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和家人合影（图：视觉中国）
李鸿章（1823年—1901年）作为晚清洋务运动的代表，一直以来都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点人物。梁启超曾为李鸿章写传，叹其才，惜其识，并感慨其作为历史人物的复杂性。李鸿章本人在上海并没有居住很长时间，如果以他的名字为关键词在上海街头做访谈，位于华山路的“丁香花园”一定是坊间知名度最高的回答。最近巧得大学同学赠书，书中登载了丁香花园内几栋建筑的设计图纸，并有李氏家族“望云草堂”藏书的信息提示，激发了我的好奇心，由此展开了一段李鸿章及其家族在沪房地产投资与书籍流转的探索之旅。
丁香花园姓李吗？
丁香花园有一个浪漫的、容易让人遐想联翩的名字。其中最主流的一种说法，这是李鸿章为其姨太太丁香建的金屋藏娇处。不过，已经有多篇论及上海老洋房的著作和考证文章指出，所谓姨太太之说纯属子虚乌有。
李鸿章和他的小儿子李经迈都是大孝子。他四十岁时仍无子嗣，原配周氏病故后，遵母命将六弟的儿子过继为嗣子。李鸿章后来娶了赵小莲，因赵氏体弱多病，他外出皆由赵氏的丫鬟莫氏陪伴，日久便顺理成章地纳为妾室（莫氏是李经迈的生母）。李家后人多次否认有所谓姨太太丁香存在。
李经迈（图：资料图片）
这让我联想到上海东平路上的宋子文旧宅，曾开过一家名为“Sasah”的酒吧，大堂内挂有Sasah的油画像，并言之凿凿地称其为宋子文的俄罗斯女友。宋家后人在2014年到访时曾提出严正抗议。可见，构建一些名人的香艳史是常用的商业手段。
打开《申报》和上海当时发行的一些英文报纸就会发现，丁香花园的路牌名几经更迭——它的主人也是如此——曾先后使用过（英）徐家汇路、海格路（Avenue Haig，1921—1922年之后）、华山路（1943年以后）等多个门牌号。早期的住户多为外侨，其中不乏各大洋行的大班（注：经理或主要负责人的旧称）。从门牌号登录为海格路543号之后，才开始陆续出现中国住户。
开设于1933年的娱乐场所——大沪花园，无疑是丁香花园的前身。1938年6月7日，《申报》登出一则消息称：“海格路大沪花园旧址，现辟为丁香花园——一家香烟公司的出品叫丁香牌，因名。”香烟公司的业主是上海徐氏兄弟（上海滩纱业巨头徐庆云之子）经营的美星明记烟公司。
随后与丁香花园相关的报刊记载则与鼎鼎大名的“西湖博览会”相连。西湖（国际）博览会是1929年在杭州举办的、中国近代首次大规模的综合性博览会。在今日杭州的北山街，当年的部分展馆被作为西湖博览会的博物馆而得以保存和呈现。1938年10月，新华影业公司出资搭建场景，在丁香花园举办了以“西湖博览会”为噱头的游园会，吸引大量游客购票入园。园内有雷峰塔、飞来峰等，正如主办方所打出的广告，“凡一切名胜 杭州有，此地也有；与白相(玩耍)杭州，同样过瘾。”后续报道还披露，丁香花园内搭建的布景实则是为电影拍摄做先期准备。
俯瞰上海丁香花园（图：视觉中国）
那么，丁香花园就真的跟李家无关吗？也不尽然。丁香花园所在的华山路，作为上海最古老的马路，是永不拓宽的历史风貌保护道路之一。华山路的走向与南北或东西走向的一般道路不同，全长4320米的马路不仅包括两个90度的大湾，而且东西走向、南北走向、东北西南走向全部呈现在这一条马路上了！就在这条涵盖了东西南北的华山路上，有很多李鸿章家族曾经的地产。上海坊间流行的说法是，“半条华山路都是李家的。”若再往前追溯，华山路的修筑又与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有关。1860年，为了抵御逼近上海的太平军，清政府招募外国雇佣军，并修筑了一条跨越租界的运送兵力的军路（即今日的华山路）。借着镇压太平军的功绩，李鸿章逐渐走向了清廷权力的核心。他后来在华山路两侧大量购置地产，即便丁香花园所在的地皮曾属于李家，也绝非无稽之谈。
