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邵玉珍和她的影像世界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韩茹雪 日期: 2021-07-25

“邵大姐的片子是拍得最棒的,DV真的已经像她身上的一个器官。这一点最高的导演都做不到。她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最真实的农民”

本刊记者   韩茹雪  实习记者  丁敏  发自北京  图  本刊记者  姜晓明

编辑  黄剑  hj2000@163.com

 

“你别拍我,我憋镜头。”

“我这镜头万年牢,憋不了。”

“那你照后脑勺吧!”

“后脑勺也不错……”

邵玉珍左手端着DV机架在胸前,把村口的村民闲谈一一收录。

村里人的话题是多样的,从田里的活计到端午的安排,围绕“超市的苇叶是六块还是六块五”,一群人可以聊得很起劲。但这些话题也是狭窄的,来来回回离不开“沙子营村”。

邵玉珍今年71岁,自2005年开始拿摄像机拍摄《我拍我的村子》系列纪录片,收录她生活的村子里的种种。独立纪录片作者吴文光评价,“DV(摄像机)真的已经像她身上的一个器官。她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最真实的农民。”

步入老年之际,邵玉珍原想为孩子献出自己的余力,千方百计想给他们帮忙、带孩子,像这片土地上大多数女人一样。但她发现自己越帮越忙,在子女身上已经没有发挥作用的余地。

“那我该做什么呢?该怎么过好我这屈指可数的岁月呢?”她选择拿起摄像机。

邵玉珍拍摄村里的老人

傍晚,邵玉珍与村民在路上闲聊

“这黑咕隆咚的怎么让人家看呢?”

“恭喜你呀,你入选了。”接到《大众DV》杂志社电话那天,邵玉珍正在地里忙着收白薯。那是2005年10月,秋收时节,55岁的邵玉珍陷入纠结。

她是北京市顺义区沙子营人,大半辈子辛苦种田,拉扯孩子,像庄稼一样扎根在土里,毫不起眼。变化发生在接到电话两周前,侄女吴砚华来家串门,她在《大众DV》杂志社工作,邀请邵玉珍参加“村民影像计划”。

2005年,中国民政部与欧盟合作开展了“中国-欧盟村务管理培训项目”,独立纪录片作者吴文光担任总策划的“村民自治影像计划”是其中的项目之一。这个项目面向全国征选10位村民,经过拍摄技术培训后,让他们拿着DV回自己村拍片。

当时,邵玉珍还分不清什么是照相机、什么是DV机。她的日常生活围绕家和田地两点一线,难得走出沙子营的半径,甚至很少去顺义城区,唯一一次离开北京是全家人去北戴河游玩。

“您怕啥?您都这么大岁数了,再不出去,想想您还有机会吗?”吴砚华的“出去”二字,打动了邵玉珍,她报名了。

得知入选,邵玉珍的心再次不平静。“再活几年该钻烟筒了,还瞎折腾啥?”她又想,“这事要是早几年发生该多好啊,那时还年轻一些。现在眼都花了,看字都不清楚,模模糊糊的,要是去了,还得去配副眼镜。”

最初加入“村民影像计划”时,邵玉珍不习惯。第一次活动,大家围绕“村民自治”展开讨论。

邵玉珍生于1950年,1966年中学毕业回乡务农,后嫁人生子。

参加“村民影像计划”培训的第一天晚上放映《大栅栏》,是关于拆迁的片子。看完后,大家一起讨论,不少人发出感慨,同情作者的遭遇。邵玉珍却说:这人怎么这么刁啊?拆迁还不是好事?

在场的很多人都笑了,邵玉珍觉得尴尬。她判断的标准来自个人具体的生活感受:有个亲戚住顺义的龙山,2002年机场扩建,周边3个村子拆迁,每家的补偿款都在百万左右。她不能理解片中主人公的对抗情绪。带着这样的困惑,她开始了自己的“DV生涯”。

“村民影像计划”的第二次活动,10个村民都到了,其中两人不需要剪辑师,剩下的8人唯独邵玉珍没有配备剪辑师。手上拿着活动安排表,邵玉珍正发呆,吴文光从她手里抽走了这张表。她没有完成作业——既没有拍摄的主题,也没有合格的内容。

这次参加活动,邵玉珍是硬着头皮来的。前一天吴文光给她电话,“你还是来吧,来了我们再想办法,顺便给食堂带点白菜来。”邵玉珍觉得自己的作用甚至不如白菜。

邵玉珍迟迟拍不出片的局面是被孩子们打开的。她拿着摄像机在村子里乱拍,一群小孩争着在镜头前表现,这被收入成片。村民张连珍碰见她,不知道DV是什么玩意儿,跟她一问一答也被录入镜头。

还有村里两口子吵架的素材,后来负责剪辑的马老师认为很好。邵玉珍疑问:“这黑咕隆咚的怎么让人家看呢?”

