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连线台北的那刻开始，作家马尼尼为的镜头始终关闭，只传来她平静的声音，背景里隐约有猫的轻响。马尼尼为说她在台北的小房间太乱了，不方便开镜头展示，房间大概能放两张单人床，一张桌子。因为开了暖炉，四只猫全都跑了进来。“我现在没有客厅，沦落到小房间，我在家里的地位被改了。”
“马尼尼为”是笔名，其中“马”是来处，“尼尼”是无意义的音，组装起来像外国人的名字。这种“外国人”的错位感，贯穿了她在台北生活的二十余年。马尼尼为1981年出生在马来西亚，是马来西亚华人移民第三代，19岁到台北念美术系，30岁后重拾创作，至今已出版逾20本诗集、散文、小说，以及绘本。
马尼尼为将自己比作“一只八爪鱼”，触角伸向绘画、写作、动保。她写被遗弃的流浪猫，写台北的婚姻、婆婆、先生，都有着毫不遮掩的厌恶。马华作家黄锦树曾在一篇评论中如此形容马尼尼为的著作：“其怨愤，即便以‘怨毒著书’的朱天心，相较之下，也是小巫见大巫。”
马尼尼为的画 图/受访者提供
她向我介绍身后的四只猫，分别是阿美、来福，另外两只是从台北动物收容所收养的猫，一只被弃养、一只瘫痪。她说人一定是有大小眼的，没办法有这么多感情，比重最大的爱已经给了阿美。“阿美每天跟我睡，每天跟我黏在一起，形影不离，她是我妈妈，我跟她一起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我真正的妈妈。”
台北一个妈妈（阿美），故乡一个妈妈，两个妈妈都是她源源不绝的创作题材。2026年，她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故乡无用》在中国大陆推出简体中文版，这是她写作十年来第一次面对故乡，也是她自认为为数不多的带着“爱”的温柔书写。
不同于其他马华作家笔下常见的历史伤痕叙事，马尼尼为写故乡破败的红树林和海边、阿娇姨的垃圾堆、马华优等生文凭的无用以及渔村阴湿的鬼怪邪门事。在她看来，是故乡堆叠的“无用”的人，激发了她的“写作病”,即便他们对写作往往一无所知。
为故乡无用的人和鬼立传
马尼尼为出生在柔佛州拉美士。在这个以生产橡胶为主业的小镇，父亲在橡胶工厂工作，母亲是全职家管，家里五个孩子，她排行老四。
在9岁以前，她住在爸爸的橡胶工厂宿舍里。橡胶工厂是早期马来西亚的经济命脉，但橡胶很快被油棕取代，工厂区成了她小时候的乐园。
在马尼尼为的印象中，妈妈在宿舍周遭种了很多果树，一整天都蹲在杨桃树下将一颗颗小杨桃包起来。即便如此，那些果实布满疮疤，结蒂处总有一堆白色的虫卵。“我吃着这些难看的水果长大。没有帮她包过一次水果，没有帮她锄过草。我对这里完全没有贡献。她放任我像旅人一样，像野猫一样。”她曾写道。
后来她转校到了柔佛州的另一座老城——麻坡，住在爷爷奶奶家，外公外婆在不远的渔村。那时渔村只有一条红泥路，车往那条路一直开就到了海边，假日常会有外地来的巴士，新加坡人最多。外公的咖啡店就开在路口。外公是海南人，那个年代他们选择在海边落脚，以讨海为生、种菜为辅，加上咖啡店，养活了14个小孩。
马来西亚柔佛州麻坡，海边的风景 图/受访者提供
这个渔村是马尼尼为印象最深的故乡，是《故乡无用》中大部分场景的取材地。在外公开咖啡店的年代，有一些没妻没子的、逃难到这里的中国人。“他们三不五天出海去打鱼，有一席床，有饭吃。他们吸饱了海上的阳光，吸饱了咸咸的海风，没出海时就在咖啡店坐上一整天，那年代不打牌不打麻将。”
