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学者凯特·曼恩在2017年出版著作《不只是厌女》时，恰逢全球反对性骚扰运动的浪潮。这本书迅速成为公共讨论的焦点，作者却没有站在聚光灯下。她婉拒出版社资助的伦敦书巡，避开电视镜头和书店讲座，几乎推辞了所有实体宣传活动。
曼恩是康奈尔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她的研究聚焦于道德哲学、社会哲学和女性主义理论，长期为《纽约时报》《大西洋月刊》等媒体撰稿。她因《不只是厌女》的出版招致汹涌的反犹言论、人身辱骂，甚至收到不少网上的性侵威胁。她的沉默，在许多读者和同行眼中，是对这些辱骂攻击的回避。
凯特·曼恩 图/受访者提供
真正令曼恩恐惧的却是另一件事。
“让我真心害怕的事情是，被说是个胖子。”曼恩在2025年的中文版新书《不缩水女士》中坦白。出版《不只是厌女》时，她的体重被医生划为“严重肥胖”，尽管身体的各项生理指标健康，但她对自己的身体感到极度不安。“要让我沉默，只需要说我胖就够了。”
曼恩在书中回忆那段近乎偏执地隐藏身体的日子：只通过手机视讯软件接受视频采访，并精心控制镜头的角度，确保自己的身子不出现在画面中；媒体使用的照片一律是她多年前较瘦时的照片，如果有媒体坚持派摄影师拍摄，她会反抗，甚至直接取消采访；即使要公开演讲，她也明确要求观众不得拍照，如发现有人将她的照片上传到社交媒体，她会主动联系对方删除。
为了对抗肥胖，曼恩曾长期反复节食，一度考虑做减重手术。她可以报出16岁后每个人生节点——结婚、发表博士论文、成为教授、生女儿——当天的体重，对当时的她来说，这些数字只意味着一件事，“实在太胖。”
转折发生在新冠疫情时的封锁期间。尽管对疫情感到焦虑恐慌，曼恩却因居家隔离获得了一种意外的“解脱”，终于可以暂时卸下外界目光的重压。曼恩发现，许多肥胖者也有同一种“解脱”感，这让她反思，如果问题的根源不是身体，而是社会强加的“肥胖恐惧”，那“是不是我根本就没必要躲躲藏藏”？
曼恩决定不再减肥，与自己的身体休战。她不再将自己视为一个“失败的减肥者”，而是作为学者开始解剖这套制造了痛苦的肥胖逻辑。
在书中，曼恩首先追溯“肥胖”符号的历史演变。丰腴的躯体曾是生命力、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曼恩在书中援引历史学者萨布丽娜·斯特林斯等人的研究，这一象征意义在18至19世纪发生了关键扭转：随着欧洲殖民扩张和跨大西洋奴隶贸易达到顶峰，“肥胖”被系统性建构为与“非洲性”“野蛮”“懒惰”相关联的种族主义标签。白人殖民者通过污名化黑人的身体来反证自身的文明理性的优越性。因此，苗条（尤其是白人女性的苗条）逐渐成为所谓“文明”体态的新标杆。
曼恩继续指出，社会一边将“肥胖”塑造为个人道德和意志力的失败，一边系统性地建构了一个让肥胖者举步维艰的世界。从无法容身的座椅到“先减肥再说”的医疗敷衍，再到求职时无形的评分降低，这些来自具体事物和制度的排斥，让一部分人无法舒适生存的结构困境，被悄然转化为“你需要改变自身”的个人缺陷。
减肥文化正是执行这一转化的关键工具。曼恩一度相信，问题在于自己不够努力，减肥是个人的健康追求和自由选择，解决方案就是购买更昂贵的健身课程、代餐食品或做手术。尽管有证据表明，对多数人而言，减肥只是徒劳的循环——她援引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指出，超过95%的节食者在两到五年内体重反弹，其中多数人比节食前更重。
英国加的夫，一名女性正在使用减肥注射剂 图/视觉中国
曼恩指出，“肥胖恐惧”并非审美分歧，而是一套精密运作的权力结构。它的历史根系与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缠绕，它的现代表现则与资本主义、消费主义和性别规训深度融合。任何停留在“个人接纳”或“身体自爱”层面的解决方案，都不过是隔靴搔痒。
