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商务部2026年3月底公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年末，我国在外各类劳务人员58.8万人。图为求职者在专场招聘会上查看出国劳务招工信息的资料图片（图：视觉中国）
“真被炸到，我第二天就去买彩票”
“你要回来吗？”
以色列时间2026年3月23日上午10:15，《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向宋涛转发了一则“中国驻以使馆再次组织公民撤离”的通知。后者回了句“在上班”，随后发来一段20秒的视频：镜头从一栋在建高楼的护栏处扫过，两侧街道空无一人，只有远处的塔吊在缓缓旋转，发出低沉的轰鸣声。
彼时，距离美以伊冲突爆发已近一个月，宋涛所在的工地还从未停工过。这个工地位于以色列沙漠边缘城市迪莫纳，该市附近设有一处敏感核设施。就在两天前（3月21日），该地区曾遭伊朗导弹袭击。据新华社援引当地救援部门的消息称，袭击导致一栋建筑物倒塌，造成39人受伤。
即便如此，回国——暂不在宋涛的考虑范围内。
半年前，《南方人物周刊》记者与宋涛第一次交谈时，他提及了首次听到防空警报时的惊慌。那是2024年年末，他刚抵达以色列不久，在特拉维夫都会区南部的一处建筑工地做小工。
当时，他正在顶楼干活，刺耳的警报骤然拉响。宋涛的汗毛瞬间竖起，他下意识地朝楼板边缘跑去，探身下望。“我靠！导弹来了，赶紧跑！”宋涛循声看去，一位中国工友正一脸坏笑地看着他。环顾四周，工地上依旧是“该扎钢筋的扎钢筋，该搬东西的搬东西。”
2026年3月22日，以色列迪莫纳，安全部队在一处被伊朗导弹击中的地点进行现场调查（图：视觉中国）
几个月后，宋涛被老板调往更为偏远的迪莫纳。2025年6月13日，以色列发动代号为“崛起的雄狮”的空袭行动，重点打击伊朗核设施及军事目标，并造成包括革命卫队高层和核科学家伤亡。作为报复，伊朗向以色列境内发射了数百枚导弹。
那个夏天，在迪莫纳，防空警报已是生活的一部分。一个休息日，在宋涛前往超市途中，警报骤响，他随人群赶往附近一栋居民楼的防空洞。高空中突然传来几声低沉的爆响，一道道白色烟痕清晰可见。宋涛猜测，那阵如闷雷般的轰响，或许是导弹被“铁穹”（注：以色列的移动防空系统）拦截后的爆炸声。
多数时候，警报会在傍晚或夜间响起，宋涛的解读是“为了搞心态”。最频繁时，一晚就响过六次，几乎隔一小时一次。工友们的宿舍位于一栋老式居民楼，屋内没有防爆间。警报响时，楼道总会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是同栋的以色列居民赶往防空洞。“最安静的就是我们中国工人的房间。天天晚上拉，我就当是催眠了，被子都不带抬的。”这种心态延续至今。
来的日子久了，防空警报在宋涛耳中几乎成了白噪音。但若将之归于麻木，显然也不公平。
在以色列，人们一周工作六天（注：周六为犹太教的安息日）。工作日，宋涛通常5:40起床。工地不管午饭，他会在前一晚备好菜，五分钟炒熟，都是洋葱炒蛋这类快手菜。接着，老板会开车送他们去工地，早上6点半开工，晚上6点半下班。“小工干的都是打杂的事，清理工地、搬运材料……爬上爬下一整天，脚底像被火烤般疼。回到宿舍，累到手机都不想玩。”
工人们的工作地多由中方雇主指定。即便下个月老板接到风险更高地区的项目，宋涛也不会拒绝。“说白了，我现在只一心赚钱。只要没炸到我，其他都不管。如果真被炸到，我第二天就去买彩票。”
10万元一张的工地“门票”
若不是为了挣钱，宋涛大概率不会选择出国务工。
“90后”的宋涛毕业于一所民办三本，学的是工商管理。他用“无用的万金油”来形容这段学习经历。毕业后，他做过外派业务员，此后一直是销售。销售岗起薪低，开单也不稳定。办理信用卡后，他养成了超前消费的习惯，又渐渐走向以贷养贷，很快征信就“黑”了。大几十万的债务，一半都是高息滚出来的。
宋涛的父母在浙江老家经营着一家杂货店，这两年生意不景气，手上压了很多货。宋涛跟父母摊牌后，二老帮他承担了部分债务，但窟窿依然很大。
让他备感压抑的，不只是接连不断的催债电话，还有女友父亲提出的彩礼金额。宋涛本想从五十多万谈到二十来万，可对方不肯松口。分手后，他删掉了对方的联系方式。30岁的他，眼看着自己生活承受着“钱”的重压。