阿娇姨是《故乡无用》书写的起点，她是家族中最无用、最不成器的人。到过新加坡打工，做过美容院，后来成了捡破烂的人。“她是唯一一个没房没后代没工作没钱的长辈。全身的状况又正值衰退。她是劳力工、散工，体胖、近视，外表一无是处。我就是要写这样的人，这样被别人看不起的人。”
马尼尼为喜欢跟阿娇姨聊天，从她口中经常能听到鬼怪的故事。阿娇姨聊算命能侃到黄大仙，当所有人都不相信这么落魄的人能找到房子时，她偏偏找到了一间破庙，收养了八只大猫。“别人都当她是乱讲的，但我会细心记得她讲的这些匪夷所思的句子，她还自信说80岁要去中国走一走。”
小说里的“鬼”也是主角，突然神志不清说疯话的海边大嫂、更早以前听说的马来孕妇，都被带上了附着的鬼的传说，还有吃宴席的鬼，油棕园也像披头散发的女鬼。姨丈在镇上的酒店上吊自杀，“故乡的人说自杀是假的，是鬼在找替身。”
马尼尼为曾在2021年给鬼怪画了绘本，名为《马来鬼图鉴》，鬼怪以一种搞怪趣味的笔调呈现。她说自己也怕鬼，但在收集故事的过程中发现鬼故事有另外的面相，“是一种亲情的面相，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温情。”
绘本中提到极有人情味的“巨乳鬼”——一只来去自如的野鬼，外形为老女人，有一双巨乳。它总是在黄昏时分出现，把在户外玩的孩童抓起来藏在乳房下方。据说老一辈人为了恐吓小孩天黑前要进屋，讲了这个鬼怪传说。黄昏时分常有野生动物出没，巨乳鬼的“出现”是保护幼童。
为创作《马来鬼图鉴》和《故乡无用》，马尼尼为请亲戚朋友讲述鬼故事，并偷偷记录那些生动的口语，如三姨说的“血很薄”，阿娇姨形容母亲“用两个拐杖走路”。“我喜欢听他们的用字。他们不知道我会偷拿来用。”这些收集工作，为她笔下的故乡赋予了独特的“小说感”。
《故乡无用》中这些疯癫的人与鬼怪共存，这些马来鬼、马来咒语，就像梦的呓语，让她感觉像诗一般，隐约感受到了马来文化与大自然的某种神秘关系。台湾作家房慧真说，马尼尼为笔下的故乡，宛如生祥乐队的歌曲《仙人游庄》，村民与疯癫之人可以共同生活，不像现代城市要将精神障碍者隔绝于文明世界之外。
“很多看起来就是医学、科学未普及时的迷信；一方面这样想，一方面也不会完全视为胡扯，这地表上人类不是老大，还有很多看不见的、不知道的东西吧。”她在《马来鬼图鉴》的后记中写道。
光明正大的家族废物
马尼尼为在小说中写道，关于阿娇姨的“疯病”，村子里流传着一个玄乎的说法：阿娇姨中了马来人的降头，喝了马来人给她的咖啡。
这种关于“降头”的民间流言，或许隐约折射出马来西亚社会隐形的族群隔阂。1970年，马来西亚的政客马哈蒂尔出版了《马来人的困境》，提到社会环境让马来人消极脆弱——面对华人移民的竞争，慵懒不争的马来人作为“原住民”需要政府的保护。
在从政期间，马哈蒂尔促进了以种族比例在特定领域实施配额的制度，这就是“固打（quota）制”。该制度被质疑导致马来西亚的种族不平等和日益严重的社会分化，让不少华裔和印度裔学子沦为牺牲者，在马来社会靠努力竞争生存下来的机会更加渺茫。
在《故乡无用》中，除了故乡的怪人和破败的风景，还有出走的年轻人回乡的命运。麻坡被誉为柔佛州的“文化城”，华文教育底蕴丰厚，出过不少优秀的华裔生，但许多曾在此就读的年轻人只能到马来西亚吉隆坡、新加坡、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中国台湾等地找出路。
