蛙池乐队 我不拒绝踏进这条河流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卢琳绵 日期: 2021-06-21

“‘工厂’‘东莞’并不是他们真正的特质,能借‘他人他事’转达真实的忧伤与呐喊才是蛙池最牛的地方”

特约撰稿  卢琳绵  发自珠海

编辑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蛙池虽然诞生在东莞、观察东莞、写东莞女工“出道”,但唱得更多的是当代年轻人的故事,既纾解自身的苦闷,又给年轻人的迷茫找到一个出口,“持续在娱乐大潮中鸣出‘刺耳’的蛙叫”。

初夏,蛙池在珠海参与录制乐队类综艺《草莓星球来的人》,我跟访了这支年轻的乐队四天三夜,他们排练、点滑蛋饭、喝咸柠七,排练、吃泡面、睡觉,很枯燥也很规律,更像大学社团——他们上台前有个小习惯,四个人拳头对拳头碰一下,仿佛要去打一场球赛,同仇敌忾似的。写歌时往往有一个环节,大家围坐在一起交换“秘密”,彼此激发。

一练就是六七个小时。出来时天边暗了,热热的海风一刮来,上游马戏团的粪便气味格外浓郁。累了一下午的主唱金依依背着乐器,依旧很有能量,她指着远处棉花糖状的云,跟长隆酒店的城堡塔尖搭配得很,“假装在加州”——开心程度不亚于前一晚穿着一件沙皮狗T恤,蹲在垃圾桶上啃炸鸡。

坏蛋调频主理人王硕跟了他们几期综艺的录制。他发微博说,“他们是我认识的所有乐队里,最有凝聚力的一个,每个人在乐队里都起到了乐器之外的关键作用。”在乐队经纪人健崔看来,这是某一种基于信赖的亲密关系,仿佛是多续了好几年的大学生活,“乐队里每个人都在跟彼此‘恋爱’。”

主唱 金依依

鼓手 浩仔

贝斯手 三丰

吉他手 迪生

流水线与孔雀

2018年,贝斯手三丰给依依发了一个demo,“色彩很阴冷很诡异”,一下就让她想起工业区的粗粝、流水线的压抑,“没有任何生活气息,日复一日。”一次采访中,他们回忆起这种“试图在没画斑马线的路口过马路的感觉”,“80迈的大货车一辆接一辆从面前碾过,没有任何空隙和机会,有一种生活扑面而来的阵仗。”鼓手浩仔说,速度可以再快一点,鼓点加快,像是在疾走,“就像那种流水线上的工人,手很快,不停。”

金依依六岁时,父母从湖南来到深圳打工。在龙华工业园区成长的她常常百无聊赖,每日盯着楼下准时路过的工人。

这种第三视角的观察,在她毕业后进入一家大型食品公司时更为逼近。她做市场营销,跟车间工人同住在一个宿舍区。楼对面,工人在阳台的日常于金依依眼前上演,“那些刚洗完头发的、赤膊的、抽烟的、剪指甲的、刷快手的、看抗日剧的男男女女的日常。”她对声音敏感,形容工人们使用手机的习惯为“超级大声”,“外放超大声,对手机那头的人也喊超大声。”金依依和他们在同一栋楼上班,下层是车间,上层是办公区,“宿舍和办公室中间有一条几百米的通道,上下班时段,小白领们就被打散在乌泱乌泱的车间工人中间,往同一个方向行进,两种平行的生活在这个时候有了交点,你鼻子里闻到的是那种浓度很高的人味,看到的是满眼的厂服形状的人。”

工位上整齐划一,人们以工号相称。“喂,245!”2001年,从四川南充来到东莞打工的郑小琼,编号是245号。后来她写下《女工记》:

身体的峭壁崩溃 泥土与碎石/时间的碎片 塞满女性体内汹涌的河流/混乱的潮水不跟随季节涨落 她坐于卡座/流动的制品与时间交错 吞噬……她揉了揉红肿的眼窝 将自己/插在某个流动的制品间。