《东湖美景》（上海文化出版社，2025年6月）所载丁香花园三号楼设计图纸
李经迈是地产大亨吗？
根据东湖集团编纂的资料，丁香花园内有三幢花园别墅。1号楼由美国建筑师艾赛西·罗杰斯设计，2号楼为1952年重修时加建，3号楼由英国建筑师罗伯特·思九生（Robert Stewardson）设计。
3号楼的原始设计图纸保留至今，写有“H.G.Simms（西姆斯）新屋”字样。1922年11月16日，上海老市府大楼的前身工部局大楼举行了很有仪式感的启用典礼。设计大楼的建筑师特纳（R.C.Turner）从黑檀木匣子里取出一把银色钥匙，交给了总董西姆斯。这一仪式被当时的各大报章记录。经考证，此西姆斯即彼西姆斯（1914—1920年间任上海总会主席、后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他极有可能是丁香花园3号楼最早的主人。
丁香花园3号楼实景（图：《东湖美景》）
介绍3号楼的资料末尾还写道，该楼后被李鸿章之子李经迈购入，并作为藏书楼使用。不过，借助那个时代的主要报纸和杂志，与李经迈相关的记事中并没有出现“丁香花园”，取而代之的是出现频率很高的“枕流小筑”和“枕流公寓”。其中最轰动的一篇报道记录了李经迈险遭绑架的经历。
1931年4月9日上午，一辆车牌号为244的自备汽车正从地丰路（现乌鲁木齐北路）朝着海格路（现华山路）快速行驶，车中坐着李鸿章之子李经迈。忽然，一辆搭载着十余根长竹竿的塌车（人力运货车）横出马路，挡住了汽车前行的去路。随后枪声响起，一颗子弹击碎了车窗，另外两颗命中他身旁的俄人保镖。李经迈见势不妙，急命司机开足马力朝家的方向疾驰而去，最终逃过一劫。第二天的《申报》报道了这起绑票未遂案的全部经过，并写到李经迈的寓所：“自居曰枕流小筑，在枕流公寓之西，门牌为海格路四四一号。”
这一事件在当时颇受关注，全国各地的报纸都做了报道。比如日本人在沈阳创办的《盛京时报》（1931年4月16日）以“李鸿章之子遇匪脱险记”为名，抄录了《申报》（1931年4月10日）的部分内容曰：
“李经迈在沪经营地产，极有声誉，海格路333号（注：应为433）布罗克赛脱（注：Brookside的音译，“枕流”所指英文）各组屋（《申报》为“合组屋”），即其独创之巨业也。此屋华名枕流公寓，清丽可诵。大厦连云，夏屋渠渠，观瞻之壮，得未曾有，李自居曰枕流小筑，在公寓之西，门牌为441号，花木扶疏（《申报》为“扶苏”），颇饶园林之胜，名曰小筑，实则巨构耳。”
以上种种新闻透露了两大信息：第一，李经迈是绑匪们都想得到的肥肉，因为他善于经营地产，家财颇丰。第二，李经迈名下的著名地产项目就在今日的华山路上，是两个以“枕流”命名的“楼盘”，并在民间有相当大的认知度。
李经迈(1877—1938) ，是李鸿章侧室莫氏所生的第三子，字季皋，室名望云草堂。李鸿章的另两位继承人分别是大儿子李经方（六弟过继给他，为嗣子），二儿子李经述（赵小莲所生嫡长子，体弱多病，在李鸿章死后不到百日也死了，故由其大儿子李国杰代为继承）。