重建的可能同样落到“怎么赚钱”上。一次回老家，宋涛遇到了一位回国探亲的亲戚。对方的父亲十多年前便前往以色列从事建筑工作，后来又把儿子带了过去。从亲戚口中，宋涛了解到，在以色列做建筑工，一年能赚三四十万元。这让他第一次看到了“翻身”的路径。
在国内建筑市场就业机会与工作量双降的背景下，出国务工正被越来越多建筑工人纳入考量。不同于越南、泰国、斯里兰卡和印度等国的工人，劳务输出大多是年轻人出卖体力，“复杂一点的工种就做不了”，经由国内房地产几十年高速发展锤炼出的中国建筑工人，在国际市场上更受青睐。
宋涛也曾考虑过日本、韩国、新加坡这些“出国新手村”，距离近、文化相似，但考虑汇率后，薪资水平仅略高于国内。权衡收入和熟人照应等因素，宋涛选择了以色列。
宋涛在工地拍摄到战斗机在高空飞过（图：受访者提供）
2023年，在亲戚的推荐下，他联系了三四家中介，正式筹备出国。直到2024年8月，其中一家中介传来确切进展。宋涛支付了约5000元押金，待确认工作签证审批顺利、相关进度明朗后，才付清9万多元的尾款。再加上机票、体检、公证等费用，总花费超过10万元。
2024年12月，宋涛从北京出发，经乌兹别克斯坦转机抵达以色列。那是他人生第一次出国。同行的十来人，多与他同县，只有三四个来自邻省安徽。宋涛是其中最年轻的。
赴以的中国建筑工人大多年过四十。人到中年，背井离乡的理由各不相同——有的创业失败，有的被拖欠工程款，有的为了给妻儿奔个好生活，也有人早已习惯在海外漂泊，如候鸟般辗转……
经过十余个小时的飞行，他们抵达特拉维夫，随后被各自的老板接走，自此散落四方。
“雅思+电焊>985”？
2025年7月16日15:26，正当宋涛在迪莫纳挥汗如雨时，七千多公里外的杭州地铁车厢里，25岁的陆峰收到了一封足以改变人生轨迹的邮件。发件人是澳大利亚内政部，通知他已被抽中，可继续申请WHV签证。
“WHV”即澳大利亚工作假期签证。该签证允许特定国家的年轻人以合法身份在澳停留最长12个月，其间可工作、旅行和学习。若第一年完成至少3个月的指定工作，即可申请第二个WHV，延长在澳停留时间。
首次申请WHV采用抽签制度。公开资料显示，澳大利亚每年对中国大陆首次申请者的签证配额约为5000份，会通过多轮抽签从申请者中随机选出，直至年度名额用尽。官方不会公布申请人数，每年的申请行情多是口口相传。根据陆峰此前加入的一些线上交流群的说法，“2025年，中国大陆的申请者约有20万。”
通过了后续的英语能力考试后，陆峰在某公共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条60字出头的文字帖，想问问看：抽中了WHV，会贴砖，是否可以在澳洲干中工？那是他在该平台发布的第一条帖子。仅两天，该帖就吸引了近20万人点击。
2025年10月17日，陆峰收到打工度假签证（WHV）的正式批准通知（图：受访者提供）
在传言“中签率创历史新低”的背景下，陆峰“一抽一中”的“锦鲤体质”或许是这条帖子最初引发关注的原因之一。但真正让讨论迅速升温的，是他的贴砖技能在澳洲的惊人“吸金”力。
其实，社交媒体上已有不少拿到 WHV 的年轻人分享在澳打工经历，可常见岗位多集中在咖啡店店员、蓝莓采摘工、肉联厂剔骨工等服务业或农业工种。这些岗位受人员饱和或季节变化影响，往往伴随着持续的“找工作焦虑”。
与之相对，陆峰的帖子下，不少在澳华人几乎都在背书着同一个判断——在澳洲，会贴砖真的很吃香。“今日悉尼的网站上，华人招铺瓷砖大工，给500刀（注：1澳元约合人民币4.7元）一天。洋人应该给得更多。”发帖不到两天，陆峰就收到多份华人老板的工作邀约：“中工时薪45到50刀，小工三十多刀，大工60到70刀。工资两周结一次。”
此前，由于赴以签证迟迟办不下来，宋涛也一度想找路子去澳洲。不过，WHV并不在考虑范围内。WHV设有明确的申请门槛——年龄需在18至30周岁之间，大专及以上学历，并通过基本的英语能力测试（如PTE Academic考试总分达到24分）。
这些条件实际上已将绝大多数中国建筑工人挡在门外。根据国家统计局2025年4月发布的《2024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全国农民工中仅16%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52.1%为初中文化程度。
