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琴吧!摔跤爸爸 ——摔跤手培养出两名音乐家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聂阳欣 日期: 2021-06-21

那些年陪伴儿女练琴,几乎没有个人时间,他并不觉得自己是在作牺牲, “音乐是我的爱好,培养孩子是我的责任,这两件事情融在一起了”

图、文  本刊记者  聂阳欣  发自沈阳  实习记者 郭婉盈

编辑  黄剑  hj2000@163.com

 

 

银幕上,短发女孩将对手拦腰抱起,漂亮地给出一个过背摔,哨声响起,她赢得了胜利。女孩将奖牌递给父亲,父亲用手抚摸她的头顶,说:“你是我的骄傲。”

这是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的结尾。看电影时,指挥家范焘几度热泪盈眶,电影里父亲训练女儿摔跤的画面,就好像自己小时候父亲训练他和妹妹弹琴一样。散场后,他立刻给父亲范世煌打了个电话:“你一定要去看这个电影。”

范世煌从来不看电影,他以为电影票价像音乐演出票一样,最便宜的也要180元。但放下电话,他马上跑到小区对面的电影院买了张票。看完后,范世煌也哭了。

范世煌生于1943年,在上世纪60年代的沈阳,他因为摔跤而成名,得到“跤王”董永山的赏识,加入沈阳市中国式摔跤队,拿了辽宁省冠军。1966年,摔跤队解散,他回到工厂做临时工。

不能摔跤了,但音乐之梦还能继续,范世煌凭借自学的手风琴技艺参加文艺汇演,在动荡年代寻得一方安稳的角落。有了孩子以后,他将音乐梦传递给他们,后来,儿子范焘成为国家一级指挥家,女儿范聪赴美留学,成为知名钢琴演奏家。

一些朋友对范世煌说:“你也是‘摔跤爸爸’。”

范世煌回答:“我比‘摔跤爸爸’还要厉害,一个人练体育,最多练到二三十岁,但我为孩子选择的音乐,可以陪伴他们一生。”

1961年摄于沈阳,18岁的范世煌 图/受访者提供

傍身之技

儿子范焘6岁时,范世煌决定让他改学手风琴。

作为一名摔跤手,范世煌在此前一年便开始训练范焘打拳,想让他继承自己运动员的衣钵。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范世煌自小喜好运动,小学的时候家里穷得经常吃不上早饭,饿着肚子也要吊单杠。初中的时候上课睡觉,下了课就直奔乒乓球台。后来去了工厂,滑冰、举重样样在行,业余学摔跤,被辽宁“跤王”董永山特招进沈阳市摔跤队。过往经历依次排开,范世煌觉得儿子也应该有运动天赋。

1974年,摔跤训练未满一年时,一个朋友的儿子从丹东市来沈阳音乐学院找老师学钢琴,范世煌陪着一同去。他特别惊讶地发现,在钢琴“贵得像直升机一样”的年代,沈阳音乐学院每个教室都有一台,他立刻断定“这个地方不得了”。

“我很小的时候就想,所有的人全是光屁股来的,为什么这个人能行,那个人不能行?”范世煌想,他的儿子也要学音乐,要上沈阳音乐学院。

手风琴是现成的,范世煌自己也练琴。那时候工厂和学校汇演,手风琴是常见的伴奏乐器,方便携带,音色丰富。上学时看老师拉琴,范世煌就惦记上了。1960年左右,他花了一整个月的工资买了一架,没有老师教,自己琢磨着练。他有一个“五年计划”,一天拉五个小时,五年不行就再练五年。

在摔跤队时,全队每天在北市场举行“撂地儿”表演,别的队员在等待上场的间隙打扑克,范世煌就在一边拉手风琴。教练特别损地跟他开玩笑:“挺粗的腿把子,愣装细狗。”意指他一个练摔跤的粗人,非要像文化人一样学拉琴。

决定让范焘也练琴的时候,范世煌的“五年计划”已经开展到第三轮,他拉得很好,加入了市工人业余歌舞团。但怎么教儿子,他没有经验,也无人可问。他的父亲曾服役于国民党军队,1950年去了菲律宾,再没回来。

范世煌尝试把自己的经验复制到孩子身上。范焘6岁时,体重24公斤,每天要背着12公斤的手风琴练6个小时。有一天范焘从早上开始练琴,到下午吃饭时,突然说吃不下,想睡觉。范世煌看儿子的脸色像是生病了一样,心说“坏了”。第二天起床一看,范焘又跟没事儿一样,范世煌才放下心来,“小孩子就是恢复得特别快。”

