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会将生活中的“盐巴”变成诗。
4月22日，他获得了第15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16年度杰出作家”。评委会认为，于坚“以文会心，为文招魂，写诗、作文、立论，皆自由挥洒，辞直义畅。他居边地数十年，独持己见，一意孤行，如今个人细语终成高论宏裁”。
于坚最初走入大众视线，是因为上世纪80年代初的那首《尚义街六号》。“尚义街六号/法国式的黄房子/老吴的裤子晾在二楼/喊一声/胯下就钻出戴眼睛的脑袋……”凡人琐事，用口语道来，细节极富幽默感。
《尚义街六号》写的是于坚青年时代的生活和友谊。他在昆明居住，和诗人朋友们合办诗刊《他们》，给《大家》的诗歌部分组稿，在《云南文艺评论》当编辑，业余时间大多用来创作诗歌。
一些诗人不认为那是诗，指责他将诗的音韵美、形式美、语言美、意境美统统抛弃；很多读者不认为那是诗，在他们眼中，诗应该是徐志摩的“轻轻的我走了”，是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朦胧而抒情的。
为什么诗只能是抒情者的风花雪月，而不能写盐巴？于坚不服，他在诗中罗列琐碎与日常。这样做的并非只有他一人，以他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都在试图反叛感伤传统，开凿新诗的新路子。
尽管被誉为“口语写作”领军人物，于坚却觉得通过口语和书面语将诗坛分派无意义，语词只是材料，处理它们的方式才是诗人的真本事。
从关注云南人文地理的“高原诗”到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第三代诗歌”，再到“更注重语言作为存在之现象”的阶段，于坚的作品在不同时期自然地发生转变，就像一棵不断生长的树。
除了写诗，他还喜欢摄影。两件全然不同的事，都在兴味中体现了思索的痕迹。摄影，于坚坚持了三十余年，系列摄影作品开过展，出过书，获过奖。在他的摄影机中，没有山河壮丽，没有小桥流水，有的是在车上打盹的人、小路上破旧的长凳及侧倒着的酒瓶、狭小玻璃缸中的鱼。
于坚小的时候，耳朵被链霉素打坏了，听力微弱。16岁以后在工厂当工人，嘈杂的机器声使得听力变得更糟，必须要靠助听器才能进行交流。因此于坚养成了用眼睛与世界发生关系的习惯。他写作新诗，靠的不是想象和虚构，是“我看见”。
《朝苏记》《并非所有的沙都被风吹散——西行四章》等作品是于坚折桂“2016年度杰出作家”的关键，前者是他对苏东坡一生行迹的田野调查和作品的梳理编织，后者是关于敦煌、嘉峪关，布达拉宫和兰州以西的长文新说。去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写作，对于他来说，只要太阳照常升起，写作就会继续。
他曾说，新诗最重要的品质正是它的孤立、它的不被理解。新诗走过百年，于坚写文纪念，称之为一种“文明进程”。在颁奖现场他更进一步说，文明就是以文照亮，“在今天我们虽然有如此强大的物质现实，但是如果没有文的话，我们就是一个空心的民族。”
世界为什么需要诗？
于坚的回答是孔子的那句话：兴观群怨，迩远，多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