李经迈幼时便展现出聪慧的特质，英文好。他善于跟洋人打交道，也是当时清廷最年轻的外交官，29岁时（1905年）获得了驻奥地利公使的实职。《申报》曾连载其撰写的“奥国学章”，特别谈到教育和课程设置等问题。因莫氏生病，不到两年他便辞职归国，照顾母亲。1910年，李经迈以贝勒载涛（爱新觉罗·载涛，1887—1970)首席随员的身份往日本、欧美考察军事。1917年7月，又和载涛一起参与张勋的清帝复辟活动，失败后来到上海。
1910年，大清禁卫军首领访问奥匈帝国，摄于布达佩斯。前排左二是哈汉章，左三是李经迈，左四是载涛，右一是良弼（图：资料图片）
自清末至民国前期，清廷和北洋政府每次向英国借款，都由精通英语的李经迈从中磋商。1919年春天他又受载涛委托，聘请英国人庄士敦做溥仪的英文老师。
作为侧室莫氏所生的庶子，李经迈的地位最低。在李鸿章去世后的分家过程中，据说他分得的都是当时不值钱的股票或地段差的房产，还有父亲的藏书。不过，李经迈善于经营，他敏锐地捕捉到各种市场机会。
枕流小筑是李经迈自己的住所，正如报端所言，虽曰“小筑”，实则是面积很大的花园别墅。枕流小筑占地约60亩，枕流公寓占地约12亩，公寓只是整个花园临街的一角。1929年，《图画时报》（第564期）刊登枕流小筑的照片（还误标为李鸿章嗣子“李经方之花园”）。在这个中西合璧的园林中，有巨大的罗马喷水池。李经迈酷爱园艺，园中玫瑰艳丽绝伦。他经常在家举办园会、招待在沪各国公使和名流的宴席，盛极一时。
李经迈夫妇和儿子李国超约在1922—1923年间入住海格路441号。1938年李经迈去世后，其子李国超着手将“枕流小筑”分拆上市。1939年7月和8月的《申报》就连续刊登了“海格路四四一号花园基地分区出售”的消息。几经辗转之后，它成为了民族实业家荣德生的物产。
枕流公寓则是李经迈开发的公寓，面向当时上海的外侨。1933年的《字林西报行名录》中记录“枕流公寓”（Brookside Apartments）的地理位置为海格路433号。1933—1934年间的英文报纸上记录了该公寓较早的一批住户，其中有不少名人家族，包括设计了丁香花园三号楼的设计师思九生曾经的合伙人H. M. Spence。根据网上找到的另一位住客艾丽丝·雷文（Alice Raven）留下的“雷文家族上海影集”，我们可以了解到1931—1934年间枕流公寓的真实面貌。公寓全体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地上七层，地下一层，总高28.9米，平面呈曲尺形。大楼立面采用折中主义风格，内部装修采用西班牙式风格。整栋大楼有集中供暖（热水汀），顶楼的平台向住户开放，地下室里还有室内游泳池。公寓的出租生意非常红火。
有一种说法是，绑票事件发生后，李经迈感觉住地面别墅不安全，就把家搬到了枕流公寓的六、七层，其中有好几间房专门辟作收藏室，放有书画、碑帖、印章，其中就包括李鸿章的“望云草堂”藏书。
李鸿章、李经迈父子合影，摄于天津防卫公所西院（图：上海图书馆藏）
李家与复旦又爱又恨吗？
不管望云草堂藏书是位于丁香花园还是枕流公寓，可以肯定的是，李鸿章的这批书籍中的大部分最终成为了复旦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复旦大学古籍部曾在21世纪初请学生对几个重要的文库收藏进行了整理，并分课题撰写学位论文。其中合肥李氏望云草堂藏书由向文钦负责。在他撰写的硕士学位论文中，清楚地交代了李氏藏书进入复旦的来龙去脉。
1938年，李经迈因病去世后，准备出国的儿子李国超将家族史料（祖先画像、照相簿、书信、账本等）五箱，寄存在上海合众图书馆的负责人顾廷龙先生（后为上海图书馆馆长）处。宋元版珍本被李国超随身带走。根据郑振铎《劫中得书记》，另有一些重值之本出售予上海福州路的汉文渊书肆。除此之外的普通版本则在1939年捐给上海法租界公董局，并寄存在受法公董局资助的震旦大学图书馆。