她的周遭有很多出国后找不到工作的归乡学子，更多是不敢回国的人。在小说中，有到台湾念了台大电机系、回乡找不到工作的三舅；有在台湾学美术后无所用而回乡开民宿、新冠疫情时突然跳楼自杀的学姐；有到台湾出家的表弟的女儿小仙。
家里排行老四的马尼尼为，在家族中是掉队的一个。两位姐姐即便成绩优异、奖杯摆满墙也当不了律师、医生，家乡的穷教师是唯一的稳定出路。
马来西亚柔佛州麻坡，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易卜拉欣的广告牌 图/视觉中国
在麻坡“闲晃”的日子成就了她的文学启蒙。念小学四年级时，马尼尼为参加了童诗写作班，老师正是马华作家梁志庆，他带着学生读诗、创作童诗。麻坡有很多租书店，她跟着姐姐一起看了很多课外书，“那个年代没有娱乐，他们就去租书，租什么书我跟着看什么书。”
上中学后，叛逆的种子开始在马尼尼为的内心萌生。她遇上了中国摇滚乐，在麻坡听到了崔健、唐朝乐队，“很多歌词都像诗一样，听得我很兴奋，原来歌词可以这样写。”在卡带流行的时代，她记得买的第一张CD就是唐朝乐队1992年11月1日发行的专辑《唐朝》。
“每一天准备念书的时候，我都会循环听这些摇滚，给自己舒压。那时候我开始画画，我学的是国画，我会把那些很叛逆的字，类似‘逆我者亡’，写在国画上。”
读美术对马尼尼为来说是“没想太多”的任性选择。她到了台湾师范大学念美术系，觉得美术系的大学生活惨淡苍白，基本靠自学，反而是莫言、苏童、王安忆的小说，还有海子、美国诗人艾伦·金斯堡、德国诗人保罗·策兰和黄灿然的诗歌给了她创作上的养分。
她认为到台北念美术系是无用的极致，“我这样连在台湾毕业都找不到工作了，更别提（如果回故乡）要面对的是一个马来文和英文优先的环境。”
台北街头的市民 图/视觉中国
美术系毕业生的身份，让马尼尼为感觉自己跟阿娇姨是同一个精神世界里的人——“收垃圾的人”，只是“垃圾”的形式不一样。她也爱拾荒，逛二手商品店挖宝是为数不多的兴致。最近在二手店迷上二手画框，尤其是玻璃材质的，还在老家的二手店里挖到两件旧外套。“我回老家就完全沉浸在二手店的异时空，只要有‘二手’两个字就会想去看一看，那些店就像鬼屋一样。晚上我不敢去。一切得在大太阳下进行。”
写作也是马尼尼为的一种叛逃。在故乡，遍布着嘲笑看书、写东西的人，“我慢慢体会到全天想要写作会变‘神经病’的，他们会把你带去治疗，让你去做苦工。”
写《故乡无用》期间，她生平第一次体会到“有人付了足够多的钱让你放心写”的“作家”感。之前出书，都是写完再找出版社投稿，这是第一次有出版社找她，还没写完就签约，“完全不用有罪恶感地写这种对社会没有用的东西。光明正大地过这种每天写作的生活。”
她在《故乡无用》中写道：“我们都和阿娇姨一样，不想存钱，不想上班。我也不想上班，我表妹也不上班，我们是家族这代的废物，光明正大的废物。”写这些“无用”的人和事成为她确认自身存在的方式。
这是她以文学构建的世界。问及马尼尼为对回乡生活的设想，她想象会开一间二手书店，或者成为儿童美术补习班老师。即便到麻坡这样生活成本不高的城市，她也没有慵懒无为的余裕，“我的贫穷病导致我得了勤劳病。”
怨恨是漂浮到写作之岸的浮木
马尼尼为将自己的写作题材分为两个：一个是台北，一个是故乡。对台北是恨，对故乡还有“距离美”的爱。因为异乡的“有用”，才有了故乡的“无用”。
在台北的“异乡人”特质是她创作的关键。她有一本书叫《没有大路》，书中写道：“没有大路/也没有小路/大部分是海/不是恨意/我相信那是海/每一只猫身上单独的海/船要开了/跳上去。”在海上漂浮的马尼尼为，靠着“怨恨”这条浮木漂到创作的岸上。