1981年,范世煌把范焘送入了沈阳音乐学院附中,这时女儿范聪6岁,也到了学琴的年纪。范世煌在手风琴、小提琴、钢琴之间选择,最终让她练钢琴,每天同样至少练6个小时。

范世煌一共陪儿女们练了12年琴,回过头想,觉得自己做得对。他没有父亲教养,自己跌跌撞撞地往前走,但他要在孩子们还懵懂的时候,做一个清晰的领路人,给他们找一个傍身之技。

“三从一大”

范世煌生得高大,一身肌肉疙瘩从年轻时候到现在,保持了六十多年。在范焘和范聪的童年时期,范世煌正处于最具威严的壮年,父亲的要求对于兄妹俩来说是不可违背的。只要范世煌在家,兄妹俩一定在练琴,练够了要求的时间,如果没困到睡着,还得一直练。

附近邻居对于范世煌的尊重增加了这种“威严”的影响力。他刚从大东区搬到铁西区时,有人听说他摔跤厉害,过来比试,他两下就把人撂倒了。此后,再有人想尝试时,都得在心里先掂量掂量。

同学们也没人敢来家里找范焘兄妹出去玩,因为知道他俩的爸爸是摔跤冠军。学校组织看电影、外出游玩,兄妹俩几乎都没参加过,范世煌觉得浪费时间,对他们说:“交钱可以,人不能去。”他自己也没有带孩子出去玩过,导致范焘和范聪对沈阳的印象都不深。

范世煌几乎是在用分钟来计较练琴的时间。他对儿女们的安排从早上6点开始,起床,练琴,上学,中午跑回家吃饭,挤出20分钟时间练琴,下午放学回家后一直练至深夜。

“所有你认为可以不练琴的借口,在他那里都没有用。”范焘说,“大年三十晚上去奶奶家过年,你以为放假了,结果那天得起更早,白天练琴更不能休息,要把晚上的时间补回来,时间够了才能出门。”

夏天在家练琴的画面是范聪小时候最深的记忆。那时候一家人住在铁西区一幢日式双层老屋里,跟其他人合住,范家在二楼朝南面的房间。范世煌喜欢养花,在窗户外面做了一个大花窖,种满了君子兰。

炽热的阳光透过窗户直直地晒进来,家里没有电风扇,为了养花也不能开窗户,屋里非常闷热,人坐在里面就浑身是汗,范聪还要练琴。范世煌更热,站在一旁,一手给姑娘扇扇子,一手掐着秒表算节奏。因为没有节拍器,范世煌用秒表来计算曲子的弹奏速度,再掐着点,让范聪由慢到快地加速练习。

范世煌对于节奏的要求极其严格,“节奏像音乐的骨骼,必须是准的”。肖邦练习曲速度飞快,每分钟144拍,范聪从慢速练起,一直练到能弹每分钟160拍。最终检验的时候,范世煌在这边播放CD,范聪在那边弹琴,声音要完全同步。

因为是运动员出身,范世煌自然地用练体育的方式来练琴,沿用体育训练的“三从一大”原则来要求孩子——从难从严从实战,大运动量——“体育和音乐有些要求是共通的,比如速度、灵活、耐力。”

他甚至比专业钢琴老师更加注重范聪手臂肌肉的训练,“钢琴要用全身去弹,就上半身来讲,腰部发力,带动手臂、手指的力量,压到键盘上,这个声音是有穿透力的。”

曾经有音乐学院的老师不认同范世煌的训练方式:“哪有这么练琴的?肥肉吃多了也得吐。”范世煌不以为意:“我每天练五六个小时,我不烦,音乐就是谁用功,谁厉害。”

2016年 《梁祝·黄河》 演奏会,范世煌、范焘和范聪合影 图/受访者提供

选择

除了让孩子自己练琴,范世煌每周还带范聪去沈阳音乐学院上一次课。当时沈阳市出于安全考虑,规定自行车后座不可以载儿童。每次去上课时,范世煌先把范聪送上公交车,自己在后面骑自行车,从铁西区家里跟到位于和平区的学院。公交车程半个小时,范聪记得,每次她下车后,父亲很快就到了,前后不差几分钟,“他要拼命地追。”

夏天时,范世煌会给范聪买一根冰棍,“皇姑”牌雪糕一毛钱,冰棍只要5分钱,吃完刚好进教室上课。但范世煌自己从来不吃,骑车后他像蒸过桑拿一样地出汗,等到女儿上完课衣服才干。冬天沈阳下大雪,路上结冰,范聪有一次坐在车上,看到一个人走路没站稳,从一个坡直接摔到了下一个坡上,她想,父亲是不是也这样摔倒过?