这也意味着，不具备上述条件的建筑工人若想通过正规渠道赴澳，只能选择“482”签证，即临时技术短缺签证（注：帮助雇主填补本地劳动力市场难以满足的技术岗位）。宋涛曾向中介了解过，该签证的办理报价基本都超过20万元。
一位自称从事劳务行业的国内中介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这笔高昂费用的构成：一部分是签证申请人需自行承担的费用，如签证费、保险费、体检费、职业评估费等；另一部分应由雇主负担的成本，却因需求旺盛而被部分转嫁给申请人，包括担保资质申请费、具体岗位提名费，以及占比最大的SAF征费（注：即技能培训基金，雇主在担保海外员工时需缴纳，用于支持本地劳动力培训）等。
2026年2月17日，英国伦敦，工作人员在唐人街悬挂灯笼，庆祝春节（图：视觉中国）
跟宋涛一样，江苏人陆峰在决定出国务工前也并非建筑工人。2022年，从一所二本院校的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后，陆峰进入某国有房地产开发企业，从事高端项目的施工安全管理工作，“当时薪资不错，主要是各种奖金多。”可进入2024年，薪资下滑、晋升受限成为常态。“我参与建设了那么多房子，但以我的收入，在杭州连一套房都买不起。就感觉前途无望，整天浑浑噩噩没啥意思。”
进入2025年，“不想摆烂”也“不敢闲着”的陆峰萌生了出国务工的念头。他先后收到两份录用通知：一家是国内某基建央企的沙特项目，另一家是某新能源材料企业的印尼项目。然而，万元出头的税后月薪，不足以打动他。同年6月，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他提交了WHV抽签申请，等待结果期间，也在备考一级注册建造师和国家注册安全工程师——“不求涨薪，只求多一份工作机会。”
面对留言区对“日薪500刀”的一片艳羡，和“雅思+电焊>985”、“早知道学技工”的调侃，陆峰显得格外冷静。他清楚，所谓的“天选”，并非“天降”。
初中阶段，陆峰一度厌学。休学期间，经营着一支小型施工队的父亲，把他拽去自家负责的工地当小工，搬砖、拌水泥，跟着叔叔们学贴砖……经历了工地程度的辛苦，他最终重返校园。此后，每逢学校放假，他都会去工地帮忙。
“我爸干过的行业很多，小时候家里种地，我背药筒打过药，很苦很累的；我爸还养过三四十头牛，我得帮忙打草料、铲牛粪；后来他还开过混凝土板厂，我学会了开铲车、装料机、焊机、平地机……你不帮着干，家里就得另花钱雇人。”陆峰从未想过，有一天，自己的家庭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完成“托举”。
落差
与深感“大有可为”的陆峰不同，在德国斯图加特一家中餐厅工作的方欣，对出国务工有着另一番理解。
四十来岁的方欣持有德国短期工签，签证有效期8个月。与澳洲的WHV类似，这类签证为缓解企业高峰期的劳动力短缺而设，适用于酒店、餐饮、机场等服务业岗位。不同在于，德国短期工签门槛更低，没有语言和学历要求，也无需职业培训，三个月内就能办好手续。
这并非方欣第一次出国务工。2021年，由于家庭变故，身在东北的她有了“出去看看”的想法。经费有限、没渠道、没人脉、没经验，方欣选择通过中介“办出去”。
“我们这种背景的人员，可选的基本就是中餐厅、超市、建筑、装修、按摩。”当时，赚钱并非她的核心驱动力。拿到中介提供的项目单后，她筛选的关键是工作时长。“（单子上）大多数地方要求（工作）10到12小时，只有一个确定是10小时，而且工作地在超市，月薪1000欧元。”就这样，她抵达了地中海中部岛国马耳他。
方欣路过法兰克福的一家中国餐厅（图：受访者提供）
方欣中专学的是餐旅管理，实习时曾被分配到饭店，虽然仅两三个月，却坚定了她远离这一行业的想法。出国前，她一直在工厂做库房统计或办公室内勤。然而，人生往往事与愿违。落地后，她就被安排去了餐厅，既要帮厨，又要兼做服务员。后来，方欣才了解到，所谓的“超市岗”，其实是老板在超市承包了一个中餐外卖档口。
“即便是那些注册资金几百万、有十几年历史的中介公司，也不一定能直接接触到项目雇主。大家都是层层转包，很多细节会变形或被隐去。中介的描述和实际经历总会有落差。”方欣介绍。
来欧洲前，她也曾憧憬这里的悠闲生活，到了才明白这种想法有多天真。“他们之所以悠闲，是因为有我们这群人在为他们服务。不然，为什么要给我们发工签？”