如今被广泛用作体重评判标准的BMI（身体质量指数）值得商榷。曼恩指出，这个被医学和保险业奉为“客观标准”的指标，前身源于19世纪服务于优生学的“平均人”概念。该概念基于白人男性数据，后被简化为BMI公式沿用至今。这个指标常将运动员或骨密度较高的群体（如许多黑人女性）误判为“不健康”。曼恩认为，BMI如今广泛地被保险、医疗、健身产业用来制造焦虑、推动消费，并合理化对大型身体的歧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1998年美国官方下调BMI“超重”阈值（从28降至25），一夜之间，数百万美国人“被生病”，这更多是基于公共健康叙事而非科学事实。
在书中，曼恩拒绝用数据界定身体，为“肥胖”提出一个批判性的定义：“肥胖”是身体无法适应社会为其预设的物理和规范空间（例如无法舒适地坐在飞机座椅上）。这一定义实现了焦点的根本转移：我们需要从追问“身体有什么问题”转向质问“社会为何无法容纳这种身体”。在曼恩看来，“胖”应如“高”“矮”一样成为中性词，而非被病理化——暗示这是需要“纠正”的异常状态。她强调，身体尺寸的多样性是人类自然谱系的一部分，并无内在的“对错”。
曼恩认为，“胖”首先是一种被边缘化的身体经验，而非医学诊断。她在书中的核心质问是“谁有权定义身体”。2026年1月，曼恩通过邮件接受了《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谈论她如何将个人创伤转化为公共知识，重新审视制造普遍羞耻的社会机器。
体重如何成为问题
南方人物周刊：你如何定义“肥胖”(fat)或“超重”(obesity)？
凯特·曼恩：我认为肥胖(fat)本质上是身体无法适应社会为其划定的空间——例如无法舒适地坐在飞机座椅上，或无法在主流商店购买合身的衣物。它是一种身体边缘化的表现。我个人不使用超重(obesity)这个词，我认为它将某些身体的自然状态——体形较大——医学化并污名化了。正如我在书中详细阐述的，BMI作为衡量肥胖程度的指标存在严重缺陷且过于粗糙。
南方人物周刊：你第一次因体重而被区别对待是什么时候？“胖是不好的、不对的”这一观念是如何慢慢作用于你的？
凯特·曼恩：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刻。体育课上，一个叫查尔斯的男孩嘲笑我是“胖乎乎的小凯特琳”（这是个贬义的昵称，并非我的全名）。我突然透过他的目光审视自己的身体，无法再专注于任何事，满脑子都是自己的模样。那种深深的羞耻感至今难忘。我想这对胖孩子（甚至像我这样只是微胖的孩子）而言，都是相当典型的经历。他将我的身体变成了一个问题——在此之前它从未困扰过我：我只是存在于自己的身体里，从未刻意评判它的外观。
我认为肥胖恐惧的根源多种多样：电视、书籍、电影、广告、父母、教师、同龄人、医学界，当然还有如今的社交媒体。我曾经不假思索地认为肥胖是不好的，直到大约20岁时，通过凯特·哈丁和莱斯利·金泽尔等作者初次接触到肥胖行动主义(fat activism，一个旨在挑战和消除对大体形人群的社会污名、歧视和边缘化的社会运动)，才开始质疑这种观念。
南方人物周刊：你尝试过几乎所有你知道的节食方法。许多人都以为自己能从节食中解脱，但事实并非如此。为什么很多人明知道这是场骗局，依然持续“减肥”？
凯特·曼恩：我确实尝试过，但每次都很快反弹。节食最痛苦的部分或许就是纯粹的饥饿感，紧随其后的是专注力的丧失——当你满脑子只想着食物时，很难思考哲学这类抽象议题。思考这类议题是我求学、工作乃至满足个人学术热情所必须做的事。因此，节食让我更难成为真正的自己。
节食能带来“苗条特权”，即便那很短暂。苗条特权是一种强大的社会资本。相反，那些拒绝瘦身的人，在社会中——包括就业、教育、医疗乃至约会交友等各个方面——确实会面临真实的歧视。通过控制饮食来逃避这种歧视的念头实在诱人。