黑魆魆的人流中,金依依偶然能瞥见一两双高跟鞋,即使进入厂房马上要换成笨重的工作鞋,“就穿一两分钟,她们也会有这个心思。”一次,她遇到一个中年阿姨,穿着鲜红的袜子,张扬闪亮的装扮,旁若无人。“那是她们的孔雀时刻。一种朴素的审美观,都爱美,都花枝招展的”——她被击中,想到在工厂人流中带闪钻的头饰、溢出工服领子的粉色内衬。那些违背秩序、生生地冒出来的、带有人味的精致,让她想写点什么。

松糕鞋 松糕鞋/踩上女人街 女人街/漆皮包 漆皮包/装着充电线  牛轧糖  和女儿送的peppa piggy/遥远的家 麦子黄/短视频里边 卖竹纤维内裤 by balenciaka/为月经初潮的女儿下单/寄北方城市 许昌中学/排队 吃饭 下班卡空隙间/总结庸碌的日常经验/这黄昏总按时来临/狗屎之中打捞星辰/你佩戴着闪亮的项链/像一只盛开的孔雀/行走着 在乌泱的大街/同样的剧情为我们编写——《孔雀》诞生了。“里面有很多我妈妈的影子,例如竹纤维内裤,我妈到现在还很爱给我买内裤。”依依解释,巴黎世家Balenciaga化身盗版Balenciaka,许昌中学来自河南,源自工厂每年都会从河南输入大量工人。“许昌中学”原本是“河南驻马店”,为了给歌词中的“女儿”身份进一步界定,她突发奇想搜到了这座北方城市中的一所中学,唱到这里声线总会“荡”起来,仿佛遥望着与工厂相异的另一重生活。

2016年,金依依大学毕业。找完工作,临入职前空了两三个月,她闲不住,琢磨着去西班牙采访女工拍摄纪录片。许是来自最喜欢的西班牙导演阿莫多瓦的影响,她想知道,在异国热情开放的色调下,女工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是不是没那么压抑,“我超幼稚,当时我也没有任何文化研究的基础,单纯觉得这种对照会很有意思。”

签证办不下来。依依找了个家附近的公益机构了解女工。初次见面,她带负责人去大浪商业中心(地处深圳龙华工业区)。对方震惊,感慨原来工人们聚集在此。她一时觉得讽刺,本来机构办公就在工业区密集的地方,“怎么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呢。”门口来来往往的人,认不出谁是白领、谁是工人,差异被商圈在某种层面上抹平了。

靠别人不妥。她发现从自家门口经过的轮滑队里,一大半是附近的“打工仔”。少男少女沿着华旺路成群结队地刷街,尽头是羊台山森林公园与落日,空气里都是荷尔蒙的味道。她跟他们一起学轮滑、吃盒饭,听她们谈恋爱、聊八卦、打架、堕胎的故事……她曾锁定三位“厂妹”,把她们想象为某种资源不公的受害者,需要被拯救被启蒙,但现实并非如此。“当时给我冲击很大,生活得很真切,她们比我酷多了,敢爱敢恨,有自己的一套逻辑。”

再没有俯视的角度。在工业区生活两年后,她意识到,一厢情愿地对照是傲慢的,“我只是想要看到这种冲击,这种强行制造的冲突,她们被呈现、观看。其实对女工来说,她们也看不懂。”就跟她当时勉强能看懂公益机构的推文一样,“其实他们写的那些,初高中文凭的人真的看得懂吗,这太割裂了,甚至是自我感动。”

“我们之间唯一的区别,可能就是生产所需要的工具不一样,女工们用自己的双手在流水线上日复一日劳作,我的工具就是电脑键盘和显示器。”透过对生产线的观望,她发现彼此同样得对抗不可逆的时间和身体的衰弱。往后,她在《孔雀》的demo介绍中认真地写下,“流水线上流转着的岁月,丰满有时,干瘪有时。她们,我们,在平行的生活轨迹里,各自加总庸常的情节与情节,搭建出人生。”听众中有人在地铁里听到那首《孔雀》后评价,“首都社畜和东莞女工本就血脉相通,不是吗?”

