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叫许可的女孩
《我，许可》故事的起点是，25岁的女孩许可长了个需要尽快手术切除的子宫息肉，她是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喜欢画画，一个人在大城市租了个不大的房子，收入不高，“母胎单身”——因为最后这个原因，医生拒绝了她的手术要求，尽管她再三保证不会因为“处女膜”的破损而事后追究院方责任，医生仍坚持需要家属签字。
家属还真的来了，许可的妈妈胡春蓉突然到访。胡春蓉一出场看起来没心没肺的样子，大着嗓门说要在大城市找个工作。通过只言片语我们得知，她精心种的植物被许可爸爸用热茶浇死了，她却得不到一句抱歉，这件“小事”触发了她30年的委屈，为什么永远是自己在说“对不起”？
于是，这对带着各自需要解决的麻烦的母女被迫开启了“同居”生活。胡春蓉看不惯许可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不给她的手术签字，让她结个婚生个孩子病就好了，两代人的观念冲突不断升级。
许可是一个有明确主见和行动力的00后。为了能顺利手术，也为了自己的身体可以由自己做主，她做了很多努力，甚至尝试给自己“破处”，但也因此更加困惑：为什么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一层结缔组织就能耽误一个女性接受正规治疗？
在许可做班主任的班级里，她对六年级的男生女生们大方谈论什么是女性的生理期和不规则出血，在墙上钉上卫生巾便利盒，业余时间用最直白的画面和语言为儿童制作性教育绘本。即便在社会层面她可以为打破性羞耻做这么多，她还是无法主宰自己的身体。
与许可相比，胡春蓉的面目在电影的前半段要模糊许多，她像一个集齐了互联网“槽点”的符号式妈妈，没有边界感，把控制说成爱，直到她在雇主家遭遇性骚扰还想忍气吞声，我们才发现这是她的前半生教给她唯一的处理矛盾的方法。许可带着她冲到对方家里拿到证据、报警、讨公道，僵硬的母女关系开始松动了。女儿意识到母亲的局限和脆弱，母亲重新打量女儿，看到了自己不曾拥有过的漂亮的生活。
影片过半，胡春蓉的拼图一点点凑起来，她唱歌很好听，她也曾渴望过爱人的一朵花，她对婚姻失望的时候也想过回父母家，只是那里已经没有她的床了。甚至她可能考上过电大，但是因为女儿的哭声放弃了……如果故事只讲到这里还是会落入“谁都不容易”、“世纪大和解”的创作窠臼，好在影片更进一步，许可把妈妈从旧世界拉了出来：她给妈妈开房，让妈妈体验情趣用品带来的快乐；她鼓励妈妈去工作——哪怕是做情趣用品的宣传员，也不必在意别人的眼光，也是用自己的双手在赚钱。终于有一天，妈妈接起了爸爸的电话，这一次依然没有得到一个应有的道歉，但是她已经不需要了，她要离婚。
《我，许可》定档2026年4月3日上映，3月底开启点映，很多观众第一次在大银幕上看到如此直白地解构贞操，第一次想象母女可以交流她们的性体验。导演杨荔钠在路演时这样解释片名：“‘许可’不仅是一个名字，更是一种生命隐喻，代表着‘被允许存在、被接纳本真’的美好期许。”许可正视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需求，也“许可”母亲和所有女孩，打破束缚、为自己而活。反过来说，如果“我，不许可”，那么所有伤害就不应该发生。
女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
杨荔钠的创作生涯始于纪录片。1999年，她拿着DV拍小区里晒太阳的老头们，拍了三年，剪出《老头》。她在接受《羊城晚报》的采访中说：“我要拍的人和事，从来都不在远方。”2025年，她在广州的导演大师班上这样解释自己对纪录片的坚持：“纪录片会诚实地告诉你，今天的社会是什么样，我们在想什么、做什么、需要什么。”
这种观察者的姿态，被她带进了剧情片。2013年的《春梦》是她的第一部剧情片，非职业演员、手持摄影、大量的即兴表演，讲述一个中产主妇的情欲与精神困顿。但《春梦》跟此前的纪录片最大的不同在于：镜头对准的是一个女人。
谈及创作初衷，杨荔钠曾表示，随着年龄和生活阅历的增长，她意识到不同年龄段、不同身份的女性面临着相似的困境。她希望用自己擅长的方式，将女性形象书写和记录下来。在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她更具体地解释过她的关注对象：“我感兴趣的是社会里的人，人里的女人，女人里的女儿。”
她镜头下的母女关系并非一成不变。从《春潮》（2019）到《妈妈！》（2022），她所展现的母女关系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转向——从对抗走向共生。
《春潮》里的母女之间充满爱恨纠缠，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本应最亲密的两个人沉默对抗，母亲将对婚姻的失望、对父权压迫的愤怒，转化为对女儿的精神控制，在代际冲突的背后，是女性命运的循环。这种关系中没有和解，只有一次次爆发后的短暂宁静。
到了《妈妈！》，85岁的母亲与65岁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女儿，打破了原有的“照顾与被照顾”秩序，母女在对抗遗忘的过程中，逐渐解开过往心结，从“精神上的陌生人”变成“命运的共同体”。
《小小的我》（2024）在这个脉络中显得尤为特殊。这是杨荔钠首次以男性为主角的剧情长片，但女性关系依然是托住整个故事的基石。在脑瘫少年刘春和的成长故事中，外婆陈素群与母亲陈露构成了两代女性的复调叙事。
外婆对女儿有亏欠，对外孙刘春和投入大量感情，成为刘春和重要的情感支柱；母亲陈露处理不好与自己母亲的关系，在儿子的成长中也展现出不知所措的控制欲；外婆与母亲之间“暗流涌动”，那是创伤发生后的弥补与自我救赎——这正是杨荔钠擅长的“词不达意”的女性关系，母女之间的对抗从来都不是因为对立，恰恰是因为共生。
这一次，去更年轻的地方
在《我，许可》中，杨荔钠回到了最纯粹的表达。如果说《小小的我》中还缠绕着母职的沉重与遗憾，那么许可则挣脱了这种关系的捆绑，她代表着一种更年轻、更主动甚至更理想主义的女性实践。在她的鼓励和带领之下，母亲更新了观念，开启了新生活，也同意为女儿的手术签字，此时女儿却不再需要这个签字了，她找到了愿意为她做手术的医生。影片的理想主义就在于此，从内部到外部，事情都在一点点起变化，许可想要主宰自己的身体，已经不需要任何人的“许可”。
这或许也是杨荔钠对理想女性关系的想象：不是相互依赖又亏欠的循环，而是彼此独立又相爱的互相“许可”。
在《少女与马》这部纪录片中，杨荔钠记录过另一种关系：青春期女孩与马之间“似朋友似战友似爱人的亲密关系”。那是更纯粹的、超越语言的信任与陪伴，也是她眼中人与人关系的另一种形态——不设限，在成长中彼此映照。
无论是少女与马，还是女儿与母亲，抑或外婆与外孙，杨荔钠此前始终在捕捉那种“女性是情感动物，是可以牺牲自我去救助他人的生命体”的特质。这一次，当镜头对准更年轻的女孩，她不再鼓励自我牺牲，而是在说女性可以在好好爱自己的同时，用更轻盈、更“侠义”的方式，处理自己与周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