南方人物周刊：什么契机让你意识到自己不是“个人体重问题的失败者”，而是“肥胖恐惧的参与者和受害者”？
凯特·曼恩：我转变观念的部分原因在于我意识到，除了减肥之外，自己几乎实现了所有其他目标。长期减重之所以难以实现，并非因为我缺乏意志力，而是因为我对抗的是维持身体存活和运转所必需的根本力量——比如饥饿那种无法回避的持续性需求。后来我更彻底地认识到：从长期来看，绝大多数节食者的体重反弹会超过减去的重量。
南方人物周刊：“你需要减肥，我担心你的健康”有时候是有伪装性的歧视。有没有人对你说过类似的话？当时你是什么感受？
凯特·曼恩：当然，有趣的是，与家人或朋友真诚的关切（比如“你睡够了吗？吃得好吗？需要支持吗？”）不同，这种所谓“关心”的本质是激发羞耻感。我也曾深陷这种羞耻之中。但首先，我们不应为真实存在的健康问题感到羞耻；其次，将健康视为道德义务而非个人权益（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隐性的道德绑架。当一个陌生人因某人的肥胖而说“我担心你的健康”时，他们对我们真实的血压、血糖、睡眠和运动习惯又了解多少呢？通常他们真正的意思是厌恶我们的体形，并认为我们应该为此自卑。
德国萨克森州莱比锡，在莱比锡大学医院参加肥胖治疗项目的女子正在锻炼 图/视觉中国
肥胖恐惧是一种权力结构
南方人物周刊：“肥胖恐惧”的准确定义是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肥胖的人成了被取笑的对象？为什么？
凯特·曼恩：社会学家萨布丽娜·斯特林斯的研究表明，肥胖恐惧在18世纪中期变得尤为盛行，其本质是将黑人的身体污名化，为跨大西洋奴隶贸易鼎盛时期的奴役行为提供借口。这种针对身体的意识形态，主要通过20世纪英美文化输出的电视、电影及其他影像媒介被传播到世界大多数地区。
南方人物周刊：为什么把肥胖恐惧放在权力结构中理解？
凯特·曼恩：我认为肥胖恐惧难以对抗，是因为减肥可以让人暂时摆脱这种强大的压迫形式——其结果是，肥胖群体内部难以建立团结甚至身份认同，也无法形成有力的政治运动。相反，我们中的许多人认为自己只是“暂时性肥胖”，是困在丰腴躯体里的瘦子，总在等待通过下一轮节食和运动计划挣脱出来。
美国弗吉尼亚州马纳萨斯，肥胖人士参加“美人鱼”活动 图/视觉中国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书中提到了“性肥胖恐惧症”——害怕因肥胖而失去“被渴望”的资格。你如何看待女性将肥胖恐惧内化的现象？
凯特·曼恩：我认为许多男性对肥胖女性的歧视在婚恋市场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甚至超过单纯的性偏好层面。他们可能愿意消费甚至主动寻找以肥胖身体为特征的色情内容，或与肥胖女性发生关系，却不愿公开与之交往或考虑更深层次/更长期的关系（如婚姻）。因为这样做会导致他们在性-社会资本上的损失——在男性社交圈中，拥有一位“性感”的女性伴侣往往能为其带来社会地位。
南方人物周刊：你强调的“身体反身性(body reflexivity)”与“身体自爱(body positivity)”“身体中立(body neutrality)”最本质的不同在哪里？这种观念可能遭到怎样的攻击，你会如何回应？
凯特·曼恩：身体反身性否定了我们需要为身体赋予普遍积极甚至中立价值的观念，它拒绝将身体视为供消费、批判或比较的对象。其核心信条是“我的身体属于我自己，你的身体属于你自己”。人们常批评这种观念过于理想化。
社会中有一类群体的身体在被持续不断地审视：女性和女孩。我们同样可以停止评判女性的身体，像看待许多男性、儿童乃至宠物的身体那样看待她们——这些身体不需要被强加积极或中立的评价，因为负面评价本就不该存在。它们只是以其本然状态存在，呈现着自身原本的模样。这最终也是我对所有人的期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