗？对我来说，写作是“看不见的工作”，更像是我与自己相处的时间、一个被孤立的空间，所以我常觉得其实自己没做什么。书出版后，收到读者的反馈，我才会意识到，啊，原来我写了小说。
南方人物周刊：在小说中，你用很大的耐心去缓慢推进沟通和理解的可能，这是你写小说时最大的愉悦吗？
金惠珍：正是因为在生活中没有办法好好沟通和理解，我才会在作品中写沟通和理解。我觉得沟通和理解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小说写的是别人的故事，是试图理解别人的过程，但正是在写别人的故事、理解别人的过程中，我重新了解了自己。所以，写小说即是一种对自我的回顾，也是一种间接的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