马老师回答:“我有办法,这很生动。你以为外国人想看你中国的飞机、汽车吗?”

拍摄了一个月,《我拍我的村子》在青年导演的协助下剪辑完成。观片的时候,大家看邵玉珍的片子经常爆笑。“丢丑了,让人家笑话了,”邵玉珍不好意思。

吴文光却给出了很高评价:“邵大姐的片子是拍得最棒的,DV真的已经像她身上的一个器官。这一点最高的导演都做不到。她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最真实的农民。”

到2006年4月,邵玉珍已经拍完了25盘磁带,在短片作品《我拍我的村子》之后,目前,她共完成7部长片(2006-2010年的五部《我的村子》,以及《我的村子2017》和《我的村子2020》)。

她在日记中记录了这些片子诞生的故事。好几次,收到吴文光的活动通知,邵玉珍发愁于农活儿,并发出嗔怪似的抱怨,“这次(活动)特别急,明天报到。今天要找人种花生,大概得两天。瓜秧也乱了。还要整蒙家坟的白薯地。”

拍摄村民自治的过程并不顺利。邵玉珍觉得村干部在暗中使绊,因为有些村头闲聊的镜头中说了“村里不好的话”。

2012年,邵玉珍受邀给村里拍文艺节目,本来村里是支持的。每一个参加演出的人可以得到200块钱,但邵玉珍没有。

有人为邵玉珍鸣不平。邵玉珍说,算了。“他们用这个眼里扎棒子(让人不痛快)给我一个下马威,想要用我让我拍,可是呢还反对我拍,”邵玉珍觉得自己不被尊重。后来她自己出钱把视频在电脑上刻录成光盘,给所有的演员一人一份。

两个玉珍

邵玉珍的微信头像是张全家福,三代九人,其乐融融。照片拍摄于2017年国庆节,邵玉珍片子的放映现场。生活中的邵玉珍和拍纪录片的邵玉珍是两个人。

到了做奶奶的年纪,对于拍纪录片这件事,一大家子的态度是不同的。邵玉珍有一儿一女,都已经结婚。儿子得知“村民影像计划”后,从网上下载文件,送母亲参加培训。邵玉珍的第一台电脑就是儿子的旧电脑,后来几次更换电脑,也都是儿子买的。

儿媳妇的态度则是微妙的。“儿媳妇嫉妒我,我越好,她越嫉妒,”邵玉珍曾经写下,“感谢儿媳妇对我的不信任,她不愿让我带孩子,我才有功夫出国旅游。”

在这里,婆媳相处是一场漫长的战役。邵玉珍把结婚当作“认命”的转折点,那年她25岁,念书和务工的路都走不通,无法吃上商品粮,只能在邻村找个人,嫁了。婚后怀孕,当孩子还在肚子里的时候,邵玉珍心里就认定是个男孩,在心里起好了名字,叫张浩鹏。“鹏”是“飞翔”的意思,邵玉珍希望孩子能飞出去,自由,代替自己完成梦想。“他将来就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她想着。

邵玉珍把一切寄托在儿子身上。直到儿子结婚后,有了小家庭,她觉得儿子变了。邵玉珍和媳妇的关系不好,尤其是拍纪录片以来。婆媳相处中,儿媳从不叫“妈”,都是“他奶”、“你奶奶”的叫法。谈到儿媳时,邵玉珍用了“征服”的字眼,“她硬要征服我们家,要当这个家。”

为了看孙子,邵玉珍住到儿子家。有次早上,邵玉珍把被罩拆下来想洗。儿媳说,“您弄这干什么?”邵玉珍说,“洗洗,脏了。”

“不洗,明天再洗。”

“我都拆下来了。”

“不行,这家我做主,不爱待着就走。”

听完这话,邵玉珍下楼就走。到家后,儿子追过来,没说别的,“妈,我饿了,您给我做饭。”邵玉珍给他炒了碗饭,炒饭的时候眼泪吧嗒吧嗒掉,但不敢当着儿子面。

从那以后,她再也没去过儿子家。不过,漫长的对抗迎来终点。当邵玉珍后来把更多精力放在拍片上之后,慢慢地,两人关系没那么紧张,才有了那张全家福。

对邵玉珍来说那是一次惊喜,她没想到全家人能聚齐。眼下,新的生育政策来了,如果儿子儿媳有了二胎、三胎,需要人看孩子,邵玉珍说,“需要我,我就去。”她把这当作一种责任与义务,侍候孩子和侍候庄稼一样,是本分。