在马耳他的两年并没有让方欣爱上海外生活。回国后，她仍在找寻方向。她先后在沈阳的两家餐饮店打工。选这两家，目的明确：一家学后厨，一家学寿司。在方欣看来，餐厅真正有技术门槛的岗位不多，炒锅和油锅最核心，寿司算是强度比较适合女性的一门技术。出国务工，若有技术傍身，待遇和空间会大不相同。
这两家店薪酬相当，每日工作八个半小时，中间固定休息两小时，工资在4000到5000元。钱是少了些，但相比一天工作10小时的马耳他，倒是轻松不少。
一次午高峰，有客人要求更改套餐配菜。在前台值班的方欣看到后厨忙不过来，搭把手就把配菜做好，端给客人。餐厅老板注意到，还特意跟合伙人称赞她“眼里有活”。方欣对此颇为意外，“在马耳他，这是你必须做的。”
可即便老板有意挽留，她还是在2025年踏上了前往德国的航班。方欣一直有出国读语言学校的念头。她算过一笔账：一般的语言学校，学费每月在四五千元；加上房租和生活费，费用就要翻倍；按读半年算，叠加机票和各类杂费，至少需要准备10万元，此外还需提供至少十几万元的资金流水证明。
留在国内攒钱，她至少还要一年半。如果去德国，包吃包住，月薪在1600到2000欧元（注：1欧元约合人民币8.2元）间，8个月下来，扣除三万多元人民币的劳务中介费和机票等支出，每月能剩下万元左右，效率显然更高。
只是，这份钱远比想象中难挣。
方欣入职的这家德国自助餐厅由华人老板经营，可同时接待300位顾客。后厨以中国籍员工为主，厨师多为长期工，帮厨有两名短期工（包括方欣）和一名兼职。
方欣被安排在水吧，既要承担水果、甜品和糕点的切配制作，还要负责水吧和卫生间的清洁工作。几乎没有适应期，她一到岗就立马“被榨干”。
自助餐用餐时间长，餐厅的工作时间通常从早10点到晚11点。名义上，中间有一个半小时休息，但由于水吧的工作特性，方欣只有在客人离场后才能清理杯具，一些甜品和水果消耗快，还需要提前备料。周末或假日高峰期，中午常常只能休息十几分钟，甚至完全无休，下午4点半又要准点到岗。晚上不忙时，11点半能收工，忙起来就要干到12点半。
原定2000欧元的月薪被老板降到1800欧元，理由是“工作慢”、“效率低”。持续的负面评价让方欣一度陷入自我怀疑。直到后来，与在其他餐厅打工的同胞交流，她才了解到，水吧岗下班晚、加班长是行业普遍现象。方欣试过以此为据跟老板抗争，但最终无济于事。
2026年3月6日，美国纽约曼哈顿，一家中餐馆的员工正在享用午餐（图：视觉中国）
意义与运气
在方欣看来，最适合出国打工的，是那些挣钱目的极其明确、能拼、能吃苦、有韧劲的人。“短期工签本就是为高峰期而招，做的事情多是见缝插针，分到的活儿更零碎、也更随机。8个月签证到期就得走，老板不会真正重视你。而且，你是花了几万元过来的，加上语言不通，吃、住、工资换汇都依附于老板，也就更容易被拿捏。”
餐厅员工流动频繁，有个21岁的乌克兰姑娘，算是店里的“老人”，颇受老板器重。她和结婚三年的丈夫都在这家餐厅工作。来德国两三年的她会说德语，负责跑堂。不足2000欧元的月薪，除了维持自己的小家，还要寄回乌克兰，贴补父母和两个妹妹。
方欣来之前，这个姑娘既要跑堂又要兼管水吧，连轴转了两个月无休。两人有过简短的交流，令方欣意外的是，对方从不认为自己被压榨。“既然来这了，就要努力工作，”她这样劝方欣，“这就是工作的意义。”方欣因此有过反思，但或许是性格使然，又或许是未婚未育没有家庭的牵绊，她始终无法触达对方的境界。
“网上有很多描述出国务工生活的帖子，有的是美化过的个人经历，也有劳务公司拍的视频。‘出国能体验欧洲生活，工作轻松还能旅游’，是吸引客户的话术。真正出去之后，遇到什么样的老板和同事，很多时候只能看运气。”方欣说。
如果一份工作实在不适合，在国内大可以换一份，而短期工签往往绑定具体雇主。务工者在考虑变动之前，必须权衡各项成本：提前解约可能产生违约金；一旦与老板不欢而散，当月工资可能拿不到；若技术不过硬，解约后能否在有限的签证期限内找到合适的新雇主，也是个问题。
方欣所知唯一成功的“解绑”案例是一位厨师。他刚到德国一个月，就备感工作压抑，赔付违约金后，顺利办理了“解绑”手续。机缘巧合下，很快觅得新去处，不仅工资更高、工时更短，工作氛围也融洽。在方欣看来，除了运气，这多少也得益于他既会做寿司又会铁板的技能。
另一位四十出头的四川女工友就没那么好运了。她此前在安哥拉的一家华人超市做店员，后因店铺关闭无奈回国。回国不久，她又立马报名赴德，入职了一家自助餐厅做帮厨。可刚工作两个多月，在国内的儿子生病了，她不得不回国照顾。老板对此不满，她多次联系，才追回被扣的工资。辛苦忙活一场，最终连中介费都没赚回来。