在范聪的印象里,父亲很少有属于自己的时间,“无论什么时候,他肯定先把时间花在我们身上。”体会到了父亲的用心,范聪练琴非常自觉,几乎没有偷懒的时候,只在读小学时,有两天中午在学校和同学们跳皮筋,忘了回家练琴。范世煌去学校找范聪,她害怕地躲在老师身后。但范世煌没有发脾气,去超市给姑娘买了点心和汽水。第三天中午,范聪准时回家。

范焘则要闹腾一些,小时候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一直练琴。有一次范焘不想练,惹得范世煌生气地撕掉了几本曲谱。那时候没有琴谱卖,每一本都是范世煌借来老师的琴谱,用钢笔手抄的,一本五线谱,一天抄10小时,需要抄一个月。范焘心里一边懊悔,一边开心,以为再也不用练琴了,谁知第二天范世煌拿出了用透明胶带一页一页粘好的谱子。

“我爸爸很少发脾气,他只在练琴这一件事上打过我,”范焘向《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说,“他永远都会有一条主线,那是必须要坚持的,雷打不动。”

第一次登上舞台后,他才清晰地感知到音乐的魅力。11岁时,范焘跟着母亲一起参加区里的联欢会,表演手风琴独奏。舞台很简陋,观众零零散散的,他坐在椅子上,半个脑袋被手风琴挡住,只露出一双眼睛和耳朵,却仍然激动不已。

进入沈阳音乐学院附中后,范焘住校,同龄的小伙伴凑在一起夜聊,一个人说自己小时候因为练琴挨了不少打,大家才发现琴童的遭遇都是一样的。但在这里,练琴成了大家每天自发会做的事。二胡演奏家魏国当时和范焘共用琴室,他回忆高中生活,只记得两人不是在上课,就是在练琴,偶尔外地乐团来沈阳开音乐会,他们会一起想办法弄票。

三年后,范焘临近升学,突然想改志愿。“我爸从小跟我说,什么都要做最好的,小时候我没有选择的权利,在附中见识到了(很多事情)以后,我要选择一个最好的。”他心目中最好的专业是指挥,想报考上海音乐学院(以下简称“上音”)。

决定向范世煌坦白这种想法那天,范焘心里忐忑,拉着魏国一起跟他回家。他们想象中暴风骤雨般的反对并没有来,范焘说完改志愿的计划和理由,魏国还没怎么劝,范世煌就同意了。魏国后来向《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说:“我觉得他爸行,一说就懂。”

范世煌问:“你什么时候去(备考)?”范焘怕他后悔,说:“我明天就想去。”结果,他真是第二天走的,范世煌不动声色地准备好了车票和学费。多年后,范焘回想起这一段,内心酸涩,“小时候不懂事,想去就要去,都没有考虑到钱的事情。”

“牺牲”

在上海,范焘从零开始学习指挥课程,留给他的时间不多,还要面对来自全国的竞争。他找了四个老师,同时学习指挥、乐理、作曲、钢琴,没日没夜地练,再累也没往家里说一个字,他想象得到父亲会回他什么——“你还得坚持啊。”“从小他跟我说,‘就是把你们累死了,也不能让你们闲死。’”

一年后,范焘如愿考入上音作曲指挥系,师从知名指挥家黄晓同。范聪则早哥哥一年到了上海读书。1987年春,她成为东北三省历史上第一个考取上音附中钢琴系的学生。

对于一个工薪家庭来说,同时供两个孩子在外面学音乐是非常吃力的事,单靠每个月工厂发的55元工资,根本不可能做到。范聪刚学琴时买的第一架立式钢琴花费1800元;范焘去上海备考的那一年,每节课学费是20元;兄妹俩在上海读书的那几年,随着物价上涨,每人一个月生活费从最开始的100元,逐渐提高到150元。

幸运的是,范世煌在舞厅找到了手风琴伴奏的兼职。改革开放刚开始时,交谊舞被批为“舞姿低级庸俗、伤风败俗”。1987年文化部、公安部等部门联合下发《关于改进舞会管理问题的通知》,中国娱乐业彻底解冻。

交谊舞风潮刮遍了沈阳的大街小巷,工厂和学校开始组织周末舞会,几十家舞厅陆续开业,一张票卖一块五。范世煌在友谊宾馆的歌舞厅伴奏,一天拉两场,第一场从下午1点半到4点半,第二场是晚上6点半到9点半,一场劳务费9块钱,一个月能赚五百多块,那时候一斤牛肉的价格是三块五。