马尼尼为的绘本插图 图/受访者提供
早在读师大美术系时，马尼尼为就感受到了自己的“边缘”。东南亚文化在台湾处于边缘和弱势地位。“那时一个同学问我从哪里来？我说马来西亚后，他就再也不跟我讲话。”这种不敢正视自己身份的心态，一直伴随着她创作的头几年，直到做了马来民间诗歌和马来鬼的研究，她才逐渐将创作的焦点转移到故乡。
毕业后，马尼尼为曾到新加坡当了三个月左右的华文老师，发现那不是她想要的生活，决定再回台湾，报考台湾艺术大学的研究所。2013年，她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带着你的杂质发亮》，书中提及了这段经历：“大学毕业后，我为了居留跑去结婚……那个时候，爱情只是异乡的一种方便性，我不相信那是一张真的爱情。”
在散文集中，她毫不遮掩地控诉着把她当成“极好用的工具”的先生、将她“当成儿子的一只袜子或一件衣服”的婆婆，以及住在一起终日无所事事“吃电视”的小叔。对那段跟先生、婆婆和小叔挤在没有阳光的房子里的压抑日子，马尼尼为在文字里剥皮碎骨：“婚姻像条狗链，把我拴在这像蚊帐的房子里。”
“十年来，作为一位被视为弱势者的外籍女人，我成了一只动物。我的作用是生育、煮饭。当我反抗这一切，我的婚姻就毁了。”在她的笔下，她的丈夫是一个认定结婚是为了有个人陪她退休的母亲的台湾先生。等到婆婆因病逝世，他开始酗酒，精神萎靡，极需一个小孩作为“填充物”。“他会很生气地说，一定是因为你没有生小孩，才会那么想回去，然后举某某人的老婆为例。他不只一次说，你再生不出来，就滚回去。”丈夫每晚看电视到12点，她独自在房间“吸猫”。“每天，我都不是搂着男人而是吸着一只猫睡。”
她的离经叛道和愤懑从文字中倾泻而出。廖伟棠曾评价马尼尼为作品的独特性，“来自当她面对这永远的异乡台北的‘无人之境’时，她的隐忍和复仇，让人既痛且快。”
“我在台湾先生身上看到这种‘无用’的放大。他们用这个角度看你，用比如你一个月赚多少钱、你这本书卖多少诸如此类很现实的问题，或者需要一笔钱回馈家里的长辈、不能不上班等等现实的观念，不断冲击一个不上班十年的写作者，我很多次动摇了，想要回去上班。其实它比写作容易得多，但我还是死都不要去上班，一定要紧紧拉住（写作），（只要不上班）即便让我打零工都可以。”马尼尼为说。
马尼尼为将移民婚姻和在异乡“被物化”作为书写经验。她用诗歌、小说重复让丈夫死去，“把丈夫杀死。”《我们明天再说话》这本书原名叫《你父亲已经死了》，绘本三部曲《老人脸狗书店》《我的蜘蛛人爸爸》《猫面具》里都有丈夫的死，或者化用《变形记》让他变得很小，被猫取代。
她的先生没有读过这些文字，因为他喜欢说“烂”：“这种烂老婆。养烂猫。种一堆烂植物。写的是烂书，没人看。”
在《带着你的杂质发亮》出版时，马尼尼为已经怀孕了。生了儿子后，她写《我不是生来当母亲的》，袒露自己对母职的抗拒和自我怀疑。那段时间，她需要“像挤出乳汁那样拼命挤出文字”，才能获得片刻舒缓。
“创作者跟生小孩是巨大的冲突。自从写作后我没有羡慕过任何职业，但只要看到那些没有小孩的创作者就会嫉妒到眼睛掉出来。创作者要有自己独处的时间，但生养小孩的前几年，育儿是牢牢跟自己绑在一起的。”
即便如此，她还是在《我不是生来当母亲的》中写道：“你一坐下来就要靠在我的胸前，抱起来就要枕在我的肩膀上，你想要长长久久地和妈妈在一起，这个世界一点也不疼，你哭一哭妈妈就紧紧地抱紧你。”