“他们都是我的景色”

2015年,浩仔高中毕业。他在东莞虎门四处打散工,去沙拉店也去茶餐厅,偶尔在培训班当助教。妈妈觉得还是得有一份正式的工作,拜托人让他去厂子里做设计。微商兴起,工厂在做女士内裤,浩仔每天上午量产上百张图,准时发给代理,再发朋友圈。这对他来说轻而易举,上网站下模板,改一下信息。

日子无聊,下午他就摸鱼看漫画,“不能翘班,工厂是打卡的”,他摇摇头。唯一的乐趣是一个人骑死飞(Fixed Gear,一种没有单向自由轮的自行车,车轮与脚踏板永远处于联动状态)。他特别喜欢周末骑车过虎门镇远大桥。傍晚堵车,“我是动的,车是静的,他们都是我的景色。”骑到大桥最高的拱点时,太阳也要下去了,他前后望望,“都是车,一瞬间就很想冲下去,一辆辆越过他们。”车常被他放在房间窗台上,睡觉只隔一米。浩仔珍爱得很,自己组装,一遍遍擦拭。

后面攒了点钱,浩仔想着去大城市看看,去了广州,再坐22小时的火车到北京去。在北京,他会早早地出门转悠,去唱片店。小时候,浩仔家里开的小卖部同时是一个客运大巴售卖点。浩仔爸爸是司机,大巴偶尔会载着他从虎门出发,到深圳、到广州,到一切新奇的地方,带他去吃没见过的麦当劳。他喜欢一切流动的东西,“带有不确定性”,会在乐队排练房画下一整墙的《神奈川冲浪里》,因为海浪的每一个起伏都不同。

父母拼搏换生存,他被送到寄宿学校,沉闷惯了。2012年,三丰与初三的他在琴行相识,看到他打鼓,“瘦瘦的,小小的,不怎么讲话。”

2016年,三丰从英国留学回来。“我发消息,要不要一起玩乐队,他骑个死飞来见我。吓我一跳,一蹿,比我高半个头了。”

在国外学了四年的声音技术制作,三丰回来在广州跟剧组,忙的时候没日没夜地收音录音,闲的时候开车回虎门玩乐器。初期,他们的排练房在一个废弃的别墅里。大厅已经发霉,外面的院子长满杂草和藤条,一楼潮湿,顶楼被白蚁侵占。三丰跟浩仔收拾了二楼的一个小房间,贴上吸音棉,搬来乐器跟沙发,“相当滋润,相当乌托邦。”

吉他手迪生此时正在马路边的培训机构教小朋友,稳定且平淡。某天,他在三丰女朋友的朋友圈看到了别墅里的排练视频,“哇,虎门还有这样的人在玩音乐,还挺懂的”,加入进来。

两个月后,别墅被卖。聊到这,浩仔觉得怅然——那个别墅很大,有一天他还在柜子里翻到一个旧挂历,花花绿绿的山水画,很复古,上面还有两只大老虎,“贼酷”。浩仔把它们裁下来,贴在大门口。次日,房子被夷为平地。

由于日常大部分时间都在剧组的酒店中,蛙池乐队也会在酒店房间里临时搭起简易的排练房 图/健崔

乐队每次排练基本都会去吃的“定番”餐厅,永发的烧鹅濑粉 图/咖小西

社畜

2017年,他们四人碰到一起,给初露雏形的乐队取名The Great Day for Freedom,那源自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的一首歌。但时间总凑不到一块——三丰在广州;依依还当着管培生;浩仔找了一份更正式的工作,到深圳给一家音乐公司做设计;虎门多是寄宿学校,能拿来排练的周末,往往是迪生教小朋友最忙的时候。

时间不对,名字也不对。浩仔想起别墅排练房外的小池塘。春雷涌动,暴雨过后,蝌蚪一夜间变成青蛙,都往外跳,生命力蓬勃,要不就叫“蛙池”吧。三丰觉得不错,“其实我们四个人就像蝌蚪一样慢慢长大。”

他们搬到了新的排练房,在一个物流中心里,跟其他两支东莞乐队平摊房租,每人每月交两百块。浩仔在墙上画了大幅的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肖像,又从音乐杂志的海报中裁出各种摇滚明星贴在墙上。排练总算有个去处。此时歌攒了一些,正式的录音得等到2020年三四月,“疫情那会大家都在家,不上班,有整段的时间拿来排练和倒腾录音,逼自己一把。”

同样在家无聊的还有音乐电台主播健崔。他在给网易云音乐的硬地原创音乐榜做评委,从一些原创无名音乐中挖掘好东西。他从2020年1月开始听,一个月一百多首歌,一首一首听完。听到4月,《孔雀》是唯一一首他想再听一遍的歌——“你知道吗,我已经吃了快三个月的‘屎’,突然让我听到这个,我就想换换口味多听几遍”——他将《孔雀》循坏了四遍、《河流》六遍,再打电话给王硕,“我说,王硕,这个歌单你听了吗?他说,我知道你要问我什么,是不是蛙池?对!”