但她还是想要有空间和自由。在儿子家看孩子,邵玉珍经常觉得不自在,不想待在那里。有一次,她感冒,怕传染给孩子,就告诉儿媳妇,“获批”回家。

坐上了回家的公交,她惦记着草场地5月艺术节,家没回,直接到了草场地去剪片子。在草场地,年轻人叫她“邵老师”,她觉得自己是受尊重的,是自由的。她说那是“回到”草场地。

邵玉珍与丈夫在家中客厅

“DV已经像她身上的一个器官”

《我的村子2006》是邵玉珍的第二部作品,这是一部长达80分钟的纪录片。邵玉珍打开播放器,带本刊记者从头到尾重温这部片子,结婚典礼、文艺演出、村头闲聊……无数取材于沙子营的点滴片段组成这部作品,这是她一贯的风格。

看影片的房间是儿子的,桌上桌下都摞着光碟,一边是电脑,另一边是录像播放器,俨然是个独立工作间。这间屋子曾经住过来访的记者、采风的学生,对于想了解拍摄DV故事的人们,邵玉珍从不吝惜她的热情与坦诚,愿意向来访者展示她的生活。

她把写实感融入拍摄。日子久了,村里人都习惯了沙子营里拍片的女人——邵玉珍,“村民都是直视我的镜头的。实际上他们不是对着镜头说话,是对我说话。”

邵玉珍拍过一个短片《金霞的一天》。金霞是从河北嫁到沙子营的,上有八十多岁的多病公婆,下有儿女需要照顾,日子过得紧张。

但金霞每次见到邵玉珍手里的相机都要留个影,平时也很积极参加村里文艺队演出。邵玉珍起初纳闷,金霞怎么有那么强的表现欲。

在《金霞的一天》中,金霞在家包粽子,干活之前仔细化妆,把自己打扮一番;找来邻居的一个姐妹,在家里放音乐,她们随着音乐翩翩起舞。

“她身上也照出了我的影子,”邵玉珍回忆,自己每当和年轻人坐在一起交流讨论时,啥都不懂,啥都不会,和金霞一样尴尬,但自己也坚持下来了,“人的心里都有一种‘不甘’,人活着是有他的追求的。”

谈起沙子营的女人们,邵玉珍的话说不完。她见过不少能干、要强的女人,多是被子女拖累,“思维和意识上,一辈子是子女的奴隶”。邵玉珍形容她们是“身上的枷锁没有卸掉”,这是常态。她选择拿起DV,记录这正在发生的一切。

家里修暖气的师傅是邻村张家务村的,看了邵玉珍的片子,向她讲述自己的遭遇。小伙子一家四口,他、媳妇和一儿一女,日子本来过得红火,因为一次车祸彻底改变。有一年冬天的早上,他媳妇出车祸,大腿骨折。为治病,他家花尽了所有的积蓄,还欠了一屁股债。媳妇瘫痪在床,他要照顾媳妇,两个孩子还得上学......

“咳!人活着真难呢!”邵玉珍感叹,她同情他,却帮不了他,“我唯一能做的也就是记录。我征求了他的意见,把他说的话录了下来。”

在拿起DV前,邵玉珍不愿意参加同学聚会,觉得这些年过得不如同学好,没有信心。但有了DV,她渴望见到同学们,“我感觉到我的使命来了,我要记录下这难得的见面机会。”

邵玉珍是1966年中学毕业。她记得初三班主任宋鹤玲老师,是4个孩子的母亲,待学生如子女一样,非常疼爱。

聚会再见,邵玉珍用DV记录下一切。宋老师鼓励她继续拍下去。邵玉珍想让老师多了解自己做的事,回家找了这几年的光盘,拿去送给宋老师看。宋老师那时家里没有DVD播放机,为了看光盘,她女儿特意给她买了一个DVD机。

她想把时间放在DV记录上。她用DV记录了侄子小亮的孩子满月,现在这孩子已经上初中了;张书英二婶健康地坐在孩子满月酒席前,现在她已经因肺癌去世七八年——知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没有去医院,硬熬着,半年以后死去;还有一个大婶最后的影像,拍完不久大婶因为一些事想不开寻了短见。

“我留下了她们一个镜头,我觉得自己也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邵玉珍希望把生活里的人和事、原生态的东西呈现在片子里。