生活在有冬天的地方
因为母亲年事已高，马尼尼为现在时常返回马来西亚。比起书写台北时强烈的恨意，她说《故乡无用》是她的文字中少数能让人感到温柔和爱的部分。
她在《带着你的杂质发亮》一书中写道：“故乡是母亲留给你命中的一块糖，你苦时，它融化一些，直到最后你对苦免疫，它也用尽了。”
在《故乡无用》中，故乡的意象变成了“熄灭”的火苗：“故乡正在熄灭，火苗已不可见。我一个人走进又走出故乡，直到我死去那一天。故乡无用，可是无用已然成形。”
从“糖”的融化到“火苗”的熄灭，对应着马尼尼为对回乡可能性的认知。她记得曾问朋友自己是否该回去，得到的回答是“你回去你就死了”。“一开始我吓一跳，后来慢慢意识到自己真的不会回去了。”她说，“我从未想过未来要一直待在异乡，尤其是这样一个有冬天（马来西亚没有冬天），房间很阴冷、没有阳光的地方。但近几年我不这么想了，故乡早晚有一天会熄灭的。我不可能回去，回去也肯定不会写作。”
马尼尼为的身份不局限于写作者，她在社交媒体的自我介绍中写道：“业余是民间动保团体义工。”几年前，她还是台北动物收容所的志工，因记录所见而写成非虚构作品《今生好好爱动物》，揭露收容体系的官僚暗面，让她受到种种官僚霸凌。她转向民间动保团体，持续在网上发布送养信息，在体制外运作。
这是与她的作家世界截然不同的现实世界，她的时间被两种截然不同的劳动分割。一边是案头的“无用功”：写作、绘画。另一边是体力的“有用功”：曾在收容所为流浪猫切纸箱换垫料，如今依旧喂养街猫、带病猫就医。
“如果我重复切纸箱换纸箱，可以帮助多少动物，让它们至少在那一天可以在新鲜、舒服的窝中度过，这是复杂现实的有用、与社会的连接。写作则更像自我成就。”这些都构成了她安顿自身的日常。“只要我拿起剪刀、拿起画笔、开始打字，我就安静了。”
马尼尼为和猫 图/受访者提供
在台北近20年，马尼尼为大部分时间哪也不去。她从未因为儿子而有过一个妈妈友。是猫和狗带她认识人，让她有了愿意帮忙照顾猫的台北邻居。“猫的能量让我去做更多事，这些猫让我觉得台北是家。”
最近，与AI聊天成了马尼尼为在创作时打开思维框架的方式。从物理到心理，她都能问AI：“人会被溶解在空气或者泥土里吗？”“山的一天等于人的几天？海的一天等于人的几天？”
最近因为读心理学和神学书籍，她开始让AI解读很多奇怪的梦境，将解释收集到文档里。她讲述了最近的一次梦境：“我梦见自己上了一台巴士，遇到了两个被遗弃的小孩。我跟着他们一同到了终点站，发现两个小孩也不知道去哪。我犹豫是否报警，最后将他们带回了家，问他们的妈妈是谁，但他们讲不出来。”
AI没有立即给梦境下定论，而是抛出一个令她眼前一亮的问题：“这两个小孩可能是你在动物收容所接触的流浪猫吗？”
被问到现在写台北、婚姻、育儿、人遗弃猫的行为，还会不会有很强的恨意，她的语调变得坚定：“有，一定要有恨，没有恨怎么活下去？”她继而笑着说今年过年要做一副春联，写上“把仇报掉”。然后特意解释这四个字：“我觉得台湾人不太敢讲‘恨’，他们讲话表面很有礼，我想要挑战这种东西。其实我不只是写恨，我有多少恨就有多少爱，有多少爱就有多少恨。”
马尼尼为认同别人说她像猫：“喜欢独处，很居家，需要互动和接触，但不是谁摸都可以。”她补充：“猫的本性是有攻击性的，像阿美很爱咬我，它肚子饿就走过来不客气地咬我，我整个小腿都留有它咬我的伤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