“摇滚乐回来了。”他评价好的摇滚乐有三个标准:想表达什么东西,想给你不完美,想告诉你我是谁。蛙池做到了。健崔觉得,尽管《孔雀》最后鼓棒扔在鼓上的小设计“很土”——他指的是音乐性上的稚嫩,“没有一个人帮他们做得变高级变厉害,没有很成熟,但好喜欢,如果完美就没那味儿了。”

“我们这几年听的很多是假音乐,所有的音色、歌词,都跟这个时代没有关系。什么我在公园喝着啤酒,女孩拿瓶橘子汽水,穿什么牌子的衣服,又背什么logo的帆布包。她很美,我在ins上给她点了个赞。这些生活描述,是消费社会带来的虚假现象。它已经够虚假了,你还把这个虚假提炼出来了,变成了虚假循环的一部分,拿来赚钱,对我来说是音乐作恶。”健崔说,“音乐不触碰真实的问题,不感触、不思考,但现实问题会在瞬间打破很多这样的精神空厦。所以当我听到蛙池,我就惊呆了。”

他搜不到这个乐队,太青涩了,“全网唯一一篇文章是他们给自己做的假采访,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两小时内,他在乐队微博底下留言:“蛙池你好,我想给你当经纪人!”健崔年近四十,不再毛躁,但是一股“鸡妈妈”般的保护冲动涌出:“乐队的综艺火了,这是一个多么泡沫的时代,无数人盯着独立音乐,我担心有别人把他们签了之后,把他们变成了门票卖得很贵的乐队,割韭菜,要么被资本吞噬、要么迷失自己、要么被骗走版权,想帮他们挡住资本这只‘老鹰’。”

健崔见到他们,发觉自己多虑了——四个小孩虽然年轻,但身上很有广东人的特点:清醒、务实,不玩浮夸的——就连他们乐队放在网站上的封面照,“无造型无化妆,也没有打光的人。没有钱给摄影师,请他吃了一碗烧鹅濑粉、一顿牛肉火锅。”照片里依依插着裤兜站在排练室门前,拽拽的,很冷漠。三个男孩坐在物流中心隔壁加工车间的“台铃”送货车上,周围堆满了材料。

排练时,旁边车间开工,噪音互不相让。物流分发,青年人的情绪与生命力也从虎门飘散到更远的地方。别人介绍他们,就说这是一东莞乐队。依依虽然不喜欢这种音乐与地域的绑定,但她也承认,蛙池有着工业区色彩,“像东莞还有龙华的工业区有个很特别的东西,跟一线的城市特别近,它离香港很近,离深圳的南山福田很近,离广州也很近,但是它有不同的东西,它有生命力,很粗犷。你一边看明珠台翡翠台,但是你一出门就是工业区,可能你自己就是个开工厂的小老板,面临的也不是电视里‘律政佳人’那一套,不是特有契约精神,出门还是尔虞我诈了,也是跟人家不签合同,是那种有一点荒谬,但是又很现实、很有生命力的色彩。”

提到东莞,浩仔会想到之前在厂里做设计时认识的一个上司,那是虎门版的“如此生活三十年”。上司不是东莞人,和妻子住在八人双层铁架床宿舍改造成的小房间里,宿舍连着工厂,逢年过节才回老家,36年皆如此。几十年的悲欢离合,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浓缩着上演。

做完《孔雀》后,迪生的脑子里都是“圈”。“同样的剧情为我们编写,”他觉得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圈,无论圈大圈小、绕着小宿舍还是绕着培训机构,都会面临相似的问题。