即便如此，一拨又一拨的蓝领仍在前赴后继。“我们2025年初提交材料的那几批，整体办理都还算顺利。（2025年）10月开始，因为申请大量积压，拒签就开始增多了。”方欣听说，最近有个去奥地利的项目，一对中年夫妻在与雇主线上面试时就直言，只要能过去工作，哪怕工资低一些，他们也愿意。
2025年2月9日，山西运城，外出务工人员乘坐劳务输出专车，准备出国就业（图：视觉中国）
难破的壁垒
在林凯看来，通过中介安排工作后出现的运气参差，其实是将命运交由随机性支配的必然结果。
不同于陆峰通过抽签，也有别于宋涛和方欣依赖中介，林凯的所有工作机会都是通过自投简历获取的。三十来岁的林凯，目前在中美洲的一家中资企业做后勤。自2017年第一次出国务工算起，8年间，他的足迹已遍布三个大洲。
林凯是北方人，高中毕业后做过网约车、外卖，也干过安保、物业、后勤。在北上广，收入还能略高一些；回到老家，月薪便常年徘徊在两三千元。在他长大的那座北方小城，去北美务工的不少：有人拿旅游签出境后“黑下来”，也有人直接“走线”。
两条路门槛都不低。旅游签需要学历和财务证明，“走线”同样要支付一笔不菲的费用。林凯介绍，很多选择“走线”的人此前从未出过国。他们往往从东北出发，经香港，再辗转东南亚，最终抵达北美。“具体线路不固定，通常是过一关付一关的钱，蛇头坐地起价、半路甩人的情况不少。机灵点的，花个四五万元能到；被坑个十来万的，也大有人在。”
林凯倾向于一条更稳妥的曲线——先积累海外项目的经验，再以此为跳板，一步步靠近目标。自2017年起，他已辗转多国：在印尼港口做过行政，在刚果（金）矿企担任过武装警卫，在匈牙利光伏企业当司机，在荷兰做水电工，如今又来到中美洲。随着海外经历的不断累积，他的月薪已从最初的一万五六千元人民币，涨至如今包吃包住后的2.5万元。
在林凯看来，真正的好工作，不会流向中介，需要中介推介的岗位通常都特别辛苦且工时极长。想找到好工作，关键是学会打破信息壁垒。
林凯的突破口，是“卧底”劳务中介。“进中介不是为了赚提成，而是借此把自己送出去。”身处其中，他不仅得以接触大量岗位信息，也摸清了中介收集和包装这些信息的套路。
入职中介一周后，他便开始“广撒网”，试用期未满就拿到了赴印尼工作的机会。此后，他几乎每隔一年半左右便换份工作。在各大招聘平台海投简历的方法被他沿用至今：“没必要开会员，单个平台日投上限约200份。坚持投满，海里总能捞到针。” 与此同时，逐年积累的海外务工经验也让他在竞争中更具优势。
见多了天南海北的人和事，林凯对出国务工的“坑”愈发熟悉。在他看来，很多问题都始于劳务中介。正如方欣所说，经中介出国的人，很少会说中介好；只要他们收钱能办事、顺利把人对接到雇主，让客户有份工作，已算有“良心”。而现实是，行业里的“坑”，永远防不胜防。
有出国务工需求的个人，可通过“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平台”查询“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名单”，核实企业资质。然而，不少人对此缺乏了解。现实中，由于合规渠道承载能力有限、办理周期较长，一部分需求转向非持牌中介。
市面上冠以“国际商务咨询”“出入境服务”等名号的公司，很多并不具备依法开展对外劳务合作的资质。这类渠道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匹配效率，但也伴随着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一旦发生纠纷，在多层外包的业务结构下，责任往往难以厘清，维权也更为复杂。
2018年11月20日，斯里兰卡科伦坡，中国工人在结束工作后准备返回住处（图：视觉中国）
为了招揽客户，部分机构推介的“项目”往往极具吸引力。在某投诉平台上，一名四川受害者贴出其2025年与一家出入境服务公司签订的出国劳务居间合同，岗位为赴瑞士司机。合同承诺：税后月收入不低于4.2万元，每年4到6周带薪年假，回国往返机票由雇主报销，奖金福利另计，3至4个月内办结出国手续；如需退款，提交材料后7至15个工作日内办结。中介费2.8万元。
为促成客户尽快全额付款，这类合同会明确办理时间从缴费之日算起，业务员再辅以各种话术制造紧迫感：“签证一年只有8月能办，你6月不交，过了这个点，想交都没地方交。”“干几个月就能回本，还有什么可犹豫的？”“你不做，在质疑，永远在门外徘徊。信任是开始。”……