范世煌自己不爱交谊舞,只把伴奏当作挣钱的工作。从家到皇姑区友谊宾馆的路程有10公里,范世煌每次骑自行车飞奔,踩着点到,一边拉琴,一边闭着眼“休息”。舞厅拉的曲子反反复复只有几个节奏,配合着交谊舞快步和慢步的步法,一天弹6个小时让他有些痛苦。他喜欢最后那支曲子——《魂断蓝桥》的插曲《一路平安》,这是固定的散场曲,弹完就可以走了。

有时候范焘也到舞厅帮忙弹上几场。他觉得父亲承受的心理压力很大,“跟他一起伴奏的人,都是辽宁省专业乐团的,只有他是业余的,换作是我,即使为了赚钱,也不喜欢和不职业的人在一起工作,但他不服,他就自己努力。”

从上世纪80年代末沈阳舞厅刚兴起,到90年代逐渐没落,范世煌一共弹了八年伴奏。依靠这份兼职,他还清了买第一架钢琴时欠的钱,后来又给范聪换了一架进口钢琴,并给两个孩子支付了生活费、路费、学费。

结束了舞厅伴奏兼职之后,范世煌开始做钢琴老师,一小时赚60块钱,教过的孩子几乎都拿过沈阳市钢琴比赛第一名。

家里最艰难的几年,范世煌的妻子也没有抱怨,全力支持丈夫培养孩子的决定,每个月对家里的开支精打细算,省吃俭用,为孩子留出足够的生活费。范聪说:“我母亲上班自带午饭,饭盒里经常只有咸菜,她没说过,我们当时也不知道。”

范世煌做事不会去考虑结果。最初训练范焘和范聪时,他觉得能考上沈阳音乐学院已经了不起,“我想(孩子)去最好的地方,但是‘想’不现实。我只能拼命训练,你比别人用功了,你就有结果。”

那些年陪伴儿女练琴,几乎没有个人时间,他并不觉得自己是在作牺牲,“音乐是我的爱好,培养孩子是我的责任,这两件事情融在一起了。”

演出

范焘和范聪在上海读书时,沈阳到上海的交通不太方便,坐火车要33个小时,两天一夜。平日里兄妹俩互相照料,范聪的家长会都是范焘去参加。范世煌只去过上海一次,那是在1992年2月28日,范焘和范聪第一次同台演出。

大三时,范焘常去上海商城剧场看演出,剧场在波特曼酒店里,是当时上海最豪华的音乐厅之一。通过同学引荐,范焘认识了剧场的副总经理吴曦鸣,他主动问对方,能否举办一场由他个人指挥的演奏会。吴曦鸣告诉他,如果真的要办,剧院的场地费,加上上海歌剧院乐团的伴奏费一共需要6000元,并且票房归剧场所有。

范世煌听说后,没有犹豫,出了这笔钱,只提了一个建议,“让你妹妹来弹一个协奏曲独奏。”

兄妹俩一个指挥,一个弹钢琴,吴曦鸣感到新奇,并且在上一学年里,哥哥拿了指挥系专业特别奖,妹妹则是上音附中“莫扎特”钢琴协奏曲比赛二等奖得主。他觉得这件事值得冒险,于是同意了。

范焘特意选择了好玩儿一点的歌剧曲目,包括《奥伯龙》序曲、《费加罗的婚礼》序曲,给妹妹安排的独奏曲目是格里格的《a小调钢琴协奏曲》。

范聪接到曲谱的时候,距离音乐会只有22天。她的钢琴老师丁逢辰觉得不太可能:“一个高二学生怎么能在短短寒假把一首半小时的协奏曲练出来?何况是在没有老师指导的情况下。”范聪犹豫了,怕在学校门口演砸了,丢人。范世煌跟她说:“第一不能砸,第二砸就砸。”

那个寒假,范聪在家从早到晚地练琴。她回到上海后,弹给丁逢辰听。老师很惊讶,范聪竟然真的练到了可以演出的水平。

那场演奏会的票很快售罄。范焘有些紧张,这是他第一次作为指挥正式演出。以前上指挥课的时候,他是对着由两架钢琴模仿的乐团指挥,突然间到了真正的乐团面前,“就像一个一直拿木头枪练习的士兵,突然拿到真枪一样手足无措。”

范焘再三劝范世煌不要来上海看。没成想,演出当天中午排练完,他一抬头就看见父亲坐在了下面。这一幕给范焘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说,这种场合我怎么会不来呢。”