震旦大学十分重视，不仅特辟专室，名之为“李氏（李经迈）文库”，还定制了带雕花的高大书橱。1940年5月20日，法国代行总领事参加了李氏藏书在震旦图书馆的开幕仪式。根据震旦大学图书馆负责人景培元在《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上的撰文，总计捐赠册数为18471，李氏藏书“善本虽不多见，精本则触目皆是”。藏书类别以军事经济为骨干、清季社会为背景，基本国学要籍颇为完备。可见，所藏之书以实用性为特色。
1950年代院系调整，震旦大学各院系分别并入复旦、同济等校，图书资源也随之重新调配。“李氏文库”于1952年入藏复旦，依复旦图书馆古籍分类法重新编目，并按类散入各部，分别上架流通。自此以后，“李氏文库”作为特藏便不复存在。
复旦大学所藏李氏藏书清人著《琉球国志略》（图：金莹提供）
李氏藏书从震旦到复旦，看似偶然，实则有历史渊源。为什么这么说呢？1903年，复旦大学的创始人马相伯得耶稣会支持，在徐家汇天文台内创办了震旦学院（即后来的震旦大学）。因在实际办校过程中理念不合，1905年，马相伯在江湾另行筹建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马相伯与震旦的关系一直维持良好，他逝世后，震旦、复旦两校在同一日举行追悼会和追思礼纪念老校长（《申报》1939年11月16日）。
除了图书上的事情，李鸿章家族与复旦的关系还体现在学校校址和用地上。李鸿章于1901年病故后，光绪下诏建立专祠。上海作为李鸿章淮军发轫之地，和推行洋务运动的重镇，自然也在修祠之列。1904年，清政府批准，将与南洋公学（现上海交通大学）相邻、位于法华浜（部分相当于今法华镇路）东岸、原留作建设南洋公学校舍的土地14666.67平方米（22亩）划作建祠用地。1906年2月21日举行了李鸿章铜像入祠仪式。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李公祠经历了被革命学生攻占、损毁等情况。1912年3月，于右任联合复旦公学的校友41人，上书请教育部准予复校，提出了指拨上海徐家汇李鸿章祠堂为校舍等请求。1912年9月，复旦公学正式迁址李鸿章祠堂，并在此办学10年（1912—1922）。后来这里成为与复旦公学同根同源的复旦中学的校舍。
上海复旦中学内的李鸿章祠堂（图：视觉中国）
始料未及的是，李家认为复旦系“霸占”公祠，并对此始终耿耿于怀。1925年4月17日的《时事新报》报道，李经方和李经迈在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控告复旦中学非法侵占李公祠，校长李登辉并未出席。因李公祠属地在华界，李家又委托律师在上海地方审判廨对李登辉提起公诉。这一诉讼的结果是李家败诉，“李公祠判定为国家公产（《民国日报》，1926年3月31日）。”
从1862年李鸿章来到上海算起，在后来的一百多年中，他本人并未在上海久住，但其家族及后人纷至沓来。最为人熟悉的便是作家张爱玲，她的祖母正是李鸿章的女儿李菊耦。李鸿章小儿子李经迈所经营的枕流公寓不仅在他的时代是一个时髦的象征，日后还成为了上海难得的“文化名人楼”，周璇、孙道临、王文娟等文艺界名人都曾在此居住。李鸿章家族在时空的联动中上演着人生的聚散与起伏，也在上海滩留下了他们自己的印记和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