据林凯介绍，交完钱后，一些中介会将项目包装成“境外高薪培训”，以“先培训，后派遣”为名，在等待期收取数月的“住宿培训费”。待约定期到，经办人会以“名额紧张，需走关系”为由继续拖延，并进一步索要“保关费”、“指标费”。当受害者意识到受骗，等着他们的便是电话不接、微信不回。
即便顺利拿到签证，也可能出现“货不对板”的情况，比如斥巨资办理的并非约定的工作签证，而是旅游签、落地签，甚至以难民身份入境。由于相关签证或身份并不具备合法工作许可，入境后上岗即构成非法务工。
抵达当地后，部分“领队”会以“统一保管”为由收走护照，工资改为现金发放，不留凭证。失去护照后，工人既无法自由离境，也难以维权。许多岗位还存在“押薪”现象，若工人提前回国，数月工资可能被直接扣留。部分中介还会建立自己的沟通群。林凯此前就曾目睹，有机构在群里扬言，要把某个“跑了”的工人“名声搞臭”。
“造梦”的“傀儡”
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骗局的形式和触角也愈发多样。
2022年，林凯也曾动过去澳洲的念头。他在社交媒体上刷到一位在澳洲做“外卖小哥”的博主，“又黑又瘦，说话朴实，很可信的样子。”林凯观察一阵后，逐渐看清背后的套路：“他也不讲这工作多好，视频都在说自己多辛苦，一天干下来腰都快断了，但话里话外，最显眼的还是一天能挣四百多刀。”
林凯私信对方，发现二人是同乡。“外卖小哥”得知林凯的经历和圈子后，迅速抛来橄榄枝，邀请他“帮拉人头”，并承诺按单给予提成。
这套链条所瞄准的，是有意赴澳洲、新西兰、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务工的人群。一些与中介存在合作关系的“外卖员”、“工地建筑工”、“Uber司机”、“卡车司机”等，会频繁分享海外日常和工作内容，以此吸引目标人群私聊，获取信任后促使成交，即可按比例抽成。由于这类目的地的中介费往往动辄几十万元，“层层抽成下来，可比自己刷盘子、种菜轻松多了。”
2026年2月12日，澳大利亚阿德莱德，一名外卖骑手经过唐人街北门的牌楼（图：中新社记者 薄雯雯）
多年过去，再度刷到这位同乡时，林凯发现对方换了账号，“看得出挣到钱了，体重已经脱离大众了。”不变的是，他仍在“造梦”。其最近一条帖子的标题是：“挑战月入过5万，干一年目标奔驰E300。”
“一边把‘出国’包装成一条轻松逆袭的捷径，一边不断放大在国内工作的焦虑。但你想想人性，如果一个人真发现了挣钱的蓝海，会大张旗鼓地吆喝所有人一起来吗？多一个人，就多一份竞争。凡有好事还四处招呼的，十有八九是在惦记你的钱。”林凯总结道。
虽然林凯乐于分享自己的经验，但他也明白，对中介的依赖才是常态，许多出国务工者年龄偏大，学历不高，不懂外语。
即便在他熟悉的关系圈内，受骗也难以避免。林凯的一位农村远房亲戚，受“赴日高薪”吸引，缴纳3万元中介费后，被送往日本的一家纺织厂，被迫工作了两年。“我（之前）跟他说是骗局，他只觉得我在挡他财路。”
而到了梦碎时分，想依法维权也困难重重。
2025年10月前后，有多名网友在社交平台反映，北京中盛xx国际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以办理出国劳务为由收取两万余元费用后，人去楼空。这些帖子称，涉事公司受害者众多，单笔被骗金额从两万到四万元不等。
天眼查的数据显示，2025年3月，该企业完成工商登记名称变更，原名为“北京千辉xx物流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也由“普通货运”调整为“因私出入境及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等，同时法定代表人由郭xx变更为伍xx。
《南方人物周刊》进一步梳理发现，郭xx2024年7月始出任该企业法人，其名下“周边风险”信息超300条。她曾任股东的北京晟际xx因私出入境服务有限公司，及该企业法人马x，均被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限制高消费。马x早在2023年便因中介合同纠纷被起诉，截至2024年9月案件终本，仍有未履行的执行款项。
在部分申诉案例中，也有受害者表示，案件虽已由公安机关受理并进入集体立案程序，但后续进展相对有限。