精神生活是丰富的

拍摄纪录片多年,邵玉珍去过很多高校,也曾远赴比利时等地交流,但她依然保持着原先的习惯。她从不化妆,短发,时常下地干活导致皮肤黝黑,和身边其他农民相比,“只不过比他们多了个DV。”

邵玉珍曾在邮件中写道:

“我们生活在这浑沌的世界,焦虑、不安和无奈时时困扰着我,我脑子经常处于乱麻一团的状态,我缕(捋)顺这团乱麻的愿望非常强烈,总也拽不出个头,没办法,只好作罢,不想了。我不想把自己隐藏起来,只是我的文字表达能力实在有限,我怕我说出来的话会让人家笑掉大牙,与其因用词不当造成尴尬,不如简简单单地说两句算了。这是我的真实想法……”

后来,她在日记中补充道,那是独力发出的第一封邮件,“写这几个字我花了6块钱的上网费。”

拍摄短片,邵玉珍是为了把农民的生活给大家看看。她以农民的身份拍摄周遭,没有对镜头的躲闪,更多是有问有答的共情,“只有我们的生活是我们的优势,我就认为我们应当站在这个位置上,不能离开这个位置。你把你自己跳过去,你就出不来好东西,因为你比不了人家。就是你自己的生活是谁也占有不了的。”

提到邵玉珍,吴文光的评价是“最本分,最不想出格的”。在他看来,“村民影像计划”不是想把这些村民培养成会拍记录片的人,或者电视台的记者。“人草木一生,就那么几十年,用影像记录下来,这就是最实在的。通过这些把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情感表现出来,但它不会要轰动社会,或影响什么。”

“但作为一个历史,一个见证……它的影响就大了。我们不是试图去改变周围什么,但恰恰大家在记录中自己改变了。不管拍什么,都要把自己放进去,这片子就有意义。”吴文光介绍。

片子也会面临来自“专业”派的意见。同为参与这一计划的村民王伟曾经说:“‘专业’这词跟我不搭调,我第一是喂鸡,闲着没事就打牌,再没事无聊了我才拍这个东西,有打牌的我就不拍这东西。”

邵玉珍称之为“赌气”。“专业派”不喜欢就直说,而她自己根本也没指望靠这个养活自己,“玩儿一把就挺好了,说实在的,那些专业人员说的话我们听了似懂非懂。”

邵玉珍把拍摄的录影带编号归档

拿起DV之后,邵玉珍感觉自己的生活比身边的人丰富了。打牌、遛弯、东家长西家短,这是村里人普遍的晚年生活,邵玉珍不愿意,觉得这是一种重复,和年轻时割麦子、掰玉米的重复是一样的。

中学毕业后,她响应号召,返乡务农,从书桌到土地,她至今记得当时的冲击。一望无际的玉米,比人高,淹没着邵玉珍,小虫子往身上爬,玉米须往头上掉,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没有盼头,日复一日。”

返乡务农后,她赶不上一直在土地里摸爬滚打的同龄人做活儿快,也没力气,曾经想过逃离,却没地方去,从地里逃到家里,面对的是幼年的弟弟和老人,等着工分换粮食。

时间长了就麻木了,心里边儿的火一点一点熄掉了。儿子取名“浩鹏”,女儿取名“鹏腾”,邵玉珍把“飞起来”的渴望放在孩子身上。

如今,邵玉珍也感觉飞起来了,DV带她去了很多地方。也有很多媒体报道她,曾有个标题是“55岁农家女想拍纪录片”,看着这个标题,邵玉珍心里泛起一种被人嘲笑的感觉,但也坚定了拍下去的决心。

和媒体打了不少交道后,她总结出一个经验:“凡是乘公交车来找的,都给了我个满意的印象,这样的记者对我是尊重的,是愿意认真听我说的,我和他们是平等的。而那些开着上档次的小卧车、扛着大机器、被人前呼后拥而来的记者,我看他们就烦,他们根本不想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只会凭他们的那套程序,指手画脚地指挥我做他们的演员,更让我不能容忍的是,他们对我的居高临下,一旦他们的任务完成了,就再也不会理我了。”

采访接近尾声,邵玉珍骑上了车子。她腿脚不好,傍晚习惯骑车锻炼身体。盛夏时分,沙子营的西瓜熟了,静静趴在田里,时不时有风吹过,邵玉珍觉得此刻挺舒服的,“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感谢吴文光先生对本文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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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21 第27期 总第685期
出版时间:2021年09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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