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桂玲（1934-2026），祖籍河南鄢陵，农村妇女
刘桂玲女士是我没有血缘关系的奶奶。
大约是1962年，她怀抱着我三叔，和她父母、两个妹妹，一路逃荒，沿着陇海线，过了黄河，北上风陵渡，从河南鄢陵来到山西。我三叔原本应该姓贾。我姑且唤作贾姓前爷爷的人，据说曾经是国民党官员，在某一次运动中被发配去了新疆。失去家庭支柱又加上自然灾害，双重打击让刘桂玲不得不走上这条背井离乡、生死未卜的道路。那是历史上又一次河南灾民的大规模迁徙，远离中原的兵燹或者饥荒，向西、向北、向南，是祖辈留下来的逃生密钥。
在山西，刘桂玲遇到了我爷爷——一位丧偶几年的鳏夫。据说，我的亲生奶奶以及我爷爷的父亲、母亲，死于稍早一点的鼠疫——那一年，从家里抬出三口棺材。我爷爷是贫农，掌管着生产队的仓库。因为互相帮扶走过苦难岁月，刘桂玲成为我的奶奶，从此落脚山西，再未回过那个河南老家。
1967年左右，贾姓前爷爷的问题得到解决，他一路打听，从新疆来到山西，想接刘桂玲母子回去再续前缘，但面对已经出生的我四叔，刘桂玲选择留了下来。1968、1969年的样子，贾姓爷爷第二次来到山西，这次的目的应该只是接走儿子，但刘桂玲依然拒绝了他。现在已无法想象，当年面临或走或留的抉择，她的心情会是多么复杂，无论她怎么选，总有一个家庭会受到巨大的冲击。
对于未来生活的各种假设或想象，也许是刘桂玲女士面对余生时的精神支柱。而毫无疑问的是，对我三叔的亏欠感，贯穿了她的一生。她唯一能做的，是在此后的日子里，给予这个陪伴自己走过漫长陇海线的儿子更多的关爱，即使这一点在后来引起了其他几个儿媳的不满。在预知自己生命即将走向终点的时候，她提出的唯一要求是：自己，要从和我爷爷一起生活过的祖宅走，要埋在我三叔家的地里。一个女人，没有了故乡，或者只是谁的老婆，或者只是谁的母亲。
1992年，自从我亲爷爷去世之后，刘桂玲从大家庭的中心位置一退再退。每个月的月初，她夹着自己不大的衣服包儿，从我家到二叔家，再到三叔、四叔家，一年轮三次，她的年龄就又长一岁。她总是很安静。日子一到，就迈着小脚，从一家到另一家，默默地接受着安排。34年的寡居生活，时间对她似乎不再有太大的意义，多一年或者少一年，只是决定她的葬礼何时举行。在时间的维度里，她退缩为一个标点。她已经足够长寿，长寿到她只需坐在家中，各种亲戚都会在过年的时候来拜见她。这也意味着，她的生活半径再也走不出这个不大的村庄。
2026年的3月，春雨绵绵，刘桂玲女士最终走向了泥泞的麦田。无疾而终，这是她颠沛流离又乏善可陈的一生里唯一的福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