演奏会正式开始了。范世煌看见女儿穿着蓝色泡泡袖礼服,披着齐肩头发,在三角钢琴上流畅地演奏完整首协奏曲,儿子则西装笔挺,站在舞台中央,充满激情地挥舞着指挥棒,引导乐队奏完了一曲又一曲浪漫又恢宏的歌剧序曲。

这一晚的演出像一场值得久久回味的梦——在随后的近三十年间,范世煌每一次看到兄妹俩同台,都会想起这个“梦”。他从此爱上了交响乐。

演奏会的效果令吴曦鸣满意,他主动邀请范焘在同年6月举行第二次演出。这两次的经历令范焘之后的实习变得更加顺利。范焘大学毕业后,在中国广播电影交响乐团任指挥;范聪则保送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毕业后赴美国天普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之后留在美国,成为知名的钢琴演奏家。

出国留学后接触非音乐专业的中国学生,范聪才意识到自己多么幸运,“他们跟我说,我们这一代人很少有人学音乐,小时候都特别渴望有机会学一门乐器。”在范聪开始学琴的年代,大多数人的选择很少,一般只有两条路,要么学工,要么学农,“学音乐是一件奢侈的事情,看似空荡,花费又贵。”

她体会到了父亲的远见——在那个人人追求实用的年代,为他们选择了音乐的道路。“他本来想让我哥练体育,后来觉得音乐才是一个没有国界、没有时间限制、可以跟随你一辈子的艺术。”

范世煌记录的钢琴课笔记 图/受访者提供

范世煌每天压腿时,都会重温范焘和范聪的音乐

儿女

尽管年近80岁,范世煌每一天过得依旧充实。周一到周五,他要去熟人介绍的孩子家教琴,一教就是一下午。孩子特别调皮,气得范世煌血压有点高。除此之外,范世煌的身体没什么毛病。他至今每天坚持练两个小时哑铃,“肌肉不练就没了”,拍照时,他兴致勃勃地在镜头前展示肌肉。

他养花的爱好还保留着。窗台上放了好几盆兰花,绿萝的藤蔓从花盆中“溢”出来,遮盖了整面窗户。窗台的一边放着一架雅马哈立式钢琴。范世煌练琴的时候,钢琴立面就会倒映出绿萝藤蔓的影子。

他一个人住,家人都不在身边。儿子住在北京,常年国内国外到处飞;女儿出国读书后留在了美国,只在和范焘合作时回国;妻子跟去美国照顾女儿,已经离家15年了。2015年,范世煌也去美国待了段时间,半年挑出了一堆毛病:语言不通,街上看不到人,练琴不自由。他又回到了沈阳。

以前范聪在上海读书时,寒暑假回家,火车一进站,范世煌的眼泪就往下流。“我对我姑娘的感情相当深,现在差一点。”范世煌说,这些年他逐渐习惯了分别,想女儿的时候就打个电话,内容通常是交流曲谱感想和钢琴技法。

对于范焘,范世煌更多的是提点。范焘每次回辽宁演出,范世煌的朋友阿强都要去看,他最喜欢看排练的时候,范焘拿着指挥棒神气地指出乐手的错误,“你,那个音弹错了。你,节奏不对。”范世煌不喜欢这样的做派,希望范焘不要发脾气,要尊重每一个人。

“当指挥说话容易着急,他就一再提醒我,无论对方是干什么的,无论能力怎么样,都不要着急,要尊重每一个团员。”范焘说。尊重是范世煌的处世哲学,“你尊重别人,别人才会尊重你啊。”

采访中途,谈到上海商城剧场的那场演奏会时,范世煌突然起身,走向电视柜,他想在这时候播放范焘和范聪合作的《黄河协奏曲》。他从电视柜的抽屉里拿出光盘,熟练地放入光驱,连接电视,点开乐曲的序章。这场演出的海报就贴在电视机后面的墙上。

雄浑的音乐在客厅里回荡开来,掩盖了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范世煌停止了交谈,专注地盯着电视里的画面。一曲终了,他眼里涌出了泪水。他说,每一次重听这首曲子,都像第一次在现场听一样,感到颤栗。

 

【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南方人物周刊所有,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享有本文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任何第三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网友评论

用户名:
你的评论:

   
南方人物周刊 2021 第21期 总第679期
出版时间:2021年07月12日
 
©2004-2017 南方人物周刊 版权所有
粤ICP备13019428号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大道中289号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人物周刊杂志社
联系:南方人物周刊新媒体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