上海正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韩磊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指出，这类困境在出国劳务纠纷中并不鲜见。不少出国劳务中介实为“皮包公司”，虽表面具备营业执照、法人和注册地址，但实际经营与资金流向由幕后实控人掌控。
韩磊表示，在法律层面，追责通常仅针对公司及法人，但后者可能只是傀儡。当实控人身在海外时，取证、资产冻结和责任追究均面临较大障碍。此外，尽管部分劳务中介在工商登记中的注册资本显示为数百万元，但多未实缴，导致即便受害者胜诉，也缺乏可供执行的资产。
上海正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韩磊（图：受访者提供）
终点与起点
“我们工地很久没来新人了，还是蛮缺人的。”临近2026年春节时，宋涛赴以已满一年。按规定，已有资格回国休探亲假，但他并不打算使用，“主打就是赚钱”。
对宋涛来说，每个月最舒畅的日子莫过于发薪日。与国内类似，以色列实行累进个税制度。老板会在工资卡中打入几千谢克尔（对应最低税率档的月收入），其余部分则以现金发放。工友们常结伴去当地银行存钱，再根据汇率波动，选择合适时点汇回国内。
在以色列的中国建筑工人中，贴砖工和抹灰工收入最高，多采用包活制，按面积计酬，月收入可达四五万元人民币。为进一步增收，一些工人还会利用每周唯一的休息日，到公园摆广告牌，招揽清理庭院或贴砖的私活。
与强烈的赚钱欲望相伴的，是极致的节俭。住宿和水电无需自付，宋涛每月开销在1000元左右。他身边最节省的工友，甚至还能再打对折。“大部分人都很省，下班或放假，在家一躺就是一天。吃饭也是吃不死人就行。大家都是出来挣钱的，额外的开销，一分都不会花。”
宋涛还记得，第一个月的工资顺利汇回家时，心里的那份踏实。到2025年结束，欠朋友的十来万元已结清，房贷逾期部分也偿还了10万元，只剩网贷。他计划着多攒些钱，再去跟平台协商清偿方案，“没钱的时候，谈什么都是笑话。”
宋涛签证的期限为63个月。进度条走到6个月时，他称过一次体重。在每天约两万四千步、大部分为负重爬楼的消耗下，他足足掉了60斤。这样的强度至今未变。
宋涛说自己还年轻，从小工“上行”的道路不止一条。他可以付学费，向工地里的老师傅学手艺，掌握技能后申请转岗。无论钢筋工、木工，还是瓦工、贴砖工，都有机会。“只要肯用功，前期投入的学费很快就能赚回。”
作为资深“以漂”的亲戚则建议他另辟蹊径。在前者看来，以色列的中国建筑工人大多年龄较大，文化水平有限，学习动力也不强，宋涛应该专攻希伯来语，日后可转向管理岗，负责协调指挥。
在以色列买猪肉，宋涛只能去俄罗斯或中国超市，他一般会一次买四五百元的猪肉备用（图：受访者提供）
来以色列三个月后，逐渐适应的宋涛开始在线自学希伯来语。老板租的公寓有两间房，住5到8人。晚上，别人玩手机或睡觉，宋涛有时会拿出手机学一会儿单词。“没什么特别的方法，就像小时候学英语一样，把单词音译成中文，再死记硬背。”偶尔会有人好奇地凑过来看一眼，也有人会甩几句阴阳怪气的话。宋涛并不在乎，他有明确的动力——“掌握语言，就能涨工资。赚够了，就能回国好好生活。”
对于外出务工的终点，每个人都有不同规划，“挣几年钱就回国”是种较为普遍的心态。
此前，林凯也介绍过几个同乡出国务工。他们对人生任务的定义大抵相同，“在外辛苦几年，攒够五六十万（元），够给孩子在县城买套房，再添辆十几万的车；把女儿风光地嫁出去，或者给儿子娶上老婆，人生任务就完成了九成。”
“他们看不到出国务工背后的可能性，或者对这种可能性并无兴趣。”对此，林凯总会生出“带不动”的无奈感。从萌生出国的念头起，自认“出身底层”的林凯，目标就一直是移民北美。“总有一天，无论是通过工作签、旅游签、移民签，我会到那里。”
八年横跨三洲五国，他离目标越来越近。林凯信奉的人生信条是“机会永远在路上。”“以前我说话口吃，刚从农村出来时，在外人面前嘴都不敢张。后来，被人使过绊子，被骂做事轴、被冷嘲热讽，吃遍人情世故的亏。但没关系，生活会教会你。人生就是不断撞南墙，撞疼了，就再换一面。”
对陆峰而言，人生新阶段的开启已进入倒计时。年前，他把2024年购入的爱车出手。车价缩水10万元，到手约19万元，结清车贷后，还剩7万元。再加上一季度的工资和年终奖，这笔钱将被换成澳元，作为5月开启新生活的本钱。