乐队Carsick Cars的主唱张守望成了他们新EP的制作人,察觉到蛙池相比一些年轻乐队,源于“社畜”的底色让他们没有陷入应激式的宣泄——“他们其实是很普通的人,都是上班族,都需要朝九晚五,不管是去工厂还是别的地方,非常深度地参与平常人的社会生活。肯定会遇到各种事情让你产生怀疑或批判,通过音乐出口来表达……‘工厂’‘东莞’并不是他们真正的特质,能借‘他人他事’转达真实的忧伤与呐喊才是最牛的地方。”

他们暂时没有成为全职音乐人的打算,演出的钱攒着给下次录音,收采访邮件也是轮岗的,亲力亲为,一年只分过一次钱——“一千六。”去年8月,在广州的演出结束,底下一个劲地喊“牛逼,encore(返场),encore”。健崔想着乐队得上去谢幕,一时半会找不到金依依,最后发现她在后台,手机没电了,就蹲在墙边,那有个插座。“我们说,依依,你出来,乐迷想找你合影。结果她说,‘刚刚演出没回微信,客户把我删了,我得给他道歉,重新发配件什么的。’一晚上都在那重新给人做Excel表格、发订单。”金依依始终觉得,摇滚的内核得来自生活,“你得有输入才能有输出,有生活的磨难才能写得出东西。”

“你看清楚了吗”

刚组乐队那会,金依依初入职场。不靠谱的上司、做不完的PPT、搞不懂的数据,她一个人负责一整个品类,轮岗,去临时建的项目组,开始整晚整晚地睡不着觉。

“一开始是新鲜,你能看到,什么样的话术会让更多人觉得有吸引力,更愿意在你的广告屏幕前停留,直观的数据调动是很兴奋的。但是很快就会发现里面有太多谎言,‘擦边球’以及玩弄人性的事情……整套市场营销的话语,脱离消费社会(她酒店房间放一本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的语境,就失效了。”

她开始觉得矛盾。从小到大,她是一个很“标准”的小孩。秋招时梳理了一套面试的话语,找到了心仪的工作,去了所谓的大厂,看似有着完美的职业规划——“我不拒绝踏进这条河流,我应该做的全都做了,”但总是患得患失,体验不好。

那段时间,她写下了《河流》和《夜长梦多》。有歌迷说,“前两年有一次出差完回家,从东莞回惠州。7点多,听到那句‘你看清楚了吗(《夜长梦多》里的歌词)’,高速路上是漆黑的。那年出差回来到现在,路上一直都是漆黑的,到现在,我还是什么都没看清楚。”

成长的阵痛说来就来。浩仔的“死飞”被迫下了窗台,遗失在车棚里。他考了驾照,成为在镇远大桥上堵车的人了。2021年初,三丰结婚,彩排时,浩仔在一旁想哭,“新人敬酒的酒壶里,已经被友军换成了柠檬茶。”迪生今年26岁,周围已经有朋友离开,“在浴室里触电就走了”,还有玩乐队的朋友,“之前他还笑嘻嘻的”,下一次他不再出现在排练厅。他感到错愕,感到一种危机感,又不善表达,只能在玩乐队时暂时与这些危机错位。

每天看社会新闻,里面有很多金依依不理解的地方。她想不通,但没有渠道可以说,甚至没有朋友能说得上话,去社交网站又是大量雷同的、充满戾气的声音。“因为无法讨论,因为听不见别人说的东西,你也不表达你的想法,没有讨论的场域,导致你只能一直看一些很表象的东西,”现实生活中周围的沉默、不争辩铸成《哑牛》——“你登上他的桃花岛/不听不说不挣扎。”

在珠海录制《草莓星球来的人》时,他们第一次见到港珠澳大桥。“鱼肉跃龙门/通关象牙塔/哑牛开荒田/架设通天桥”,“歌里的通天桥就在面前,每个人都从胸口吼出了一声‘哇’。”

桥很长,也很美。海风很大,司机热情地向他们科普两地的房价,此时,平日闹腾的大家直直地望着无尽的海,一言不发。

(参考资料:《在东莞的蛙池,遇见一只穿松糕鞋的孔雀》《东莞乐队和流水线上的孔雀们》,感谢邓郁、加二盒、郑相濯、绿毛在采访中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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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1 第21期 总第679期
出版时间:2021年0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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