陆峰曾工作的工地，他在这里主要从事安全管理工作（图：受访者提供）
陆峰会畅想未来的各种可能。初到澳洲，他准备先靠贴砖这门手艺谋一份稳定的收入，积累人脉和经验，等站稳脚跟，再择机调整。
开挖掘机是不错的选择，这也是陆峰已有的技能之一。澳大利亚矿业发达，对重型机械操作工的需求长期存在。当地的招聘信息显示，在矿区，经验丰富的挖掘机司机年薪可达9.5万至13万澳元。不过，这类工作往往需要在本地取得相关操作证书，具备一定的工作经验，许多企业还要求持有绿卡或长期居留身份。
陆峰的一个朋友与他同龄，此前是学武术的，毕业后考公失利，找工作也接连碰壁，于是付费申请了美国的互惠生项目（注：通过文化交流签证在美国家庭寄宿一年，需要协助家庭照顾儿童并分担日常家务，其间可在当地大学修读课程，并可获得教育津贴）。互惠生有双休，每月工资在1000美元左右。未来，他朋友打算申请将现有的文化交流签证转为正式的学生签证，或者直接“婚绿”。
在美国，与公民结婚且婚姻关系存续满两年，即可申请永久绿卡。不过，若婚姻本身带有交易性质，申请人就不仅需要在婚前向身份提供方支付一笔不菲的费用，此后的两年等待期可能还需持续承担对方的部分生活开支。
陆峰现在还没有“婚绿”的打算，他计划先靠贴砖攒钱，后续申请澳洲高校，重拾土木专业，毕业后进入企业，逐步争取绿卡。之后，职业的选择空间便会愈发宽广。
4月3日离职后，陆峰一直在老家跟着叔父练贴砖。一天10个小时，他能完成4平方米左右的地砖铺贴。“体力活哪有不累的？”陆峰想得很明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本质都是努力换取报酬，来实现生活目标。”
未竟的旅程
可如果暂时没有目标呢？人又要如何向前？
2025年12月14日，距离工签到期还有3个月时，方欣跟老板提了离职。她说不清促使她半路放弃的具体原因，或许是始终无法适应的工作强度、挥之不去的压抑情绪，又或许是难以缓和的主雇关系。
她熟悉那些关于努力和忍耐的叙事——“就我生活的圈层，我理应踏踏实实地埋头干活，不要想那么多，计较那么多；把这8个月坚持下去，赚到该赚的钱，然后安稳度日。”方欣不否认辞职有冲动的成分，但即便重来一次，大概率还是同样的选择。
搬离员工宿舍后，她拖着大箱子独自住进斯图加特机场。到达层夜间不封闭，没有扶手的座椅是绝佳的床铺。她会盖上小毯子，横卧其上。“或许有人觉得这种生活很凄凉，我却很享受那种状态。”一种悬而未决却自有掌控的迷人感觉。
离职后，方欣有机会度过一个悠闲的圣诞节（图：受访者提供）
5天后，她来到法兰克福。朋友向她推荐了一处廉价住所。一位香港房东在回港期间，将自己的床位以10欧元一天挂出。方欣需要在这里作出是去是留的抉择——距离签证到期还有3个月，转去其他餐厅未必能找到合适岗位；即便找到，中间恰逢圣诞假期，手续也未必来得及；不办手续直接打“黑工”，一旦被查获，就可能因非法务工面临行政处罚，继而交由移民部门处理。
在德国，近两年右翼民粹力量上升，移民、难民与安全问题持续升温，主流政党为应对右倾的民意压力，在移民管控上趋于强硬。在法兰克福，方欣接触到的不少从事“黑工”的中国务工者都萌生了回国的念头。
2026年元旦，方欣踏上了回国的航班。归程定在那天，纯粹是因为票价便宜，却也在无意间践行了一场真正意义的辞旧迎新。至于回国后要做些什么，她没有明确的计划。手里尚有些积蓄，她希望借着这段假期，多积攒些面对世界的心劲。
之于方欣，这段未竟的旅程也并非只有委屈和压抑。辞职前的那个月，方欣第一次萌生了挣脱“公寓-餐厅”两点一线的想法，她打算坐火车出去看看。
当时已近11月中旬，买全额月票需要58欧元，并不划算。她研究了许久，最终找到一种优惠买法，可以节省13欧元。一番曲折的尝试后，当PayPal最终显示支付成功时，一股轻快的成就感将她轻轻萦绕。那是抵达德国后，一次久违的、只属于她自己的小小胜利。
之后的第一个休息日，在只会简单英语、不知道如何取票，忐忑于能否顺利下车、找到站点的情况下，她踏上了去德瑞边境城市康斯坦茨的火车。列车从德国西南部谷地出发，沿途掠过开阔的农田、起伏的林地与河谷。临近瑞士边境时，隔着浩瀚的博登湖，远处的阿尔卑斯山若隐若现，继而豁然开朗。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宋涛、陆峰、方欣、林凯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